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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繼承阿拔斯哈里發王朝的眾多國家中，布瓦希德統治者于945年攻占巴格達清楚地表明，始于9世紀的阿拔斯帝國的解体已不可逆轉。布瓦希德王朝并不是未經哈里發同意就自封為阿拔斯領土事實主人的始作俑者，但它卻是占領阿拔斯占統治地位的行省伊拉克，并直接控制哈里發制度本身的帶頭羊。布瓦希德人是來自吉蘭的伊朗人，他們對阿拔斯哈里發的支配標志著伊朗人政治勢力在伊斯蘭教國家中的不斷增長和阿拉伯人勢力的衰落。這一趨勢在747－750年使阿拔斯人得以奪取哈里發寶座的革命中已明顯地表現出來，后來在813年哈里發馬蒙對其兄弟阿明的胜利中再次得以顯示。但是，布瓦希德人不僅是伊朗人而且也是什葉派；因而，從宗教方面來說，他們在945年進入巴格達似乎預示著747－750年革命的倒退而不是完成。什葉派參加這場革命，是希望革命的結果將使阿里党人取代倭馬亞人。在當時他們未能如愿以償。而2個世紀之后的現在，他們貽誤已久的希望似乎終于走上了得以實現的道路。 在西北非，艾格萊卜人已于909年被一個聲稱源于阿里和法蒂瑪家族的代表所推翻。艾格萊卜人是遜尼派阿拉伯人，他們只在名義上承認阿拔斯人的宗主權。法蒂瑪人也是阿拉伯人，但他們的軍隊是庫塔馬赫的柏柏爾人。法蒂瑪人极想取代阿拔斯人，他們的胜利實際上是柏柏爾族和什葉派中伊斯瑪儀（七伊瑪目）派的胜利。914年他們企圖征服埃及，但沒有成功。不過到969年，他們成功地征服了埃及。与此同時在890年，与法蒂瑪人同屬七伊瑪目派的什葉派社團卡爾馬特派試圖在伊拉克建立一個國家。903－906年阿拔斯人成功地將卡爾馬特人從新月沃地驅逐出去，但卡爾馬特人在阿拉伯半島的東北部、哈薩和巴林島建立了穩固的根据地。依靠這一根据地他們不僅劫掠了伊拉克，還襲擊了麥加。930年，他們從克爾伯神殿搶走了黑石。從864至928年統治伊朗里海沿岸的另一支什葉派裁德派，于897年在也門建立了第二個國家。伊斯瑪儀派的什葉派在977年和985年獲得了對木爾坦和信德一部分地區的控制權。到985年，仍然處于遜尼派有效統治下的伊斯蘭教世界的主要部分只是位于河間地帶和呼羅珊的阿拔斯人的繼承者薩曼伊朗人的國家和位于伊比利亞半島的流亡的倭馬亞哈里發王朝。倭馬亞人和什葉派一樣，在政治上對阿拔斯人持敵視態度。在985年伊斯蘭教世界仿佛正在伊朗人和柏柏爾之間被分割；如果它要重新統一，那統一者將會是伊斯瑪儀派的什葉派法蒂瑪人。 而且，伊斯瑪儀派的什葉派和伊朗人在文化和政治方面都處在上升階段。詩人菲爾多西（939－1020年）、哲學家伊本·西那（阿維森納）（980－1037年）和科學觀察家比魯尼（973－1048年）都是伊朗人。自約970年起，“精誠兄弟會”，在巴士拉的一個伊斯瑪儀派社團，開始創作一部百科全書。973年，法蒂瑪的伊斯瑪儀派在他們的新都開羅愛資哈爾清真寺創立了一座神學院。從整体上看，阿拔斯帝國政治上的分崩离析有利于文學藝術的發展。地方宮廷的增加促使潛在的庇護人數目的增加。 伊朗版本的伊斯蘭教文明在伊朗扎下了根，它通過新波斯文學而不朽。但是，在11世紀結束之前，在985年時被認為是合理的其他一些期望卻落空了。到1085年，遜尼派政府在除埃及之外的伊斯蘭教世界各地都重新掌權；而且，雖然埃及仍處在什葉派法蒂瑪王朝的統治之下，但法蒂瑪統治下的埃及遜尼派穆斯林臣民并沒有采用他們統治者的伊斯蘭教。1085年，阿拔斯王朝仍然坐在巴格達的王座上，仍在受到監護。但從1055年起，它的主人已不再是伊朗的布瓦希德人，而變成了遜尼派的突厥塞爾柱人。突厥人取代了伊朗人，成為除了阿拉伯半島之外的伊斯蘭教世界亞洲部分的主人。 什葉派未能抓住656－661年和747－750年的兩次机會。在969－1055年間，它又一次喪失了机會。法蒂瑪人和卡爾馬特人彼此并不合作。雖然雙方都屬于伊斯瑪儀教派的什葉派，但卡爾馬特人關心的是社會正義，而法蒂瑪人關心的主要是維護自己世襲的神權。法蒂瑪人与卡爾馬特人的性質也各不相同。至于布瓦希德人，他們与前兩派都隔得很遠。布瓦希德人雖是什葉派，但不屬于伊斯瑪儀派。他們宁當阿拔斯的主人也不愿做法蒂瑪的臣民。在布瓦希德人看來，這是他們唯一的選擇。什葉派中的非伊斯瑪儀派的各派和穆斯林社會的多數派遜尼派，在一點上意見一致：都不愿落在伊斯瑪儀派的統治之下。伊斯瑪儀派對未能成為伊斯蘭教世界的主人心怀不滿，于1090年左右組織秘密團体阿薩辛派進行報复。他們早期的受害者之一是取代布瓦希德人的伊朗宰相、遜尼派塞爾柱突厥人尼扎姆·穆爾克。 對于伊斯蘭教世界的居民來說，11和12世紀是動亂的年代。統一的伊斯蘭教國家的解体造成了國內法律和秩序的大混亂。巴格達的布瓦希德人政權以及后來取代它的塞爾柱人政權，多少減輕了這种混亂，但這只是暫時和局部的。伊斯蘭教世界現正受到基督教入侵者的折磨；更悲慘的是，它還受到遷移不定的游牧蠻族的騷扰，雖然這些蠻族名義上已皈依伊斯蘭教。 東羅馬人在961年奪取了克里特島，在965年奪取了塔爾蘇斯，在法蒂瑪人占領埃及的同一年969年奪取了安條克。在其后的100年中，法蒂瑪人和東羅馬人為爭奪敘利亞而互相競爭，但都沒有成功，最后雙方都被人赶走。驅赶他們的對手最初是1098－1099年的塞爾柱突厥人，后來是西方的基督教十字軍。諾曼底人在1060至1090年間征服了西西里。卡斯提人在1085年占領了托萊多。 得到釋放的游牧民族——突厥人、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造成了范圍更廣的痛苦和破坏。999年，繼承阿拔斯王朝的薩曼伊朗人國家沿著烏滸河一分為二，一部分為962年在今天阿富汗的伽色尼建立的一個突厥人王朝所統治，一部分為葛邏祿突厥人所統治，后者在960年皈依了伊斯蘭教。自從9世紀初以來，突厥人作為士兵——奴隸一直源源不斷地進入伊斯蘭世界，他們學會了如何乘机反抗自己的主人。999年，一大批自由的突厥人游牧部落葛邏祿人首次大規模地定居于伊斯蘭教地區。緊跟葛邏祿人之后的是古茲人，他們被基爾察克人赶到了西邊。1040年，一支已經改宗伊斯蘭教的古茲人在塞爾柱家族的成員率領下打敗了另一支突厥人伽色尼人，占領了呼羅珊。塞爾柱人的野心是建立一個屬于自己的帝國，在這方面他們暫時取得了成功。1055年他們取代了布瓦希德人而成為在巴格達的阿拔斯人的主人。跟隨塞爾柱人的游牧民需要的是牧場和戰利品。塞爾柱人与新結識的伊朗人和定居的阿拉伯臣民共謀，讓游牧的突厥人通過。1064年他們放這些人前去亞美尼亞，1071年之后又把他們放到了小亞細亞。但是在這些遷移的游牧民族開始破坏這些基督教國家之前，他們已在沿途摧毀了伊朗。 1047年，法蒂瑪人為了報复法蒂瑪西北非總督區脫离王朝，放出了兩支阿拉伯游牧部落。西北非的橄欖園曾經保證了這一地區在迦太基人和羅馬人統治時期的繁榮，它們躲過了汪達爾人的征服和阿拉伯人的首次征服。但是，由阿拉伯人第二次征服造成的破坏卻不可修复。這并不是一次軍事行動，而是游牧民族大規模的遷移。這些向西跋涉的阿拉伯游牧部落并未到達大西洋，來自西撒哈拉的柏柏爾游牧民擋住了他們的去路。這些柏柏爾人的領袖是一個叫作“穆拉比教團”的宗教兄弟會。他們是清教徒式的遜尼派信徒。1086年和1090年，他們進入西班牙，廢黜了好几個未能阻擋卡斯蒂利亞人前進的西班牙倭馬亞王朝的繼承者。直到此時西班牙穆斯林才為時已晚地發現，他們信仰基督教的西班牙同胞与此相比并不那么邪惡。 在地中海西部平原和敘利亞，伊斯蘭教的政治邊疆已被西方基督教入侵者向后推進。但与此同時，這一邊疆在印度和小亞細亞仍在繼續向前推進。伽色尼的突厥人王朝征服了從未置于薩曼或阿拔斯人統治之下的非伊斯蘭的領土。伽色尼的馬哈茂德將整個印度河平原都置于遜尼派穆斯林的統治之下（他在印度河流域進行戰爭的同時，還消滅了木爾坦和信德的伊斯瑪儀什葉派穆斯林政權）。塞爾柱人對伊朗和伊拉克的統治雖然曇花一現，但他們在東羅馬帝國的心髒小亞細亞建立的一個遜尼派穆斯林國家卻存在了231年（1077－1308年）。 突厥人是經伊朗進入伊斯蘭教世界的。但在他們進入之前伊朗人已經創造出了一种光輝燦爛的伊朗版本的伊斯蘭教文明。突厥人保留了他們祖先的語言，但接受了這种伊朗形式的伊斯蘭教文明。正是這种形式的伊斯蘭教向東南傳播到印度，向西北傳播到東正教基督教王國。自11世紀起伊斯蘭教犧牲這兩個鄰近文明的擴張，這比它在西方的長期退縮和在敘利亞的暫時退縮要更為廣泛。 所以，在統一的伊斯蘭教國家解体的同時，伊斯蘭教的版圖也在顯著地擴張。在理論上，統一國家是宗教的強制性的政治框架；但理論被經驗否決了。這證明伊斯蘭教無需一個統一政府的支持也能生存和傳播。這一經歷具有兩個重大的影響。它一方面改變了穆斯林關于真主性質以及穆斯林禮拜者与真主關系的性質的概念，另一方面它在已經消亡的統一伊斯蘭教國家的后續國家中，引起了非穆斯林臣民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改宗浪潮。 這种大規模改宗的政治動机是很明顯的。曾經統一的伊斯蘭教國家的非穆斯林多數派臣民，以前受到強加給他們的伊斯蘭教和平的庇護。當伊斯蘭教的統一國家解体之后，其臣民——無論是穆斯林還是非穆斯林——需要尋找某种替代性的庇護。他們認為伊斯蘭宗教比伊斯蘭國家具有更頑強的生存力量，于是便推動了日益解体的國家的非穆斯林臣民采用他們前統治者的宗教。与作為一個動亂時期未能度過難關的國家的前臣民相比，如今作為一個穆斯林，更能為個人提供更大的安全感。改宗伊斯蘭教的動力現已不僅僅是爭取賦稅和政治上的平等，而是對生存的一种令人极度痛苦的關切。 能夠使人生存下去的伊斯蘭教是遜尼派正統形式的伊斯蘭教。什葉派的布瓦希德人認識到遜尼派對群眾的號召力，一直避免廢除阿拔斯人的哈里發制度；因為哈里發制雖然已不再是統一的遜尼派穆斯林國家的有效政府，但它仍然是遜尼派穆斯林共同体心理和社會統一的制度性的象征。而且，与伊斯瑪儀的什葉派截然不同，遜尼派對人的需要更為關心。穆罕默德所体驗的真主一直是《五經》中以色列人的上帝。他是不可接近、無法解釋的。因而，在正統的遜尼派穆斯林看來，神秘主義者跨越真主与人之間鴻溝的努力是令人怀疑的。這种做法似乎象是對真主超越性的一种褻瀆和侵犯。無疑，生活在11世紀的質朴的穆斯林，并不了解《五經》中的上帝已被以色列的先知和猶大及其繼承者法利賽人和基督徒變形為上帝父親。但是，這個慈愛而又可愛的上帝正是統一的伊斯蘭教國家的前臣民在國家陷于分裂之時所渴望的上帝。正當他們有這种需要的時刻，一位來自呼羅珊的伊朗學者加扎利（1058－1111年）滿足了他們的需要。 同奧古斯丁一樣，加扎利是一位自愿放棄其職位的教授。但与奧古斯丁不同，加扎利并沒有參与有爭議的教會政治。他力圖通過直接体驗与真主的神秘關系而深入研究神秘主義。為此他退隱了11年之久（1095－1106年）加扎利并不排拒遜尼派的正統教義，但他將神秘主義融入其中，從而使其人格化。所以，當遜尼派穆斯林最終沿著加扎利的路線前進時，遜尼派伊斯蘭教經歷了一次轉折，獲得了一次新生。加扎利贏得其宗教同伴的信任是因為他否定和反對兩個不得人心的運動，一個是伊斯瑪儀的什葉派，另一個是理性主義哲學。伊斯瑪儀派之所以不得人心，是因為他們是偷偷摸摸的暴力革命者；理性主義哲學家不得人心，是因為人們感到自由思想對于一個充滿危險的時代來說，是一件太費錢的奢侈品。以拋棄這兩個坏東西為代价，加扎利為遜尼派伊斯蘭教拯救了神秘主義；如果神秘主義真的也被拋棄了，那遜尼派在人類思想中，或許也就沒有立足之地了。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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