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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火索在文藝界燃起，有人將批判矛頭指向郭沫若“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刮起于文化界。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２０天后，《人民日報》轉載了這篇文章，由此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經過建國后一系列政治風波的郭沫若，預感到這嘲運動”來勢凶猛，內心十分惶惑。一邊，發動“革命”的是自己几十年緊緊追隨的毛澤東，另一邊，運動一開始牽連出來的就是自己几十年知之甚深的知交老友。說吳□、田漢、翦伯贊這些人“反党反社會主義”，郭沫若怎么能接受呢？ 文藝界的揭發批判讓郭沫若感到十分迷惘和痛苦，唇亡齒寒，他預感到自己也在危崖邊上。左右為難之下，郭沫若只好“退避三舍”。 １９６６年１月，郭沫若給中國科學院党組書記張勁夫寫了一封轉請辭職的信：我很久以來的一個私愿，今天向你用書面陳述。 我耳聾，近來視力也很衰退，對于科學院的工作一直沒有盡職。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難過的。怀慚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辭去有關科學院的一切職務（院長、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科技大學校長等等），務請加以考慮，并轉呈領導上批准。 我的這個請求是經過長遠的考慮的，別無其他絲毫不純正的念頭，請鑒察。 郭沫若的辭職未被批准。 他感到災難的腳步正在向自己逼近。一些人開始把批判的矛頭指向郭沫若。他們直接給郭沫若寫信寄稿，對他的文藝作品和史學著作中的一些觀點提出質問，有的問題上綱上線，措詞相當刻保比如對郭沫若《滿江紅·領袖頌》中的“听雄雞一唱遍寰中，東方白”，有人指責說：全國人民都唱《東方紅》，你為什么要說“東方白”？用意何在？“國防文學”是投降主義的口號，你為什么在抗戰的時候支持這個口號？ 种种問題，有的令郭沫若啼笑皆非，有的令他十分气憤。 郭沫若說：讓我那些文章，一把火燒個精光大吉盡管郭沫若對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批判活動很不理解，也很不滿意，但他看了許多批判自己的來信以后，心情是沮喪而沉痛的。 １９６６年４月，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在《解放軍報》公布了。他們全盤否定了“五四”以來，特別是３０年代文藝工作以及建國以來文藝工作的全部成就，誣蔑建國以來的文藝界“被一條与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党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３０年代文藝的結合”；聲稱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 郭沫若的大部分成名作品是在“五四”至三四十年代創作的，建國以來他又一直位居文藝界的高位。《紀要》的嚴重指責不能不使郭沫若感到汗流浹背，坐立不安。 看來躲是躲不過了，不如先向自己放一把火。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４日，郭沫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擴大）會議上，听了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所作的《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報告后，在會上即席發言，講出了當時令文化界頗為震惊的一段話：几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杆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准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价值。 說了這些違心的話不几天，郭沫若就到四川去了。他想回老家看看，緩解一下緊張的心情。 誰知，正在上海組織人馬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對于郭沫若的講話發生了很大的興趣。他通過電話，要求《光明日報》盡快發表郭沫若的講話，要使這篇東西成為“文化大革命”的一發“信號彈”。最后，郭沫若的講話稿被送到了毛澤東的辦公桌上。毛澤東看了感到很好，這個時候正需要有聲望有影響的人出來講這樣的話，于是大筆一揮，同意見報。４月２８日，《光明日報》刊登了郭沫若的講話，題目是《向工農兵群眾學習，為工農兵群眾服務》。５月５日，《人民日報》轉載了這篇講話。 郭沫若要求“燒書”的講話公開發表后，在國內外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國內知識分子讀后瞠目結舌，一些造反派借此要求打倒郭沫若。國外反動勢力利用講話大肆反華，攻擊中國。許多日本友好人士要求到中國訪問郭沫若，看他是否被迫發表“燒書”言論。一時，弄得郭沫若狼狽不堪。郭沫若不得不出面解釋他要自己“燒書”的意思。７月４日，他在北京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以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向与會作家闡述了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和方針，同時，也為自己的講話作了一番解釋，說：“日本有一位批評家，說我是被迫檢討，要燒自己的書，比二千多年前焚書坑儒的秦始皇還要殘暴和傲慢”，“我檢討了我自己……這是我的責任感的升華，完全是出自我內心深處的聲音”。“作為對人民負責的革命作家要不斷進行自我改造，不斷進行嚴格的自我批評，在我們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 １９６７年８月，郭沫若在回复一位文學青年的信中，對于“燒書”的說法又作了一种新的解釋。他說：“鳳凰每經五千年要自焚一次，從火中再生。這就是我所說的‘燒掉’的意思。” 然而，不管郭沫若如何解釋他的“自焚”与“再生”，他的講話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起到了不好的政治效果，被康生、江青之流利用推動了极“左”思潮的進一步擴張，而郭沫若本身也并未因此而逃脫“文革”的災難。 兩年中失去兩個儿子，郭沫若仍需高聲頌揚“文化大革命”就在郭沫若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在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發言闡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時，北京大學已經開辟了一個專門批判郭沫若的專欄，那里貼滿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報。這与江青一伙放出的批判信號緊密聯系在一起。 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５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１９４４年１月９日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其中原有的“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面做了此种工作”兩句被刪去了。這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它令郭沫若毛骨悚然，誠惶誠恐。他覺得自己開始陷入一個黑色的漩渦，隨時都有可能滅頂，必須表示自己擁護“文化大革命”的“決心”，必須“保護”自己。 ６月５日，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２５周年討論會上，郭沫若致了題為《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的閉幕詞。在向毛澤東表了忠心之后，感覺到意猶未盡，郭沫若竟即席朗誦了一首詩：“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獻給各位同志和同學”：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于活學活用戰無不胜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線上陷陣沖鋒，使中國舞台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我們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這恐怕是郭沫若這位中國現代文壇最杰出的詩人一生中最大的敗筆。這种毫無詩意，近乎阿諛的“詩句”，給后人留下的不僅僅是“惶懼”与“苦澀”。 由于周恩來把郭沫若列入了應當保護的一批干部的名單，毛澤東批准了這個名單，郭沫若終未遭到被紅衛兵批斗的厄運。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風暴”，還是奪走了郭沫若兩個儿子的生命。小儿子郭民英在音樂學院被人揭發“特殊化”，１９６７年４月憂郁自殺。第二年的４月，愛子郭世英又被農業大學的造反派綁架關押折磨致死。 “文化大革命”開始僅僅兩年，郭沫若就失去了兩個心愛的儿子，這怎能不叫他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呢？他不敢也不能怀疑和抱怨這嘲革命”的運動，他只能強忍著悲痛把淚水往肚里流。從郭世英慘死的那天起，郭沫若經常伏在案頭，用一支顫抖的筆，一筆一畫地抄寫儿子的日記。 在各种公開場合，郭沫若仍然需要高聲頌揚“文化大革命”，然而在私下，郭沫若有時也會流露出自己真正的意愿与感情。 他的內心是极其矛盾和痛苦的。他与自己的弟子曾經有過一次關于歌德的談話，說出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苦澀与悲哀。他說：“現在，我們兩個在一起談話，是有什么談什么，你也不會作戲。可是一轉眼，我跟別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場作戲了。這是很悲哀的。凡是逢場作戲的人，寫出來的東西，都會遭到后人的嘲笑。歌德最痛苦的，是理想的不能實現，實現的不是理想。如今有人說我是中國的歌德，這實際上是在罵我，在打我的耳光。而我還要謙遜地說，‘我哪比得上歌德’。如果大家都回复純真的童心，那多好埃不要有這么多的假面具，這么多裝腔作勢的表演。” 毛澤東一句“勸君少罵秦始皇”，陷郭沫若于困窘之地；郭沫若“自我批判”，改變一生學術觀點毛澤東与郭沫若歷來在對秦始皇和孔夫子的評价上是有分歧的，這与他們觀察評价歷史人物的立場具有很大的關系。這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都未构成兩人關系中的障礙，但在“九一三”林彪反革命事件之后，事情起了變化。 林彪集團對于毛澤東的“惡意攻擊”，在“文化大革命”的個人崇拜風潮中，給了毛澤東很大刺激。他的一貫的思維方式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因此，你說我是秦始皇，我就要公開宣稱自己就是“當今中國的秦始皇”；你林彪喜歡孔夫子，那么我就要狠狠批一下孔夫子。不幸的是，郭沫若几十年前所寫的《十批判書》，成了這嘲批林批孔”政治運動的突破口，郭沫若本人當然也被推到了這場運動的“風口浪尖”上，使晚年郭沫若又一次受到嚴重的精神創傷。 １９７３年春，毛澤東寫了一首批評郭沫若贊揚柳宗元的順口溜（柳宗元是贊揚秦始皇中央集權、反對分封制的唐代著名詩人和政治家）：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產党，崇拜孔二先。 這首小詩當時流傳很廣，為毛澤東提出“批孔”放出風聲。 同年５月，中央工作會議傳達了毛澤東關于要批孔的意見。毛澤東還命人赶排了大字体的《十書》，供“評法批儒”之用。 ８月５日，毛澤東又讓江青記錄下他的新作《讀〈封建論〉·贈郭老》一詩：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福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拿到了“上方寶劍”的江青，立即赶到北京大學，組織了一班人將郭沫若著作中頌揚儒家的話摘錄出來，准備印發各地作為批判的靶子。郭沫若的“滅頂之災”千鈞一發。毛澤東發現后，及時制止了江青，明确指示：不能批判郭沫若。 轟轟烈烈的大批判在全國展開，北京大學著名教授馮友蘭，迫于形勢也寫了兩篇批孔文章，其中提到了郭沫若。毛澤東得到消息后，要謝靜宜送來看看，看完后，他對謝靜宜說：那里面可是指了郭老的名字的，別批郭老啊！ 結果，這兩篇文章在《光明日報》上公開發表時，刪去了郭沫若的名字和書名。 盡管有毛澤東的保護，郭沫若也不是難免江青一伙的迫害。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郭沫若被指定參加了北京“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在這個會上，江青毫無留情地點了郭沫若的名，進而指責郭沫若對待孔子的態度同林彪一樣。 江青的點名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無异于向郭沫若放了一把火。郭沫若惊懼而憤怒，急火攻心，患上肺炎住進了醫院。想不到當年奮力与蔣介石斗爭，“影射”蔣介石的文章，現在又獲罪于毛澤東，歷史好像与郭沫若開了一個玩笑。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壓和“四人幫”的淫威之下，病中的郭沫若還得作一番誠懇的“自我批判”。他于１９７４年２月７日，抱病捉筆，寫下了兩首七律奉呈毛澤東，題為《春雷》： 春雷動地布昭蘇，滄海群龍競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錯明如火，柳論高瞻燦若朱。 愿与工農齊步伐，滌除污濁繪新圖。 讀書卅載探龍宋，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醫俗骨，難排蠱毒因窮隅。 豈甘■櫟悲繩墨，愿竭駑駘效策驅。 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覺識歸途。 郭沫若的這兩首詩与毛澤東的《讀〈封建論〉·贈郭老》一詩相對應，毫無保留地接受了毛澤東對自己的批評，表示要用毛澤東思想的“神方”，排除自己頭腦中的“蠱毒”。“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錯明如火”兩句，則徹底推番了自己多年來所堅持的學術觀點，無條件地向政治權威低下了頭。 郭沫若曾在“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震天价響的時候，獨樹一幟，提出了孔子也是革命的“先驅者”的觀點，并在眾多批駁者的面前，据理力爭，毫無退讓。抗戰時期，更以《十批判書》大罵秦始皇的獨裁統治，影射和鞭撻當權的蔣介石。然而，在“文化大革命”那樣一個特殊的環境中，郭沫若不得不改變自己堅持了一生的學術觀點，其言不由衷和痛苦難堪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１９７７年，粉碎“四人幫”以后，郭沫若著手整理出版《沫若詩詞遜，以紀年編排自己歷年寫作的詩詞作品。１９７４年為空白。郭沫若沒有把上述兩首自我批評的詩列入詩眩為了維護周恩來的英名，郭沫若保持了庄嚴的沉默；他以生命的最后火花，證實了他對毛澤東的真誠崇拜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四人幫”把斗爭的鋒芒又一次指向郭沫若。江青竄到北京大學，秘密組織班子，公開批判郭沫若。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江青一伙在中央直屬机關和國家机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對周恩來搞突然襲擊。江青在意大利安東尼奧尼拍的紀錄片《中國》問題上大作文章，妄圖給批准安東尼奧尼來華的周恩來強加上“賣國主義”的罪名。在會上，他們借題發揮，點名批評郭沫若，暗中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當著周恩來的面，江青毒地指責郭沫若“對待秦始皇、對孔子那种態度，和林彪一樣”，兩次讓這位８２歲的老人站起來蒙受羞辱。 事后，郭沫若對于立群憂心地說：“他們是針對總理的。”他為總理的安全深深擔憂。 不久，張春橋竟跑到郭沫若的家里，當面要求郭沫若承認，他在抗戰期間為揭露蔣介石反共賣國獨裁統治，冒著生命危險寫下的劇作和論著，是王明路線的產物，是反對毛主席的。他要郭沫若寫文章“罵秦始皇的那個宰相”。張春橋的用意，郭沫若心里十分清楚，也十分憤怒，他當即駁斥張春橋說：’我當時是針對蔣介石的。”張春橋頓時無言以對，灰溜溜地走了。 不几天，江青又到郭沫若家，登門威逼郭沫若寫檢查，承認歷史劇《屈原》和《十批判書》等作品是王明路線的產物，并暗示，當時与王明同在長江局共事的周恩來也有責任。郭沫若早已洞悉江青一伙的陰謀，在江青喋喋不休的３個小時糾纏中始終保持沉默，不給任何應允。 為了維護周恩來總理的英名，維護共和國的一線生机，郭沫若保持了庄嚴的沉默。這一刻也許正是郭沫若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最具興彩的一頁。 “四人幫”的苦苦相逼以及悲憤与憂思，終于使郭沫若病倒了，并從此一蹶不振，住進了醫院。 １９７８年四五月間，郭沫若的病惡化了。他發著高燒，朦朧中似又見到了分別已久的毛澤東。他向孩子們索要毛澤東的詩詞，他想把自己寫的詩讀給毛主席听，他多想与毛澤東多說几句話啊！ 臨終之際，郭沫若趁著一時的清醒，把立群和孩子們都叫到床邊，要他們記下自己的最后叮囑：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會少犯錯誤。 對党的關怀，我特別感謝，我在悔恨自己為党工作得太少了。 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 郭沫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一再地提起毛澤東。他以自己生命的最后火花，進一步證實了他与毛澤東的深厚友情和他對毛澤東的真誠崇拜。 （摘自《党史博覽》２０００年第１０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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