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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春，會員在渝者甚夥，會務因此旺盛；集會之多，事務之繁，應號空前。入夏，會員多疏入鄉，集會匪易；駐會職員雖仍照常辦公，而會務無從積极推進。秋間，會友逐漸返渝，雖人數遠遜春初，而會務賴以調整。此一年間會務興落之跡也，宜分款述之：一、經費：本年收入， 仍如去歲；而物价騰漲多倍，工作之發展遂感困難。會中職員津貼，燈火房租等，雖在极度縮減中，每月已由二百元增至六七百元。《抗戰文藝》稿金，每期約需三四百元。僅此兩項，已將入不敷出；后半年中，印刷困難，會刊脫期，支出較少，收支遂得勉強相抵。夏間，城內會所及北碚 會所多處破漏，修葺費達千元。 二、會刊：《抗戰文藝》五、六月合刊，由《新蜀報》承印。不幸，《新蜀報》印刷厂失火，稿件及印成之件俱遭焚毀。《新蜀報》复刊后，以工人減少，無法代印會刊，乃歸別家承辦。七月交稿，直至年底，始行印成。此后，應盡力克服困難，不再脫期。會刊稿費，蓋在六元至十二 元千字之譜。會中每月僅能出三四百元，不足之數，由文藝獎助金委員會補助，深為感激！ 三、研究：會中經費支絀，會所复甚狹小，無法購存大量圖書，研究工作，因受影響。本年間研究工作之表現，除會員私人發表之著述外，厥為詩歌戲劇，及小說等晚會。此种晚會之任務，已非聯絡情感，如二、三年前所舉行者，而為（一）共同討論一問題，或批評一作品；討論結果 或刊入會刊，或發表于報端；（二）指定一人，預備專題，向會中報告，而后，听取批評意見。前者如民族形式、詩歌如何朗誦等問題，皆引起熱烈的討論；后者，如抗戰（以）來詩歌、戲劇、小說及報告文藝之批評，皆有精到之見解。討論或報告而外，佐以朗誦等節目，作實際之試驗。 春間，此种晚會之舉行，非會員參加者每次百人以上。入秋，以寬大會場不易租借，故暫停招待來賓。 秋來，主持研究部工作者為孫伏園、鄭伯奇。晚會主持人，詩歌為陳紀瀅、臧云遠；戲劇為潘孑農、陳鯉庭；小說為徐盈、梅林。 四、分會：因經費欠裕及距离過遠，總會与分會間之聯絡素欠密切，最稱憾事。各地分會會務，一年來皆有進展，專就刊物而言，成都分會之《筆陣》，昆明之《西南文藝》，桂林之《抗戰文藝》，香港之《中國作家》，曲江之《文壇》，延安之《中國文藝》，貴陽之《文協》，均能 于艱苦中刊行，至堪欽佩。總會方面既無余款資助，复以夏間在渝人數甚少，雖稿件亦無力供應，深感歉歉！ 五、捐輸：春間在渝會員售字獻金，得四千五百元，盡數獻交政府。年終慰勞抗屬，獻毛巾百條，捐送雜志一万二千冊，運散前方。 六、服務：凡政府召集，或民眾團体邀約之集會，本會皆派代表參加；應盡之義務，亦必努力為之。五月、十二月之陪都文化界國民月會，皆由本會主辦——十二月系与美術協會合辦。三十一年各報紙之元旦特刊，亦于去歲歲末受社會部之委托由本會編輯。高爾基、魯迅等紀念大會， 泰戈爾与沈西苓之追悼，郭沫若創作二十五年紀念，本會皆分擔工作或獻禮品。端陽日曾舉辦詩人節大會。 七、救濟：日寇突襲香港，消息傳來，本會立即派人向政府請求營救，并急電桂林分會設法招待過境文友。政府允撥款十万為救濟費，并發官電至港（本會致港分會電報兩通，均被退回），指示營救辦法。政府顧念文人，至為可感，即兩廣各處党政机關亦皆電知，妥為招待逃難之文藝 作家。但事出倉促，變化复劇，至今仍音信隔絕。今香港已陷敵手，唯切盼在港友人早离險境，逐漸歸來耳！在滬會員，或亦遭敵寇壓迫；一俟函電到渝，當揭露報端以慰同人。 （會刊脫期，故托《蜀道》代為發表。） 載一九四二年一月九日《新蜀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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