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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樣寫《牛天賜傳》


  《牛天賜傳》,就是和我自己的其他作品比較起來,也沒有什么可吹的地方。一篇東西的好坏,有許多使它好或使它坏的原因。在這許多原因里,作家當時的生活情形是很要緊的。《牛天賜傳》吃虧在這個上不少。我記得,這本東西是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廿三日動筆的,可是直到七月四日才寫成兩万多字。三個多月的工夫只寫了這么點點,原因是在學校到六月尾才能放暑假,沒有充足的工夫天天接著寫。在我的經驗里,我覺得今天寫十來個字,明天再寫十來個字,碰巧了隔一個星期再寫十來個字,是最要命的事。這是向詩神伸手乞要小錢,不是創作。
  七月四日以后,寫得快了;七月十九日已有了五万多字。忽然快起來,因為已放了暑假。八月十號,我的日記上記著:“《牛天賜傳》寫完,匆匆赶出,無一是處!”
  單是快,也還好。還有別的不得勁的事呢:自從一入七月門,濟南就熱起,那年簡直熱得出奇;那就是我“避暑床下”的那一回。早晨一睜眼,屋里——是屋里——就九十多度!小孩拒絕吃奶,專門哭號;大人不肯吃飯,立志喝水!可是我得赶文章,昏昏忽忽,半睡半醒,左手揮扇与打蒼蠅,右手握筆疾寫,汗順著指背流到紙上。寫累了,想走一走,可不敢出去,院里的牆能把人身炙得象叉燒肉——那廿多天里,每天街上都熱死行人!屋里到底強得多,忍著吧。自然,要是有個電扇,再有個冰箱,一定也能稍好一些。可是我的財力還离設置電扇与冰箱太遠。一連十五天,我沒敢出街門。要說在這個樣的暑天里,能寫出怪象回事儿的文章,我就有點不信。
  天气是那么熱,心里還有不痛快的事呢。我在老早就想放棄教書匠的生活,到這一年我得到了辭職的机會。六月廿九日我下了決心,就不再管學校里的事。不久,朋友們知道了我這點決定,信來了不少。在上海的朋友勸我到上海去,爽性以寫作為業。在別處教書的朋友呢,勸我還是多少教點書,并且熱心的給介紹事。我心中有點亂,亂就不痛快。辭事容易找事難,机會似乎不可都錯過了。另一方面呢,且硬試試職業寫家的味儿,倒也合脾味。生活,創作,二者在心中大戰三百几十回合。寸心已成戰場,可還要假裝沒事似的寫《牛天賜傳》,動中有靜,好不容易。結果,我拒絕了好几位朋友的善意,決定到上海去看看。八月十九日動了身。在動身以前,必須寫完《牛天賜傳》,不然心中就老存著塊病。這又是非快寫不可的促動力。
  熱,亂,謊,是我寫《牛天賜傳》時生活情形的最合适的三個形容字。這三個字似乎都与創作時所需要的條件不大相合。“牛天賜”產生的時候不對,八字根本不夠格局!
  此外,還另有些使它不高明的原因。第一個是文字上的限制。它是《論語》半月刊的特約長篇,所以必須幽默一些。幽默与偉大不是不能相容的,我不必為幽默而感到不安;《吉訶德先生傳》等名著譯成中文也并沒招出什么“打倒”來。我的困難是每一期只要四五千字,既要顧到故事的連續,又須處處輕松招笑。為達到此目的,我只好抱住幽默死啃;不用說,死啃幽默總會有失去幽默的時候;到了幽默論斤賣的地步,討厭是必不可免的。我的困難至此乃成為毛病。藝術作品最忌用不正當的手段取得效果,故意招笑与無病呻吟的罪過原是一樣的。
  每期只要四五千字,所以書中每個人,每件事,都不許信其自然的發展。設若一段之中我只詳細的描寫一個景或一個人,無疑的便會失去故事的趣味。我得使每期不落空,處處有些玩藝。因此,一期一期的讀,它倒也怪熱鬧;及至把全書一气讀完,它可就顯出緊促慌亂,缺乏深厚的味道了。
  書中的主人公——按老話儿說,應當叫作“書膽”——是個小孩儿。一點點的小孩儿沒有什么思想,意志,与行為。這樣的英雄全仗著別人來捧場,所以在最前的几章里我几乎有點和個小孩子開玩笑的嫌疑了。其實呢,我對小孩子是非常感覺趣味,而且最有同情心的。我的脾气是這樣:不輕易交朋友,但是只要我看誰夠個朋友,便完全以朋友相待。至于對小孩子,我就一律的看待,小孩子都可愛。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受壓迫的人,其中的每一個都值得我們替他呼冤,代他想方法。可是小孩子就更可怜,不但是無衣無食的,就是那打扮得馬褂帽頭象小老頭的也可怜。牛天賜是屬于后者的,因為我要寫得幽默,就不能拿個頂窮苦的孩子作書膽——那樣便成了悲劇。自然,我也明知道照我那么寫一定會有危險的——幽默一放手便會成為瞎胡鬧与開玩笑。于此,我至今還覺得怪對不起牛天賜的!
  就在這儿附帶聲明一下吧。前些日子,我与趙少侯兄商議好,合寫“天書代存”——用書信体寫《牛天賜續傳》。可是,這個暑假里,我倆的事情大概要有些變動,說不定也許不能再在一塊儿了。合寫一個長篇而不能常常見面商議就未免太困難了,所以我倆打了退堂鼓,雖然每人已經寫了几千字。事實所迫,我們倆只好向牛天賜与喜愛他的人們道歉了!以后也許由我,也許由少侯兄,單獨地去寫;不過這是后話,頂好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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