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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們在第35章曾談到的那樣，當漢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把壟斷中華帝國官職的權力交給經過競爭性考試而被選中的儒生時，他試圖向智能之士大開進仕之門。然而，結果卻使得儒生官員們濫用手中的權力，獲得了大量的私有地產。中華帝國的創建者秦始皇和它的第二位創建者漢高祖劉邦，消滅了戰國時代的領主貴族。因為他們認為，如果允許大土地所有者存在，他們就會与新建立的統一政府競爭，占有中國農民的“剩余”產品。只要中國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是農業，農民的“剩余”產品就是國家歲入的主要來源。在使自己成為大規模的土地占有者的過程中，漢武帝的儒生官僚們重新創造了一個臣民社會階級，他們甚至有足夠的力量向統一了的國家統治者挑戰。 官僚地主勢力的聯合是可怕的。他們可以地租的方式將大部分農民的剩余產品裝入自己的口袋，而不是從政府的稅收和徭役中得到它應得的份額。官僚地主在損害自己應盡的政府職責的情況下，追逐個人利益，造成公元9年西漢王朝的災難。王莽試圖維護帝國政府和農民的權益（他們利益一致，与官僚地主的利益相對立），但他失敗了。東漢王朝不過是在西漢王朝的廢墟上重新确立了這一体制。這一体制由于公元18－36年中國內亂中人口的減少而得以暫時存活，但是漢帝國固有的社會弊病最終也把東漢王朝帶入了災難。 東漢帝國于公元220－222年分裂為3個國家，這使得中國社會的弊病更加嚴重。由于連年的國內戰爭，一直沒有解決的土地所有制問題更加難以解決了。公元265－280年，中國重新統一。但是，新建立的晉王朝，顯然象它的前任者們一樣，未能解決土地所有制問題。緊接著，它于290年陷于分裂。304年及其以后，北部中國為來自歐亞大平原東端的游牧蠻族軍事集團所侵入和征服。令人惊奇的是，這次大災難并沒有很快將中國壓倒。 公元3世紀中國的形勢，与同時代希腊－羅馬的形勢相似。就象地中海地區那樣，中國也存在著精神上的真空。儒家學說由于儒家官僚濫用權力而信譽掃地。他們對個人私利的追逐已經兩度毀滅了帝國政府。2世紀末年，正當東漢王朝處于垂死的痛苦中時，少數智者對儒家學說感到厭惡而轉向了与之競爭的道家哲學，民眾則為尋求解脫而轉向一种名義上歸于道家的流行宗教。但是，由道教所激起和引導的農民起義為握有私人職業軍隊的軍閥所粉碎。這些軍閥成了“三國”的建立者。道家哲學的信徒們也使自己信譽掃地，這倒不是因為他們像儒家競爭者們那樣濫用了權力，而是因為他們逃避應該承擔的權力責任。他們宁愿退人瑣碎的私人生活的享受中去。在采取這种消极方式的過程中，他們忠實于道家的傳統。道家學說在其產生的戰國時代，曾反對實際的經濟活動和政治活動。它的理想是前文明時代社會的質朴和純真。 無論在公元前4世紀或在公元3世紀，這一消极哲學都未能迎合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需求。中國在3世紀所需要的是解決土地所有制問題，或者，在這一解決失敗之后，能為失敗者提供一個比道家學說更好的滿足精神需求的避難所。5世紀時，鮮卑拓跋族最終有效地解決了土地所有制問題。拓跋族是入侵的蠻族軍事集團之一，他們在中國北部建立了以魏命名的王朝。与此同時，在3世紀及其以后，中國的精神真空也為大乘佛教所填補，就象同時代的希腊－羅馬世界的真空為基督教所填補一樣。 自2世紀起，大乘佛教就從烏滸河－藥殺水流域經由塔里木盆地滲入了中國的西北部。東漢王朝曾于公元73年再度占領塔里木盆地和位于藥殺水上游的大宛。他們与貴霜人為控制中亞這些地區發生了沖突。貴霜人早在公元48年就建立了一個橫跨興都庫什山脈的帝國。貴霜帝國与東漢帝國的直接接触至少達一個世紀之久，直到2世紀末葉，兩個帝國各自喪失了自已的控制力時為止。直接接触的一個世紀，包括貴霜皇帝迦膩色迦在位的時期（公元120－144年）。迦膩色迦是大乘佛教的保護人。這時的相互接触并不總是敵對的。中國与貴霜的戰爭之路也是從洛陽到粟特的絲綢之路，以及反方向的從粟特到洛陽的大乘佛教傳入之路。确實，中國与河間地區自公元前128年就斷斷續續地保持著相互之間的聯系。那一年，漢武帝的使者張騫在河間地區找到了貴霜人的祖先大月氏。 公元2世紀和3世紀，大乘佛教進入中國的道路敞開著。佛教傳教士們是熱情的，他們預期的漢族皈依者在精神上則是饑餓的，因而對他們也是易于接受的。限制性因素不是自然的，而是精神的。中國人与印度人的思想、語言和文字是截然不同的。在這兩個文明世界的每一個世界內，有特色的思想、語言和文字都是緊密相連的。到這時，漢語已經成了一种不再發生曲折變化的單音節語言，傳達這一語言的“字”已不僅僅是文字，而是中國人生活態度的貼切表述。漢字所表述的一切東西都顯得簡要而具体。但是，印度思想抽象而又冗雜，新梵語又是多音節而极富于曲折變化的，大乘佛教的經文最初就是由新梵語記載傳達的。 据說，這些經文的最早翻譯者們，曾竭盡全力。把梵文經文變成漢文詞語，其結果不僅使佛教經文變了樣，而且也使中國讀者無法理解。2世紀末葉，在洛陽譯經的一位翻譯者是安息王子，我們只知道他的漢文名字是安世高。最优秀的翻譯者之一是鳩摩羅什（344－413年），他的父親是印度人，母親是塔里木盆地的庫車人。那時，塔里木盆地的方言与梵語一樣，屆印歐語系。鳩摩羅什曾在克什米爾學習說一切有部佛教學說，又在喀什學習過大乘怫教。大約382年，他成了一支中國突襲部隊的俘虜。他第一次被抓是在甘肅。401年，鳩摩羅什從甘肅到達了長安。隨后的8年里，他在專業助手的幫助下，翻譯了大量的經文。 另一些譯經者是中國人。在5世紀、6世紀和7世紀，一些中國的取經僧侶或由陸路或由海路到達印度，在那里學習梵文，獲得大乘經文的原稿，回國后又將這些原稿由梵文譯為漢文。兩位著名的中國取經者和譯經者是法顯（他于399－414年間出國云游）和玄奘（他于629－645年間出國云游）。他們在印度的游歷，找們曾在前面的章節中提及。 正是由于這些譯經家，中國佛教徒逐漸獲得了大乘佛教經文的漢文版本。漢文版本對梵文原有的含義進行了再加工。然而，在中國扎下根來，流傳于民間的大乘佛教，實質上卻是重新創造的有中國特色的佛教類型。這些佛教种類之一的淨土宗，宣揚通過相信菩薩和阿彌陀佛得到解脫。另一個宗派是禪宗（梵文是Dhyana，日文是zen），宣揚通過修行頓悟。這兩個學派為鳩摩羅什同時代的中國人所創建。与誠實謹慎的譯經者們相比，將大乘佛教中國化的人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對中國人來說，佛教徒的修行至少与佛教思想一樣，都是外來品。佛教傳入中國以前，中國不知道寺院，更不知僧侶為何物。道家哲學是中國固有的最接近于佛教的思想方法。道家不贊成文明的興起，遠离公眾事務，但他們的觀念不是來世的。他們所描繪的僅僅是從复雜的工商社會退回到遠古村社小國寡民那种相對簡朴的生活中去。然而，將佛教經文譯成漢文的第一批譯經者卻大量引用了道家術語，因為漢語中缺乏其他能夠比較近似地表述佛教思想的同義語。無論是道家哲學還是民間的道教，為了保存自己反對佛教，都開始借用佛教的概念和教會形式，這是因為佛教已經在中國确立。兩种宗教一或兩种哲學一之間的關系是既排斥又聯系的。它們各自的信徒相互競爭，因為他們感到了相互之間的密切關系。 土地所有制問題對于中國社會和政府是至為關鍵的。顯然，如果那時的中國不是恰好處于長期末能解決土地問題的最困難時刻，佛教就沒有多少傳入中國的可能性。無法解決土地所有制問題帶來的惡果，是政治上的分裂和隨之而來的蠻族入侵。從公元185年開始，在300年的時間里，中國的各個階層都處于一种受到懲戒的情緒之中。在這种情緒中，他們比通常更易于尋求一种外來宗教以獲得解脫。但在中國北部，只要社會狀況和政治形勢一出現轉机，民間道數和儒生就會聯合起來，發起遏制佛教的運動。應他們的要求，佛教組織被置于政府的監督之下，通過一個模仿儒家世俗行政机關的宗教官僚机构進行監督，而且，438年、446-452年和574-578年發生了滅佛運動。 4世紀的北部中國与5世紀羅馬帝國的西部行省相比，政治的分裂，自相殘殺的戰爭，經濟的崩潰和社會的混亂，都更為劇烈。繼西晉而建立的一些蠻族國家，就象繼西羅馬帝國而建立的那些國家一樣，只有當征服者成功地吸收了他們臣民的文化時，才繁榮起來。在北部中國，無論是漢族農民或是漢族大土地所有者，都是頑強的。盡管為草原游牧族所征服，但他們抓住可耕地不放，并堅持耕种土地；盡管儒家學說因被廢黜的儒生官僚地主濫用而聲譽掃地，但儒學傳統仍然在佛教的沖擊下生存了下來。 可能是蒙古人种的鮮卑拓跋氏于338年重新統一了中國北方，在黃河向北大轉彎的西北處建立了一個繼西晉王朝而起的地方性國家。386年，拓跋皇族命名該王朝為北魏。到439年，拓跋魏已經消滅了北部中國的所有其他蠻族國家。5世紀上半葉，他們至少有5次設法入侵塔里木盆地。493-494年，北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將首都從山西北部的發源地遷到了洛陽。大約与此同時，他有計划地使他的部族成員漢化，并使部族首領的地位与北魏境內漢族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位相同。拓跋氏的統治家族進行了強制性的漢化，結果則是北魏王朝最終未能實現征服南部中國的愿望，并導致了王朝的覆沒和帝國的分裂。但是，中國北方于577年再次統一，并于581年由隋朝的建立者隋文帝（581-604年在位）所接管。隋文帝又于589年成功地征服南方，統一了中國。 雖然北魏王朝未能統一中國，但它卻把解決土地所有制問題的方法傳給了隋和唐。485年，杰出的孝文帝向每一個体格健壯的成年農民提供了最低的土地占有數額。他也建立了農民共同負責繳納租稅的組織。孝文帝沒有進一步冒險确立大土地所有者地產的最高數額，但他至少制止了損害農民占有土地和帝國政府歲入的大地產的擴張。535年到581年，北魏王朝的后繼者，通過組織受過訓練的農民民兵，鞏固了農民和政府的利益。中國北方農民地位的恢复是北南政治統一的序曲，也成為中國文明恢复活力的序曲。 于589年實現政治統一的中國，無論在人口的地理分布上，或是在資源的地理分布上，都与此前那個統一的中國大不相同。統一的中國于304年及其以后不斷受到北方蠻族的入侵。中國文明的原有核心是在黃河下游及黃河西部支流的渭河流域，商代和西周，中國的疆域只達到淮河流域的北部邊緣，不包括廣大的長江流域的任何地區。然而，在隨后的戰國時代，居住于淮河流域、長江下游地區、以及長江下游東南山區的人民相繼漢化，隨后又逐漸在戰國期間各國之間的政治關系中扮演了積极的角色。中國的第一個政治統一者秦始皇，兼并了今天華南的整個地區及今天的越南北部。公元前111年，漢武帝鞏固了中國對于北越的兼并，只有越國的沿海岸的一塊飛地仍保持政治上的獨立。盡管如此，但甚至在原先的楚國和吳國的疆土內，文化上也一直是落后的，在這些國家南部和西南部的廣大地區，一直是人口稀少，農業不發達。 開始于304年的蠻族對北方中國的侵扰，啟動了規模空前的向南方移民的運動和開發南方經濟的運動。雖然北方的漢族農民和大土地所有者固守著他們的土地，有足夠的力量使蠻族征服者漢化，并且最終統一全中國，但在304年至589年，仍有大批移民從北方向南方遷徙。317年，一位逃難的晉朝宗室公子在南方重新建立了晉帝國（東晉）。東晉處于淮河下游和長江下游沼澤地和水网的保護之下。這些沼澤地和水网對于蠻族的阻礙，要比舊大陸文明中心另一端的環繞拉韋納的小型沼澤和環威尼斯島的瀉湖有效很多。 淮河下游和長江下游一旦具有排灌能力，便成為稻米的高產區。長江流域与今天中國東南沿海和華南沿海之間的分水岭兩側的地區，多為丘陵，有些地方多山。但整個南方降雨量丰富，居民不會因干旱而受得饑荒的威脅，這与中國北方，即使是肥沃的黃土地區居民的處境形成鮮明對比。此外，南方的本地人絕大多數易于屈服和同化，這与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族鄰人也形成鮮明對比。羅馬帝國的西北部行省具有与中華帝國南方省份同等的經濟地位。西北歐為地中海東部諸國和島嶼提供了大量肥沃的有良好灌溉條件的保留地，但是羅馬人很難征服這一地區。而且，當羅馬人最后抵御蠻族入侵者時，這一地區表現得更為頑強。從533年到561年，東羅馬帝國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試圖從地中海東部的一個軍事基地上重新統一羅馬帝國。但他的成功只是部分的和短暫的；其代价則是使地中海東部甚至更遠的意大利變成一片廢墟。 從317年到589年，中國南部為5個相繼的王朝所統治。它們抵擋了北方的蠻族，并且維持了對于整個南方，甚至包括今天的北越的統治。589年，中華帝國以相對較低的代价重新統一。在重新統一的中國，無論是人口或是農業重心，都有著向南轉移的傾向。南方的稻米開始取代北方的粟米和小麥，成為主要的食物來源，供給統一帝國的首都，甚至供給中國所有的人口。 中國長時期的混亂和分裂，并沒有使中國文化喪失信譽，也沒有阻止它向中國以外地區的擴散。304年及其以后北方蠻族的入侵，為朝鮮人提供了于313年摧毀漢族殖民基地的机會，那是漢武帝于公元前109-前108年征服朝鮮之后設置在那里的。在朝鮮的西北角，這個殖民基地在整整4個世紀中都存在著。朝鮮本土分裂為3個國家，其中不包括南部海岸為日本人所占据的灘頭堡。3個國家中最北部的高句麗于372年接受了中國式的佛教，并在大約同一年使它的行政系統中國化。 中心位于大和（位于主要島嶼本州的西南角）的日本帝國，公元3世紀時已經存在并正在向外擴張。或許早在公元前3世紀，中國文化就已開始滲入和影響日本。公元5世紀和6世紀，中國文化的影響由于朝鮮人大量移入日本而強化。這些朝鮮人自稱是漢人的后裔。無論他們是否真是漢朝時到朝鮮居住的漢人的后裔，他們确實隨身帶來了中國文明。早在公元5世紀，日本人就已開始了解漢字。那時，中國文明，包括佛教，經由朝鮮傳入了日本。而且，在587年之前的半個世紀里，日本人選擇了朝鮮形態的中國化了的大乘佛教。589年以后，當政治上重新獲得統一的中國恢复了漢武帝開創的行政体制時，日本人才開始借用中國的政治制度。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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