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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女神》之后，郭沫若于一九二三年出版了詩文集《星空》，其中所收詩歌散文均為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在日本和上海兩地所作。這正是“五四”高潮已過，國內政局混亂，新的革命運動尚在積极醞釀和准備的時期。几度返國的詩人在目睹了災難重重的祖國、傾飲了人生的“苦味之杯”以后，思想感情處在极端矛盾中。他一方面對現實有更深的憎惡和不滿，怀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反抗精神，要求對社會作徹底的改革；另一方面，從小資產階級的個性主義和泛神論思想出發，他又希望在大自然里或者在超現實的空幻境界里找尋暫時的逃避和慰安。《星空》中的詩篇，清晰地反映了詩人當時思想感情上的這种矛盾狀態。 在集首《獻詩》里，詩人自喻為一只“帶了箭的雁鵝”，象“受了傷的勇士”一樣“偃臥在這莽莽的沙場”上，想從星空的“閃閃的幽光”中得到“安慰”，然而美麗的星空也閃爍著“鮮紅的血痕”，含蓄著“沉深的苦悶”。在《南風》里，他看見了海畔松林里一幅“典雅的畫圖”，而“回想到人類的幼年，那恬淡無為的太古”。在詩劇《孤竹君之二子》里，則假借逃避現實的伯夷的嘴，吐露了自己對“墮落了的人寰”的深深厭嚴，渴慕“原人的純洁，原人的真誠”。正是這些，反映了詩人還沒有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前的彷徨和苦悶，也使得《星空》減少了《女神》那种豪情四溢的革命浪漫主義的色彩。 但是《星空》仍有与《女神》一脈相承的東西，那便是詩人對于“血海”似的舊世界的憤怒，對于舍己為群的古代英雄的贊美，把改造舊世界的希望寄托在“近代勞工”身上，而且對未來的光明仍未失卻信心。在《洪水時代》的尾段，詩人說自己“坐在岸上的舟中，思慕著古代的英雄”，而把那种“剛毅的精神”比作“近代的勞工”，接著唱道： 你偉大的開拓者喲， 你永遠是人類的夸耀！ 你未來的開拓者喲， 如今是第二次的洪水時代了！ 這里的“未來的開拓者”正是“近代的勞工”。人們再一次從詩人渴望變革的心情和奔騰丰富的想象里，接触到了表現在《女神》里的那种鼓舞人心的藝術力量。 此外，《星空》中還有一些意境优美之作。例如《天上的市街》命意清新，韻律和諧，比喻生動而富于獨創性，便是一首好詩。 出版于一九二八年的《前茅》共收詩二十三首，共中除《暴虎詞》作于一九二一年，《黃河与揚子江對話》和《哀時古調》(共九首)作于一九二二年，《太陽沒了》作于一九二四年外，其余都寫在一九二三年。這時群眾運動在党領導下日趨高漲，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日益擴大，郭沫若的思想情緒也有了顯著的變化。他辭別了《星空》中那种“沉深的苦悶”和“低徊的情趣”，重新正視坎坷的現實，以粗獷的聲調歌唱革命。他看出了，假使不象“俄羅斯無產專政一樣，把一切的陳根舊蒂和盤推翻，另外在人類史上吐放一片新光”，中國就“永遠沒有翻身的希望”(注：分別見《前茅》中《黃河与揚子江對話》、《上海的清晨》、《前進曲》諸篇)；他預感到“靜安寺路的馬路中央，終會有劇烈的火山爆噴”(注：分別見《前茅》中《黃河与揚子江對話》、《上海的清晨》、《前進曲》諸篇)；他要同“世上一切的工農”一起，“把人們救出苦境”，“使新的世界誕生”(注：分別見《前茅》中《黃河与揚子江對話》、《上海的清晨》、《前進曲》諸篇)。 《我們在赤光之中相見》是《前茅》中一首耐人歌吟、啟人深思的詩篇。詩人通過黑夜的必將消逝和光明的必將到來，預示革命的最終胜利。他沒有用直接告白的方式表露自己的革命熱情，而是用一連串富于象征性的詩句顯示了這樣一個顛扑不破的真理：黑暗腐朽的反動統治終必滅亡，人民群眾的革命理想終必實現。當人們讀到：“在這黑暗如漆之中，太陽依舊在轉徙，他在砥礪他犀利的金箭，要把妖魔射死。”就似乎看到了那些在黑暗統治下英勇斗爭的革命者的形象，感受到了詩人對革命前途的樂觀而高亢的召喚。 為追悼列宁而作的《太陽沒了》，是《前茅》中另一重要的詩篇。詩人首先描畫了全世界人民對失去偉大革命導師的無限哀痛，接著就以如椽之筆頌揚了列宁的偉大光輝的功績： 他灼灼的光波勢欲蕩盡天魔， 他滾滾的熱流勢欲決破決垛， 無衣無業的窮困人們 受了他從天盜來的炎炎圣火。 詩人充分估計了列宁的死給世界革命帶來的難以彌補的損失，但他要秉著“赤誠的炬火”，同全世界勞動人民一起，繼續做“逐暗淨魔”的工作。這首詩在“四海的潮音都在同聲哀悼”的時候，給讀者以革命的鼓舞。 雖然《前茅》是寫在詩人還沒有投身實際革命斗爭的時候，因為缺乏生活實感，有些詩不免給人以空泛的感覺；但在那黑暗如漆的反動年代里，這些粗獷有力的歌聲和勇敢大膽的宣言，的确可以算是“革命時代的前茅”。 寫于一九二五年初春的《瓶》，是一組歌唱愛情的詩，除《獻詩》外由四十二首短詩組成。濃郁浪漫的遐想和波翻浪涌的詩情，依然表現了詩人那种“火山爆發式的內發情感”，是“五四”時代精神通過詩人作品在另一方面的反映。不過部分詩篇受了唯美主義影響，有些地方還流露了纏綿悱惻的情調和人生如夢的感慨。 詩集《恢复》出版于一九二八年，集中二十四首詩作，寫在大革命失敗后白色恐怖最為嚴重的歲月里。詩人當時經歷了一場大病。反動統治者的血腥屠殺和疾病的摧折并沒有磨損他的革命意志，相反地，他用更高亢、更堅決、也更充實的詩篇對它們作了響亮的回答。 從《我想起了陳涉吳廣》和《黃河与揚子江對話(第二)》兩首詩中，可以看到詩人經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參加實際斗爭鍛煉后政治認識的變化。与過去經常從神話傳說中吸取靈感不同，《我想起了陳涉吳廣》以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革命運動為題材，由陳涉吳廣的“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聯想到當前的農民和他們不能不革命的悲慘地位，不僅為當時農民的痛苦生活提出控訴，還揭示出造成這种痛苦生活的根源是由于在我國出現了“無數的始皇”——“外來的帝國主義者”和“他們拳養的走狗：軍閥、買辦、地主、官僚”。詩篇最后將“工人領導之下的農民暴動”譽為“我們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這就清楚地說明他已看到了中國的政治出路。在《黃河与揚子江對話(第二)》中，也錯揚子江之口對中國革命的真正力量作了歌頌，預言“三億二千万以上的貧苦農夫”和“五百万眾的新興的產業工人”，是足以“使整個的世界平地分崩”的“最猛烈、最危險、最寵大的炸彈”。這种對于中國革命的認識，使《恢复》中無論是對于革命情怀的抒寫，或者對于祖國壯麗山川的描畫(如《娥媚山上的白雪》、《巫峽的回憶》)，都貫串著昂揚的戰斗精神。 抒寫革命情怀的詩在集中占最大的比重，也最具有詩人所說的那种“狂暴的音樂”、“螳韃的鼙鼓”的戰斗特色。當詩人看到“我們血染的大旗忽然間白了半邊”，無數共產党員和革命群眾在敵人的屠刀下前仆后繼地犧牲，他不能不感到苦痛和憤怒。但他沒有悲觀，更沒有气餒。雖然“眼前一望都是白色”，但他“并不覺得恐怖”，詩人确信革命的火种是扑滅不了的，在反動派壓迫下面，它將更加熊熊地燃燒起來。詩人激動地寫道： 要殺你們就盡管殺罷！ 你們殺了一個要增加百個： 我們的身上都有孫悟空的毫毛， 一吹便變成無數的新我。 ——《如火如荼的恐怖》 詩人這种堅如磐石的革命信心，主要是建筑在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思想戰無不胜的偉大的力量上，建筑在共產党員同千千万万勞動人民血肉相連的關系上，同時也建筑在一切腐朽的沒落的勢力(盡管它表面上顯得強大)必將滅亡、而一切正義的革命的力量(盡管它暫時處于弱勢地位)必將胜利的這個歷史發展的真理上。正是因為這樣，詩人才能發出“不管目前的爭斗是失敗，還是成功，我們終會得到的是最后的胜利”(注：《恢复·電車复了工》)的豪邁的宣言。 詩人還清醒地認識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胜利并不是從天上落下，也不是由誰來恩賜，而是要通過不屈不撓的斗爭來取得的。在漫漫的長夜里，只有經過頑強的斗爭，胜利的明天才會來臨： 我已准備下一杯鮮紅的壽酒， 朋友，這是我的熱血充滿心頭。 釀出一片血雨腥風在這夜間， 戰取那新的太陽和新的宇宙！ ——《戰取》 可以想見，當第一次大革命失敗，蔣介石反動集團妄想將中國革命力量斬盡殺絕，而共產党人從地上爬起來，揩干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領導人民繼續戰斗的一九二八年，郭沫若《恢复》的出版，該給了讀者以多么大的鼓舞力量。 也可以想見，當革命開始深入發展，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以上海為中心正在大力倡導和展開，而“新月派”那种以雕琢華麗的形式掩蓋其空虛腐朽的內容的詩歌正在泛濫的時候，《恢复》的出版，對中國新詩來說，起了一面激發斗志，一面抗擊逆流的作用。 《恢复》顯示了我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初期詩歌創作的實績，是詩人郭沫若繼《女神》之后對中國新詩的又一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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