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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區的孩子長得似乎都很快，他們似乎意識到他們的生命非常短暫。對他們來說，一天就是一月，一月就是一年。我看到他們手里拿著玩具時，一點儿也不像個小孩儿，顯得有些不可思議，就像一個老頭在玩小孩儿的東西。 我什么時候第一次見到埃里？我什么時候第一次和他搭？這我都記不得了。他住在居住區門口附近。有時他會溜達到門口。有一次我偶然听到一名猶太警察和他講話，所以也就知道了他的名字——埃里。很少有小孩敢跑到居住區門口。埃里也知道這一點。他是憑直覺感覺到這一點的，他不知道原因。 “埃里”是他的小名。他的全名是以里亞·以里亞胡·哈那維。先知的意思。 想起了這個名字，就不由得又讓我想起了我小時候。在逾越節的喜宴上，桌上的盤子里放著一個巨大的，裝飾華美的酒碗，誰也不能碰這個碗。這碗酒是為以里亞胡·哈那維准備的。經過了一系列祈禱后，就派我們中的一個小孩儿去打開門：据說這時先知就會進來喝這碗為他預備的酒。我們小孩儿瞪大了雙眼，非常好奇地盯著門看。不過，當然，沒有人進來。而我祖母老是對我說，先知事實上已經進來喝了酒。我跑去看看杯子，它還是滿的，于是祖母就會說：“他酒量超不過一滴淚水！” 為什么祖母這么說？難道我們只能為先知以里亞胡奉敬一滴眼淚？自從出埃及以后，多少代以來，我們都是憑記憶慶祝逾越節。從這個偉大的事件中，慢慢演化出了一個傳統——為以里亞胡·哈那維留上一杯酒。 我們小孩儿把以里亞胡視作我們的保護神，在我們的想象中，他會以任何可能的形式出現。我祖母告訴我們說他是很難被認出的；他可能化身為一個村夫，也可能化身為一個店員，一個乞丐，甚至是一個小孩儿。為了感謝他對我們的保護，在逾越節的喜宴上總是用最好的杯子為他留下最好的酒——不過他只喝一滴淚水那么多的酒。 小埃里在居住區里奇跡般地躲過了對小孩的多次搜查。小孩儿被認為是“沒有工作，沒有用的多余的嘴”。成人整天在居住區外工作，党衛隊經常趁他們不在，突然襲擊小孩儿，把他們帶走。部分小孩儿總能想辦法逃脫搜捕，因為他們總知道想辦法躲起來。大人們在地板下，在爐子邊儿給他們挖洞藏身，或者在壁櫥旁給他們做個假牆。他們及時地產生了一种對危險的第六感覺，不管危險顯得多么微小，他們都會及時發現。 可是慢慢地，那些最聰明的藏身之地也被党衛隊發現了，他們成了這場事關生死的捉迷藏游戲的贏家。 埃里是我在居住區看到的最后一個孩子。每次我离開居住區——我一度獲准進出居住區——，我都要四處看一看埃里。要是我看到他了，我就明白那個時候不會有危險。那時居住區也鬧起了饑荒，滿街都有餓死的尸体。猶太警察經常警告埃里的父母不要讓埃里到大門口。但是沒用，因為在居住區大門口的德國警察經常給埃里食物。 有一天我進居住區，埃里不在門口，不過隨后我就看到了他。他正站在一扇窗戶下，伸出小手從窗台上掃東西，然后把手指放進嘴里。我走近一些后明白他在做什么了，我一下子流出了眼淚：他在收集別人放在窗台上用作鳥食的碎屑。毫無疑問他認為鳥儿們可以從居住區外找到營養，而現在即使城里最友善的人也不敢給饑餓的猶太孩子一片儿面包了。 居住區門口，經常有婦女提著成袋的面包或面粉与居住區里邊的人交換，拿食物換衣服，換銀盤或地毯。不過已經很少有猶太人有什么東西可換了。 埃里的父母當然沒有東西可換，即便是換一片儿面包的東西也沒有。 党衛隊的頭目凱茨曼——臭名昭著的凱茨曼——知道，盡管反复搜查了這么多遍儿，居住區里肯定還有小孩儿。于是他那殘忍的大腦想出了一個邪惡的計划：他要開一個幼儿園！他對猶太人委員會說，如果他們能找到一個地方，并且找到一個婦女來管理，他就可以建一個幼儿園。這樣的話，在成人外出工作時，小孩儿就有人照顧。猶太人那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又起了作用，他們把這視作一個比較人道的態度的表示。他們甚至互相告知說，已經頒布了新法令，禁止槍殺。有人還說他听到過美國電台說，羅斯福已經警告過德國人，假如再殺猶太人的話，美國就會對德國進行報复。所以以后德國人會更人道一些。 還有人說，有一個國際委員會要參觀居住區。德國人要建一個幼儿園給他們看——以顯示他們對猶太人的体貼与關心。 一位名叫恩格爾斯的蓋世太保官員，長著灰白的頭發，帶著一個猶太人委員會的人來了，說是要看一看幼儿園建的地方是否合适。他說他相信居住區還有很多孩子想進這個幼儿園。他答應增加糧食配給。蓋世太保也的确拉來了很多罐可可和牛奶。 于是那些還心存疑慮的儿童父母被慢慢說動了，把他們又饑又餓的孩于送進了幼儿園。人們還焦急地等待著紅十字會派來的一個委員會。可是這個委員會一直沒來。相反，一天早上，來了3輛党衛隊卡車，把所有的孩子都帶走，送進了毒气室。那天晚上，父母們收工回家，整個廢棄的幼儿園登時充滿撕心裂肺的哭喊。 然而，几周后，我又見到了埃里。他的直覺又救了他。事情發生的那天早上，他留在了家里。 在我看來，床上那個人說的黑眼睛小孩儿就是埃里。他的小臉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他是我看到的最后一個猶太小孩儿。 從這時起，我對這個瀕臨死亡的人開始有些同情：現在，一切都過去了。他捏得我手生痛，我把手抽了回來。 不過我還沒想走。還有一些別的什么，對這一點儿我很确信。他的故事還沒有完…… 他自言自語地說了些什么，我沒有听清楚。我的思緒已經飛向了別處。盡管我是坐在這里听他焦急地給我講一些事，然而似乎他已經忘了我在場，我也似乎忘了他在場。他一個人在獨白。生病的人經常獨白。他還要把他的故事講下去嗎？還是他雖然想講，但是不敢用合适的詞句表達出來？誰知道他還會講些什么？根本猜不出來。我只知道一點：沒有無法超越的邪惡行為。 “沒錯，我清清楚楚地看見……”他喃喃道。 他說什么？他怎么能看見？他的眼上和頭上全是繃帶。 “我看見那小孩儿，他父親，他母親。” 他呻吟著，長長地出了口气。 “他們跌到人行道上時或許已經死了。太可怕了。到處是喊叫聲，子彈一排一排打了出去。似乎是故意要用槍聲蓋住喊叫聲。永遠也忘不了——我頭腦里老是出現這聲音。我花了這么長時間去想，不過那恐怖情景還沒想夠……” 我現在听到槍聲了嗎？要是我們已經熟悉了槍聲，恐怕誰也不會再注意到它了。可是我卻能听到槍聲。在集中營里經常能听到槍聲。我閉上眼睛，記憶中听到和看到的恐怖細節一下子涌了上來。 听他斷斷續續的說話，我自己也好像在現場親眼看到，親耳听到發生的每一件事情。我看到可怜的人們被赶進了房屋，我听到他們的慘叫，我听到他們為孩子們祈禱，我看到他們從火海里跳了出來，摔在了地上。 “不久我們就又出發了。在路上他們告訴我們，對猶太人進行屠殺是為了報复俄國人埋下的定時炸彈，這些炸彈炸死了我們30個人。我們殺了300個猶太人作為報复。沒有人問殺死猶太人与俄國的定時炸彈有什么關系。 “晚上每人發了份儿白蘭地。白蘭地能幫助我們忘掉白天發生的事……收音机里正在報道前線情況，報道炸掉的船只數量，俘虜人數，打下了几架飛机以及新征服了什么地方……天色漸漸黑了下來。 “有白蘭地壯膽儿，我們開始坐下來唱歌。我也跟著唱了。我反問我自己，今天為什么能做出這樣的事。也許我想麻醉自己。我也确實讓自己麻醉了。事情离我越來越遙遠。可是到了夜里，白天的事又涌上了心頭…… “睡在我邊儿上的同伴是彼得，他也來自斯圖加特。他老是睡不著覺，翻來覆去地念念叨叨。我站起來瞪著他。可是天太黑，看不到他的臉，只听到他說，‘不，不，’又老在說‘我不能，我不能。’早上起來，我看看其他一些同伴，很顯然他們也都沒睡好。可是沒有人談論這件事。他們都互相回避這件事。甚至連我們突擊隊長也注意到了。 “‘你們也太感情脆弱了！男子漢們，你們不能這樣。這是戰爭！你必須堅強。他們不是我們的人。猶太人不是人！猶太人是一切不幸和災禍的根源！你開槍打死他們和開槍打死自己人是不一樣的——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小孩儿，這都沒關系。他們和我們不一樣。毫無疑問你應該干掉他們。要是我們心腸太軟，那我們就注定還是別人的奴隸，而元首說……’ “都是這些話，你也知道。”他引了個開頭，沒再引述下去。 他還要講些什么？或許還要講一些能安慰他自己的話。或許還要講一些能解釋他為什么給我講他的身世的話？但是，他沒有再回到這個話題。 “我們沒休整多長時間。快到中午的時候，我們又開始行軍，現在我們成了沖鋒大隊的一部分。我們登上卡車，被送往火線。但是這里也見不到多少敵人。他們已經從小村庄和小城鎮撤退了，沒有交戰就放棄了這些地方。只是在敵人撤退時，偶爾有小規模的交火。彼得受了傷，卡爾·海因茲戰死。于是我們又休整了，留出時間來洗衣寫信。各种話題都談論到了，但是很少有人提起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發生的事。 “我去探望彼得。他腹部受傷，但神志還清楚。他認出了我，眼淚汪汪地望著我。我在他身旁坐下，他告訴我說，他不久就得送往醫院了。他說：‘那間房子里的人們，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說完他就昏死過去了。可怜的彼得。他臨死還忘不了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一次經歷。” 我听到走道里有腳步聲。我望了望門。門隨時都有可能打開。我站了起來。他攔住了我。 “求你等一會儿。護士在外邊，沒人會進來。我不多耽誤你，不過我還有很重要的事要說……” 我极不情愿地坐了下來，決心等護士一回來就走。 這個人還要給我講什么？不是他一個人殺了猶太人，他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凶手！ 他又開始剖自他的心理：“隨后几周我們朝克里米亞開進。謠傳說要有一場更激烈的戰斗，俄國人已經挖好了戰壕；不再是靖蜒點水式的戰斗，而是一場近距戰，肉搏戰……” 他停下來喘气。他換气儿更頻繁了，很顯然力气已經耗盡。他的呼吸變得不規則起來，喉管發澀。他伸手去拿玻璃水杯。 我沒有動。他意識到我還在，顯然有些寬慰。 他拿著了杯于，猛喝了几口。 隨即歎口气，低聲嘀咕道：“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 他在談論上帝？可是上帝已經不在了……正像居住區的那位婦女說的，上帝已經走了。可是我們還需要他，我們盼望著看到他存在的跡象。 然而，因為這個瀕死的人，因為他對好惡的選擇，已經不可能使上帝存在了。元首代替了上帝的位置。只要他們的暴行沒有得到懲罰，他們就會堅信上帝不過是一個虛构，不過是可惡的猶太人的發明。他們總是不厭其煩地要“證明”這一點。但是現在這一個人，這個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人，卻在尋求上帝！ 他繼續講道：“在克里米亞的戰斗持續了好几周。我們傷亡慘重。各處的軍人墳墓都在增加。我听說他們被認真地掩埋了，每一個墳頭上都种滿花。我喜歡花。我叔叔的花園里有很多花。我經常一連几個小時躺在草地里看花……” 他知道他死后墳頭上也會有一株向日葵嗎？凶手即使死了也擁有一些東西……而我呢？ “我們挺進到塔甘羅格，那里已經被俄國人牢牢把守。我們潛伏在山頭間，离他們只有100碼遠。他們不停地開炮。我們蜷縮在戰壕里，借喝白蘭地壯膽儿。酒瓶在大家手里傳來傳去。我們等待著進攻命令。終于開始進攻了。我們沖出戰壕裝塞彈藥。可是突然間我定在了那里，好像有什么東西攫住了我。我的手，舉著槍端著刺刀的手開始發抖。 “那一刻，我仿佛又看到了燒著了的一家人，父親，孩子，隨后是母親——他們都朝我跑了過來。‘不，我再也不朝他們開槍了。’我腦海里滿是這些想法……隨即，一發炮彈在我身邊爆炸。我失去了知覺。 “我在醫院里醒來時，發覺我已經雙眼失明了。我的臉和上体被炸得血肉模糊。護士告訴我，醫生從我身上取出了滿滿一盆儿彈片儿。我能活下來就已經是一個奇跡了——就是現在，我也覺得我無异于是個死人……” 他歎了口气。他又完全想到自己身上去了，充滿了自怜。 “越來越痛得難以忍受。我渾身都是打止痛藥留下的斑痕……從一個野戰醫院轉到另一個野戰醫院，但是他們就是不把我送回家……這才真正是在懲罰我。我想回家，想看到我母親。我父親一向嚴厲，我知道他會怎么說我。但是我母親……她會用另一种眼神看著我。” 我明白他是在拷問自己。他是下了決心不掩飾任何事情。 他又過來抓我的手。但是我早已把手抽開，并坐在上面他夠不著了。我不想去碰一雙死人的手。他尋求我的同情，可是他有權利得到同情嗎？他這樣的一個人值得任何人同情嗎？他有沒有想過，要是他那么自怜的話，他能贏得人們的同情嗎……？ “你瞧，”他說道，“那些猶太人很快就死去了，他們不會像我這樣得忍受痛苦——盡管他們不像我這樣充滿罪惡。” 听到這句話，我站起來就要走——我，是他一生最后碰到的一個猶太人。但是他伸出他那蒼白無血色的手一把抓住了我。一個耗干了气血的人從哪里來的這么大的力量？ “他們把我從一個醫院轉到另一個醫院，但是就不送我回家。不過我先得告訴你，……我很明白我的處境，我躺在這里，一刻也不停地在想著發生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恐怖事件。要是我一下子就被炸彈炸死就好了——可是我沒有死，雖然我一直想死……有時我希望醫生給我打個注射，讓我徹底擺脫這种慘狀。我也确實要他幫助我睡過去。可是他不可怜我。我也知道他已經利用注射的辦法讓許多瀕死的人擺脫了痛苦。或許他是礙于我還年輕。我腳頭挂的牌子上不僅寫有我的名字，還寫有我的出生年月，或許就是這個讓他打消了想法。結果我只好躺在這里等死。我身上的痛苦真是可怕极了，不過更可怕的是我還有意識。我總禁不住回憶起那燃燒的房屋，那從窗戶跳下來的一家人。” 他陷入了沉默中，似乎是在搜尋詞句。他想從我這里得到什么，我想。我不相信他僅僅是在找一個听眾。 “小的時候，我全身心地相信上帝，相信教堂的誡律。那時，一切都是平靜的。要是我還有信仰，我相信我不會這么害怕死。 “要是沒有悔罪……我就不能死。我一定得忏悔。但是該怎樣忏悔呢？只講一堆沒有應答的空話……？” 毫無疑問，他是指我的沉默不言。可是我能說什么呢？這儿是一個瀕死的人，一個不想成為凶手的凶手，一個在可怕的意識形態指導下成為凶手的人。他在向我這樣一個人悔罪，而這個傾听悔罪的人可能明天又會死于和他一樣的凶手手下。他确确實實為他的罪惡而感到悔恨了，盡管在他說的這么多話里他不想承認這一點。也不需要他來承認，他說話的方式和他對我說話這個事實就足以證明他的悔恨。 “相信我，要是痛苦和折磨能換回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死去的人的生命，我愿意忍受更多的痛苦和折磨。每天都有許多和我一樣年輕的德國人在戰場上戰死。他們在与一支武裝了的敵人戰斗，并且不得抽身，而我……我卻留在這里，帶著我的罪惡留在這里。在我生命的最后時刻，你和我在一起。我一點也不知道你是誰，我只知道你是個猶太人。這就足夠了。” 我什么也沒說。事實上，在他上戰場時，他不僅与武裝了的軍隊作戰，他還与手無寸鐵的男人，女人，孩子和老人作戰。我想象得出他們被包圍在火海中，從窗戶跳下來，然后被打死。 他坐了起來，雙手合十，似乎要祈禱。 “我希望安心地死去，所以我需要……” 看得出有些話他說不出口。不過我也沒心思幫他。他一言未發。 “我知道我給你講的那些事是非常可怕的。在我等待死亡的漫長黑夜里，一次又一次地，我希望把這事講給一個猶太人听，希望能得到他的寬恕。只是我不知道是否還有猶太人幸存著…… “我知道我請求你的寬恕是一個過奢的愿望，但是如果沒有你的回答，我不可能安心地死去。” 現在，整個房間靜得出奇。我向窗外望去，對面的建筑已經全部沐浴在陽光之中。太陽已經升到了正空。后院只剩下一小塊儿三角形的陰影地帶。 這是怎樣的一种對比啊！室外陽光燦爛，而太平間內一片野蠻時期的陰冷。在這里，在這張床上躺著一個人，他想安宁地死去——但是他不可能安宁地死去，因為他犯下的恐怖罪行讓他永遠也不得安宁。在他身邊，坐著一個同樣注定要死去的人——然而這個人并不想死，因為他渴望看到恐怖時代的結束，看到使這個世界日漸枯萎的恐怖時代的結束。 命運使兩個素不相識的人走到了一起，他們在一起度過了非常奇怪的几個小時。一個人尋求另一個人的幫助。而另一個人自身也無所助靠，根本不可能去幫助他。 我站了起來，朝他看了看，他正雙手合十。在他雙手之間，我似乎看到了一株向日葵。 最后我下定了決心，一言未發，离開了房間。 護士沒在門外。我忘掉了我是在什么地方，沒有沿著護士帶我上來的樓梯往下走。和我做學生時候一樣，我順著樓梯來到了大門。直到我看到醫生和護士臉上吃惊的表情時，我才意識到我下錯了樓梯。但是我沒有退回會。沒有人阻攔我。我走出大門，走到外邊的空地，然后又找到了我的同伴……驕陽當空，那陽光，正洒在地上。 我的同伴們正坐在草地上端著飯盒喝湯。我也非常餓了，正赶上最后一份儿湯。醫院給我們一人送了一份儿飯。 我還在想著這個瀕死的党衛隊員。遇到他讓我背上了沉重的負擔，他的忏悔扰得我心煩意亂。 “你去什么地方了，這么長時間？”有人問我。我叫不上這個人的名字。早上從集中營到醫院的路上，他一直站在我身邊儿。 “我開始以為你逃走了。要是那樣的話，就有理由把我們打發回集中營了。” 我未加解釋。 “你找到什么東西了？”他邊問我，邊偷偷地看了一眼我的面包袋。和其他囚犯一樣，我的面包袋也是空的。我聳了聳肩。他狐疑地看著我，似乎是在說：你肯定找到什么東西了，你不想和大家分享，所以才不想承認。 他想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什么也沒有解釋。 “你是不是覺得我煩？”他問道。 “不覺得。”我說。我不想和他說話——這個時候不想說。 休息了一小會儿，我們又開始工作。似乎有倒不完的垃圾箱。卡車把垃圾拉到某個開闊的地方去燒，然后又不斷地開回來裝。他們把垃圾都運到什么地方去了？不過實話說，我并不關心這個。我只希望离開這個地方。 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后，我們停止了工作。我們被告知第二天得再來，還要裝運垃圾。听到這個消息，我表情冷漠。 回集中營的路上，阿斯卡里們似乎也沒了唱歌的情緒。他們一言不發地走在我們身邊，甚至也沒督促我們快走。我們都很疲憊，就是我也很累，雖然在病房里待了大半天。真的一下子就過去了好几個小時？我的思緒總忍不住又回到這場駭人的會面。 我們路過的地方，人們站在人行道上看著我們。我辨不清哪一張臉是哪一張臉，它們看起來似乎都一樣——或許是因為他們對我們都非常冷漠。 不過不管怎么說吧，為什么他們就應該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呢？他們早已習慣于這么看我們了。我們与他們有何相干呢？或許只有少數人日后會痛苦地意識到，他們曾是這么冷淡地呆看著這群不幸的人，只有少數人才會在日后為此而感到不安。 前邊有馬車擋著我們，我們沒法走快。我在猜想，在這些旁觀的人群中，是不是有很多人一度陶醉于高等學校的“沒有猶太人的日子”的運動。我在想，是不是不只是納粹在迫害我們。那些對人類蒙受的令人震惊的屈辱只是一言不發地旁觀而不進行抗議的人是不是也是非常不道德的？不過在他們眼里，我們還是人嗎？ 兩天前，几個新來的囚徒給我們講了一個讓人非常傷心但又非常典型的故事。三名猶太人處絞刑后被吊在了公共場合。一個自作聰明的家伙在每一個上邊系了一個紙片儿，上寫著“猶太肉”。旁觀者對這個聰明的玩笑報以瘋狂的大笑，還有人不斷地尖叫著，打著口哨來取樂。一名婦女對這些邪惡下流的字表示抗議，卻當即遭到了毒打。 我們都知道納粹在公開處決人時，總希望有更多的旁觀者。他們希望嚇住公眾，把各种可能的抵制壓制下去。當然他們也很清楚許多旁觀者是有反猶情緒的。這些處決和古羅馬的“面包与馬戲”一樣，由納粹上演的恐怖場面絕不會招致憎恨。在集中營中我們大家都不厭其煩地描述我們看到的恐怖場景的每一個細節。有些人一講起來就好像是剛看了一場馬戲回來。或許有些現在站在路邊盯著我們看的人正是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看著絞死猶太人的人。我听到笑聲正滿足著他們的想象力。這笑聲就像他們在旁觀猶太肉時發出的笑聲。 走到格羅得茲卡大街的盡頭，我們又左轉，走上了雅諾斯卡大街。隊伍停了一下，讓一列滿載煤礦工人的礦車經過。礦工們一群一群地簇擁在車門口，就好像一串一串的葡萄。他們雖然顯得很疲勞，但是卻能夠很幸福地匆匆忙忙赶回家与家人團聚，他們可以在一起打牌，討論政治，收听收音机——或許還可以听听違禁的外國台。他們在一件事上是一樣的：他們都有夢想，都有希望。而我們，卻得匆匆忙忙地赶去參加晚上的排隊點名，視軍官情緒而定做一些体育練習。通常是做一些冗長乏味的屈膝練習，一直做到軍官對他設計的這种玩笑感到厭煩為止。或者做一种名叫“維生素B”的練習，一連几個小時我們得搬著厚木板穿過党衛隊組成的隊列。晚上工作被認為是在給我們增加“維生素”，但這并不真的是在給我們增加什么維生素，這不過是在變著法儿殺掉我們而不是在增進我們的健康。 要是在點名時發覺有人不見了，他們就會一遍又一遍儿地反复點。他們會讓缺席者的十個同伴走出隊列把他們處死，借以嚇住那些想缺席的人。 同樣的事第二天還會發生，或許后天仍會發生，直到我們全部被消滅掉。 想一想明天……由不得我想起那個頭上纏滿繃帶的党衛隊員。明天，也可能是后天，他就可以有一株自己的向日葵了。而對于我來說，明天，也許是后天，等待我的可能是万人坑。的确，隨時都有可能下達命令，把我和我同伴們，把我們一屋的人全部清除掉——也极有可能，我有可能成為那十個中的一人，被用來梟首示眾。 有一天有謠傳說從其它省又送來了新囚犯，要是這樣的話，我們屋就沒有地方了，要是集中營當局沒來得及建造新房屋，他們就會用別的辦法來搞。辦法很簡單，他們只需要清除掉老囚犯——一個屋一個屋地挨個儿清，給新來的囚犯騰出地方來。每兩個月都會這么清理上一次。這加速了我們自然消亡的速度，目的是要使加利西亞和里木堡的“解放猶太人”的速度接近。 雅諾斯卡大街的面房店，屋又窄又髒，一片灰蒙蒙的，滿是戰爭破坏的痕跡，門面牆上彈痕累累，窗戶都被打得稀碎，已經用破板子擋住了，有的地方干脆只用紙板擋了一下。雅諾斯卡大街是里木堡的主要干道，德國人奪取這個城市時，這里曾發生了激烈的戰斗。 穿過了一排排房屋，我們又從軍人墳墓旁走過。墳墓一溜一溜的，排得很長。不過向日葵看起來已經和上午有些不一樣了。它們都把頭扭向了另一個方向，夕陽給它們抹上了一層紅色，它們在晚風中微微顫抖。他們似乎彼此在小聲交談。它們是被這群衣衫襤褸，步履瞞珊的人嚇住了嗎？向日葵或枯黃，或淡黃，或金黃，或銅褐，各种色彩在我眼前飄蕩。它們生長在肥沃的土地上，得到了最好的培育。它們背后是粗壯的大樹，构成了一道陰森的背景，再往上就是幽藍晴朗的天空。 快到集中營時，阿斯卡里命令我們唱歌，同時調整步伐，整理隊形。司令官可能看到他的囚犯們回營，他堅持要他們一定得邊走邊唱，并且要（顯得）很高興。來回都要這樣。阿斯卡里不得不協助他做好樣子。我們必須精神煥發——而唱歌就是這种狀態的一個部分。 要是我們表現得不合司令官的意，我們可就要倒霉了。我們已經多次受過了這种折磨。阿斯卡里要是遇到這种情況也會笑不起來——畢竟，他們只不過是俄國人。 很幸運，沒見到司令官。我們順利進營，跟著另一個隊到操場上等待點名。 我看到阿瑟排在另一隊中，就很急切地跟他打招呼。我急于要把我在醫院里的經歷都告訴他，同時也告訴約塞克。 我不知道他們會有什么反應。不過兩人的看法肯定有很大差別。我同時也想給他們講一講有關向日葵的事。為什么以前我們就沒注意到？它們已經開花好多周了。難道就沒有人注意到它們？難道它們只對我來說才有意義？ 今天很幸運，點名比平時都要結束得早。我走過去，伸手搭住阿瑟的肩膀。 “喂，怎么樣？活儿重嗎？”他笑著問我。 “不怎么重。你知道我去了什么地方？” “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我去了高等技術學校。” “真的？那儿比過去要空曠多了吧！” “就請到你要這么說。” “你好像有點情緒不好。”阿瑟關心地問道。 我沒有解釋。人們正往廚房里擠，我們也很快去排隊解決吃飯問題。 約塞克打了滿滿一盒飯從里邊出來。他沖我們點了點頭。 我們坐在門前的台階上吃飯。操場上人們三五成群地站著，互相在講述著白天的見聞。有人可能白天出營工作時偷到了一些小東西，現在正在互相交換。 我掃眼看到了“管道”，這是一條被遮蔽起來的狹長通道，一頭連著集中營，一頭通往沙丘。經常是在沙丘那里槍斃人。 有時候在被槍斃前，這些人要在管道里待上兩三天。党衛隊員從我們的小屋里，從城里把他們逮出來，把他們藏在這里。党衛隊要湊夠“足夠合理的”槍殺數目，所以先速到的人就得在這里待上好多天。等著執行死刑的党衛隊員把他們拉到沙丘那邊去。 而那一晚，“管道”里一個人也見不著。阿瑟告訴我里邊之所以沒人，是另有原因的。“今天又要殺死5個人，他們等不了多久了。考瑟爾抓到了這5個人。听咱們小屋里一個人說，他們是在了城里某一個很好的隱蔽處被發現的。” 阿瑟說話的語气非常平淡冷靜，好像是在描述一件很常見的事。 “這中間還有一個小孩儿，”過了一會儿他又說道，聲音略顯得有些憂傷。“小孩長著一頭金發，看起來一點儿也不像猶太人。如果他父母把他送給雅利安人家庭，永遠也不會察覺他是猶太人。 他一提起小孩儿，由不得我就想起了埃里。 “阿瑟，我一定得跟你講一件事。他們已經把高等學校用作了軍事醫院，今天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件事，剛才我沒有給你講完。你要是听了，可能會覺得好笑。不過我想听一听你怎么看待這件事，我相信你的判斷。” “你講吧。”他說。 “不，現在不講。過一會儿再講。我希望約塞克也來听一听。” 給他們講那些悲慘的事情合适嗎？我想到了那天在“管道”里被槍殺的5個人。在我眼里，是不是對這一個党衛隊員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或許最好對我在醫院太平間里听到的一切緘口不言。 我擔心阿瑟這個玩世不恭的家伙會說：“看他看他，無數的猶太人在忍受著折磨，每一小時都有猶太人被槍殺，他還忘不了一個快要死掉的党衛隊員。”或許他還會加上一句說：“你恐怕已經受了納粹的流毒。你開始認為日爾曼人多少是有些优秀的民族，所以你就開始為一個快要死掉的党衛隊員擔心。” 要是听到他這樣說的話，我無疑會很傷心。毫無疑問，阿瑟會告訴我很多納粹犯下的不可告人的罪行。我會為我自己而感到羞愧。所以最好還是把在醫院里遇到的一切放在心里不說為好。 我在操場上逛來逛去，和一些熟人閒聊著天儿。 忽然有個人噓了一聲：“6個！”這是在警告我們党衛隊來了，我匆忙回去找阿瑟。我挨著阿瑟坐下，兩名党衛隊員朝樂隊樂師的小屋走去。 “你要給我們說什么？”阿瑟問。 “我想了好多遍儿，我不想講了。或許你不理解，或許……” “噢，什么事？給我們講吧，”阿瑟追問道。 我沉默了。 “好了，隨你便儿。”阿瑟站了起來，似乎有些不高興。 兩個小時后，我還是給他們講了。我們坐在各自舖上，屋子非常問人。我給他們講我們如何穿過市區，我如何看到向日葵。 “你們誰注意到過這些花？” “當然我注意到過，”約塞克說，“有什么別樣？” 我不愿告訴他們我看到向日葵時它們給我留下的印象。我不能說我對死了的德國人擁有向日葵感到嫉妒，我不能說我一直有一個孩子气的夢想，想有一株自己的向日葵。 阿瑟插話道：“嗯，向日葵确實是种宜人眼目的花。德國人畢竟是偉大的浪漫主義者。不過對那些正在地下腐爛的東西來說，花儿不會有更多的用處。向日葵也會像地下的東西一樣腐爛；來年它們也會了無影蹤，除非有人來年再栽一株新花。可是誰又知道來年會發生什么事呢？”他嘲弄般地加上了一句。 我繼續講我遇到的事。我講到護士如何抓到我，如何把我帶到主任室，然后又詳細講到這位瀕死的党衛隊員，講到我在他桌邊坐了几個小時，講到了他的悔罪。在講到隨父親一起跌死的孩子時，我提到了埃里。 “這人怎么會知道小孩儿的名字？”他們有人問。 “他不知道。我提到這個名字，是因為這個故事讓我想到了里木堡居住區的一個孩子。” 他們都被我講到的恐怖情景惊呆了。我停下來整理思路時，他們催促我赶快繼續往下講。 最后我講到這位瀕死的人如何懇求我原諒他的罪過，我如何一言不發地离開，我看到約塞克的臉上浮現出一絲笑容。我敢肯定他是贊成我的做法，我沖他點了點頭。 阿瑟先打破了沉默：“一個太少！”他感歎道。 這話正合我們那些天的想法，不過阿瑟這時候這樣說，多少有些打斷了我們的思路。有一個叫亞當的，他平時很少廢話，這時候深思熟慮地說：“所以，你就看到了一個就要死掉的凶手……我愿意一天碰上10個。可惜我不能常去醫院。” 我理解他的玩世不恭的態度。亞當是學建筑的，戰爭一爆發，他不得不放棄他的職業。俄國人占領時，他在一個建筑工地工作。他的所有家產都被俄國收歸國有。1940年夏，掀起了一場驅逐浪潮，許多人因為“出身不好”，（尤其是出身在富有家庭）被驅逐到西伯利亞。他和他家人躲了好几個星期才躲過驅逐。 他到集中營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他說：“你看，躲過俄國的驅逐還是有必要的嘛。要是俄國人逮著了我，我現在肯定就在西伯利亞了。俄國人沒逮著我，我現在就還能在里木堡。塞翁失馬……” 他對周圍的一切非常冷漠。他的未婚妻在居住區，但他很少听到她的消息。她肯定已經被編人了某個軍事形式的勞動隊。 他深愛他的父母。他父母在德國人最初占領時就已經都死去了。有時候，亞當對周圍環境不管不顧的態度讓我覺著他好像是個夢游人。他越來越跟人疏遠。起初我們還搞不太明白為什么他會這樣。逐漸地，我們都開始理解了。因為我們大部分的親戚也都逝去了。 我的故事顯然激起了阿瑟的感情。不過有很長一陣子都沒有人再說什么。 隨后阿瑟站了起來，去听一個人在講他從收音机里听來的消息。其他的人也起身去忙自己的事。 只剩約塞克和我。 “你知不知道，”他說道，“你講你遇到了那個党衛隊員時，我一開初很擔心你已經寬恕了他。你沒有權利這么做，因為這些人沒有授予你權利以他們的名義這么做。人們針對你自己做了什么，如果你愿意的話，你可以原諒他們，也可以忘掉他們。那是你自己的事。不過要是讓你的良心去承載別人的苦難，那會是件非常可怕的罪惡。” “不過，難道我們不都是處在同一命運的共同群体中嗎，一個人必須代別人回答。”我插嘴道。 “要小心呀，朋友，”約塞克繼續往下講道，“每一個人的生活中都有一些永留史冊的時刻。這种時刻很少發生。而你今天就遇到了。這不僅是你一個人的問題……我看得出你對自己所做的事不很滿意。可是我要告訴你，要是我遇到這樣的事的話，我也會這么做。可能有一個區別，我會非常審慎地公開拒絕原諒他，我會非常有意識地去這么做。你更多的是無意識地去這么做。所以你現在搞不清是對是錯。不過請你相信我，你做的沒錯儿。你不會因為他而蒙受痛苦，而且，既然他已經對別人犯下了這么多罪過，你根本沒法儿去寬恕他。” 約塞克講得動了容。 “我相信來世——相信死后的生活，相信有另一個更好的世界。我們死后都要在那個世界重聚。要是你寬恕了他，到那時會怎么樣呢？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死去的人會過來問你：‘誰給了你寬恕凶手的權利？’” 我思慮重重地搖了搖頭。“約塞克，”我說道，“讓你講起來這事似乎非常簡單。這可能是因為你有非常堅定的信仰。我也不想去改變我的做法——盡管我能夠改變，不過我還是有很多問題，可以和你討論上几個小時。我只想講一件事，我非常希望知道你怎么想：這家伙确實是從內心深處感到后悔了，他根本不想去為自己原來做過的錯事辯護。我看得出，他真的是在忍受著心靈的折磨…… 約塞克打斷我的話頭：“這种折磨不過是他應受的懲罰的一小部分。” “可是，”我繼續講我自己的，“他已經沒有時間去悔改，也沒有時間去補贖自己的罪過了。” “你說‘補贖’是什么意思？” 這正是我想讓他問的。我沒有去解釋。我拋開這個話題未加討論，又講起了另一個話題。 “這位快死的人把我看作一個代表，把我看作其他猶太人的象征。他再也見不到他們，再也沒法儿和他們談話了。而且，他完全是很自然地流露出海改之意的。很顯然，他并非天生是個凶手，他也不想成為凶手。是納粹驅使他去殺害手無寸鐵的人們。” “所以你認為你還是應該寬恕他？” 這時候阿瑟回來了。他只听到了約塞克最后這句話，他用很平靜的語調對我說：“一個高等人要求一個低等人去做高等人應做的事。要是你寬恕了他，你一輩子也不會原諒自己。” “阿瑟，”我說，“我已經斷絕了一個臨終的人最后的希望。我沒回答他最后一個問題！” “不過你肯定知道有一些請求是人們不能，也不敢保證滿足的。他本應該去請一位他們自己教堂的神父。他們會很快達成一致。” 阿瑟用詞非常巧妙，含著一絲難以察覺的諷刺意味。 “為什么？”我問，“難道沒有一個統一的罪与贖罪的標准？難道每一個宗教都有其自己的道德標准，自己的答案？” “或許确實是這樣。” 這就沒有什么可說了。在那樣一個環境下，在那樣一個可怕的時代，能說的也都說了。話題也該打住了。 為了分散一下注意力，阿瑟給我們講了好多他听來的新聞。不過他的話并沒有怎么轉移我的注意力。 我還在想著那個太平間。 或許阿瑟講得并不對。他說高等人要低等人做什么事，高等人不過是一個詞儿，听起來非常明了，卻并不真正解決問題。那位党衛隊員的態度并不像那种傲慢自大的高等人的態度。或許我沒有把我的感受很好地表達出來：一個注定要死的低等人坐在一個注定要死的党衛隊員身邊……也許我沒有把他在言談中表露出的對他的罪過的絕望態度和當時的气氛清楚地表達出來。 忽然間我對這件事情的真實性產生了怀疑。我那天确定到過主任的辦公室嗎？ 這就像在那些日子里我們對自己存在的真實性也會產生怀疑一樣……一切都有可能是不真實的；很可能這是因為饑餓和絕望而產生的幻覺……這太不合邏輯了——而我們整個生活本身本來也就不合邏輯。 囚徒們任人驅赶，他不得不學會讓自己毫無個人意愿地任人驅赶。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中，每一樣事都不再符合日常生活的邏輯。在這里，每一件事都自有其自己的邏輯。在囚徒的生活中，還有什么樣的法則會繼續有效呢？只有一條法則還保留著，可据以作如下判斷的可靠基礎，這就是死亡的法則。只有這條法則是合乎邏輯的。非常确定，無可辯駁。所有其它的法則都相形失色，毫無意義，結果就是處處被動。我們經常提醒自己，這是一條無可避免的法則，你無能為力，不可能改變它。這些想法導致了我們心理麻痹，導致了我們無可撫慰的消极態度，我們置身其中。而這种態度，正是我們大部分人絕望心理的最好表述。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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