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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七八歲時入私塾，先讀《三字經》，后來又讀《千家詩》。《千家詩》每頁上端有一幅木板畫，記得第一幅畫的是一只大象和一個人，在那里耕田，后來我知道這是二十四孝中的大舜耕田圖。但當時并不知道畫的是甚么意思，只覺得看上端的畫，比讀下面的“云淡風輕近午天”有趣。我家開著染坊店，我向染匠司務討些顏料來，溶化在小盅子里，用筆蘸了為書上的單色畫著色，涂一只紅象，一個藍人，一片紫地，自以為得意。但那書的紙不是道林紙，而是很薄的中國紙，顏色涂在上面的紙上，滲透了下面好几層。我的顏料筆又吸得飽，透得更深。等得著好色，翻開書來一看，下面七八頁上，都有一只紅象、一個藍人和一片紫地，好象用三色版套印的。 第二天上書的時候，父親——就是我的先生——就罵，几乎要打手心；被母親和大姊勸住了，終于沒有打。我哭了一頓，把顏料盅子藏在扶梯底下了。晚上，等到父親上鴉片館去了，我再向扶梯底下取出顏料盅子，叫紅英——管我的女仆——到店堂里去偷几張煤頭紙來，就在扶梯底下的半桌上的洋油燈底下描色彩畫。畫一個紅人，一只藍狗，一間紫房子……這些畫的最初的鑒賞者，便是紅英。后來母親和諸姊也看到了，她們都說“好”；可是我沒有給父親看，防恐吃手心。 后來，我在父親晒書的時候，看到了一部人物畫譜，里面花樣很多，便偷偷地取出了，藏在自己的抽斗里。晚上，又偷偷地拿到扶梯底下的半桌上去給紅英看。這回不想再在書上著色；卻想照樣描几幅看，但是一幅也描不象。虧得紅英想工好；教我向習字簿上撕下一張紙來，印著了描。記得最初印著描的是人物譜上的柳柳州像。當時第一次印描沒有經驗，筆上墨水吸得太飽，習字簿上的紙又太薄，結果描是描成了，但原本上滲透了墨水，弄得很齷齪，曾經受大姊的責罵。這本書至今還存在，我晒舊書時候還翻出這個弄齷齪了的柳柳州像來看：穿著很長的袍子，兩臂高高地向左右伸起，仰起頭作大笑狀。但周身都是斑斕的墨點，便是我當日印上去的。回思我當日首先就印這幅畫的原因，大概是為了他高舉兩臂作大笑狀，好象父親打呵欠的模樣，所以特別感興味罷。后來，我的“印畫”的技術漸漸進步。大約十二三歲的時候（父親已經去世，我在另一私塾讀書了），我已把這本人物譜統統印全。所用的紙是雪白的連史紙，而且所印的畫都著色。著色所用的顏料仍舊是染坊里的，但不复用原色。我自己會配出各种間色來，在畫上施以复雜華麗的色彩，同塾的學生看了都很歡喜，大家說“比原本上的好看得多！”而且大家問我討畫，拿去貼在灶間里，當作灶君菩薩；或者貼在床前，當作新年里買的“花紙儿”。 那時候我們在私塾中弄畫，同在現在社會里抽鴉片一樣，是不敢公開的。我好象是一個土販或私售燈吸的，同學們好象是上了癮的鴉片鬼，大家在暗頭里作勾當。先生在館的時候，我們的畫具和畫都藏好，大家一搖一擺地讀《幼學》書。等到下午，照例一個大塊頭來拖先生出去吃茶了，我們便拿出來弄畫。我先一幅幅地印出來，然后一幅幅地涂顏料。同學們便象看病時向醫生挂號一樣，依次認定自己所欲得的畫。得畫的人對我有一种報酬，但不是稿費或潤筆，而是种种玩意儿：金鈴子一對連紙匣；揠空老菱殼一只，可以加上繩子去當作陀螺抽的；“云”字順治銅錢一枚（有的順治銅錢，后面有一個字，字共二十种。我們儿時听大人說，積得了一套，用繩編成寶劍形狀，挂在床上，夜間一切鬼都不敢走近來。但其中，好象是“云”字，最不易得；往往為缺少此一字而編不成寶劍。故這种銅錢在當時的我們之間是一种貴重的贈品），或者銅管子（就是當時炮船上用的后膛槍子彈的殼）一個。有一次，兩個同學為交換一張畫，意見沖突，相打起來，被先生知道了。先生審問之下，知道相打的原因是為畫；追求畫的來源，知道是我所作，便厲聲喊我走過去。我料想是吃戒尺了，低著頭不睬，但覺得手心里火熱了。終于先生走過來了。我已嚇得魂不附体；但他走到我的座位旁邊，并不拉我的手，卻問我“這畫是不是你畫的？”我回答一個“是”字，預備吃戒尺了。他把我的身体拉開，抽開我的抽斗，搜查起來。我的畫譜、顏料，以及印好而未著色的畫，就都被他搜出。我以為這些東西全被沒收了：結果不然，他但把畫譜拿了去，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一張一張地觀賞起來。過了好一會，先生旋轉頭來叱一聲“讀！”大家朗朗地讀“混沌初開，乾坤始奠……”這件案子便停頓了。我偷眼看先生，見他把畫譜一張一張地翻下去，一直翻到底。放假的時候我挾了書包走到他面前去作一個揖，他換了一种与前不同的語气對我說，“這書明天給你。” 明天早上我到塾，先生翻出畫譜中的孔子像，對我說：“你能照這樣子畫一個大的么？”我沒有防到先生也會要我畫起畫來，有些“受寵若惊”的感覺，支吾地回答說“能”。其實我向來只是“印”，不能“放大”。這個“能”字是被先生的威嚴嚇出來的。說出之后心頭發一陣悶，好象一塊大石頭吞在肚里了。先生繼續說：“我去買張紙來，你給我放大了畫一張，也要著色彩的。”我只得說“好”。同學們看見先生要我畫畫了，大家裝出惊奇和羡慕的臉色，對著我看。我卻帶著一肚皮心事，直到放假。 放假時我挾了書包和先生交給我的一張紙回家，便去向大姊商量。大姊教我，用一張畫方格子的紙，套在畫譜的書面中間。畫譜紙很薄，孔子像就有經緯格子范圍著了。大姊又拿縫紉用的尺和粉線袋給我在先生交給我的大紙上彈了大方格子，然后向鏡箱中取出她畫眉毛用的柳條枝來，燒一燒焦，教我依方格子放大的畫法。那時候我們家里還沒有鉛筆和三角板、米突尺，我現在回想大姊所教我的畫法，其聰明實在值得佩服。我依照她的指導，竟用柳條枝把一個孔子像的底稿描成了；同畫譜上的完全一樣，不過大得多，同我自己的身体差不多大。我伴著了熱烈的興味，用毛筆鉤出線條；又用大盆子調了多量的顏料，著上色彩，一個鮮明華麗而偉大的孔子像就出現在紙上。店里的伙計，作坊里的司務，看見了這幅孔子像，大家說“出色！”還有几個老媽子，尤加熱烈地稱贊我的“聰明”，并且說：“將來哥儿給我畫個容像，死了挂在靈前，也沾些風光。”我在許多伙計、司務和老媽子的盛稱聲中，儼然成了一個小畫家。但听到老媽子要托我畫容像，心中卻有些儿著慌。我原來只會“依樣畫葫蘆”的。全靠那格子放大的槍花，把書上的小畫改成為我的“大作”；又全靠那顏色的文飾，使書上的線描一變而為我的“丹青”。格子放大是大姊教我的，顏料是染匠司務給我的，歸到我自己名下的工作，仍舊只有“依樣畫葫蘆”。如今老媽子要我畫容像，說“不會畫”有傷体面；說“會畫”將來如何兌現？且置之不答，先把畫繳給先生去。先生看了點頭。次日畫就粘貼在堂名匾下的板壁上。學生們每天早上到塾，兩手捧著書包向它拜一下；晚上散學，再向它拜一下。我也如此。 自從我的“大作”在塾中的堂前發表以后，同學們就給我一個綽號“畫家”。每天來訪先生的那個大塊頭看了畫，點點頭對先生說：“可以。”這時候學校初興，先生忽然要把我們的私塾大加改良了。他買一架風琴來，自己先練習几天，然后教我們唱“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紀不妨小”的歌。又請一個朋友來教我們學体操。我們都很高興。有一天，先生呼我走過去，拿出一本書和一大塊黃布來，和藹地對我說：“你給我在黃布上畫一條龍，”又翻開書來，繼續說：“照這條龍一樣。”原來這是体操時用的國旗。我接受了這命令，只得又去向大姊商量；再用老法子把龍放大，然后描線，涂色。但這回的顏料不是從染坊店里拿來，是由先生買來的鉛粉、牛皮膠和紅、黃、藍各种顏料。我把牛皮膠煮溶了，加入鉛粉，調制各种不透明的顏料，涂到黃布上，同西洋中世紀的fresco１畫法相似。龍旗畫成了，就被高高地張在竹竿上，引導學生通過市鎮，到野外去体操。此后我的“畫家”名譽更高；而老媽子的畫像也催促得更緊了。 我再向大姊商量。她說二姊丈會畫肖像，叫我到他家去“偷關子”。我到二姊丈家，果然看見他們有种种特別的畫具：玻璃九宮格、擦筆、米突尺、三角板。我向二姊丈請教了些畫法，借了些畫具，又借了一色照片來，作為練習的范本。因為那時我們家鄉地方沒有照相館，我家里沒有可用玻璃格子放大的四寸半身照片。回家以后，我每天一放學就埋頭在擦筆照相畫中。這是為了老媽子的要求而“抱佛腳”的；可是她沒有照相，只有一個人。我的玻璃格子不能罩到她的臉上去，沒有辦法給她畫像。天下事有會巧妙地解決的。大姊在我借來的一包樣本中選出某老婦人的一張照片來，說：“把這個人的下巴改尖些，就活像我們的老媽子了。”我依計而行，果然畫了一幅八九分象的肖像畫，外加在擦筆上面涂以漂亮的淡彩：粉紅色的肌肉，翠藍色的上衣，花帶鑲邊；耳朵上外加挂上一雙金黃色的珠耳環。老媽子看見珠耳環，心花盛開，即使完全不象，也說“象”了。自此以后，親戚家死了人我就有差使——畫容像。活著的親戚也拿一張小照來叫我放大，挂在廂房里；預備將來可現成地移挂在靈前。我十七歲出外求學，年假、暑假回家時還常常接受這种義務生意。直到我十九歲時，從先生學了木炭寫生畫，讀了美術的論著，方才把此業拋棄。到現在，在故鄉的几位老伯伯和老太太之間，我的擦筆肖像畫家的名譽依舊健在；不過他們大都以為我近來“不肯”畫了，不再來請教我。前年還有一位老太太把她的新死了的丈夫的四寸照片寄到我上海的寓所來，哀求地托我寫照。此道我久已生疏，早已沒有畫具，況且又沒有時間和興味。但無法對她說明，就把照片送到照相館里，托他們放大為二十四寸的，寄了去。后遂無問津者。 假如我早得學木炭寫生畫，早得受美術論著的指導，我的學畫不會走這條崎嶇的小徑。唉，可笑的回憶，可恥的回憶，寫在這里，給學畫的人作借鏡罷。 我的左額上有一條同眉毛一般長短的疤。這是我儿時游戲中在門檻上跌破了頭顱而結成的。相面先生說這是破相，這是缺陷。但我自己美其名曰“夢痕”。因為這是我的夢一般的儿童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唯一的痕跡。由這痕跡可以探尋我的儿童時代的美麗的夢。 我四五歲時，有一天，我家為了“打送”（吾鄉風俗，親戚家的孩子第一次上門來作客，辭去時，主人家必做几盤包子送他，名曰“打送”）某家的小客人，母親、姑母、嬸母和諸姊們都在做米粉包子。廳屋的中間放一只大匾，匾的中央放一只大盤，盤內盛著一大堆粘土一般的米粉，和一大碗做餡用的甜甜的豆沙。母親們大家圍坐在大匾的四周。各人卷起衣袖，向盤內摘取一塊米粉來，捏做一只碗的形狀；夾取一筷豆沙來藏在這碗內；然后把碗口收攏來，做成一個圓子。再用手法把圓子捏成三角形，扭出三條絞絲花紋的脊梁來；最后在脊梁湊合的中心點上打一個紅色的“壽”字印子，包子便做成。一圈一圈地陳列在大匾內，樣子很是好看。大家一邊做，一邊興高采烈地說笑。有時說誰的做得太小，誰的做得太大；有時盛稱姑母的做得太玲瓏，有時笑指母親的做得象個𣶹餅。笑語之聲，充滿一堂。這是年中難得的全家歡笑的日子。而在我，做孩子們的，在這种日子更有無上的歡樂；在准備做包子時，我得先吃一碗甜甜的豆沙。做的時候，我只要噪鬧一下子，母親們會另做一只小包子來給我當場就吃。新鮮的米粉和新鮮的豆沙，熱熱地做出來就吃，味道是好不過的。我往往吃一只不夠，再噪鬧一下子就得吃第二只。倘然吃第二只還不夠，我可嚷著要替她們打壽字印子。這印子是不容易打的：蘸的水太多了，打出來一塌糊涂，看不出壽字；蘸的水太少了，打出來又不清楚；況且位置要擺得正，歪了就難看；打坏了又不能揩抹涂改。所以我嚷著要打印子，是母親們所最怕的事。她們便會和我商量，把做圓子收口時摘下來的一小粒米粉給我，叫我“自己做來自己吃。”這正是我所盼望的主目的！開了這個例之后，各人做圓子收口時摘下來的米粉，就都得照例歸我所有。再不夠時還得要求向大盤中扭一把米粉來，自由捏造各种粘土手工：捏一個人，團攏了，改捏一個狗；再團攏了，再改捏一只水煙管……捏到手上的齷齪都混入其中，而雪白的米粉變成了灰色的時候，我再向她們要一朵豆沙來，裹成各种三不象的東西，吃下肚子里去。這一天因為我噪得特別厲害些，姑母做了兩只小巧玲瓏的包子給我吃，母親又外加摘一團米粉給我玩。為求自由，我不在那場上吃弄，拿了到店堂里，和五哥哥一同玩弄。五哥哥者，后來我知道是我們店里的學徒，但在當時我只知道他是我儿時的最親愛的伴侶。他的年紀比我長，智力比我高，膽量比我大，他常做出种种我所意想不到的玩意儿來，使得我惊奇。這一天我把包子和米粉拿出去同他共玩，他就尋出几個印泥菩薩的小形的紅泥印子來，教我印米粉菩薩。 后來我們爭執起來，他拿了他的米粉菩薩逃，我就拿了我的米粉菩薩追。追到排門旁邊，我跌了一交，額骨磕在排門檻上，磕了眼睛大小的一個洞，便暈迷不省。等到知覺的時候，我已被抱在母親手里，外科郎中蔡德本先生，正在用布條向我的頭上重重疊疊地包裹。 自從我跌傷以后，五哥哥每天乘店里空閒的時候到樓上來省問我。來時必然偷偷地從衣袖里摸出些我所愛玩的東西來——例如關在自來火匣子里的几只叩頭虫，洋皮紙人頭，老菱殼做成的小腳，順治銅鈿磨成的小刀等——送給我玩，直到我額上結成這個疤。 講起我額上的疤的來由，我的回想中印象最清楚的人物，莫如五哥哥。而五哥哥的种种可惊可喜的行狀，与我的儿童時代的歡樂，也便跟了這回想而歷歷地浮出到眼前來。 他的行為的頑皮，我現在想起了還覺吃惊。但這种行為對于當時的我，有莫大的吸引力，使我時時刻刻追隨他，自愿地做他的從者。他用手捉住一條大蜈蚣，摘去了它的有毒的鉤爪，而藏在衣袖里，走到各處，隨時拿出來嚇人。我跟了他走，欣賞他的把戲。他有時偷偷地把這條蜈蚣放在別人的瓜皮帽子上，讓它沿著那人的額骨爬下去，嚇得那人直跳起來。有時怀著這條蜈蚣去登坑，等候鄰席的登坑者正在拉糞的時候，把蜈蚣丟在他的褲子上，使得那人扭著褲子亂跳，累了滿身的糞。又有時當眾人面前他偷把這條蜈蚣放在自己的額上，假裝被咬的樣子而號淘大哭起來，使得滿座的人惊惶失措，七手八腳地為他營救。正在危急存亡的時候，他伸起手來收拾了這條蜈蚣，忽然破涕為笑，一縷煙逃走了。后來這套戲法漸漸做穿，有的人警告他說，若是再拿出蜈蚣來，要打頭頸拳了。于是他換出別种花頭來：他躲在門口，等候警告打頭頸拳的人將走出門，突然大叫一聲，倒身在門檻邊的地上，亂滾亂撞，哭著嚷著，說是踐踏了一條臂膀粗的大蛇，但蛇是已經攢進榻底下去了。走出門來的人被他這一嚇，實在魂飛魄散；但見他的受難比他更深，也無可奈何他，只怪自己的運气不好。他看見一群人蹲在岸邊釣魚，便參加進去，和蹲著的人閒談。同時偷偷地把其中相接近的兩人的辮子梢頭結住了，自己就走開，躲到遠處去作壁上觀。被結住的兩人中若有一人起身欲去，滑稽劇就演出來給他看了。諸如此類的惡戲，不胜枚舉。 現在回想他這种玩耍，實在近于為虐的戲謔。但當時他熱心地創作，而熱心地欣賞的孩子，也不止我一個。世間的嚴正的教育者，請稍稍原諒他的頑皮！我們的儿時，在私塾里偷偷地玩了一個折紙手工，是要遭先生用銅筆套管在額骨上猛釘几下，外加在至圣先師孔子之神位面前跪一支香的！ 況且我們的五哥哥也曾用他的智力和技術來發明种种富有趣味的玩意，我現在想起了還可以神往。暮春的時候，他領我到田野去偷新蚕豆。把嫩的生吃了，而用老的來做“蚕豆水龍”。其做法，用煤頭紙火把老蚕豆莢熏得半熟，剪去其下端，用手一捏，莢里的兩粒豆就從下端滑出，再將莢的頂端稍稍剪去一點，使成一個小孔。然后把豆莢放在水里，待它裝滿了水，以一手的指捏住其下端而取出來，再以另一手的指用力壓榨豆莢，一條細長的水帶便從豆莢的頂端的小孔內射出。制法精巧的，射水可達一二丈之遠。他又教我“豆梗笛”的做法：摘取豌豆的嫩梗長約寸許，以一端塞入口中輕輕咬嚼，吹時便發喈喈之音。再摘取蚕豆梗的下段，長約四五寸，用指爪在梗上均勻地開几個洞，作成豆的樣子。然后把豌豆梗插入這笛的一端，用兩手的指隨意啟閉各洞而吹奏起來，其音宛如無腔之短笛。他又教我用洋蜡燭的油作种种的澆造和塑造。用芋艿或番薯鐫刻种种的印版，大類現今的木版畫。……諸如此類的玩意，亦复不胜枚舉。 現在我對這些儿時的樂事久已緣遠了。但在說起我額上的疤的來由時，還能熱烈地回憶神情活躍的五哥哥和這种興致蓬勃的玩意儿。誰言我左額上的疤痕是缺陷？這是我的儿時歡樂的佐證，我的黃金時代的遺跡。過去的事，一切都同夢幻一般地消滅，沒有痕跡留存了。只有這個疤，好象是“脊杖二十，刺配軍州”時打在臉上的金印，永久地明顯地錄著過去的事實，一說起就可使我歷歷地回憶前塵。仿佛我是在儿童世界的本貫地方犯了罪，被刺配到這成人社會的“遠惡軍州”來的。這無期的流刑雖然使我永無還鄉之望，但憑這臉上的金印，還可回溯往昔，追尋故鄉的美麗的夢啊！ 我回憶儿時，有三件不能忘卻的事。 第一件是養蚕。那是我五六歲時，我祖母在日的事。我祖母是一個豪爽而善于享樂的人。不但良辰佳節不肯輕輕放過，就是養蚕，也每年大規模地舉行。其實，我長大后才曉得，祖母的養蚕并非專為圖利，葉貴的年頭常要蝕本，然而她歡喜這暮春的點綴，故每年大規模地舉行。我所歡喜的，最初是蚕落地舖。那時我們的三開間的廳上，地上統是蚕，架著經緯的跳板，以便通行及飼葉。蔣五伯挑了擔到地里去采葉，我与諸姊跟了去，去吃桑葚。蚕落地舖的時候，桑葚已很紫而甜了，比楊梅好吃得多。我們吃飽之后，又用一張大葉做一只碗，采了一碗桑葚，跟了蔣五伯回來。蔣五伯飼蚕，我就以走跳板為戲樂，常常失足翻落地舖里，壓死許多蚕寶寶。祖母忙喊蔣五伯抱我起來，不許我再走。然而這滿屋的跳板，像棋盤街一樣，又很低，走起來一點也不怕，真是有趣。這真是一年一度的難得的樂事！所以雖然祖母禁止，我總是每天要去走。 蚕上山之后，全家靜默守護，那時不許小孩子們噪了，我暫時感到沉悶。然過了几天要采茧，做絲，熱鬧的空气又濃起來了。我們每年照例請牛橋頭七娘娘來做絲。蔣五伯每天買枇杷和軟糕來給采茧、做絲、燒火的人吃。大家似乎以為現在是辛苦而有希望的時候，應該享受這點心，都不客气地取食。我也無功受祿地天天吃多量的枇杷与軟糕，這又是樂事。 七娘娘做絲休息的時候，捧了水煙筒，伸出她左手上的短少半段的小指給我看，對我說：做絲的時候，絲車后面是万万不可走近去的，她的小指，便是小時候不留心被絲車軸棒軋脫的。她又說：“小囝囝不可走近絲車后面去，只管坐在我身旁，吃枇杷，吃軟糕。還有做絲做出來的蚕蛹，叫媽媽油炒一炒，真好吃哩！”然而我始終不要吃蚕蛹，大概是我爸爸和諸姊不要吃的原故。我所樂的，只是那時候家里的非常的空气。日常固定不動的堂窗、長台、八仙椅子，都并壘起，而變成不常見的絲車、匾、缸，又不斷地公然地可以吃小食。絲做好后，蔣五伯口中唱著“要吃枇杷，來年蚕罷”，收拾絲車，恢复一切陳設。我感到一种興盡的寂寥。然而對于這种變換，倒也覺得新奇而有趣。 現在我回憶這儿時的事，真是常常使我神往！祖母、蔣五伯、七娘娘、和諸姊，都像童話里的人物了。且在我看來，他們當時這劇的主人公便是我。何等甜美的回憶！只是這劇的題材，現在我仔細想想覺得不好：養蚕做絲，在生計上原是幸福的，然其本身是數万的生靈的殺虐！所謂飼蚕，是養犯人；所謂繅絲，是施炮烙！原來當時這种歡樂与幸福的背景，是生靈的虐殺！早知如此，我決計不要吃他們的桑葚，枇杷，和軟糕了。近來讀《西青散記》，看到里面有兩句仙人的詩句：“自織藕絲衫子嫩，可怜辛苦赦春蚕。”安得人間也發明織藕絲的絲車，而盡赦天下的春蚕的性命！ 我七歲上祖母死了，我家不复養蚕。不久父親与諸姊弟相繼死亡，家道衰落了，我的幸福的儿時也過去了。因此這件回憶，一面使我永遠神往，一面又使我永遠忏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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