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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對郭沫若的評价成為熱點，評論文章被結集成書：《反思郭 沫若》。這實在是一件好事情。郭沫若在現當代是著名的人物，對他的一 生,特別后半生進行中肯的評价是有益于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的。有些文章 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談到了郭沫若的人格缺陷，得到絕大多數讀者的贊賞， 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快。《文學自由談》99年第四期有人蓍文說“如今 罵郭沫若并不崇高”，竭力為郭沫若辯護，把郭沫若的缺點和錯誤或者歸 于時代或者歸于別人栽贓誣陷，總之郭沫若本人是不用負責的，并且在文 章的結尾指那些點破郭沫若缺點和錯誤的人是“通過咒罵郭沫若而撈取崇 高”，并且要求這些不顧郭老面子敢講真話的人“忏悔”。 這是讓人費解、讓人害怕的一种態度。但是被批評者丁東先生頗有雅 量，他只是說“硬要扯上什么崇高不崇高，在我看來是很無聊的”。本來 評价一位歷史人物，反思他的悲劇和弱點，從多方位進行探索是有益的事 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都是研究者、評論者的權力，可不可取則要看 他批評得有不有道理。 早期的郭沫若可稱得上文化巨人，才華橫溢。人們垢病的、不以為然 的是他的后半生。我覺得1948年可作為他前半生与后半生的分界線。對48 年后的郭沫若，人們諱莫如深，吞吞吐吐。秦川先生所著《文化巨人郭沫 若》一書近500頁，48年至郭老逝世近三十年的生活經歷在書中不到100 頁，不及五分之一。作為傳記作者，秦川先生可能是有苦衷的。誰不想為 傳主多說几句好話呢？但也不能編得太過分。 王小波在《道德墮落与知識分子》一文中說，中國的知識分子所從事 的工作是：“1、創造精神財富；2、不讓別人創造精神財富。”而且“后 一樣向來比較出色”。但愿這种說法不是僅針對郭沫若一人而言。作為卓 有成就的著名作家、學者，郭沫若不應該不知道沈從文、朱光潛、肖乾等 人的价值以及他們在學術界、文學界的影響和地位，所以他于1948年在香 港發表的《斥反動文藝》讓人費解和痛心。沈從文被界定為“桃紅色文 藝”的作家，“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著”。郭沫若曾被人封為繼 魯迅之后的又一面旗幟，他本人也极其看重這個稱號，千方百計要扛穩 它，所以這面旗幟以外的一切他都徹底打倒，不但精神上要徹底消滅他 們，甚至恨不得將他們連肉体一并消滅。遭此貶損的作家和學者們從此開 始了他們几十年悲慘、屈辱的生活。從閻王殿走回來的沈從文徹底告別了 他心愛的文學事業，轉入歷史博物館，為文物填寫卡片，而此前他卻是聞 名海內外的作家、北京大學的著名教授！据凌宇所著《沈從文傳》，陳賡 曾請沈從文吃飯，并告訴他，過去把他當反動派對待，不是上面的示意， 也不是出于共產党的政策。沈從文听后顯得更加無奈、惶恐和擔憂。他終 止了文學創作，卻在文物考古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績，這可能是郭沫若先 生沒有想到期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為此慶幸！想想沈從文在死亡線上的 掙扎以及之后几十年含垢忍辱的折磨，我們宁肯不要他考古學上的成績！ 文革結束二十几年了，對文革造成的慘絕人寰的悲劇的揭露已為數不 少，但對文革產生的原因仍然沒有系統的總結。沒有法制、權力缺乏監 督、個人崇拜等等，都是主要原因，但是論者往往都往林彪、“四人幫” 頭上一推了事，既簡單又安全，但是太不負責任了。個人崇拜不是一天兩 天的事情，而是長期積累的結果。毛澤東是人，不是神，他有人的缺點和 弱點，林彪把毛澤東封為神是有他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作為正直的 政治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應該要堅持真理、堅持正義。可惜的是郭 老沒有能夠堅持，而是加入了制造現代迷信的行列，誤導人們更深地陷入 個人崇拜和盲從的泥溝。郭沫若在評論毛澤東詩詞和書法時說：“主席并 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都成了詩詞的頂峰。例如這首《清平 樂》的墨跡而論，‘黃粱’寫作‘黃梁’，無心中把粱字簡化了。龍岩多 寫了一個龍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沒有句點。這就是隨意揮洒的證据。 然而這幅字寫得多么生動、多么瀟洒、多么磊落。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 充滿著豪放不羈的气韻。在這里給我們從事文學藝術的人，乃至從事任何 工作的人，一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 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個第一’原則，极其靈活地、极其具体 地呈現在了我們眼前。”（《紅旗躍過汀江》）（以上轉引自丁東先生的 《盲從還是阿諛》）。郭老是飽學之士，對毛澤東出現了錯別字、書法中 出現了筆誤看得明明白白。但他不僅不指出，還要在評論中編出一套說 辭，硬把毛澤東這些失誤說成是优點，并且發揮到“四個第一”的政治高 度，好比看到別人長了一塊瘡疤，硬要夸贊成艷若桃花，美如乳酪。有人 想以盲從來開脫郭老，顯然是徒勞的。盲從是水平問題，阿諛奉承則是道 德問題了。無論何時，阿諛都是不可取的。大多數中國人即使在走進盲從 的誤區時，對阿諛奉承也是鄙視的。 有為郭老辯護者痛擊那些“罵”郭沫若的人是事后諸葛亮，當年都閉 上了鳥嘴，也早請示，晚匯報，并未勇敢地站出來指陳。這种說法确有一 定道理，并差點將我們嚇倒，好在我們還有馬寅初、梁漱溟、陳寅恪、顧 准等人以他們的人生經歷為我們辯護。在強權面前，馬寅初以真正的知識 分子的良心和正气，堅持自己的正确的人口理論，甘冒下地獄的危險。梁 漱溟置泰山壓頂于不顧，當面指陳毛主席沒有雅量，在爭辯、抗擊不起作 用時，他選擇了沉默。同樣選擇沉默的還有陳寅恪先生，一代偉大的歷史 學家，宁愿去考證《再生緣》、也不愿去參加大批判，哪像某些“書 生”、“學者”將一生的學問用于歪曲歷史、陷害他人。顧准更是在准監 獄生活條件下（勞動改造中）构筑他的“理想王國”。 高爾基在《不合時宜的思想》中表明無論政權掌握在誰的手里，他都 將采取批判的態度。所以高爾基是偉大的。知識分子應該有自己獨立的意 識，應該与權力保持距离。以索爾仁尼琴為代表的二十世紀俄羅斯知識分 子的存在方式和歷史命運，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在前蘇聯，索爾仁 尼琴提出“別相信、別害怕、別原諒”和“不撒謊地生活”的信條，并在 創作和生活中貫徹了這一信條，他因此受到了迫害，被關進集中營，被流 放，直至被逐。到了美國，他并沒有因為主人慷慨的收留而感激不已，而 是很快批評起唯利是圖的美國社會和美國式的价值觀來，甚至稱美國為 “惡的帝國”，引得美國當局對他大為不滿。在度過二十多年的流亡生活 回到俄羅斯后，他又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了以葉利欽為代表的俄羅斯新當權 派，并拒絕領取葉利欽頒給他的圣安德烈勳章。他就是以這樣一种態度來 顯示自己作為一個思想家、文學家的強大的存在。 在沒有英雄的年代我們呼喚英雄（但我們不需要“高、大、全”式的 英雄）；在道德品質墮落、价值体系崩潰的時候，我們呼吁、切盼恢复和 重建。我們應該擯棄那种簡單的因言廢人或因言立人的邏輯。不能因為周 作人文章好就想隱瞞他當漢奸的歷史真相，所謂“好漢奸”只能使我們的 民族蒙羞，使知識分子形象受損。在需要“吶喊”的時候，希望知識分子 不再集体失語，不再集体思想陽痿，尤其不能使它傳宗接代。郭沫若的悲 劇還是不重演的好。我們覺得那些敢于評說郭沫若的人其實并不是為了使 自己“崇高”，倒是那些諷刺別人的人顯得別有用心，他們是不是在盼望 “城頭變換大王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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