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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著名女作家丁玲一生兩度入獄、几番沉浮的坎坷經歷常令人扼腕唏噓，而伴隨作家一生，給她帶來歡欣与愁苦、幸福与磨難的四次婚戀情感歷程也值得我們去追思…… 純洁之愛，漂泊者的際遇 1921年隆冬，湘西常德。17歲的丁玲見到了從上海回來的王劍虹，他們一見如故，暢談人生、理想和未來，在母親的支持和王劍虹的鼓勵下，丁玲決定放棄即將獲得的中學文憑，向廣闊的天外世界飛翔。第二年春天，她隨王劍虹一起來到上海進入由共產党創辦的平民女子學校。現實和理想往往有一段距离，丁玲与王劍虹不久就离校漂泊到南京。這時，他們結識了共產党人瞿秋白，并在秋白勸說下，重返上海進入上海大學文學系。秋白与劍虹很快相戀而結婚。不幸的是，王劍虹不久就因病而逝，丁玲帶著失去密友的傷痛、滿盛著近兩年來左沖右突的傷痛和失望、苦悶和憂傷，离滬赴京，准備進入學習空气較為濃厚的學府深造，時值1924年夏。 到北京后，丁玲与女友曹孟君一起住在西城辟才胡同的一個補習學校里，准備投考美術學校。由于當時曹孟君与流寓北京的文藝青年左恭戀愛，丁玲常隨她一起到左恭所居住的公寓。當胡也頻与左恭成為熟人后，很自然地与丁玲相識了。他們相識在1925年春天，丁玲后來投考藝術學校沒有成功，就搬到西城通丰公寓的一個小房間里住下。她曾到一個畫家私人畫室里繼續學習繪畫，然而最終也沒堅持下去，后又准備到法國尋找職業，由于母親和朋友都持反對態度，也未成行。在這毫無希望的蟄居生活中，丁玲回想這几年來飄飄蕩蕩的生活，逝去的 朋友，遠在湘西的母親及早亡的弟弟，引起她無名的感傷和惆悵，也常常一人獨守靜思、痴坐痛哭。就在此時，胡也頻這個极富熱情正做著文學之夢的流浪青年正在向她的心靈走近。當胡也頻得知丁玲失弟之痛后，就用一紙盒裝滿一大把黃色的玫瑰，并在花下寫著一個小小的字條：“你一個新的弟弟所獻”， 托人送給了丁玲，表達自己的愛情。當時，正處在极為苦悶狀態中的丁玲不可能把自己的愛情建立在几次交往之上。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丁玲于4月25日曾寫信給魯迅，陳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希望她所仰慕崇拜的魯迅先生能為自己提出一條前行的道路。但由于當時魯迅与現代評論派論戰猶酣，誤認為這是沈從文化名搗鬼，就沒有給以复信。得不到回信的丁玲焦急不堪，几乎絕望了。恰值這時王劍虹的父親正准備回湖南，就邀請丁玲一路回老家。處在失望和苦惱中的丁玲就在繁花似錦的春天离開北京。 回到常德母親的膝下，栖息在作為校舍的廟宇里，丁玲像一個戰敗的勇士，歸林的倦鳥，用极其复雜的心情反省著几年來自己所經歷的人和事，以及她曾有過的向社會的出擊和進取、頹喪和感怀。她痛覺愧對母親的厚望，雖然回到了親人的怀抱有著訴不完的抑郁和憂傷，但一顆心卻仍然彷徨在高山峽谷之間，奔騰在長江大河之上，她仍要重鼓翅膀，奮力飛翔。 就在這寂寞而又溫馨的夏季，有一天，突然听見大門光光的響，丁玲与她母親同去開門，都惊异地注視著站在門外的一個身穿白長衫的青年。丁母惊詫這是哪里來的訪問者；丁玲詫异這個在北京剛剛見過几面，萍水相逢，交往不深的人為什么遠道來訪。更使她們母女惊异的是，這個青年除一套隨身換洗褲褂外竟孑然一身，就連乘車而來的人力車費也是丁玲代為付給的。 這個青年，就是已深深愛上了丁玲的胡也頻。原來在送去花束之后沒有得到回音的胡也頻已陷入了痛苦的煩亂之中，當他得知丁玲不辭而別，南下常德的消息后，就再也按捺不住一顆跳動而慌亂的心。他不顧一切，星夜兼程，跨長江，渡沅水，風塵仆仆，追隨著自己心愛人的蹤影。 丁玲母女熱情地接待了這位勇敢、熱烈、執拗而窮困的青年。從這時，丁玲才了解到胡也頻苦難的家世和一個漂泊者的痛苦經歷。湘西僻遠的常德、空曠靜寂的廟宇，消了都市的煩悶和喧囂，成了這兩個漂泊青年的栖息之地。古老的常德城垣，迤邐的沅水河畔，都留下了他們相伴相隨的腳印。靜謐宁馨的夏夜、群星閃爍的天空、淙淙流動的江水，都給年輕的詩人以丰富的靈感和無限的遐思，他揮筆記下自己心靈的顫動，流溢著自己對愛的熱切渴慕和求生的苦惱痛楚。從這里，丁玲得到了絲絲縷縷的慰藉，也看到一顆明亮熱炙而又堅強執著的心靈，也感到這一顆心由于長久的流浪所帶來的刺痛。 共同的理想追求、對社會的鄙視，特別是兩個相似的別鄉离井漂泊异地的感怀，使兩顆心漸漸地融化在一起。常德，只是他們暫避風浪的港灣，他們仍要飛向社會，走向洪濤陣陣的人生旋流去搏擊奮斗。這樣，在1925年中秋，是紅葉飄搖的季節，北京香山碧云寺下又重見丁玲与也頻相依相隨的身影。 丁玲和也頻都是經過“五四”洗禮的青年，他們雖然生活在清苦歲月里，愛情生活既有甜蜜的溫柔，也有浪漫的詩意。當時沉醉于愛河，飽飲愛的醇酒的胡也頻只打算做中國的雪萊，用自己多情的彩筆构筑起一座座美的世界，來獻給他年輕的愛人。而丁玲也沐浴在愛的溫氳中，除了每日三餐，鹽油米柴的准備外，還有几部翻譯小說也构成她生活的一部分。 要愛，首先必須生活。當他們生活難以為繼，當他們眩惑的情感涌浪平息之后，面前聳立的仍然如同從前一樣的一個沉悶窒息的北京古城和荒涼冷酷的人生事實。他們不得不從山上搬下來，重又過起蟄居流寓的生活。此時，胡也頻的作品小說通過沈從文的介紹已能常在《現代評論》和《晨報副鐫》上面世。后來，靠著對文學執著的勤奮努力，胡也頻很快成為一位小有名气的詩人。他的詩在當時北方寂寞的詩壇造成一种新的趣味，在風格方面，被當時稱為近代新詩新型之一种，并且，他以其橫溢的才華，在小說和戲劇領域都有涉足。但是，稿費收入很微薄，兩人在清貧窘困中數度著光陰。 繁重的物質生存壓迫并不能遮掩丁玲与也頻愛情生活的光彩，住在香山時，由于二人不善理財，常常有斷糧絕用的時日，這時，就由一人或二人一起用散步的方式到城中典當一些衣物以解燃眉之急。有時兩人下山雖是為籌措伙食，但卻常常走到半路忘了這件事，因為關心泉水与天上的白云，在路上一坐常常就是几個小時。有一次，黃昏上山，因為眷戀天上新月的美麗，兩人竟在玉泉山小河邊坐到半夜。那時，丁玲有一女友楊沒累，与丈夫同居四五年，直到病逝，人還未曾有過夫妻生活，別人都認為這不可理喻，丁玲卻与人說，自己相信并認為這是很平常的事。由此可見，“五四”時代女性對愛情的理想色彩的精神追求和浪漫情怀。事實上，這“很平常的故事”也就發生在她与也頻純洁之愛之間，她在給日本友人的信中曾說：1925年暑假，胡也頻到了湖南。我那時對戀愛毫無准備，也不愿意用戀愛或結婚羈絆我。我是一個要自由的人。但那時為環境所拘，只得和胡也頻作伴回北平。本擬到北平后即分手，但卻遭到友人誤解和异議。我一生气，就說同居就同居吧，我們很能互相諒解和体貼，卻實在沒有發生夫妻關系。我那時就是那樣認識的。我們彼此沒有義務，完全可以自由。但事實慢慢變得似乎仍然應該要負一些道義上的責任。我后來認為那种想法是空想，不能單憑主觀，1928年就決定和也頻白首終身，斷絕了保持自由的幻想。丁玲說1928年，由于責任感的加強，對自由的幻滅，她才決定与也頻白首終身。事實上，在此前，由于第三者的出現，她与也頻的情感生活出現了波折。 精神之愛：“湖畔”詩人的出現，在丁玲情感海洋上掀起一股洶涌的激浪 求生的奮斗不能抹去他們純洁之愛的光澤，但是大時代的印痕卻深深打烙在兩人的心坎上。丁玲和也頻蟄居在苦悶荒涼的北京古城，面對南方如火如荼、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抑郁和煩悶漸漸籠上他們生活的星空。“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給丁玲以极大的震動，這時，他們雖然想到南方，但已經遲了。丁玲恨死了北京！形式上她很平安，不大講話，或者只像一個熱情詩人的愛人或妻子，但她精神上痛苦极了，她要拿起筆，訴說自己對社會的鄙視和個人孤獨靈魂的倔強和掙扎。事實上，几年來閒暇的生活中，她一方面受胡也頻的濡染，另一方面又受到當時滯居在北方的文藝青年的影響（像后來成為著名作家的魯彥、凌叔華、廬隱、戴望舒，當時他們都有過交往）；百樣的人生的冷靜觀察，都使她心靈智慧成熟到透明如水。她拿起筆來，寫自己的內心，寫自己以外的人和事，已是自然而然的了。就這樣，在1927年冬，時任《小說月報》主編的葉圣陶在一大堆來稿中惊喜地發現一篇屬名丁玲的小說，在12月份的《小說月報》上，人們讀到了丁玲創作的《夢珂》，第二年春，同樣是在頭條位置上，又出現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整個文壇震惊了，人們惊异這橫空出世，才華橫溢的文學新星，到處打听這丁玲是誰？丁玲就這樣在寂寞、苦悶中走向文壇，在文學大千世界中尋找出自己的一個角落。胡也頻极為愛護丁玲的創作，他不但鼓勵她，而且一個人承擔著生活的負重，不致使丁玲的創作心境受到影響。所以當丁玲的第一部小說結集出版時，在后記中丁玲說：“不敢說是便把來獻給我的頻……但為了他給我寫這本書的動机和勇气，我愿做為了我另外的一部分，在頻的心上，是奢望盤据一個地位的。”就在1927年冬，丁玲正創作《莎菲女士的日記》的時候，也頻的文章也有了較多的出路，稿費收入比以前增多。面對漫漫前路，他們沒有別的選擇，只打算積蓄一些錢后到日本求學。要去日本，需先學日語。這樣，通過好友王三辛的介紹，馮雪峰來到他們居住的公寓教丁玲日文。雪峰二十年代初即以“湖畔”詩人譽享文壇，這時他還在北京從事地下工作。他以其出眾的文學才華，獨特的精神气質深深地吸引了丁玲。他將外面的大千世界帶進這一沉悶窒息的小屋，時正處在苦悶彷徨的丁玲來說，無异于是一股清新的气流，丁玲后來回憶說：我們像飄零在孤島上的人，四望多難的祖國，心情無比憤慨、惆悵。因此，我們相遇，并沒有學習日語，而是暢談國事、文學和那時我們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的情怀。 十几年之后，丁玲是這樣在延安向美國記者尼姆·韋爾斯談及當時的情形：一天，有一個朋友的朋友來到我們家里，他也是詩人。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頻還要窮。他是一個鄉下人的典型，但在我們許多朋友之中，我認為這個人特別有文學天才，我們一同談了許多話。在我一生中，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這人本來打算到上海去的，但他現在決定留在北京。 我不同意這個，而要他离開，于是，他离開了。兩星期后我追了去———胡也頻也追了來。我們一同在上海只過了兩天時間，我們三個決定一同到杭州那美麗的西湖去，這在我是一個非常复雜的局面。雖然我深深地愛著另外那個人，但我和也頻同居了許多時候，我們彼此有一种堅固的感情的聯系。如果我离開他，他會自殺的。我決定我不能和我可愛的人在一起對他說：“雖然我們不能共同生活，我們的心是分不開的；又說世界上只有一個是我所愛的，無論他离開多遠，這個事實可永遠不會改變。所以我們的愛只得是“柏拉圖”式的了。所以我決定使他非常悲哀，所以我終于不得不拒絕和他見面，把關系完全切斷。我仍然和以前一樣愛他，但把這個連對他都保守了秘密，退回了他全部的信。關于這個人我不再多說了…… 丁玲上述坦率地關于三人關系的自白是可信的。三人風波的平息，無疑是丁玲理智戰胜情感的結果，同時也由于雪峰的退避和也頻的諒解。丁玲的理智，不是對傳統道德觀念的恪守，而主要是不忍破坏几年來与胡也頻建立的“堅固的情感聯系”。這种銘心刻骨的愛的不能實現，給丁玲帶來了莫大的痛苦。复活之愛：胡也頻血洒龍華后 三人風波平息之后，丁玲与胡也頻回到上海。由于當時革命文學內部論爭正盛，他們還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文章上。不久即与沈從文一起在薩波塞路204號創辦紅黑出版社，編輯出版文藝期刊，期望以文學的業績构筑理想生活的大廈。這時，由于受普羅文藝和馬列主義理論的影響，他們的思想逐漸左傾。 1929年底，紅黑出版社倒閉，為了還債，經過陸侃如、馮沅君夫婦的介紹，胡也頻于次年春即1930年2月22日，离滬赴山東濟南高中教書。本來，他們約好，一個人在濟南教書，一個人在上海寫作。然而，這樣的分离，年輕的妻子卻安不下心來，當天晚上丁玲便給也頻寫了信。次日夜又寫了第二封，未完，24日中午、晚間續寫。不久，又寫了第三封。加之當時遠在湖南的丁母也不同意兩人分离，丁玲遂于一個月后也赴山東。由于他們在濟南高中宣傳普羅文學、宣講馬克思主義，招致國民党山東政府的通緝，在進步教師的幫助下，他們逃回上海，并于5月份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由于當時丁玲已有身孕，故沒有參加實際活動，但她卻用自己的筆与“左聯”取著同一步調，由于胡也頻把精力主要用在革命活動上，他們的稿費收入明顯減少。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一男孩，取名胡小頻（即蔣祖林），出院后他們已身無分文，兩人只能共吃一客包飯。但他們精神上卻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充實、也更樂觀。 1931年1月17日，胡也頻不幸被捕，“左聯”和丁玲本人經多方營救，終未成功，2月7日，胡也頻被國民党殘殺在上海龍華荒郊。面對敵人的淫威，丁玲沒有絲毫的畏懼，她同沈從文一起將尚在褓嗷嗷待哺的嬰儿送回湖南母親處撫育，只在家里呆了三天，旋即返回上海。她多次發表演講，駁斥一些反動小報關于“丁玲終日以淚洗面”的謠言，大聲疾呼：“死人的意志難道不在大家身上嗎？”“收存亡友的遺文，真如捏著一把火”，丁玲冒著危險，出版也頻的遺著。她說：“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 与也頻數年的同甘共苦，使丁玲很快地走向革命的道路。烈士的鮮血，則更進一步使她堅定起來。她要求到江西蘇區完成烈士的遺愿。不久，組織上找丁玲談話，決定要她留在上海，主編“左聯”机關刊物《北斗》。在這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刻，丁玲沒有任何退怯，她听從了組織的分配，把复仇的怒火，凝注筆端，噴向敵人。 在胡也頻犧牲后，雪峰來安撫過丁玲，隨著丁玲參加《北斗》編輯工作，她与雪峰又有了過多的交往，深埋于心中的愛情又复活了。丁玲在1931年8月11日和1932年1月5日曾寫過兩封信，向雪峰傾訴她的愛情和苦衷： 我不否認，我是愛他（指胡也頻———筆者注）的，不過我們開始，那時我們真太小，我們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愛情做游戲，我們造做出一些苦惱，我們非常高興的就玩在一起了。我什么也不怕，也不想，我們日里牽著手一塊玩，夜里抱著一塊睡，我們常常在笑里，我們另外有一個天地。我們不想到一切俗事，我們真像是神話中的孩子們過了一陣。到后來，大半年過去了，我們才慢慢地落到實際上來，才看到我們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是被一般人認為夫妻關系的，當然，我們好笑這些，不過我們卻更相愛了，一直到后來看到你，使我不能离開他的，也是因為我們過去純洁無疵的天真，一直到后來使我同你斷絕。宁肯讓我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我是把苦痛秘密在心頭，也是因為我們過去純洁無疵的天真和也頻逐漸對于我的熱愛———可怕的男性的熱愛，總之，后來不必多說它，雖說我自己也是一天天對他好起來，總之，我和他相愛得太容易太自然了，我沒有不安過，我沒有幻想過，我沒有苦痛過。然而對于你，真真是追求，真有過宁肯失去一切而只要听到你一句話，就是說“我愛你”！你不難想著我的過去，我曾有過的瘋狂，你想，我的眼睛，我不肯失去一個時間不望你，我的手，我一得机會我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我的接吻……” 當時，馮雪峰已婚娶，他同丁玲一樣珍視這份情誼，又能理智地對待這种情感。兩封信，丁玲寫的是給雪峰，但只把痛苦深置于心，她一直沒有將信遞給雪峰，而是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互相激勵，把愛情化為事業的動力。 四十年代，在重慶的雪峰，寫信給丁玲說他永遠注視著她的創作。事實上，雪峰以其理論家的敏銳和對丁玲及其創作的特殊呵護每每在丁玲創作的緊要關頭，他都撰文給予极為中肯而又實事求是的評品。 我們不諱言革命者個人丰富的內心情感，而丁玲和雪峰這种崇高的情怀，絕不以個人情感的滿足為准繩的態度足以令我們深思和欽慕。在延安時，曾有人問丁玲，最怀念的人是誰？丁玲是這樣回答的：“我最紀念的是也頻，而最怀念的是雪峰。”紀念的是死者，而怀念的是生者。那時上饒集中營的軍統特務們根本不知道這個從浙江義烏農村抓來的私塾先生模樣的人———馮福春，就是參加過二万五千里長征，后被中央派往上海辦事處任副主任的中共要人———丁玲几年沒有見到的馮雪峰。 自然之愛：一個陌生男人向她走來 胡也頻的犧牲，丁玲的生活信念并沒有轟毀，桅杆堅挺在暴風雨中，生活之舟卻顛簸在浪峰与波谷之間。丁玲在致友人的信中說：“我預備走，我明白，不走也不行啊！”當時，她一個人要負擔連她母親、儿子在內三人的生活重擔，關心她的朋友都以為這樣一個人生活太難，終不是長久之計。 就在這時，一個陌生人走進了她的生活。 一天，雪峰通知她德國《法蘭克福時報》記者史沫特萊要訪問她。史沫特萊要她的翻譯兼私人秘書先過來找丁玲，約好見面的日子。這位身材适中、溫文爾雅、不卑不亢的書生型青年，就是年僅26歲的馮達。當他將丁玲接到摩西路与史沫特萊娓娓而談時，馮達第一次了解到這位知名青年女作家人生追求的艱難；丁玲談到一年來的遭遇和現實的處境，馮達在流暢的翻譯中，仿佛看到一個真實而偉大的女性矗立在一個嶄新而富于傳奇色澤的世界，當丁玲坦誠而動情地談到胡也頻和她的情感生活時，在一旁翻譯的馮達，內心几乎像火山一樣爆發。 無論是敬佩、仰慕還是愛戀与同情，此后，馮達常去看望丁玲，有時陪丁玲出去走走，看朋友，買東西。丁玲一年來身心疲憊，馮達的出現，幫助她度過了那些難熬的日子。 對于馮達，丁玲只知道他說過家里有母親、弟弟住在廣州老家，但他們卻很少通信，上海也沒有別的社會關系。丁玲后來這樣回憶： 這是一個陌生人，我一點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穩的生活態度來幫助我。他沒有熱，也沒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嚇唬我，不惊動我。他是一個獨身漢，沒有戀愛過，他只是平平靜靜地工作……他不愛多說話，也不恭維人。因為從事秘密工作，為了迷惑敵人，他穿戴整齊，腋下常常夾几張外文報紙。他沒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來看我，講一點他知道的國際國內新聞給我听。因為我平日很少注意這些事，听到時覺得新鮮。有時他陪我去看水災后逃离災區的難民，他為通訊社采訪消息；我也得到一點素材，就寫進小說里去。我沒有感到一個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礙我，看見我在寫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餓了，他買一些菜、面包來，幫我做一頓簡單的飯。慢慢生活下來，我能容忍有這樣一個人。后來，他就搬到我后樓亭子間。這年11月，我們就一同搬到善鐘路沈起予家。沈起予住三樓，我們住二樓。每月我們給沈家20元房租，和樓下一家一同搭伙吃飯，每月給她20元飯錢，并和他們共佣一個阿姨。“一·二八”后不久，我們离開善鐘路。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和工作安全需要，我們東往几天，西住几天，經常搬家，最后搬到昆山花園路。 這時，丁玲已將儿子祖林送回湖南老家由母親撫養，由于他們的房子成為党的秘密机關后，每月補貼25元房租。生活仍很清苦。 馮達与丁玲只是一個自然而平實的組合，其間少有浪漫的故事存在。嚴酷的生活使人變得成熟而嚴肅。丁玲當時談到自己對“愛情”的感覺： ……愛情是一個可笑的名詞，那是小孩的一些玩意儿，在我看來，感覺有些太陳舊了。一個25歲以上的人，若還毫不知道羞恥，把男女事看得那么神秘，男的終日只知道如何去媚女人，女的則終日只知道穿衣服、涂脂抹粉，在客廳中同一個异性玩點心靈上的小把戲，或讀點情詩，寫點情詩，消磨一個連接一個而來的日子，實在是种廢料。 不久，馮達調至中共江蘇省委并負責《真話報》工作，丁玲也接受組織安排，參加《北斗》編輯工作，她約稿、看稿、選稿、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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