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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左聯”盟員柔石、胡也頻、殷夫、李偉森(沒有正式加入“左聯”，但工作上有緊密聯系)、馮鏗和其他十八位共產党員被國民党反動派秘密殺害于上海龍華；此后几年內，應修人、洪靈菲、潘漠華等人又相繼遇害。柔石等五烈士就義后，“左聯”發表了抗議和宣言，指斥反動派的暴行，得到國內外進步力量的支持。魯迅從來就關心這些革命青年作家，對他們抱有很大的企望，柔石、殷夫、胡也頻等生前也都得到過魯迅殷切的指導。魯迅對他們的犧牲怀著無比的悲憤。在得悉這一噩耗的當時，他寫了悼念文字，指出他們以鮮血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寫了第一篇文章”(注：《二心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事隔多年以后，又怀著蜷蜷之心，寫下《為了忘卻的記念》(一九三三年)、《白莽作〈孩儿塔〉序》(一九三六年)等文，贊揚他們的為人，肯定他們的文學成就。 烈士們生前大都從事實際革命活動，又以文學為武器參加戰斗。他們從不同的道路走向革命，同時又把不同的經歷帶進文學。正如他們為共產主義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一樣，他們也為初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創作留下了可貴的成績，表現了他們對共同事業的忠誠和努力。 柔石(趙平复，1901—1931)最初從事教育工作，并參加新文學運動。一九二三年開始創作，短篇集《瘋人》透露出一些個性解放的要求，長篇小說《舊時代之死》和中篇小說《三姐妹》對知識青年游移徘徊的心理有所批判，現實生活的投影都還比較淡薄。一九二八年夏，他到了上海，与魯迅有較多往還，在魯迅的幫助下譯介外國的尤其是東歐和北歐的進步文學，編輯《語絲》、《朝花旬刊》、《萌芽月刊》(注：《萌芽月刊》，由魯迅主編，柔石等編輯)等刊物，這些活動對于他的創作起了積极的影響。這一時期所作短篇集《希望》，寫了日常生活中一些庸俗、卑鄙的人物与事態，現實意義和生活气息都較以前作品顯著增強，并開始表現出獨特的藝術見格，筆調簡洁朴實，感情深沉。 長篇小說《二月》(一九二九年)是作者較重要的作品，魯迅為作《小引》。主人公肖澗秋是這樣一個青年：“极想有為，怀著熱愛，而有所顧惜，過于矜持”(注：魯迅：《〈二月〉小引》)，他离開學校后在崎嶇的世途上飄泊，六年后來到芙蓉鎮，希望過清靜的生活，然而他在這想象的世外桃源中見到的，依然是凄涼、苦難和凡庸。對于這些，他即不能象一些人那樣視若無睹，也不能象另一些人那樣習以為常，他有所激動，希望用個人的努力去改變現狀。肖澗秋開始援助孤儿寡婦，想使那些善良的人离開悲哀的境地，但誣蔑非議也就隨之而來，使他日益困惑。愛情縱然帶來一些溫暖，卻仍然無法充實他的空虛的心怀。他不能在生活的“濁浪”中隨波逐流，結果又离開了這個地方。小說通過這一故事表現了作者對現實的憤懣和對于知識分子道路的思考。几個人物也都寫得生動而又各具性格。敘事抒情优美生動，語言流暢并常帶有詩意，能給讀者以強烈的感受。 一九三芳年寫的《為奴隸的母親》是作者最优秀的短篇小說。題材深入到社會下層勞動人民生活中，表現的形式和手法也更為朴實，可以看出他這時正在努力“轉換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注：魯迅：《為了忘卻的記念》)。作者在《二月》中流露的傷感情調沒有了，更多的是負荷著人民苦難的崇高感情。作品描寫一個窮苦婦女，為了全家生活被丈夫出典給鄰村一個秀才地主。整整三年，她离開自己的孩子，作為別人生孩子的工具，屈辱地生活在地主家里。孩子病重的消息傳來，她憔悴痛苦，但得不到回家看望的權利。三年內，她生下一個男孩子，于是又被人奪下這親生的孩子，赶回從前的家，而先前的孩子還是受著饑餓的熬煎，在前面等著她的是無窮無盡的苦難生活。作者以沉摯的筆調描寫了這個痛怵人心的故事，刻划了一個既是母親又是奴隸的鮮明形象。小說寫的是常見的人和事，但能夠從平易中透露出深刻的意義，顯示了階級剝削制度是勞動人民痛苦不幸的根源。他們不僅身受著經濟上的剝削，同時還身受著超經濟的精神虐待，他們的苦難正象作品最后寫的：“沉靜而寒冷的死一般的長夜，似無限地拖延著，拖延著……”《為奴隸的母親》寫作的年代，中國的農村斗爭已風起云涌，作品雖然沒有直接反映這些斗爭，但它接触和描繪了農村中苦難深重的一隅，具有強烈的控訴的意義。 “左聯”成立，作者先后任執行委員、常務委員、編輯部主任等職，在緊張的工作中繼續從事寫作。一九三芳年六月作通迅《一個偉大的印象》，記述了他同年五月參加在上海召開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時的見聞；十月，作長詩《血在沸》(注：《前哨》第1卷第1期)，紀念一位被反動派殺害的十六歲的少年先鋒隊隊長。這些作品標志著作者生活道路和思想道路上重要的飛躍。在同時代的革命青年作家中，柔石在深刻理解和揭露中國社會的腐朽墮落，認真探索和實踐現實主義創作原則，以及對于藝術表現的重視等方面，都是有自己的顯著特色和突出成就的。 胡也頻(1903—1931)開始文藝活動在一九二四年，与人合編了北京《京報》附刊之一《民從文藝》，同時用胡崇軒署名在這個刊物上發表作品。此后數年內，創作量很大，寫成《圣徒》(短篇集)、《也頻詩選》、《三個不統一的人物》(短篇集)、《別人的幸福》(戲劇集)、《一幕悲劇的寫實》(中篇)等十多個集子。較早作品涉及題材很廣，從生活見聞中信手拈來，以后則較集中于對不同類型知識分子的生活的刻划。文筆流暢明快，間或流露著幽默和諷刺。這些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還嫌不夠，政治意識也不明顯。一九二九年作長篇小說《到莫斯科去》，一九三芳年作長篇小說《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出現了較大的變化和發展。 一九二八年春，胡也頻到了上海，他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理論書籍，并明确地以文學為革命服務。在《到莫斯科去》的序文中，他強調創作應“抓住這斗爭底時代的現實”，強調新文學的作者應跨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圈子，“深入于無產階級的社會而經歷他們的生活和体驗他們的意識”，這些認識和主張顯然有助于他的創作，《到莫斯科去》正是“這种主張的實踐”。作品描寫一個“新女性”素裳，厭惡金馬玉堂的資產階級生活，追求有意義的人生，但對當時各种不同的思潮感到惶惑。共產党員施洵白的出現，使她在迷途中找到了指南，堅定了革命的信念，兩人產生感情，并決定一同到莫斯科去。這時她的丈夫官僚徐大齊卻捕殺了施洵白，新的仇恨加深了素掌對舊的生活的憎厭，她終于毅然獨自出發。作品傾向鮮明，表現了作者創作的新的起點。但政治熱情尚未能同具体的藝術描繪緊密結合。素裳轉變的最初過程較多在言談和思索中越過，党員施洵白的形象也沒有得到鮮明有力的刻划，這些反映了作者這時尚缺乏生活實感，有時還不自覺地流露出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給作品帶來了明顯的弱點。 在寫《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前后，作者參加了實際革命斗爭。他熱情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無產階級文學，參加“左聯”工作，任熱行委員和工農兵通訊委員會主席職務。作品是在緊張的革命工作中擠出時間寫成的。《光明在我們的前面》通過一對青年的愛情生活的描寫，反映了應該走怎樣的革命道路的問題。劉希堅堅信共產主義，他的愛人白華則為無政府主義所吸引著。他們經常討論，爭辯，都未能縮短他們思想意識上的距离。“五卅”慘案發生，一切行動、思想都在事實面前受到考驗。共產主義者洞見歷史發展的動向，踏實工作，受到群眾的擁護，而只憑空想和狂熱行事的無政府主義者卻不為群眾斗爭所需要；白華終于在實際生活的教育下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作品描寫了慘案在北京的熱烈反響，最后寫出青年們滿腔熱情地走向工厂農村。“五四”以后，一些決心反抗舊秩序的知識青年曾急迫地吸取一切從國外來的新知識，一時分不清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個人主義和集体主義的界線，尼采、克魯泡特金和馬克思在當時几乎同樣吸引他們；到后來，他們才認識了馬克思列宁主義是解放人類的唯一真理和武器。這部小說所反映的，正是中國現代許多進步知識分子這樣一段重要的生活經歷和這樣一個重要的政治抉擇，具有寬廣的社會內容和尖銳的思想意義。和《到莫斯科去》一樣，它歌頌了共產主義思想的胜利，較為丰滿地描寫了實際斗爭，努力在斗爭發展中寫出人物的思想轉變；這些都寫得熱情有力。《光明在我們的前面》是作者最好的一部作品，發表后受到批評界的注意和重視。作者最后寫的《同居》(注：《前哨》第1卷第1期)，力圖反映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生活，由于沒有親身經歷，描寫尚嫌簡單，但作品洋溢著對于新事物的喜悅之情。 殷夫(徐白，白莽，1909—1931)從一九二四年左右起就開始寫詩。一九二八年創作較多。殷夫早期的作品，內容多為對愛情和故鄉的歌唱，也有對光明未來的呼喚。詩中大多帶著他對黑暗現實的憂憤和自己內心的悒郁。這正反映了在沉悶而激蕩的時代中一個有抱負的敏感青年的憧憬。他喟歎著“希望如一顆細小的星儿，在灰色的遠處閃爍著”(《放腳時代的足印》)；他贊頌“沙中最先的野花，孤立搖曳放著清香”(《祝——》)；他“笑那傾天黑云，預期著狂風和暴雨”(《給某君》)；他又感到自己是“枕著將爆的火山，火山的口將噴射鮮火深紅”(《地心》)。他守候在“寂寞的窗頭，熱望未來的東方朝陽”(《獨立窗頭》)。在這些詩句里，交織著殷夫的孤寂和熱烈的感情。也正是其中不斷向上、要求進步、追求真理的精神，使得他在參加革命以后，在党的教育下，迅速地成為無產階級的革命詩人。 殷夫与革命發生關系較早，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上海第一次被捕。一九二九年，他离開學校，專門從事青年工人運動，創作趨向高潮，以殷夫、白莽、莎菲等筆名發表了不少詩歌、散記、論文。這時的抒情詩如《贈朝鮮女郎》、《夢中的龍華》等篇，表現出他堅決的斗爭意志。他還寫了不少政治鼓動詩(也被稱為紅色鼓動詩)，大多發表在作者自己編輯、秘密發行的刊物《列宁青年》和“左聯”刊物《萌芽月刊》、《拓荒者》、《巴爾底山》等上面。這些詩格調新穎，境界開闊，個人感情的抒唱与革命斗爭的贊頌交響成气概雄渾、聲調激昂的戰歌。作者宣稱要為時代“唱一支新歌”(《Romantic的時代》)，宣稱“我們把旗擎高，號儿吹震天穹”(《Pionier》)。已經匯入群眾洪流的詩人，再不為孤寂所煩惱。他充滿著自豪感，充滿著自我改造和改造時代的信心。正當“四一二”兩周年紀念這一天，殷夫寫了《別了，哥哥》這首詩，他這時完全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与他哥哥所代表的剝削階級作了徹底的決裂。他“不要榮譽，不要功建”，要的是“永久的真理”。在這首詩的最后，他以异常堅決的口吻寫道： 別了，哥哥，別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見的机會是在 當我們和你隸屬著的階級交了戰火。 殷夫將全身心投入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在他的詩中出現了許多正面歌頌工人斗爭的詩篇。這些詩充滿了革命的階級感情，它痛擊著反動統治者及其党徒，對被壓迫人們的英勇斗爭不遣余力地給以贊揚。 詩人描寫工人斗爭題材的作品范圍很廣，如《議決》描寫了深夜里一次工人集會的情景，雖然參加會議的人已十分疲勞，但情緒都很飽滿，人們開朗地笑著。 明日呢，這是另一日了， 我們將要叫了！ 我們將要跳了！ 但今晚睡得早些也很重要。 這里以白描的手法寫出了革命者工作后的歡樂，看來快到“另一日了”，但他們仍是幽默地互相叮囑早一些休息。新的任務又要他們叫著跳著去迎接。這首詩充分地表現了詩人對戰斗的渴望以及同志間的友愛。 描寫無產階級正面和敵人作斗爭的詩很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在這首詩里，他描寫了浩浩蕩蕩的正在行進著的工人隊伍，沸騰著的人群，震徹著天宇的口號聲，以及“在晨曦中翻飛象隊鴿群”的“白的紅的五彩紙片”。 我在人群中行走， 在袋子中是我的雙手， 一層層一疊疊的紙片， 親愛地吻我指頭。 詩人對自己從事的斗爭充滿著發自內心的喜悅。他覺得“這五一節是‘我們’的早晨，這五一節是‘我們’的太陽”，他堅信“今天和將來都是‘我們’的日子”。因為在他手里握著的不是簡單的傳單而是真理。詩歌給讀者帶來的是興奮、鼓舞、信心，使人看到了工人階級不可戰胜的力量。當一個巡捕抓住了“我”的衣領的時候，他所想到的完全不是個人的安危，仍舊不停歇地高呼口號。 我已不是我， 我的心合著大群燃燒。 一個高大的革命者的形象矗立在讀者面前。“我已不是我”，他不是一個人，他和群眾融合了。他是集体，他是力量，他是胜利的象征。他和抗爭的人們緊緊擁胞在一起。雖然殷夫的詩常以“我”這個第一人稱出現，但包含著的卻是整個無產階級。這是一個對未來充滿信念和洋溢著樂觀主義精神的偉大的階級。 我們的意志如煙囪般高挺， 我們的團結如皮帶般堅韌， 我們轉動著地球， 我們撫育著人類的運命！ 我們是流著汗血的， 卻唱著高歌的一群。 ——《我們》 殷夫的許多优秀作品節奏明快有力，魄力雄傳，剛健之中透露著清新之美。所有這些都是和它們的革命內容相一致的。 魯迅十分珍惜殷夫的詩作，在《孩儿塔》的序文中，他這樣寫道：“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于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于摧殘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于別一世界。”(注：《且介亭雜文末編·白莽作〈孩儿塔〉序》)這段話概括了殷夫詩歌的革命意義。由郭沫若開創的現代中國的革命詩歌創作，到了殷夫有了新的重要發展和成就。殷夫是我國早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位优秀詩人。 李偉森(李求實，1903—1931)主要從事革命實際工作，他從斗爭需要出發，寫了不少論文、雜文，編過《革命歌集》和譯了傳記《朵思退夫斯基》(即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作過一些文藝短評和零星翻譯。馮鏗(1907—1931)早時主要寫抒情小詩，參加革命斗爭后多寫小說，風格有變化，《販賣嬰儿的婦人》通過一些生活的片斷，較動人地描寫了一個勞動婦女的悲慘遭遇；《樂園的幻滅》、《突變》等號召參加集体斗爭；《小阿強》、《紅的日記》描寫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和紅軍的斗爭。應修人(1900—1933)原是湖畔社詩人之一，這一時期寫的兩篇童話《旗子的故事》和《金寶塔銀寶塔》，也以革命根据地人民及紅軍為描寫對象，用夸張的手法生動地描寫了紅軍作戰的英勇和勞動人民對革命根据地的信賴。洪靈菲(？—1933)有長篇《流亡》、《前線》、《轉變》及短篇集《歸家》等，描寫青年革命者的斗爭活動、困頓境遇和愛情故事，有好多是作者自己生活的投影。在《拓荒者》月刊上發表的小說《大海》，顯示了作者創作上新的進展。作品的上部描寫了三個性格不同的農民對封建統治的自發性的反抗，下部寫到他們在蘇維埃政權下有組織的斗爭。雖然作品的情節展開不夠，人物性格還欠鮮明，但作品表現了農民的自發斗爭必須被引到自覺斗爭，革命才會獲得胜利。洪靈菲的創作生活不長，卻留下了不少作品。蔣光赤曾認為他是“新興文學中的特出者”(注：《异邦与故國》九月二十日記)。 “左聯”烈士的創作具有相似的發展情況，他們開始創作時都有較多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情調，后來參加了革命實際工作，對于斗爭生活有進一步的体驗和理解，引起了思想上和創作上的變化，無產階級思想感情逐步克服并代替小資產階級思想感情，題材的范圍也從一般生活轉到較重大的社會斗爭，以至怀著深厚的熱情描寫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和紅軍的故事。《一個偉大的印象》、《同居》、《紅的日記》、《旗子的故事》等作品，標志著作者們思想上新的進展，并在主題和題材上作了重要的開拓。他們的作品，雖然各人的成就仍就不同，但生活內容漸趨丰富，思想戰斗力漸趨充實，其最后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則大都体現了這個特點；雖然這些作品還不夠成熟，但就他們個人的創作道路來看，說明了革命實踐對于創作發展的積极影響，就整個文學運動的歷史進程來看，反映了革命文學從萌芽到成長時期的總的趨向。 烈士們大多是在創作剛開始邁上新的道路時遇難的，這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損失。但也正如魯迅所說：“大眾存在一日，壯大一日，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也就滋長一日”(注：《二心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烈士們不僅用墨寫的文章，同時也用血寫的“文章”，表現了整個革命文學的戰斗特色和寶貴傳統，顯示出它和人民革命事業的血肉的聯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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