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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馬》中的細膩處是在《老張的哲學》与《趙子曰》里找不到的，“張”与“趙”中的潑辣恣肆處從《二馬》以后可是也不多見了。人的思想不必一定隨著年紀而往穩健里走，可是文字的風格差不多是“晚節漸于詩律細”的。讀与作的經驗增多，形式之美自然在心中添了分量，不管個人愿意這樣与否。《二馬》是我在國外的末一部作品：從“作”的方面說，已經有了些經驗；從“讀”的方面說，我不但讀得多了，而且認識了英國當代作家的著作。心理分析与描寫工細是當代文藝的特色；讀了它們，不會不使我感到自己的粗劣，我開始決定往“細”里寫。 《二馬》在一開首便把故事最后的一幕提出來，就是這“求細”的證明：先有了結局，自然是對故事的全盤設計已有了個大概，不能再信口開河。可是這還不十分正确；我不僅打算細寫，而且要非常的細，要象康拉德那樣把故事看成一個球，從任何地方起始它總會滾動的。我本打算把故事的中段放在最前面，而后倒轉回來補講前文，而后再由這里接下去講——講馬威逃走以后的事。這樣，篇首的兩節，現在看起來是象尾巴，在原來的計畫中本是“腰眼儿”。為什么把腰眼儿變成了尾巴呢？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我到底不能完全把幽默放下，而另換一個風格，于是由心理的分析又走入了姿態上的取笑，笑出以后便沒法再使文章縈回逗宕；無論是尾巴吧，還是腰眼吧，放在前面乃全無意義！第二個是時間上的關系：我應在一九二九年的六月离開英國，在動身以前必須把這本書寫完寄出去，以免心中老存著塊病。時候到了，我只寫了那么多，馬威逃走以后的事無論如何也赶不出來了，于是一狠心，就把腰眼當作了尾巴，硬行結束。那么，《二馬》只是比較的“細”，并非和我的理想一致；到如今我還是沒寫出一部真正細膩的東西，這或者是天才的限制，沒法勉強吧。 在文字上可是稍稍有了些變動。這不能不感激亡友白滌洲——他死去快一年了！已經說過，我在“老張”与《趙子曰》里往往把文言与白話夾裹在一處；文字不一致多少能幫助一些矛盾气，好使人發笑。滌洲是頭一個指出這一個毛病，而且勸我不要這樣討巧。我當時還不以為然，我寫信給他，說我這是想把文言溶解在白話里，以提高白話，使白話成為雅俗共賞的東西。可是不久我就明白過來，利用文言多少是有點偷懶；把文言与白話中容易用的，現成的，都拿過來，而毫不費力的作成公眾講演稿子一類的東西，不是偷懶么？所謂文藝創作不是兼思想与文字二者而言么？那么，在文字方面就必須努力，作出一种簡單的，有力的，可讀的，而且美好的文章，才算本事。在《二馬》中我開始試驗這個。請看看那些風景的描寫就可以明白了。《紅樓夢》的言語是多么漂亮，可是一提到風景便立刻改腔換調而有詩為證了；我試試看：一個洋車夫用自己的言語能否形容一個晚晴或雪景呢？假如他不能的話，讓我代他來試試。什么“潺湲”咧，“凄涼”咧，“幽徑”咧，“蕭條”咧……我都不用，而用頂俗淺的字另想主意。設若我能這樣形容得出呢，那就是本事，反之則宁可不去描寫。這樣描寫出來，才是真覺得了物境之美而由心中說出；用文言拼湊只是修辭而已。論味道，英國菜——就是所謂英法大菜的菜——可以算天下最難吃的了；什么几乎都是白水煮或楞燒。可是英國人有個說法——記得好象George Gissing（喬治·吉辛）也這么說過——英國人烹調術的王旨是不假其他材料的幫助，而是把肉与蔬菜的原味，真正的香味，燒出來。我以為，用白話著作倒須用這個方法，把白話的真正香味燒出來；文言中的現成字与辭雖一時無法一概棄斥，可是用在白話文里究竟是有些象醬油与味之素什么的；放上去能使菜的色味俱佳，但不是真正的原味儿。 在材料方面，不用說，是我在國外四五年中慢慢積蓄下來的。可是象故事中那些人与事全是想象的，几乎沒有一個人一件事曾在倫敦見過或發生過。寫這本東西的動机不是由于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寫，而是在比較中國人与英國人的不同處，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著些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們的個性，可是我更注意他們所代表的民族性。因此，《二馬》除了在文字上是沒有多大的成功的。其中的人与事是對我所要比較的那點負責，而比較根本是种類似報告的東西。自然，報告能夠新穎可喜，假若讀者不曉得這些事；但它的取巧處只是這一點，它缺乏文藝的偉大与永久性，至好也不過是一种還不討厭的報章文學而已。比較是件容易作的事，連個小孩也能看出洋人鼻子高，頭發黃；因此也就很難不浮淺。注意在比較，便不能不多取些表面上的差异作資料，而由這些資料里提出判斷。臉黃的就是野蠻，与頭發卷著的便文明，都是很容易說出而且說著怪高興的；越是在北平住過一半天的越敢給北平下考語，許多污辱中國的電影，戲劇，与小說，差不多都是僅就表面的觀察而后加以主觀的判斷。《二馬》雖然沒這樣坏，可是究竟也算上了這個當。 老馬代表老一派的中國人，小馬代表晚一輩的，誰也能看出這個來。老馬的描寫有相當的成功：雖然他只代表了一种中國人，可是到底他是我所最熟識的；他不能普遍的代表老一輩的中國人，但我最熟識的老人确是他那個樣子。他不好，也不怎么坏；他對過去的文化負責，所以自尊自傲，對將來他茫然，所以無從努力，也不想努力。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与有所依靠；若沒有自己的子孫，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他背后有几千年的文化，面前只有個儿子。他不大愛思想，因為事事已有了准則。這使他很可愛，也很可恨；很安詳，也很無聊。至于小馬，我又失敗了。前者我已經說過，五四運動對我是個旁觀者；在寫《二馬》的時節，正赶上革命軍北伐，我又遠遠的立在一旁，沒机會參加。這兩個大運動，我都立在外面，實在沒有資格去描寫比我小十歲的青年。我們在倫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針插在地圖上：革命軍前進了，我們狂喜；退卻了，懊喪。雖然如此，我們的消息只來自新聞報，我們沒親眼看見血与肉的犧牲，沒有听見槍炮的響聲。更不明白的是國內青年們的思想。那時在國外讀書的，身處异域，自然极愛祖國；再加上看著外國國民如何對國家的事盡職責，也自然使自己想作個好國民，好象一個中國人能象英國人那樣作國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個人的私事，如戀愛，如孝悌，都可以不管，自要能有益于國家，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這就是馬威所要代表的。比這再高一點的理想，我還沒想到過。先不用管這個理想高明不高明吧，馬威反正是這個理想的產儿。他是個空的，一點也不象個活人。他還有缺點，不盡合我的理想，于是另請出一位李子榮來作補充；所以李子榮更沒勁！ 對于英國人，我連半個有人性的也沒寫出來。他們的褊狹的愛國主義決定了他們的罪案，他們所表現的都是偏見与討厭，沒有別的。自然，猛一看過去，他們确是有這种討厭而不自覺的地方，可是稍微再細看一看，他們到底還不這么狹小。我專注意了他們与國家的關系，而忽略了他們其他的部分。幸而我是用幽默的口气述說他們，不然他們簡直是群可怜的半瘋子了。幽默寬恕了他們，正如寬恕了馬家父子，把褊狹与浮淺消解在笑聲中，万幸！ 最危險的地方是那些戀愛的穿插，它們极容易使《二馬》成為《留東外史》一類的東西。可是我在一動筆時就留著神，設法使這些地方都成為揭露人物性格与民族成見的机會，不准戀愛情節自由的展動。這是我很會辦的事，在我的作品中差不多老是把戀愛作為副筆，而把另一些東西擺在正面。這個辦法的好處是把我從三角四角戀愛小說中救出來，它的坏處是使我老不敢放膽寫這個人生最大的問題——兩性間的問題。我一方面在思想上失之平凡，另一方面又在題材上不敢摸這個禁果，所以我的作品即使在結构上文字上有可觀，可是總走不上那偉大之路。三角戀愛永不失為好題目，寫得好還是好。象我這樣一碰即走，對打八卦拳倒許是好辦法，對寫小說它使我輕浮，激不起心靈的震顫。 這本書的寫成也差不多費了一年的工夫。寫几段，我便對朋友們去朗讀，請他們批評，最多的時候是找祝仲謹兄去，他是北平人，自然更能听出句子的順當与否，和字眼的是否妥當。全篇寫完，我又托酈坤厚兄給看了一遍，他很細心的把錯字都給挑出來。把它寄出去以后——仍是寄給《小說月報》——我便向倫敦說了“再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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