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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以及最后一次見到丰子愷先生，都是在他家弄堂口，中間相距２０余年。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文人常謂“緣慳一面”，我倒是見了丰先生許多面，回想起來，緣分還真不淺。 ５０年代初，我在上海剛進初小。一天，我爬上窗台“望野眼”赺上海俗語“東張西望”之意𨪜，看到斜對馬路“梵爾頓花園”赺后改名“長樂村”𨪜弄堂口走出來三四個人，家父叫我看其中一個長者，說：“那個留長須的就是有名的漫畫家丰子愷先生。”當時丰先生年近花甲，腰板硬朗，風神清雅。過后，家父取出几幅丰先生的作品給我看，一邊贊道：“寥寥數筆，非常傳神，充滿生活情趣鸎”由丰子愷插圖，他儿子丰華瞻教授翻譯的《格林童話》，是我讀的第一本童話書。從此我認識了畫家丰子愷。 家父給我的第一本習字帖，封面就是丰子愷的筆墨，里面關于運筆技法的說明也是他所寫的。他的畫，他的字，風格獨特，容易辨認。后來經過書攤，發現坊間各种字帖大多是由他編輯。從此我認識了書法家丰子愷。隨著年齡閱歷的增長，我逐步又認識了音樂家丰子愷、文學家丰子愷、翻譯家丰子愷和宗教家丰子愷。 丰子愷寓所二樓有個陽台間，朝南，冬暖夏涼，充他的書房。由于東南、正南、西南都有窗，上方還有天窗，他白天可以看到太陽，夜晚可以看到月亮，故而把書房取名為“日月樓”。欣喜之余并吟出“日月樓中日月長”之句。誰知杭州耆宿馬一浮听說后，也吟一句湊成一副對聯送給他：“星河界里星河轉，日月樓中日月長”。 丰子愷將那副對聯一直挂在書房里，希望好光景如同日月一般久長。起初几年還真可以，有好几次“十一”慶典時，我在我家窗前看見丰子愷胸前佩著紅絲帶，精神矍鑠地站在弄堂口，等汽車接去觀禮。不料后來，各种政治運動層出不窮，“文化大革命”更鬧得天昏地黑，日月無光。長樂村是“黑幫”赺指資本家、反動學術權威之類𨪜集中地區，抄家時可謂“風景這邊獨好”。“日月樓”早已名存實亡了。當時我高中剛畢業，見此情景，不免替丰先生捏一把汗。 有一天下午，大概是１９６７年初春吧，我与同學吳君打丰子愷家門前經過，忽見廊檐下有一張刺眼的大字報，湊前一看，赫然三個大字：“認罪書”鸎開頭是這樣寫的：“本人姓丰名潤，筆名子愷，男，年七十一，浙江石門灣人。”這种格式使人想起法院判決書，如今跟藝術家丰子愷聯系起來，不免有點滑稽的意味。接下來歷述自己的“罪狀”：１９５６年發表《城中好高髻》一畫惡毒諷刺党的領導和各項方針政策；１９６２年文代會發言中提到的那把剪冬青的大剪刀，是對毛主席的雙百方針的瘋狂攻擊；等等。最后用當時的俗套，自稱“罪該万死”，“打倒丰子愷鸎毛主席万歲鸎”盡管類似的認罪書當時隨處可見，但見到丰子愷的筆跡，卻使我感到震動，替他難過。 我和吳君看完，生怕丰家有人出來撞見，便匆匆离去。以丰子愷寫《緣緣堂隨筆》和畫《護生畫集》那樣的生花妙筆，竟用來寫這种烏七八糟的認罪書，我倆一路之上感慨不已。有一個念頭不時的浮上心頭：丰先生的墨寶，求都求不到，何不把它揭下來收藏，日后不失為一件文物𪄴 第二天，我把這想法告訴吳君，吳君慨然表示愿意幫我把風。但我沉吟再三，認為不妥。倒不是我沒有膽量；其實，在此以前，我和家兄就曾半夜三更到淮海路去，揭過上面印有北京紅衛兵揪斗中央首長的大幅照片的告示，那風險無疑要大得多，我怕的是那樣做會連累丰子愷。 第三天上午，陰雨刮風。我不放心，又過馬路去看。只見風送斜雨打濕了“認罪書”的下半部，左上角已經脫膠，略呈下垂狀。好鸎天助我也鸎看來我不去揭，風也是要去揭的。我在附近打了好几個來回，總覺得有人在注意我，沒机會下手。看來只好等到天黑再說了。 那天，我等待天黑的景況，形容起來，倒用得著李清照的字句：我也“守著窗儿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此時行人稀少，机會難得，我飛步下樓，撐著雨傘穿過馬路。長樂村內暮色蒼茫。走近看時不免有點忐忑。嗚呼鸎廊檐下空空如也，卻不見那“認罪書”。莫非叫風給刮跑了𪄴我在鄰近几家的門前找了一遍。完了，完了鸎都怪我動作慢了一步，讓風或別人捷足先登了，后來我夢中不止一次去揭那張紙。 最后一次見到丰子愷是１９７５年夏。丰子愷被几個人從弄內攙出來，扶上“黃魚車”赺一种三輪運貨車𨪜，顯然是送去醫院。多年不見，老先生已白發蒼蒼，顯得形容憔悴。跟２０年前參加“十一”慶典的情景，形成強烈的對照，其實此時他已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了。韶光匆匆，彈指几十年過去了。“日月樓”早已易主。人來人往，景物依舊；歲月不駐，又見春風。有誰還記得這里曾經住過一位海內外聞名的藝術大師？ 摘自《書城》１９９９年第１２期 曹山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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