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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丁玲談讀書


——鄧友梅致苗得雨

  得雨:
  意外地在《今晚報》上讀到了你《記丁玲在文講所第二期的輔導談話》的稿子,想為你請功(只是一時不知向誰去請)。丁玲那次講話對我們那批人有很大影響,你的記錄對當代文學史研究极有价值,很可能是孤品。因為那天丁玲來我們宿舍事先并沒通知,來后也沒特意集合學員,隨隨便便,誰碰上誰參加。到場人不多,記筆記的人更少(她反對說點什么學員都記)。經過四十多年風刀霜劍,同學們有的离開人間,有的退出文壇,我等的筆記文稿又麻煩紅衛兵、造反派們多次查抄燒搶,早已消失殆盡。你居然保留住這珍貴的記錄,文壇何幸,學界何幸!我寫這封信并公之于眾,就是想為你作證。證明你的記錄是真實的。除因口音關系,有個別字听錯,其余全部真實。
  記錄十分寶貴,不過她當時談的很零碎,記也難成系統。有些“話出有因”之處,不了解其背景,只從字面很難領會其中奧妙。你說:“因系記錄,每個意思會有一些前(言)后語,應全面并有分析体會。
  我想大概也是這個意思吧!
  為此,我覺得有些地方作點注釋怕是必要的。只舉一處為例:
  你記有這么几句話:
  “有人讀書,讀了后就明白了這書的主題、构思、人物、場面。我這人不同,我不同意這种讀書方法。看書要滾到生活里去,書里的情感,与自己的情感貫穿在一起。太清楚的人,太‘理論’的人,往往沒意思……
  “我們讀書是教條的,按著几條去讀,几條讀出來了,證据是有了,但里邊動人的地方倒忘了。
  “讀書是一种享受。讀著(此二字你記錄為‘斗爭’,錯了)有一种味道,很高的,可以忘掉一切的味道。享受很久了,在腦子里形成一种愉快的東西,有一天碰到一种思想,构成了一個主題,這些享受都活了。”
  話挺簡單,但只從字面讀懂,并不能理解真正含意。因為她有的放矢,是針對二期學員的活思想說的。
  咱們二期學員和一期一樣,專招革命歷史較長、寫出過有影響的作品、但沒有机會受正規教育的青年作者。他們有較厚實的生活積累,有一定的思想水平,有主動自覺的學習態度,有學以致用的明确目標。初入學時所里怎么教大家怎么學,如饑似渴,頗為滿意。但學過一學期后,感到這套教法和學法頗有不足之處了。
  五十年代初的“一邊倒,學蘇聯”,雖沒像文化大革命中學老三篇那樣要“當做座右銘來讀”、“活學活用,急用先學”,卻也形成了一套模式。有人把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捧為文藝工作者的不二法門,把信奉不信奉這套學說看做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線。在這個政治性的前提下,不同藝術門類又搬來各自樣板。如演戲的,就要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路子演。有個京劇班要排《群英會·借東風》,新派來的“導演”就要演員寫諸葛亮的“角色自傳”,替曹操找“內心獨白”!科班出身的老伶工一夜之間忽然都變成“丸子”。要寫詩,不學馬雅可夫斯基也要學萊蒙托夫、普希金,甚至模仿他們的造句(大家不懂俄文,實際上模仿翻譯的文字)。有同學開玩笑,模仿“蘇式詩”編了個順口溜:“某某詩來作,看見馬雅可,廁所講衛生,保衛那和平……”
  听課也听出一套程式: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為指導思想,不管講屈原、曹雪芹,還是講歌德、但丁,內容都相似:一、時代背景;二、作者生平;三、主題思想;四、故事結构;五、人物塑造……(也就是丁玲說的“主題,构思,人物,場面”)論述辭匯也多是蘇聯式的套話,再生動的作品經這么一講也變成一篇政治圖解,枯燥無味。
  我們的學習是自學為主。按文學史的順序讀書。讀書又分精讀和瀏覽。凡馬、恩、列、斯(當時還不包括毛)等革命導師肯定過的作品屬“經典作品”,都要精讀。這本來是我們喜歡的好事。但要求按課堂上那套程式解讀,讀完還要按“時代背景,作者生平……”這套規矩寫論文,就變成苦差事了。像我這樣悟性低的人,有的作品盡管革命導師夸好,可我就看不出興趣來。導師夸獎歌德,我一讀《浮士德》就打盹;導師肯定但丁,我一讀《神曲》就犯困!硬著頭皮當做“革命任務”讀了,讀著如同嚼蜡,讀完腦子發懵,什么也記不住!我們把學習中這些困惑反映給所里,并請他們直接匯報給丁玲。大家明白這套模式是經領導認定的,有政治含意的,作好了被丁玲反駁、挨丁玲批評的准備。
  沒想到丁玲竟作了這樣的回答!我們說按“主題,构思……”這套順序來讀書,讀倒是讀明白了,可寫作時一點也用不上。她竟說:“有人讀書,讀了后就明白了這書的主題、构思、人物、場面。我這人不同,我不同意這种讀書方法。”
  “我們讀書是教條的,按著几條去讀,几條讀出來了,證据是有了,但里邊動人的地方倒忘了!”
  那應該怎么讀呢?
  她的主張是:“看書要沉到(書面描寫的)生活里去,書里的情感,与自己的情感貫穿在一起。太清楚的人,太‘理論’的人,往往沒意思……”
  對讀書与創作的關系她說:“讀書是一种享受。讀著(此二字苗得雨記錄為‘斗爭’,錯了)有一种味道,很高的,可以忘掉一切的味道。享受很久了,在腦子里形成一种愉快的東西,有一天碰到一种思想,构成了一個主題,這些享受都活了。”
  坦白地說,這些觀點和主張,在那個時代是“另唱一個調子”。用現在話說有點新潮、前衛!我們這些年輕人听了又震惊又喜悅,耳目一新。我們再讀書、寫作就可理直气壯地改用我們贊同的方法。但她的話傳到別人耳中也引起了另一种反應。1957年丁玲被錯划右派后,二期學員全都被召回講習所集体消毒。有的同學被錯划為右派,原因之一就是向別人傳達過丁玲這次講話。
  得雨,我覺得只有了解這些背景材料,再讀你的記錄,感受才會大不相同,也會對丁玲有更多的理解。順便說一句,在她晚年,不止一人說她保守,叫她“老左”,我們同學中就沒有一人對此表示過同感,就因為我們了解她。因為我們看到的是思想解放、求真求實、熱情坦直、快人快語的丁玲,我們看著她為此付出了過重的代价。
  謝謝你保存并發表了這篇記錄,今年是我們老所長丁玲同志謝世十二周年,你發這篇記錄是最好的紀念。

          祝好!
                        鄧友梅*199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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