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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年版《巴金選集》后記 人民文學出版社要我編一部新的《選集》，我照辦了。 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我的《選集》里本來有一篇后記，我把校樣送給几個朋友看，他們都覺得很像檢討，而且寫的時候作者不是心平气和，總之他們認為不大妥當，勸我把它抽去。我听從了朋友的意見，因此那本《選集》里并沒有作者的后記。但是過了一年我還是從那篇未用的后記中摘出一部分作為一篇散文的腳注塞進我的《文集》第十卷里面了。今天我准備為新的《選集》寫后記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了那篇只用過一小半的舊東西，它給人拿去，隔了十一年又回到我的手邊來，沒有丟失，沒有撕毀，這是我的幸運。這十一年中間我給毀掉了不少文稿、信件之類的東西。家里卻多了一個骨灰盒，那是我愛人肖珊的骨灰。在“四害”橫行、度日如年的日子里她給過我多少安慰和鼓勵。但是她終于來不及看見我走出“牛棚”就永閉了眼晶。她活著的時候，常常對我說：“堅持下去，就是胜利。”我終于堅持下來了。我看到了“四人幫”的滅亡。我又拿起了筆。 今天我心平气和地重讀十九年前“并不是心平气和地寫出來的”舊作，我決定把它用在這里，當然也作了一些刪改。 我所崇敬的中外前輩作家晚年回顧過去的時候，也寫過類似“与過去告別”的自白。我今年七十四歲，能夠工作的日子已經不多，在這里回顧一下過去，談談自己的看法，即使談錯了，也可以供讀者參考，給那些想證明我“遠遠地落在時代后面”的人提供一點旁證。 那么我就從下面開始： 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我在地主老爺、太太、少爺、小姐中間生活過相當長的時期，自小就跟著私塾先生學一套立身行道、揚名顯親的封建大道理。我也同看門人、听差、轎夫、廚子做過朋友（就像屠格涅夫在小說《普宁与巴布林》中所描寫的那樣）。我看夠了不公道、不合理的事。我對那些所謂“下人”有很深的感情。我從他們那里得到不少的生活知識。我躺在轎夫床上煙燈旁邊，也听他們講過不少的動人故事。我不自覺地同情他們，愛他們。在五四運動后我開始接受新思想的時候，面對著一個嶄新的世界，我有點張惶失措，但是我也敞開胸膛盡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東西，我都一下子吞進肚里。只要是新的、進步的東西我都愛；舊的、落后的東西我都恨。我的腦筋并不太复雜，我又缺乏判斷力。以前讀的書不是四書五經，就是古今中外的小說。后來我接受了無政府主義，但也只是從劉師复、克魯泡特金、高德曼的小冊子和《北京大學學生周刊》上的一些文章上得來的，再加上托爾斯泰的像《一粒麥子有雞蛋那樣大》、《一個人需要多少土地》一類的短篇小說。我還讀過一些十九世紀七十、八十年代俄國民粹派革命家的傳記。我也喜歡過陳望道先生翻譯的《共產党宣言》，可是多讀了几本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以后，就漸漸地丟開了它。我當時思想的淺薄与混亂不問可知。不過那個時候我也懂得一件事情：地主是剝削階級，工人和農人養活了我們，而他們自己卻過著貧窮、悲慘的生活。我們的上輩犯了罪，我們自然也不能說沒有責任，我們都是靠剝削生活的。所以當時像我們那樣的年輕人都有這种想法：推翻現在的社會秩序，為上輩贖罪。我們自以為看清楚了自己周圍的真實情形，我們也在學習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國青年“到民間去”的榜樣。我當時的朋友中就有人离開學校到裁縫店去當學徒。我也時常打算离開家庭。我的初衷是：离開家庭，到社會中去，到人民中間去，做一個為人民“謀幸福”的革命者。 我終于离開了我在那里面生活了十九年的家。但是我并沒有去到人民中間。我從一個小圈子出來，又鑽進了另一個小圈子。一九二八年年底我從法國回到上海，再過兩年半，成都的那個封建的家庭垮了，我的大哥因破產而自殺。可是我在上海一直讓自己關在小資產階級的圈子里，不能夠突圍出去。我不斷地嚷著要突圍，我不斷地嚷著要改變生活方式，要革命。其實小資產階級的圈子并非銅牆鐵壁，主要的是我自己沒有決心，沒有勇气。革命的道路是寬廣的。而我自己卻視而不見，找不到路，或者甚至不肯艱苦地追求。從前我們在成都辦刊物《半月》的時候，有一個年紀比我大的朋友比我先接受了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我有時還把他當作導師一般尊敬。他就是《激流》三部曲里面的方繼舜。在我离開成都以后，他不能滿足于空談革命，漸漸地拋棄了無政府主義，終于參加了共產党，在一九二八年被成都某軍閥逮捕槍斃了，他死得很勇敢……說實話，我當初開始接受新思想的時候，我倒希望找到一個指導人讓他給我帶路，我愿意听他的話甚至赴湯蹈火。可是后來我卻漸漸地安于這种自由而充滿矛盾的個人奮斗的生活了。自然這种生活也不是沒有痛苦的。恰恰相反，它充滿了痛苦。所以我在我的作品里不斷地呻吟、叫苦，甚至發出了“靈魂的呼號”。然而我并沒有認真地尋求解除痛苦、改變生活的辦法。換句話說，我并不曾尋找正确的革命道路。我好像一個久病的人，知道自己病重，卻習慣了病中的生活，倒頗有以病為安慰、以痛苦為驕傲的意思，懶得去找醫生，或者甚至有過欣賞這种病的心情。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曾三番五次想在無政府主義中找尋一條道路，我讀過好些外國書報，也譯過克魯泡特金的著作，和俄國民粹派革命家如妃格念爾這類人的回憶錄，可是結果我得到的也只是空虛；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好心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們，或者用夢代替現實，用金線編織的花紋去裝飾它們，我寫過一些宣傳、贊美的文章；結果還是一場空。人們責備我沒有在作品中給讀者指出明确的道路，其實我自己就還沒有找到一條這樣的路。當時我明知道有馬克思主義，而且不少知識分子在那里找到了治病的良藥，我卻依然沒有勇气和決心沖出自己并不滿意的小圈子，總之，我不曾到那里去求救。固然我有時也連聲高呼“我不怕，我有信仰。”我并不是用假話騙人。我從來不曾怀疑過：舊的要滅亡，新的要壯大；舊社會要完蛋，新社會要到來；光明要把黑暗驅逐干淨。這就是我的堅強的信仰。但是提到我個人如何在新与舊、光明与黑暗的斗爭中盡一份力量時，我就感到空虛了。我自己不去參加實際的、具体的斗爭，卻只是閉著眼睛空談革命，所以絞盡腦汁也想不到戰略、戰術和個人應當如何參加戰斗。我始終依照自己的方式去反對舊社會和黑暗的勢力，從來沒有認真想過會得到什么樣的結果。有時候我感覺到我個人的力量就像蜉蝣一樣撼不了大樹（哪怕是正在枯死的大樹），我起了類似瘋狂的憤激。我恨舊社會恨到快要發狂了，我真愿意用盡一切力量給它一個打擊。好心的讀者責備我宣傳個人主義。我憎恨舊社會、憎恨黑暗勢力到极點的時候，我的确希望每個人都不同它合作，每個人都不讓它動他一絲一毫……這种恨法不用說是脫离群眾、孤獨奮斗的結果。其實所謂“孤獨奮斗”也只是一句漂亮話。“孤獨”則有之，“奮斗”就應當打若干折扣。加以由于我的思想中充滿了矛盾和混亂，我甚至在“孤獨奮斗”的時候，也常常槍法很亂，縱然使出全身本領，也打不中敵人要害，或者近不了敵人身旁。而且我還有更多的冷靜的或者軟弱的時候，我為了向圖書雜志審查老爺們表示讓步，常常在作品里用曲筆轉彎抹角地說話，免得作品無法跟讀者見面，或者連累發表我文章的刊物。有時我也想盡方法刺老爺們一兩下，要他們感到不舒服卻又沒法刪掉我的文章。然而我只是白費力气，寫出來的東西，總是軟弱無力。我常常把解放前的自己比作一個坐井觀天的人。我借用這個舊典故，卻給了它一個新解釋：我關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小圈子里望著整個社會的光明的前途。我隱隱約約地看得見前途的光明，這光明是屬于人民的。至于我個人，盡管我不斷地高呼“光明”，盡管我相信光明一定會普照中國，但是為我自己，我并不敢抱什么希望。 我的作品中會有憂郁、悲哀的調子，就是從這种心境產生的。 我自己也知道我如果不能從井里出來，我就沒有前途，我就只有在孤獨中死亡。我也在掙扎，我也想從井里跳出來，我也想走新的路。但是我的勇气和決心都不夠。 然而解放帶給我力量和勇气。我不再安于坐井觀天了。我下了決心跟過去告別。我走上了自我改造的路。當然改造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跟自己作斗爭也需要長期苦戰才有可能取得胜利。……我希望我上面的“回顧”能夠幫助《選集》的讀者了解我過去的作品。今天在新的《選集》付印的時候，我還要重复十九年前想說而未說出來的几句話：“我的這些作品中描寫的那個社會（舊社會），要是拿它來跟我們的新社會比，誰都會覺得舊社會太可恨了。不用說，我并沒有寫出本質的東西，但是我或多或少地繪出了舊社會的可憎的面目。讀者倘使能夠拿過去跟今天比較，或者可以得到一點點并非消极的東西。這就是我的小小的希望。” 巴金 １９７８年７月 ------------------ 大唐書庫 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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