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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林家舖子》、《春蚕》等短篇小說

　　同長篇小說《蝕》一樣，茅盾最早的短篇集《野薔薇》中的五篇小說(寫于一九二八年二月至一九二九年三月)也流露出他在大革命失敗后一段時期內的消极低沉的情緒。這五篇小說都“穿了戀愛的外衣”，作者是想在人物的戀愛行動中透露出“各人的階級的‘意識形態’”，在“戀愛描寫的背后”顯示“一些重大的問題”(注：《寫在〈野薔薇〉的前面》，見《野薔薇》，上海大江書舖1929年7月初版)。《創造》中的君實，按著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觀點，想把守舊的妻子“創造”成資產階級的女性，但妻子嫻嫻卻超過了他的“中庸”的理想，比他“先走了一步”。他的几年來的努力完全白費，所得到的結果，正好是對于他原先的理想的嘲笑。《詩与散文》中的青年丙厭棄了“散文”式的桂奶奶而想得到“詩”似的表妹，但是“詩”和“散文”兩者都從他的手中失去了：結果還是“事与愿違”。其它三篇(《自殺》、《一個女性》、《曇》)的主人公所有的也都是“悲劇的或閶澹的結局”。不過作者在《創造》和《詩与散文》中，對君實和青年丙這兩個人物采取了批評和揶揄的態度，對受新思潮沖擊“先走一步”的嫻嫻和敢于打破傳統思想束縛的桂奶奶表示了肯定的傾向。在這些地方寄寓了作品的主題。但是《詩与散文》關于兩性關系的渲染過多，不免妨礙主題的突出。在茅盾的另外一些作品中，也有類似的描寫，它們表現出早年接受的自然主義創作理論給他帶來的消极影響。
　　《宿莽》集(寫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芳年)中的《大澤鄉》取材于歷史事實，描寫秦代“閭左貧民”在遣戍漁陽的征途中，殺死富農軍官、高舉義旗的故事。小說刻划了富農的代表人物——兩個軍官在戍卒起義前的恐懼、悲哀和掙扎，也描畫了那些開始依靠自己力量掙脫壓迫者的銷鏈的貧苦農民的复仇火焰，盡管這篇小說被茅盾自己認為是“脫离現實的”(注：《茅盾文集》第7卷《后記》)，它卻是作家開始不滿意自己原先那些作品的情調，一時又未能把捉住現實斗爭的重大題材的情況下，轉而取材于具有積极意義的歷史故事之作。小說描寫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這樣的內容容易令人聯想到當時正在中國廣大農村中展開的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并且從中領悟其戰斗的主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大澤鄉》不僅是茅盾思想變化的一個標志，其本身也是富有現實意義的。
　　茅盾短篇小說的代表作品是《林家舖子》和《春蚕》，它們都寫于他創作《子夜》的同一年。茅盾在《子夜》的《后記》中說：“我的原定計划比現在寫成的還要大許多。例如農村的經濟情形，小市鎮居民的意識形態，……我本來都打算連銷到現在這本書的總結构這內；又如書中已經描寫到的几個小結构，本也打算還要發展得充分些；可是都因為今夏的酷熱損害了我的健康，只好馬馬虎虎割棄了，因而本書就成為現在的樣子——偏重于都市生活的描寫。”由此可以知道，以小市鎮和農村生活為描寫對象的《林家舖子》和《春蚕》，正是作家大規模地描寫中國社會現象的原來計划的一部分，同樣是黎明之前的舊中國社會生活的真切寫照。
　　《林家舖子》和《春蚕》描寫的都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戰爭前后的動亂生活。“一二八”后，茅盾曾經回到故鄉小住。在那里，他親眼看到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魔爪，已經將農村經濟推入破產的境地，帝國主義軍事侵略的炮火更加速了它的崩潰。原先曾經是相當富庶的江南農村及小市鎮，呈現出一片蕭條的凄慘景象。這些都給茅盾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由此孕育了《林家舖子》和《春蚕》等作品的藝術构思。《林家舖子》中的林先生是一個小市鎮的商人，他兢兢業業地經營他的店舖。然而農村破產和農民購買力的銳減，使得他一再減价的商品仍是銷路不佳；上海戰爭的影響又使得他在年關迫近時不惟金融上無處通融，而且債主登門坐索，窮于應付；更其嚴重的是，國民党反動分子對他一再敲詐勒索，甚至強迫他的女儿為妾；此外，還有資本較他雄厚的同行們的排擠傾軋，落井下石。林家舖子終于在這些重重壓迫下倒閉了。林先生從他父親手里承繼了這樣一個小店舖，資本既不雄厚，政治上又無奧援，雖然也有一股商人唯利是圖的剝消思想，但處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和國民党反動政治的雙重壓力下，除了小心翼翼做些小生意以守成保身而外，沒有也難以有更多的奢望。他在洶涌而來的多种打擊前面，百般掙扎，力圖使自己的舖子幸免于倒閉而不可得。唯其林先生是這樣安分己，林家舖子的命運就更加典型地表現了當時正處于風雨飄搖中的整個工商業的共的前途。小說還寫到了林家舖子的倒閉給予象朱三阿太、張寡婦那樣將自己僅有的積蓄存在舖子里的貧民的致命打擊，說明這決不只是林先生個人的破產，他也并不是最不幸的受害者，此外還牽連到許多人的生活。因為林先生在舖子倒閉以后，還可以一走了之，另作打算，而這一群人則是無路可走，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最后依靠。小說就在這些不幸者瘋狂的慘呼聲中結束。這樣的處理，一方面是對于整個悲劇的制造者提出了更加有力的控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舊社會“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殘酷真相和林先生性格中的兩重性。作品對于他是既有同情也有批判的。在一個短篇小說中，通過一家小店舖的倒閉的故事，寫出了如此深廣的社會內容，充分表現了茅盾作為一位現實主義作家的藝術手腕，也正构成了他的作品一個重要的特色。
　　《春蚕》的寫作時間略后于《林家舖子》，它是以江南農村為背景的。它通過農民老通寶一家人蚕花丰收，而生活卻更困苦的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了，舊中國農民須在年成丰收之外，去另找真正的出路。作品采用虛寫的手法把人物放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上：“一二八”的上海戰爭剛剛過去，由于外貨傾銷，民族絲織工業陷于破產的境地，因而江南一帶農民的主要副產品——蚕絲也就沒有了銷路；封建地主階級的高利貸剝削更加殘酷；資本家也乘机壓低蚕絲的收購价格。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面，老通寶一村人經過一個月的辛勤緊張的養蚕勞動，雖然取得了多年未有的蚕茧丰收，但是丰收給他們帶來的不是富裕和幸福，而是更多的貧困和災難：“因為春蚕熟，老通寶一村的人都增加了債！老通寶家……白賠上十五擔葉的桑地和三十塊錢的債！一個月光景的忍餓熬夜還都不算！”老通寶是一個勤勞忠厚而又保守落后的老一代農民。他憑著“活了六十歲，反亂年頭也經過好几個”的經驗來分析和對待眼前的事物。他限約地覺察到，世界之所以“越變越坏”，都只因為有了“洋鬼子”的緣故，因此他不僅痛恨“洋鬼子”，而且仇視一切帶有“洋”字的東西。他熱愛勞動，相信只有田地熟和蚕花丰收，才可能使他們的日子變好。他也相信命運和鬼神，虔誠地遵守、而且要他的儿子阿多也遵守養蚕時的一切禁忌。時代變了，周圍環境變了，而他的思想卻一直未變，這是他成為悲劇性人物的一個重要原因。他的儿子阿多，性格与他不同：他不相信田地熟或者蚕花丰收，就可以改變他們窮苦的命運；他沒有老通寶的那种憂愁，對世事永遠樂觀；他開始對社會現象作更深一些的思索，“他覺得人和人中間有什么地方是永遠弄不對的”，雖然他還“不能明白想出來是什么地方或是為什么”。這樣，小說就在如何擺脫自己貧困處境的課題上描寫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舊中國農村中兩代人的沖突。而阿多一代農民的逐漸成長和老通寶一代農民的逐漸覺醒，也就成為舊中國農村向前發展的必然趨勢。繼《春蚕》之后的《秋收》和《殘冬》，所揭示的就正是這种趨勢。在《秋收》里，當老通寶的“大熟年”的“肥皂泡整個儿爆破”，因而送掉他一條老命的時候，最初的覺醒意識，是在他“明朗朗”的眼睛里透露出來了。《殘冬》更進一步地描寫了農村災難的加深和農民反抗斗爭的崛起。這三個連續的短篇，當時被稱為“農村三部曲”；它們真實地反映了廣大農民的深重苦難和他們從守舊、迷惘中覺醒，終于起來抗爭的歷史動向。特別是其中的《春蚕》，整個作品就象是一支交織著農民的希望、憂慮、歡樂和失望的樂章，使讀者的心情緊緊地跟隨人物命運的發展而起伏變化。后面兩篇情節發展得過于急促，人物性格的發展脈絡勾勒得不夠清晰，因而人物形象不及《春蚕》中那樣丰滿鮮明。
　　《林家舖子》和《春蚕》等作品，都抓住了當時現實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在藝術上作了出色的表現。當城市、鄉鎮許多大小企業紛紛停業倒閉，“谷賤傷農、丰收成災”這种畸形的卻又是普遍發生的事實使農民在難得的歡樂中一下子墮入絕望的境地，——就在這樣一個經濟崩潰席卷整個中國、人心惶恐不安的嚴重時刻，這些作品及時地將人們關心的生活現象和其中的矛盾斗爭加以藝術的概括，揭露產生這一切的社會要源，确實起到了使人們惊醒、感奮的戰斗作用，在文藝界和社會上激起廣泛的反響。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固然由于茅盾比較熟悉故鄉江南一帶農村和小市鎮的生活，“一二八”后的回鄉之行又提供了若干新的創作素材。另一方面也是和他具有相當丰富的社會科學的理論修養分不開的。這幫助他敏銳地發現和分析重大社會現象，掌握事物的本質，領會其中的意義，清楚事態發展的來龍和去脈。這也正是茅盾的作品常常能夠深廣地反映社會現實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野薔薇》中《創造》等小說到《林家舖子》、《春蚕》，可以看出茅盾短篇創作的顯著進展：第一，是作家政治視野和作品題材范圍的不斷擴大。《創造》等作品，大多描寫知識分子的戀愛糾葛，題材比較狹窄；稍后《宿莽》集中的《大澤鄉》等篇則是通過歷史人物的再創造來曲折地服務于現實斗爭；到了《林家舖子》和《春蚕》，作者就著重于現實生活的描寫，而且把筆端伸展到舊中國破產的農村和小市鎮了。題材范圍的不斷擴大，正是作家的思想水平不斷提高和政治視野不斷擴大的結果。第二，《創造》等篇中的人物都生活在個人狹小的天地里，時代面貌展示得不寬廣，不清晰；而《林家舖子》和《春蚕》則是把人物放在廣闊的時代背景上和复雜的社會斗爭里加以刻划。第三，《創造》等小說主要是通過對人物心理的靜態描寫來顯示作品的中心思想和人物性格；而《林家舖子》和《春蚕》，則是通過人物自身在生活激流里的掙扎和行動來突出他們的性格、心理，并表現作品的主題思想。茅盾曾經說過：“一個已經發表過若干作品的作家的困難問題，也就是怎樣使自己不至于粘滯在自己所鑄成的既定的模型中；他的苦心不得不是繼續地探求著更合于時代節奏的新的表現方法。”(注：《宿莽·弁言》)長篇從《蝕》到《子夜》、短篇從《野薔薇》集到《林家舖子》和《春蚕》的發展，充分說明了茅盾努力不斷提高作品思想性的同時，在不斷探求新的表現方法方面也付出了辛勤勞動并取得了顯著成績。
　　在這個時期里，茅盾還寫了不少短篇小說，取材多樣，題旨積极，從不同的方面反映社會現實和日趨尖銳的階級斗爭。《小巫》刻划地主和反動軍警私相勾結販賣鴉片，地主“老爺”和“姑爺”為了爭奪“團董”的位子互相火并，而當地人民則在這個時候舉起武器暴動了。《第一個半天的工作》描寫女職員為了保住職位，被迫賣俏調情以逢迎上司的強作笑顏的辛酸生涯。不少作品著重描繪生活于社會底層的城鄉勞動者的困苦。《當舖前》通過王阿大一家人的悲慘生活和他在當舖前的一幕，展示了一般勞動人民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重壓迫下慘絕人寰的遭遇。《水藻行》以兩個不同性格的農民財喜和秀生的家庭生活和困難處境為中心，表現了農村中的惊人苦難和反抗斗爭的萌芽。《大鼻子的故事》寫的是上海小癟三的生活，他們年幼無知，卻已沾染上不少惡習；但作品不僅寫出這些并非他們的過錯，還在結尾時讓主人公參加學生的游行隊伍，一起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這樣的處理，表現出他們正直可愛的一面。《儿子開會去了》(注：載《光明》半月刊第1卷第1號，1936年6月10日。原題《儿子去開會去了》，解放后收入《茅盾文集》經8卷，改為今名)寫一個十三歲的孩子也參加示威游行，反映了全國人民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要求。這些作品或長或短，但都含意深長，從社會生活的一個角落來顯示時代風貌的主要方面。在茅盾的短篇創作中，這樣的作品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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