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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繁博，与天地而為量。紀國立君，人倫攸始。三代遺文，略在經誥，蓋秦余所亡逸也。漢初叔孫通制漢禮，而班固之志不載。及至東京，太尉胡廣撰《舊儀》，左中郎蔡邕造《獨斷》，應劭、蔡質咸綴識時事，而司馬彪之書不取。魏氏籍漢末大亂，舊章殄滅，侍中王粲、尚書衛覬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并未詳也。吳則太史令丁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建眾典。晉初司空荀摐因魏代前事，撰為《晉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并共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后摯虞、傅咸纘續此制，未及成功，中原覆沒，今虞之《決疑注》是遺事也。江左仆射刁協、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祿大夫蔡謨又踵修輯朝故。宋初因循改革，事系群儒，其前史所詳，并不重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禮樂。于是詔尚書令王儉制定新禮，立治禮樂學士及職局，置舊學四人，新學六人，正書令史各一人，干一人，秘書省差能書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禮，吉、凶、賓、軍、嘉也。文多不載。若郊廟庠序之儀，冠婚喪紀之節，事有變革，宜錄時事者，備今志。其輿輅旗常，与往代同异者，更立別篇。 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郊在何年？复以何祖配郊？殷复在何時？未郊得先殷与不？明堂亦應与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复有配与無配？不祀者，堂殿職僚毀置云何？”八座丞郎通關博士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逖議：“今年七月宜殷祠，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并祭而無配。”殿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應廢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 右仆射王儉議：“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祫后時祭，諸侯先時祭后祫。《春秋》魯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后，五年再殷。《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祫与時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后郊為嫌。至于郊配之重，事由王跡，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謂堯已禪舜，不得為漢祖，舜亦已禪禹，不得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即為前式。又案《禮》及《孝經援神契》并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于其室听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异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為明堂即文廟邪？’鄭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于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太元十三年，孫耆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云趙綰、王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陰五畤，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于義為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气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于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与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為祭雖同，所以致祭則异。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于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复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于共日，今何故致嫌于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遍’。《尚書·洛誥》‘咸秩無文’。《詩》云‘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据此諸義，則四方、山川，猶必享祀，五帝大神，義不可略。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又郊日及牲色，异議紛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云‘辛之為言自新絜也。’鄭玄云：‘用辛日者，為人當齋戒自新絜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己，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据，辛日為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幣宜以正色。繆襲据《祭法》，云天地絺犢，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為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魏用异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齊受命，建寅創歷，郊廟用牲，一依晉、宋。謂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廟。自此以后，五年再殷。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并無配。犧牲之色，率由舊章。” 詔：“可。明堂可更詳”。 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為正。竊尋設祀之意，蓋為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為主。今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云‘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此實明据。內外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异說。傍儒依史，竭其管見。既圣旨惟疑，群下所未敢詳，廢置之宜，仰由天鑒。”詔“依舊”。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更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審明年應南北二郊祀明堂与不？”依舊通關八座丞郎博士議。尚書令王儉議：“案秦為諸侯，雜祀諸畤，始皇并天下，未有定祠。漢高受命，因雍四畤而起北畤，始畤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五帝廟。武帝初至雍郊見五畤，后常三歲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汾陰，明年，立太一祠于甘泉，自是以后，二歲一郊，与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于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复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議還复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于洛陽。魏、晉因循，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間歲。至于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制。檢晉明帝太宁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 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則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謂明年正月宜饗祀二郊，虞祭明堂，自茲厥后，依舊間歲。”尚書領國子祭酒張緒等十七人并同儉議。詔“可”。 永明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后，世祖欲遷郊。尚書令王儉啟：“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后，《傳》曰啟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圜丘与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鄭玄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冬祭天于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谷。’《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圜丘也。《春秋傳》云‘啟蟄而郊，則祈谷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禮，義在報天，事兼祈谷，既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啟蟄？史官唯見《傳》義，未達《禮》旨。又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复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后春為嫌。若或以元日合朔為礙者，則晉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親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備列，雖在致齋，行之不疑。今齋內合朔，此即前准。若圣心過恭，宁在嚴洁，合朔之日，散官備防，非預齋之限者，于止車門外別立幔省，若日色有异，則列于省前。望實為允，謂無煩遷日。”從之。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与明堂，本宜异日。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蔡邕所据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有定准。” 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后辛，饗祀北郊。” 兼博士劉蔓議：“漢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后郊日，略無違异。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后漢永平以來，明堂兆于國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禮無文，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禮之奠祭，無同共者，唯漢以朝日合于報天爾。若依《漢書》五供，便應先祭北郊，然后明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 兼太常丞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還于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即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為《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遍祭五帝’。又云‘大饗于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啟蟄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暗而后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尋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于時定制，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祀，辛丁皆合，宜臨時詳擇。” 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為先甲三日辛，后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后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無容不郊而堂，則理應郊堂。” 司徒西閣祭酒梁王議：“《孝經》鄭玄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如鄭旨，帝与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据。魏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則已行之前准。” 驍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為一日再黷之謂，無俟厘革。” 尚書陸澄議：“遺文余事，存乎舊書，郊宗地近，勢可共日。不共者，義在必异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于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于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祠五帝于明堂。柴山祠地，尚不共日，郊堂宜异，于例益明。陳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与忠此奏，皆為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一日，摯虞《新禮》議明堂南郊間三兆，禋天饗帝共日之證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詳。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后。漢唯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十省其二。今祀明堂，不應大駕。” 尚書令王儉議：“前漢各日，后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异，宋立明堂，唯据自郊徂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自詰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异日之議，于理為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祀，應在明堂之先。漢、魏北郊，亦皆親奉，晉泰宁有詔，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營繕，太常顧和秉議親奉。康皇之世，已經遵用。宋氏因循，未遑厘革。今宜親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后辛祀明堂，御并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降為法駕。袞冕之服，諸祠咸用。”詔“可”。 建武二年，通直散騎常侍庾曇隆啟：“伏見南郊壇員兆外內，永明中起瓦屋，形制宏壯。檢案經史，無所准据。尋《周禮》，祭天于圜丘，取其因高之義，兆于南郊，就陽位也。故以高敞，貴在上昭天明，旁流气物。自秦、漢以來，雖郊祀參差，而壇域中間，并無更立宮室。其意何也？政是質誠尊天，不自崇樹，兼事通曠，必務開遠。宋元嘉南郊，至時權作小陳帳以為退息，泰始薄加修廣，永明初彌漸高麗，往年工匠遂啟立瓦屋。前代帝皇，豈于上天之祀而昧營构，所不為者，深有情意。《記》稱‘掃地而祭，于其質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故‘至敬無文’，‘以素為貴’。竊謂郊事宜擬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謙恭肅敬之旨。庶或仰允太靈，俯愜群望。”詔“付外詳”。 國子助教徐景嵩議：“伏尋《三禮》，天地兩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犧牲，器用陶匏，不載人君偃處之儀。今棟瓦之构雖殊，俱非千載成例，宜務因循。”太學博士賀翽議：“《周禮》‘王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氈案，以氈為床于幄中，不聞郊所置宮宇。”兼左丞王摛議，掃地而祭于郊，謂無筑室之議。并同曇隆。 驍騎將軍虞炎議，以為“誠愨所施，止在一壇。漢之郊祀，饗帝甘泉，天子自竹宮望拜，息殿去壇場既遠，郊奉禮畢，旋幸于此。瓦殿之与帷宮，謂無簡格”。祠部郎李摠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則有幄。仲師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之文，既不止于郊祀，立尸之言，理應關于宗廟。古則張幕，今也房省。宗廟旅幕，可變為棟宇；郊祀氈案，何為不轉制檐甍？”曇隆議不行。 建武二年旱，有司議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云：‘雩，旱祭也。天子于上帝，諸侯以下于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𦩑則舞雩’。鄭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眾云：‘求雨以女巫。’《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實。’鄭玄云：‘陽气盛而恒旱。山川百原，能興云致雨者也。眾水所出為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鼙至柷敔為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謂勾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王肅云：‘大雩，求雨之祭也。傳曰龍見而雩，謂 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禮》于五月著雩義也。’晉永和中，中丞啟，雩制在國之南為壇，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云漢》詩，皆以孟夏，得雨報太牢。于時博士議，舊有壇，漢、魏各自討尋。《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大雩所祭，唯應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依鄭玄說，宜配食于庭也。鄭玄云‘雩壇在南郊壇之旁’，而不辨東西。尋地道尊右，雩壇方郊壇為輕，理應在左。宜于郊壇之東、營域之外筑壇。既祭五帝，謂壇宜員。尋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案《覲禮》設方明之祀，為壇高四尺，用圭璋等六玉，禮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諸侯親禮，為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謂今筑壇宜崇四尺，其廣輪仍以四為度，徑四丈，周員十二丈而四階也。設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儀。皇齊以世祖配五精于明堂，今亦宜配饗于雩壇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谷，孟夏雩祭祈甘雨，二祭雖殊，而所為者一。禮唯有冬至報天，初無得雨賽帝。今雖闕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報之禮，理不容別有賽答之事也。禮祀帝于郊，則所尚省費，周祭靈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斯外悉如南郊之禮也。武皇遏密未終，自可不奏盛樂。至于旱祭舞雩，蓋是吁嗟之義，既非存歡樂，謂此不涉嫌。其余祝史稱辭，仰祈靈澤而已。禮舞雩乃使無闕，今之女巫，并不習歌舞，方就教試，恐不應速。依晉朝之議，使童子，或時取舍之宜也。司馬彪《禮儀志》云雩祀著皂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緇，差無所革。其所歌之詩，及諸供須，輒勒主者申攝備辨。”從之。 隆昌元年，有司奏，參議明堂，咸以世祖配。國子助教謝曇濟議：“案《祭法》禘郊祖宗，并列嚴祀。鄭玄注義，亦据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助教徐景嵩、光祿大夫王逡之謂宜以世宗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于尊祖，亦義章于嚴父焉。”左仆射王晏議，以為“若用鄭玄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于郊邪？今殷荐上帝，允屬世祖，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 至永元二年，佟之又建議曰：“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祀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眾’。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并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后存焉，舜宁立堯、頊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泰畤，至武帝立明堂，复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圣典。自漢明以來，未能反者。故明堂無兼配之祀。竊謂先皇宜列二帝于文祖，尊新廟為高宗，并世祖而泛配，以申圣主嚴父之義。先皇于武皇，倫則第為季，義則經為臣，設配饗之坐，應在世祖之下，并列，俱西向。” 國子博士王摛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武王之文，唯《執競》云‘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明堂無矣。” 佟之又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后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為宗，《祭法》以文王為祖。又孝莫大于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旨，宁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為嚴祖，何得云嚴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明堂之樂歌。若如摛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复子明辟之后。請問周公祀后稷、文王，為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為宗，其后更以文王為祖，武王為宗’。尋文王以文治而為祖，武王以武定而為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迎气于郊，祭一帝，還于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于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為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并配。”參議以佟之為允。詔“可”。 太祖為齊王，依舊立五廟。即位，立七廟，廣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陰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為七廟。建元二年，太祖親祀太廟六室，如儀，拜伏竟，次至昭后室前，儀注應倚立，上以為疑，欲使廟僚行事，又欲以諸王代祝令於昭后室前執爵。以問彭城丞劉瓛。瓛對謂：“若都不至昭后坐前，竊以為薄。廟僚即是代上執爵饋奠耳，祝令位卑，恐諸王無容代之。舊廟儀諸王得兼三公親事，謂此為便。”從之。及太子穆妃薨，卒哭，祔于太廟陰室。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卒哭，祔于太廟陰室。太祖崩，毀廣陵府君。郁林即位追尊文帝，又毀太中主，止淮陰府君。明帝立，复舊。及崩，祔廟，与世祖為兄弟，不為世數。 史臣曰：先儒說宗廟之義，据高祖已下五世親盡，故親廟有四。周以后稷始祖，文、武二祧，所以云王立七廟也。禹無始祖，湯不先契，夏五殷六，其數如之。漢立宗廟，違經背古。匡衡、貢禹、蔡邕之徒，空有遷毀之議，亙年四百，竟無成典。魏氏之初，親廟止乎四葉，吳、蜀享祭，失禮已多。晉用王肅之談，以文、景為共世，上至征西，其實六也。尋其此意，非以兄弟為后，當以立主之義，可相容于七室。及楊元后崩，征西之廟不毀，則知不以元后為世數。廟有七室，數盈八主。江左賀循立議以后，弟不繼兄，故世必限七，主無定數。宋台初立五廟，以臧后為世室。就禮而求，亦親廟四矣。義反會鄭，非謂從王。自此以來，因仍舊制。夫妻道合，非世葉相承，譬由下祭殤嫡，無關廟數，同之祖曾，義未可了。若据伊尹之言，必及七世，則子昭孫穆，不列婦人。若依鄭玄之說，廟有親稱，妻者言齊，豈或濫享？且閟宮之德，周七非數，楊元之祀，晉八無傷。今謂之七廟，而上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謂太祖未登，則昭穆之數何繼？斯故禮官所宜詳也。 宋泰豫元年，明帝崩。博士周洽議：“權制：諒闇之內，不親奉四時祠。”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采晉中朝《諒暗議》奏曰：“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興漢世，而源由甚遠。殷宗諒間，非有服之稱，周王即吉，唯宴樂為譏。《春秋》之義，嗣君逾年即位，則預朝會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踐修舊好’。又云‘諸侯即位，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于諒暗之內而圖婚，三年未終而吉禘，齊歸之喪不廢搜，杞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明鑒戒。自斯而談，朝聘蒸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搜樂之事，三載而后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并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后特祀于主，蒸嘗禘于廟’。先儒云‘特祀于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主于寢，不同于吉。蒸嘗禘于廟者，卒哭成事，群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于廟，躋群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義，皆著在經誥，昭乎方冊，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蒸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泰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据《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即葬釋除，事以權奪，委衰襲袞，孝享宜申；越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后，何紼可越？复依范宣之難杜預，譙周之論士祭，并非明据。晉武在喪，每欲存宁戚之怀，不全依諒暗之典；至于四時蒸嘗，蓋以哀疾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以來，通儒碩學所歷多矣，守而弗革，義豈徒然？又且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則負扆親臨，三元告始則朝會万國，雖金石輟響，而簨泬充庭，情深于恒哀，而跡降于凡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蒸嘗，孝敬所先，宁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复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三，彌乖典衷。謂宜依舊親奉。”從之。 永明九年正月，詔太廟四時祭，荐宣帝面起餅、鴨𧤤；孝皇后筍、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荐肉膾、俎羹；昭皇后茗、粣、炙魚：皆所嗜也。先是世祖夢太祖曰：“宋氏諸帝嘗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祠。”上乃敕豫章王妃庾氏四時還青溪宮舊宅，處內合堂，奉祠二帝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禮。 史臣曰：漢氏之廟，遍在郡國，求祀已瀆，緣情又疏。重檐閟寢，不可兼建，故前儒抗議，謂之遷毀。光武入纂，南頓君已上四世，別祠舂陵。建武三年幸舂陵園廟是也。張衡《南都賦》曰“清廟肅以微微”。明帝至于章、和，每幸章陵，輒祠舊宅。建安末，魏氏立宗廟，皆在鄴都。魏文黃初二年，洛廟未成，親祠武帝于建始殿，用家人禮。世祖發漢明之夢，肇祀故宮，孝享既申，義合前典，亦一時之盛也。 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議：“今祭有生魚一頭，干魚五頭。《少牢饋食禮》云‘司士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上既云‘腊’，下必是‘鮮’，其數宜同。稱‘膚’足知鱗革無毀。《記》云‘槁魚曰商祭，鮮曰脡祭’。鄭注‘商，量；脡，直也’。尋‘商’旨裁截，‘脡’義在全。賀循《祭義》猶用魚十五頭。今鮮頓刪約，槁皆全用。謂宜鮮、槁各二頭，槁微斷首尾，示存古義。”國子助教桑惠度議：“《記》稱尚玄酒而俎腥魚。玄酒不容多，鮮魚理宜約。干魚五頭者，以其既加人功，可法于五味，以象酒之五齊也。今欲鮮、槁各雙，義無所法。”諲之議不行。 十年，詔故太宰褚淵、故太尉王儉、故司空柳世隆、故驃騎大將軍王敬則、故鎮東大將軍陳顯達、故鎮東將軍李安民六人，配饗太祖廟庭。祠部郎何諲之議：“功臣配饗，累行宋世，檢其遺事，題列坐位，具書贈官爵謚及名，文不稱主，便是設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系心也’。揆斯而言，升配廟廷，不容有主。宋時板度，既不复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書召板，為得其衷。”有司攝太廟舊人亦云見宋功臣配饗坐板，与尚書召板相似，事見《儀注》。 十一年，右仆射王晏、吏部尚書徐孝嗣、侍中何胤奏：“故太子祔太廟，既無先准。檢宋元后故事，太尉行禮，太子拜伏与太尉俱。臣等參議，依擬前典。太常主廟位，太尉執禮祔，太孫拜伏，皆与之俱。正禮既畢，陰室之祭，太孫宜親自進奠。”詔“可”。 建武二年，有司奏景懿后遷登新廟車服之儀。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王之六服，大裘為上，袞冕次之。五車，玉輅為上，金輅次之。皇后六服，禕衣為上，褕翟次之。首飾有三，副為上，編次之。五車，重翟為上，厭翟次之。上公有大裘玉輅，而上公夫人有副及禕衣，是以《祭統》云‘夫人副禕立于東房’也。又鄭云‘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禕衣’。《詩》云‘翟茀以朝’。鄭以翟茀為厭翟，侯伯夫人入廟所乘。今上公夫人副禕既同，則重翟或不殊矣。況景皇懿后禮崇九命，且晉朝太妃服章之禮，同于太后，宋代皇太妃唯無五牛旗為异。其外侍官則有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后部，同于王者，內職則有女尚書、女長御各二人，棨引同于太后。又魏朝之晉王，晉之宋王，并置百官，擬于天朝。至于晉文王終猶稱薨，而太上皇稱崩，則是禮加于王矣。故前議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儀，則侍衛陪乘并不得异，后乘重翟，亦謂非疑也。尋齊初移廟，宣皇神主乘金輅，皇帝親奉，亦乘金輅，先往行禮畢，仍從神主至新廟，今所宜依准也。”從之。 永泰元年，有司議應廟見不。尚書令徐孝嗣議：“嗣君即位，并無廟見之文；蕃支纂業，乃有虔謁之禮。”左丞蕭琛議：“竊聞祗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于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矣也。’鄭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于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体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君，并皆謁廟，文存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异說。議者乃云先在儲宮，已經致敬，卒哭之后，即親奉時祭，則是廟見，故無別謁之禮。竊以為不然。儲后在宮，亦從郊祀，若謂前虔可兼后敬，開元之始，則無假复有配天之祭矣。若以親奉時祭，仍為廟見者，自漢及晉，支庶嗣位，并皆謁廟，既同有蒸嘗，何為獨修繁禮？且晉成帝咸和元年改號以謁廟，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謁。夫時非异主，猶不疑二禮相因，況位隔君臣，而追返以一謁兼敬。宜遠纂周、漢之盛范，近黜晉、宋之乖義，展誠一廟，駿奔万國。”奏可。 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腊祠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蝕既在致齋內，未審于社祠無疑不？曹檢未有前准。”尚書令王儉議：“《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禮之祭，簠簋既陳’，唯大喪乃廢。至于當祭之日，火、日蝕則停。尋伐鼓用牲，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問所不及。据此而言，致齋初日，仍值薄蝕，則不應廢祭。又初平四年，士孫瑞議以日蝕廢冠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親地，郊社不殊，此則前准，謂不宜廢。”詔“可”。 永明十一年，兼祠部郎何佟之議：“案《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气也，君南向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鄭玄云‘答猶對也’。‘北墉，社內北牆也’。王肅云：‘陰气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答之為言是相對之稱。’知古祭社，北向設位，齋官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并東向，而齋官位在帝社壇北，西向，于神背后行禮；又名稷為稷社，甚乖禮意。乃未知失在何時，原此理當未久。竊以皇齊改物，禮樂惟新，中國之神，莫貴于社，若遂仍前謬，懼虧盛典。謂二社，語其義則殊，論其神則一，位并宜北向。稷若北向，則成相背。稷是百谷之總神，非陰气之主，宜依先東向。齋官立社壇東北，南向立，東為上，諸執事西向立，南為上。稷依禮無兼稱，今若欲尊崇，正可名為太稷耳，豈得謂為稷社邪？腊祠太社日近，案奏事御，改定儀注。” 儀曹稱治禮學士議曰：“《郊特牲》又云‘君之南向，答陽也，臣之北向，答君也。’若以陽气在南，則位應向北，陰气在北，則位宜向南。今南北二郊，一限南向，皇帝黑瓚階東西向，故知壇墠無系于陰陽，設位宁拘于南北？群神小祠，類皆限南面，荐饗之時，北向行禮，蓋欲申靈祇之尊，表求幽之義。魏世秦靜使社稷別營，稱自漢以來，相承南向。漢之于周，世代未遠，鄗上頹基，商丘余樹，猶應尚存，迷方失位，未至于此，通儒達識，不以為非。庾蔚之昔已有此議，后徐爰、周景遠并不同，仍舊不改。” 佟之議：“來難引君南向答陽，臣北向答君。敢問答之為言，為是相對？為是相背？相背則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來議。《郊特牲》云‘臣之北向答君’，复是君背臣。今言君南臣北，向相稱答，則君南不得稱答矣。《記》何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陰邪？社果同向，則君亦宜西向，何故在社南向？在郊西向邪？解則不然，《記》云，君之南向答陽，此明朝會之時，盛陽在南，故君南向對之，猶圣人南面而听，向明而治之義耳，宁是祈祀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答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宜北向矣。今皇帝黑瓚階東西向者，斯蓋始入之別位，非接對之時也。案《記》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土而主陰气’。又云‘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社主陰，陰主殺’。《傳》曰‘日蝕，伐鼓于社’。杜預云‘責群陰也’。社主陰气之盛，故北向設位，以本其義耳。余祀雖亦地祇之貴，而不主此義，故位向不同。不得見余陰祀不北向，便謂社應南向也。案《周禮》祭社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記》云君南向，答陰之義，求幽之論不乖歟？魏權漢社，社稷同營共門，稷壇在社壇北，皆非古制。后移宮南，自當如禮。如靜此言，乃是顯漢社失周法，見漢世舊事。爾時祭社南向，未審出何史籍。就如議者，靜所言是祭社位向仍漢舊法，漢又襲周成規，因而不改者，則社稷三座，并應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稷并東向邪？” 治禮又難佟之，凡三往反。至建武二年，有司議：“治禮無的然顯据。”佟之議乃行。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奏：“案《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鄭玄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知禮天圜丘用玄犢，禮地方澤用黃牲矣。《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玄云‘騂，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鄭云‘地，陰祀，用黝牲，与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兩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廟、社稷俱用赤，有違昔典。又鄭玄云‘祭五帝于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晉以來，并圜丘于南郊，是以郊壇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闕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祗，而設重黎之坐，二三乖舛，懼虧盛則。” 前軍長史劉繪議：“《語》云‘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為陰祀不？若在陰祀，則与黝乖矣。” 佟之又議：“《周禮》以天地為大祀，四望為次祀，山川為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參議為允。從之。 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議曰：“蓋聞圣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澤，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訓民事君之道，化下嚴上之義也。故禮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禮·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盧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鄭玄云‘端當為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議》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為冕也。《禮記·保傅》云‘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之日。佟之以為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气方永，秋分陰气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据，則融、玄之言得其義矣。漢世則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詔曰：‘《覲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方明。《朝事議》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朝日于東郊。以此言之，蓋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漢改周法，群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复朝于東郊，得禮之變矣。然旦夕常于殿下東向拜日，其禮太煩。今采周春分之禮，損漢日拜之儀，又無諸侯之事，無所出東郊，今正殿即亦朝會行禮之庭也。宜常以春分于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魏秘書監薛循請論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并行于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于坎，不复言背月也。佟之案《禮器》云‘為朝夕必放于日月’。鄭玄云‘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云‘大明，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猶如天子東西游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猶北向朝拜，宁得以背實為疑邪？佟之謂魏世所行，善得与奪之衷。晉初棄圜丘方澤，于兩郊二至輟禮，至于二分之朝，致替無義。江左草創，舊章多闕，宋氏因循，未能反古。竊惟皇齊應天御极，典教惟新，謂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于殿庭之西，東向而拜日，秋分于殿庭之東，西向而拜月，此即所謂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義也。使四方觀化者，莫不欣欣而頌美。旒藻之飾，蓋本天之至質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禮，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袞十二旒，极文章之美，則是古今禮之變也。禮天朝日，既服宜有异，頃世天子小朝會，著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今朝之服次袞冕者也。竊謂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也。佟之任非禮局，輕奏大典，實為侵官，伏追慚震。”從之。 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農，即日輿駕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并用立春后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為亥日藉田，經記無文，通下詳議。 兼太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于是月以元日祈谷，又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陰禮卑后，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注曰吉亥。又据五行之說，木生于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 太常丞何諲之議：“鄭注云‘元辰，蓋郊后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墾稼，咸存洒潤。五行說十二辰為六合，寅与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与日辰合也。” 國子助教桑惠度議：“尋鄭玄以亥為吉辰者，陽生于子，元起于亥，取陽之元以為生物，亥又為水，十月所建，百谷賴茲沾潤畢熟也。” 助教周山文議：“盧植云‘元，善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干也。辰，支也。有事于天，用日。有事于地，用辰’。” 助教何佟之議：“《少牢饋食禮》云‘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荐歲事于皇祖伯某’。注云‘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丁亥，則用己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鄭又云‘必用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宁自變改，皆為謹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于先農。漢文用此日耕藉祠先農，故后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 殿中郎顧暠之議：“鄭玄稱先郊后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植明子亥為辰，亦無常辰之證。漢世躬藉，肇發漢文，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斯乃草創之令，末睹親載之吉也。昭帝癸亥耕于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怀，魏之烈祖實書辛未，不系一辰，徵于兩代矣。推晉之革魏，宋之因晉，政是服膺康成，非有异見者也。班固序亥位云‘陰气應亡射，該藏万物，而雜陽閡种’。且亥既水辰，含育為性，播厥取吉，其在茲乎？固序丑位云‘陰大旅，助黃鍾宣气而牙物’。序未位云‘陰气受任，助蕤賓君主种物，使長大茂盛’。是漢朝迭選，魏室所遷，酌舊用丑，實兼有据。”參議奏用丁亥。詔“可”。 建元四年正月，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其有位樂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還，取王公已下至三將、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領護諸府司馬諮議經除敕者、諸州別駕治中等見居官及罷散者子孫。悉取家去都二千里為限。太祖崩，乃止。 永明三年正月，詔立學，創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員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圣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尚書令王儉議：“《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祭先圣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禮則重。陸納、車胤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宁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于過輕，二范傷于太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于至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師，則所況非備’。尋其此說，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師資，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舞六佾，以郊樂未具，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講《孝經》，親臨釋奠，車駕幸听。 建武四年正月，詔立學。永泰元年，東昏侯即位，尚書符依永明舊事廢學。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古之建國君民者，必教學為先，將以節其邪情而禁其流欲，故能化民裁俗，習与性成也。是以忠孝篤焉，信義成焉，禮讓行焉，尊教宗學，其致一也。是以成均煥于古典，虎門炳于前經。陛下体睿淳神，纘承鴻業，今制書既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之光者，有以擬議也。若以國諱故宜廢，昔漢成立學，爰洎元始，百余年中，未嘗暫廢，其間有國諱也。且晉武之崩，又其學猶存，斯皆先代不以國諱而廢學之明文也。永明以無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也。尋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治也，天子于以諮謀焉，于以行禮焉。《記》云‘天子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執有罪反，釋奠于學’。又云‘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爵而酳，以教諸侯悌也’。于斯學，是天子有國之基，教也或以之。所言皆太學事也，今引太學不非證也。据臣所見，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晉初太學生三千人，既多猥雜，惠帝時欲辯其涇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國子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天子去太學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去太學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与國學，斯是晉世殊其士庶，异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成，故國學太學兩存之也，非有太子故立也。然系廢興于太子者，此永明之鉅失也。漢崇儒雅，几致刑厝，而猶道謝三、五者，以其致教之術未篤也。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諷誦相摩。今學非唯不宜廢而已，乃宜更崇尚其道，望古作規，使郡縣有學，饗閭立教。請付尚書及二學詳議。”有司奏。從之。學竟不立。 永明五年十月，有司奏：“南郡王昭業冠，求儀注未有前准。”尚書令王儉議：“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無嫡孫，然而地居正体，下及五世。今南郡王体自儲暉，實惟國裔，元服之典，宜异列蕃。案《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賓加其冠，贊者結纓’。鄭玄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父及兄，則明祖在，父不為主也。《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自為主，四加玄冕，以卿為賓。此則繼体之君及帝之庶子不得稱子者也。《小戴禮記·冠義》云‘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稱‘嫡子冠于阼，庶子冠于房’。《記》又云‘古者重冠，故行之于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据此而言，彌与鄭注《儀禮》相會。是故中朝以來，太子冠則皇帝臨軒，司徒加冠，光祿贊冠。諸王則郎中加冠，中尉贊冠。今同于儲皇則重，依于諸王則輕。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皇太子居臣子之節，無專用之道。南郡雖處蕃國，非支庶之列，宜稟天朝之命，微申冠阼之禮。晉武帝詔稱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正典。此蓋謂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義，至于國之長孫，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節加冠，大鴻臚為贊；醮酒之儀，亦歸二卿；祝醮之辭，附准經記，別更撰立，不依蕃國常体。國官陪位拜賀，自依舊章。其日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止車集賀，并詣東宮南門通箋。別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賀，如上台之儀。既冠之后，克日謁廟，以弘尊祖之義。此既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并下二學詳議。”仆射王奐等十四人議并同，并撰立贊冠、醮酒二辭。詔“可”。祝辭曰：“皇帝使給事中、太常、武安侯蕭惠基加南郡王冠。”祝曰：“筮日筮賓，肇加元服。棄爾幼志，從厥成德。親賢使能，克隆景福。”醮酒辭曰：“旨酒既清，嘉荐既盈。兄弟具在，淑慎儀形。永屆眉壽，于穆斯宁。” 永明中，世祖以婚禮奢費，敕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止棗栗腶脩，加以香澤花粉，其余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嬪，則止遺舅姑也。永泰元年，尚書令徐孝嗣議曰：“夫人倫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結歡兩姓。年代污隆，古今殊則，繁簡之儀，因時或异。三加廢于士庶，六禮限于天朝，雖因習未久，事難頓改，而大典之要，深宜損益。案《士冠禮》，三加畢，乃醴冠者，醴則唯一而已，故醴辭無二。若不醴，則每加輒醮以酒，故醮辭有三。王肅云‘醴本古味，其禮重；酒用時味，其禮輕故也’。或醴或醮，二三之義，詳記于經文。今皇王冠畢，一酌而已，即可擬古設醴；而猶用醮辭，實為乖衷。尋婚禮實篚以四爵，加以合巹，既崇尚質之理，又象泮合之義。故三飯卒食，再酳用巹。先儒以禮成好合，事終于三，然后用巹合。儀注先酳巹，以再以三，有違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之時，無共牢之禮，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樏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巹以鎖，蓋出近俗。复別有牢燭，雕費采飾，亦虧曩制。方今圣政日隆，聲教惟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餼羊以愛禮，沿襲之規，有切治要，嘉禮實重，宜備舊章。謂自今王侯已下冠畢一酌醴，以遵古之義。醴即用舊文，于事為允。婚亦依古，以巹酌終酳之酒，并除金銀連鎖，自余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鸑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庶斫雕可期，移俗有漸。”參議并同。奏可。 晉武太始二年，有司奏，故事皇后諱与帝諱俱下。詔曰：禮，內諱不出宮，近代諱之也。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諱訓。仆射王儉議曰：“后諱依舊不立訓。禮，天子諸侯諱群祖，臣隸既有從敬之義，宜為太常府君諱。至于朝堂榜題，本施至极，既追尊所不及，禮降于在三，晉之京兆，宋之東安，不列榜題。孫毓議稱京兆列在正廟，臣下應諱，而不上榜。宋初博士司馬道敬議東安府君諱宜上榜，何承天執不同，即為明据。”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諱者，皆改。宣帝諱同。二名不偏諱。所以改承明門為北掖，以榜有“之”字与“承”并。東宮承華門亦改為宣華云。 漢末，蔡邕立漢《朝會志》，竟不就。秦人以十月旦為歲首，漢初習以大饗會，后用夏正，饗會猶未廢十月旦會也。東京以后，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鳴鐘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万歲，然后作樂宴饗。張衡賦云“皇輿夙駕，登天光于扶桑”。然則雖云夙駕，必辨色而行事矣。魏武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后魏文修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于城南立氈殿，青帷以為門，設樂饗會。后還洛陽，依漢舊事。晉武帝初，更定朝會儀，夜漏未盡十刻，庭燎起火，群臣集。傅玄《朝會賦》云“華燈若乎火樹，熾百枝之煌煌”。此則因魏儀与庭燎并設也。漏未盡七刻，群臣入白賀，未盡五刻，就本位，至漏盡，皇帝出前殿，百官上賀，如漢儀。禮畢罷入，群臣坐，謂之辰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大饗作樂，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于黃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复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賀。宋世至十刻乃受賀。其余升降拜伏之儀，及置立后妃王公已下祠祀夕牲拜授吊祭，皆有儀注，文多不載。 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禊祭也。漢《禮儀志》云“季春月上巳，官民皆洁濯于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去宿疾為大洁”。不見東流為何水也。晉中朝云，卿已下至于庶民，皆禊洛水之側，事見諸《禊賦》及《夏仲御傳》也。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淵池誅張林。怀帝亦會天淵池賦詩。陸机云“天淵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為禊堂。跨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今相承為百戲之具，雕弄技巧，增損無常。 史臣曰：案禊与曲水，其義參差。舊言陽气布暢，万物訖出，姑洗洁之也。巳者祉也，言祈介祉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于水側，禱祀以祈丰年。應劭云：“禊者，洁也，言自洁濯也。或云漢世有郭虞者，以三月上辰生二女，上巳又生一女，二日中頻生皆死，時俗以為大忌，民人每至其日，皆适東流水祈祓自洁濯，浮酌清流，后遂為曲水。”案高后祓霸上，馬融《梁冀西第賦》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蝦蟆吐寫，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也。今据禊為曲水事，應在永壽之前已有，祓除則不容在高后之后。祈農之說，于事為當。 九月九日馬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像漢立秋之禮。 史臣曰：案晉中朝元會，設臥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往神虎門，此亦角抵雜戲之流也。宋武為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台，至今相承，以為舊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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