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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元48年至公元3世紀初以后。舊大陸文明中心所在地，几乎在政治上全部被囊括在四大帝國之中。它們的版圖，以連綿不斷的帶狀，從太平洋到大西洋岸，穿過大陸向各個方向擴展。 因此，在舊大陸的這一歷史發展時期，規模巨大的政治統一，成為一般的法則。盡管如此，在印度次大陸，仍存在著違背這個一般法則的明顯表現。公元48年貴霜帝國的建立，使印度西北部得到政治上的統一，也將印度的這部分地區在政治上同大夏統一起來。它使自公元前2世紀初以來困扰印度已久的政治混亂狀況，開始發生顯著的變化。然而，同公元前3世紀的印度相比，公元1世紀的印度在政治上仍然顯得支离破碎。公元前3世紀的印度，除了最南端以外，在政治上整個次大陸都處于孔雀王朝政府的控制之下。 公元1世紀，從前屬于孔雀王朝的心髒地區即今天的比哈爾和北方諸邦，都在巽加王朝的統治之下。在這一地區，巽加王朝于公元前183年取代了孔雀王朝。孔雀王朝過去的首都華氏城，今為巽加王朝的首都。雖然在公元前2世紀中，有一個希腊國王曾一度占領華氏城，但貴霜帝國卻從沒有向東南方擴張到那么遠。此外，孔雀王朝原來在德干高原的更為廣大的領土，現在處于另一個后起的王朝統治之下。這就是安得拉王朝（又稱薩塔瓦哈納王朝，公元前230－公元225年）。它象巽加王朝一樣強大。但次大陸的南端，象過去一樣仍為許多小國統治著。公元40－150年間，曾被安息－塞人從印度河流域赶向東南方的塞人，在烏賈因建立了國家，并得到了安得拉王朝在馬哈拉施特拉邦的地盤。塞人在烏賈因和馬哈拉施特拉的領地，是貴霜帝國的自治管轄區。但次大陸的絕大部分，仍然處于貴霜帝國的疆土之外。未包括在任何一個帝國之中的另一塊舊大陸文明中心地區，就是尼羅河上游。前面已經提到，法老時代埃及南部的政治版圖，在中王國時期已經推進到尼羅河第二瀑布上游；在新王國時期到達了納帕塔，即第四瀑布的下游。公元前11世紀新王國崩潰以后，納帕塔成為后繼國家之一庫什的首都。庫什在公元前8世紀和前7世紀，度過滅亡的危机幸存下來，并把埃及世界在政治上重新統一起來，把埃及本身置于庫什王國的統治之下。在一個至今尚未搞清的時間，庫什王國向尼羅河上游擴張，越過納帕塔，到達了阿特巴拉河和第六瀑布交匯處的右岸，即到達了麥羅埃地區。大約在公元前6世紀，庫什王國的首都也從納帕塔移到麥羅埃。 比起納帕塔，麥羅埃具有3個优點。麥羅埃地區尚有降雨，而在納帕塔則完全依賴人工水利工程供水；麥羅埃有丰富的鐵礦石，為冶金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第三，首都設在麥羅埃的國家，既占有交通之利，又具有農居之宜（1973年被干旱所毀）。這一地帶向西延伸，處于北部沙漠和南部的熱帶雨林之間，從白尼羅河西岸，一直到大西洋的非洲海岸。 雖然庫什王國未能吞并埃及，但它一直成功地保持獨立，沒有被第一波斯帝國、托勒密帝國和羅馬帝國所吞并。公元3拋紀，庫什王國似乎是毀滅于非洲蠻族努比亞人之手。 与此同時，大約自公元前7世紀以來，阿比西尼亞高原北端，就被來自也門（阿拉伯半島的南端）的移民占領。也門和它在非洲的殖民地均處于4個帝國的版圖之外。 所以，四大帝國并沒有把舊大陸文明中心所有已開化了的地區都包攬無余。但是，它的确已將其中絕大部分囊括在自己的版圖之中。 四大帝國相五間的政治關系，主要由政治地圖的形態所決定。羅馬帝國和安息帝國与中華帝國沒有共同的邊界，貴霜帝國与羅馬帝國也沒有共同的邊界。由于中華帝國与羅馬帝國處于歐亞大陸的兩端，因而它們之間并不經常發生直接的關系。誠然，兩大相距甚遠的帝國中的居民，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到了另一帝國的存在。然而，貴霜帝國和安息帝國，它們各自与所有其他帝國，包括不是直接鄰居的遙遠帝國，都有相對緊密的聯系。這兩個帝國都是處于中間地帶的大國。它們的商人都是中華帝國和羅馬帝國間那种橫穿大陸的間接貿易的中間人。如果不是發生彼此間的戰爭的話，羅馬帝國和貴霜帝國就發生彼此間的商業和文化交往。中華帝國与安息帝國間的交往，同樣是令人愉快的。但是，羅馬人与安息人之間、安息人与貴霜人之間、貴霜人与中國人之間，也發生過一些戰爭。可這些戰爭既不長久，也未造成毀滅性后果，更沒有導致政治地圖發生任何永久性變化。 公元前102－前40年間，西漢王朝几度攻占大宛。東漢王朝在公元73－102年間，繼續不斷地攻占此地。公元2世紀，大宛和塔里木盆地，都成為中國和貴霜帝國之間的爭議地區。錫斯坦是貴霜帝國和安息帝國的一塊爭議地區，亞美尼亞則是安息帝國与羅馬帝國之間的爭議地區。公元63－66年，根据協定，亞美尼亞的國王由安息阿薩息斯王朝派人擔任，但是，擔任亞美尼亞國王的阿薩息斯人選的頭銜，卻要使來訪的羅馬人滿意，并在那里由羅馬皇帝主持授權儀式。 安息帝國和羅馬帝國沿幼發拉底河及其西段彎道的邊界，自從公元前64年龐培把敘利亞變成羅馬的行省從而得以确定后，就再沒有發生大的長久性的變動。安息人侵入過敘利亞，但他們公元前53年在卡里大敗克拉蘇軍隊之后，并沒有成功地永久占領此地。公元前36和前34－前33年間，馬可·安東尼率軍入侵幼發拉底河以東地區，一直打到北部米底（阿塞拜疆）的東北部。公元114－117年，羅馬皇帝圖拉真企圖把亞美尼亞、美索不達米亞和巴比倫尼亞并入羅馬帝國的版圖。但羅馬帝國的這兩次軍事冒險，都以慘重失敗而告終。公元117年，圖拉真的繼承者哈德良，把羅馬帝國的東部邊界撤回到幼發拉底河一線。但他保留了羅馬帝國進入波斯灣盡頭的通道。圖拉真曾率軍打入波斯灣盡頭，并一度占領了那里。哈德良允許西亞國家巴爾米拉自治，并鼓勵巴爾米拉在安息帝國西南邊界建立不引人注意的貿易站。 四大帝國由3個通道相互連接起來。盡管人們使用這些通道，但不論是軍隊、外交使節、商人或者教士，卻很少走完中華帝國和羅馬帝國之間漫長通道的全程。這兩大帝國相距太遠，因而主要靠中間人來保持相互間的聯系。中間人手遞口傳他把貨物和信息分程傳送過去。 最北邊的通道，從中國長城的邊防站，穿過歐亞大平原，延伸到已成為羅馬保護國的黑海北岸一帶的希腊殖民地。一條短些但更累人的陸路，就是“絲綢之路”。這條路從華北平原上的東漢京城洛陽，穿過塔里木盆地，翻過天山，到達烏滸河和藥殺水兩條河上游之間扎拉夫尚河谷的粟特。從粟特向西，這條路一分為二。不愿踏上安息領土的旅行者，可以經過花刺子模、里海以及高加索山脈和亞美尼亞高原之間的地槽，到達黑海東岸地區。那些甘愿受安息關卡人員和警察折磨的旅行者，可以走向地中海敘利亞海岸的任何港口。最近的路，是經過巴爾米拉和佩特拉這兩個“商旅之城”中的一個，再穿越敘利亞沙漠。巴爾米拉是從安息到地中海，与沿波斯灣阿拉伯岸諸港出發這兩條路的交叉點；佩特拉則是從安息出發与從也門出發的兩條陸路的交匯點。 對于商業活動來說，海路風險最大，但又獲利最多。中經瓦迪圖米拉特，連接紅海港口蘇伊士和尼羅河三角洲最東部的運河，可能是由托勒密二世完成，或者也許僅僅是由他修整的。這條運河，提供了地中海和紅海之間的水上直達通道。托勒密帝國具有強大的海陸軍力量時，始終控制著紅海，并据守著現為厄立特里亞海岸上的灘頭堡。它在那里的目的之一，就是俘獲非洲象，以用這种象同對手塞琉西帝國的印度象進行搏斗。但在這一時期，定居希腊的埃及人，甘愿把埃及和印度之間的水上貿易讓給賽伯伊也門水手。公元前2世紀末，托勒密政府開辟了從埃及的紅海港口直通印度河三角洲的航線，使自己回避了賽伯伊人。不知何時，一位在南部海城航行的希腊水手，弄清了季風的季節和方向（“希帕羅斯”也許不是一位希腊歷史上的水手的名宇，而是不知其名的希腊小商船船長們所能駕馭的季風的形象化綽號）。 埃及希腊人對季風規律的發現，使他們從埃及到印度河三角洲的“穿梭旅行”時間大為縮短，也使他們能夠直接駛過曼德海峽和印度南端之間的公海，甚至能繞過錫蘭，在印度東部海岸的阿里卡馬杜爾建立一個貨物集散中心。阿里卡馬杜爾恰好位于今天的本地治里城的南部，從這里進入內地比西部任何港口都容易得多。 希腊人在埃及和印度之間的水上交通，在公元1世紀中葉似乎達到了鼎盛時期，也就是說，由于貴霜沒有進行侵扰，印度西北部与大夏在政治上實現統一，因而使印度西北部內地所進行的貿易活動更加安全。在同一世紀，印度水手也效法希腊人，學會了徑直穿過阿拉伯海的技藝。印度水手可以從印度東部海岸的港口，直接駛過孟加拉灣，到達馬來半島。有些印度船員把船開到克拉地峽，把貨物運上岸，然后在暹羅灣和中國海岸將陸路送來的貨物裝船繼續航行。另外一些印度人進行不間斷的、環形航行，從孟加拉灣出發，經過馬六甲海峽，來到中國海。如同希腊人渡過阿拉伯海以及更廣闊的海域一樣，印度人穿越孟加拉灣和更遠的水域的航行，也是与戰爭無關的活動。他們的船不是戰艦，而是商船；水手不是征服者，而是商人。 國際貿易必須通過國際語言和文字媒介來進行。公元前31年至公元225年，舊大陸文明中心西半部分，即從貴霜帝國領土到大西洋東岸，流行著3种國際語言，每种語言都以自己的文字書寫形式來表達。 這一地區流行的第一种語言，是阿拉米語。這种語言書寫所用的字母系統，象希腊字母一樣，來自腓尼基語。這种語言在第一波斯帝國中，曾成為應用最廣泛的官方交流媒介。在波斯帝國的希腊人后來建立的國家里，阿拉米語讓位于希腊共同語，后者成為官方通用語言。然而，在波斯帝國的塞琉西希腊后繼者國中3個后來由伊朗人建立的國家（即安息、法爾斯和粟特）中，阿拉米語重新作為官方用語，并且運用古波斯文的3种變体重新成為文學的媒介：在這一文字發明中，用阿拉米字母書寫的阿拉米詞語，顯然被當作表意符號，然后把它們當作似乎有同樣意思的伊朗詞語來讀。与此同時，公元前最后一個世紀末，阿拉米語几乎完全取代迦南語和阿卡德語，成為原來講閃米特語的“新月沃地”人的日常用語。阿卡德語在公元前第二千紀中，曾經作為小亞細亞、埃及以及“新月沃地”的國際語言，但此時卻几乎完全被遺棄。甚至在巴比倫尼亞，這時也很少有學者去閱讀用楔形文字書寫的阿卡德語。在敘利亞，迦南語（“希伯來語”）僅僅在禮拜儀式上使用（例如，巴勒斯坦的猶太團体把它作為禮拜儀式語言）。只有在地中海西部地區幸存的腓尼基殖民城邦中，迦南語才仍然是人們日常使用的語言。 希腊人的統治結束后，希腊語仍為官方所采用。取代希腊人成為幼發拉底河東部政治統治者的安息人、安息－塞人和塞人，都依照大夏的希腊統治者和印度的希腊統治者的先例，發行印有兩种文字的錢幣，其中一种是希腊文。貴霜皇帝頒發的錢幣上，印有希腊字母組成的文字，當然這种語言并非希腊語，而是塞語、伊朗語的一种變体。在大夏這個土著伊朗人与外來希腊人關系格外友好的伊朗國家里，人們用希腊字母來表示當地的伊朗語。例如，貴霜皇帝迦膩色迦（約公元120－144年在位）建造的廟宇中就有這樣使用希腊字母的銘文。發現這個廟宇遺址的現代考古學家，把它命名為錫爾克果塔爾。 在幼發拉底河以西、羅馬人取代希腊人統治的地區，用西部希腊（“羅馬”）字母書寫的拉丁文，是官方的語言文字。但是，帝國政府、其地方代表和代理商，卻使用希腊語來同母語是希腊的或者把希腊語作為文化生活語言的羅馬公民和被征服者進行交流。除在意大利東南部以外，希腊語已成為意大利的日常用語，排斥了拉丁語。在小亞細亞，希腊語繼續占統治地位，排斥非希腊語言。然而，在環西地中海（除講希腊語的西西里人和拿不勒斯人外）以及跨越亞平宁大陸歐洲部分到多瑙河和萊茵河一帶的羅馬統治地區里，拉丁文卻成為傳播古希腊文化的媒介。 用貿易和語言可以傳遞其他文化要素——例如宗教和作為宗教表現自身的媒介之一的觀賞藝術。舊大陸文明中心從公元前334年至公元220年的宗教歷史，是下一章的主題。在目前情況下也許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1世紀和2世紀里，希腊的觀賞藝術以及印度的觀賞藝術和社會机构，又向新的地區發展。在此期間，在今天的柬埔寨和越南南部，掀起了印度化的第一個高潮；希腊觀賞藝術，也同時在貴霜帝國贏得了新的地盤，尤其是在帝國的都城咀叉始羅。咀叉始羅位于地處大夏和比哈爾之間道路上的犍陀羅地區。它的希腊化來自兩個方向——從大夏越過興都庫什山脈，以及從亞力山大里亞渡過阿拉伯海。來自這兩個源頭的希腊影響，力量為什么如此強勁，這兩胜希腊化潮流何時開始涌出來的，直到今天，這些問題仍然扑朔迷离。 印度文化滲透到東南亞，希腊文化滲透到犍陀羅，都是“和平滲透”的例子。希腊觀賞藝術在犍陀羅和羅馬帝國，有著十分相似的風格。但是，在羅馬帝國的一些行省，希腊文化的傳播披上了拉丁外衣，希腊化是緊隨羅馬軍事征服之后開始的。 從公元48年到公元3世紀初，四大帝國囊括了絕大多數舊大陸文明中心。但是，這些帝國彼此的經歷以及由此造成的結构，都各不相同。 中國的東漢王朝（公元25－220年）和公元1世紀至224年的安息帝國，分別是西漢王朝和公元前141－約前31年的安息帝國的翻版。這兩個地區都曾經存在過一個相對動亂的時期，但這兩個帝國都沒有因此而發生具有進步意義的体制變革。過去的政權，經過暫時分崩离析之后，又重新建立起來。重新恢复的政權，并沒有煥發出新的活力，反而大為削弱。然而，公元48年貴霜帝國的建立，以及由公元前31年屋大維（奧古斯都）在亞克興角打敗安東尼和克婁巴特拉而導致的地中海世界以往革命和內戰世紀的終結，都是真正的新的開端。中國的秦朝第一次取代戰國，以及隨后建立的西漢王朝政權又取代秦朝，也都標志著新的真正開端的產生。 在結构上，貴霜帝國和安息帝國有強烈的相似之處，而東漢与羅馬帝國則不甚相似。但在這兩個中央集權的帝國中，卻都存在政治上權力高度分散問題。帝國的很大一部分領土，掌握在自治的地方總督或小國君的手中。他們對帝國政府的宗主權，有時只是表面承認，實質上自行其是。此外，帝國政府及其附屬國的權力，實際上都受到了貴族權力的限制。后者直接控制農民，也就是說，直接掌握一切租稅來源。 從理論上講，東漢政權是中央集權的和官僚式的，而實際上官僚也是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者作為文官的職責与他們作為財產私有者的利益相沖突，而他們則把自己的職責從屬于自己的利益。要使中國社會不致崩潰，就必須進行農村土地改革，可是過去西漢王朝和王莽之所以都無法進行這种改革，原因就在于此。唯一能夠按照皇帝的旨意實施必要改革的人，卻是官僚－土地所有者，他們的強烈私利，只會使這种改革依然化為泡影。 公元25年東漢王朝建立，公元36年鎮壓農民起義后，官僚－土地所有者的勢力達到了全盛時期，他們濫用職權的行為也更為露骨。在用人方面，任人唯親，而不是任人唯賢。文官考試也不象以前那么公正可靠了。佃農交給地主的租，与地主自己必須納的稅，根本不成比例。中國北部是中國文明的搖籃，現在又成為緊靠長城的地區。由于華北注冊納稅者數量的下降，從而導致了人頭稅、勞役和兵役的增加。一段時期的無政府狀態和內戰（公元9－36年），并非注冊納稅者數量減少的全部原因。北方的自由農民大量潛逃。有些自由民到大地主的庄園里尋求庇護。作為地主的依附者，他們的經濟負擔要比作為帝國政府的自耕農輕一些。另一些自由農遷到南方。帝國政府在南方的控制要松一些，那里還有許多處女地等待人們開墾。 公元2世紀中葉以后，中國官僚地主的權力首次受到宮廷中的宦官的挑戰。184年后，道教領導發起的几次農民起義，也打擊了官僚地主的勢力。然而，胜利者既不是宦官也非農民，而是軍閥。軍閥同樣多為大地主。公元2世紀后半葉的中國，發生了漢尼拔戰爭以后羅馬共和國所發生過的事。由農民提供的兵員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從貧民中招募的職業軍隊；職業軍隊成為將軍們的私人軍隊，因為士兵依賴將軍付給他們報酬為生。公元220－222年，東漢王朝終于公開分為3個王國，3位事實上早已瓜分帝國的將軍成為三個國王。 從原則上講，和同一時期的安息和貴霜帝國相比，公元前31年至公元235年間的羅馬帝國，与東漢帝國的共同之處更少。從理論上看，東漢王朝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國家，盡管理論上的政体在實踐上并沒有完全實現。在醉心于權力分散方面，羅馬帝國与兩個中央集權帝國類似。羅馬的“權力机构設置”，總是避免直接負責管理領土。不然的話，如果摧毀這些領土上原來的政府，政治上就會出現真空現象。奧古斯都堅持這一羅馬傳統，非常愿意恢复地中海世界的秩序。而以往的共和制羅馬政府把地中海世界推向了無政府狀態的深淵。公元前31年以后，奧古斯都及其繼承者，沿襲黎凡特地區先由塞琉西統治，后來（公元前67－前62年）由龐培掌管的先例，試圖把羅馬帝國作為自治城邦的聯合体組織起來。帝國政府要將自己的責任限定在以下兩個范圍內：第一，阻止和預防帝國內各城邦相互間繼續發生戰爭；第二，保護它們免遭帝國邊疆以外敵人的攻擊。 同東漢王朝一樣，羅馬帝國也缺乏人力。公元前8世紀希腊世界開始的人口激增狀態，公元前3世紀在馬其頓消失了，公元前2世紀在講希腊語的國家消失了，公元前1世紀又在意大利消失了。羅馬帝國歷史的第一階段（公元前31年至公元235年），帝國域內只有一個民族即猶太民族，在數量上得到明顯地增長。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在猶大王國大肆清剿，因此，猶太人口一度銳減。但從那以后，猶太人中來了大批從前的以色列王國的居民（以色列王國是猶太的近鄰）。猶太人開始向外擴散：最初進入巴比倫尼亞，然后進入埃及，最后擴散到整個希腊世界里。在巴比倫尼亞和公元前63年起在羅馬，最早的猶太散居者是被驅逐出國的人們。但大多數猶太散居的人是自愿出走的。在外散居的猶太人成為雇佣軍和商人。猶太人公元66－70年和132－135年在巴勒斯坦、公元115－117年在塞浦路斯和昔蘭尼加舉行反對羅馬帝國政府的起義過程中，傷亡很慘重（他們的非猶太人鄰居也受到傷害）。考慮到這個因素，就更會感到猶太人的人口的持續增長之顯著了。在最后提到的這次起義中，猶太地方團体不僅暫時控制了昔蘭尼加，而且把昔蘭尼加當作入侵埃及的基地。 奧古斯都沿著雇佣的職業軍隊能夠防守的地帶，將羅馬帝國的邊疆固定化了。當時的雇佣軍隊數量很少，少到帝國不斷減少的人口僅可以保持軍隊的戰斗力，也少到使其能夠被納稅者所養得起的程度。奧古斯都削減了龐大的軍隊數量（由他本人及其消滅的對手所征募的），減少到防守新的邊疆所需求的最少數量。他沒有為縱深防御或儲存作准備。假使必須集中一支机動兵刀來鎮壓帝國附屬國的某個地方起義，或者進行內戰，那就只有調遣當時据守帝國某段似乎沒有受攻擊的危險邊界的邊防軍了。上面提到的猶太人3次起義和公元69年及193－197年的兩次內戰，都需要羅馬集中大量的机動兵力來對付。 在南方，羅馬帝國發現沿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北緣，有著“天然的邊疆”。沙漠之間沿尼羅河而下，直通努比亞下游的狹道，并不難据守。在歐洲大陸，奧古斯都的養父尤利烏斯·凱撒，把羅馬帝國的邊疆擴張到萊茵河；奧古斯都又把邊疆延伸到多瑙河；公元70－138年間，奧古斯都的繼承者封鎖了萊茵、多瑙兩河上游之間的缺口，在萊茵河上游的柯布倫茨和多瑙河上游的雷根斯堡之間，修造了一道人工防御土牆。將不列顛島更大部分征服并并入帝國之中后，海邊又构筑了類似的人工防御土牆。公元122年以后，哈德良皇帝修造了從泰恩河到索爾韋一帶的防御牆；公元142年以后，泰特斯·安東尼·庇護皇帝修筑了從福斯河的弗恩到克萊德河間的防御牆。同中國長城的長度和体積相比，羅馬的這些人工防御土牆既短又不牢固。羅馬的防御土牆，只是不列顛的大海和歐洲大陸提供的天然壁壘的補充。可是，河流壁壘的“天然性”是靠不住的。雖然在可以航行的季節里，羅馬帝國的小艦隊游戈于兩條大河中，但不管什么季節，人們都能輕而易舉地渡過河去，尤其在天寒地凍的冬季，兩條河結出厚厚的冰層時更是如此。況且，萊茵河至多瑙河的界線，是黑海和北海之間最長的界線。 奧古斯都試圖通過把邊界從萊茵河向前移到易北河，來縮短羅馬帝國在歐洲大陸的河流邊界。但是，由于帝國的人力在前兩個世紀的經濟和政治革命中大為減少，因而不足以完成這樣一個任務。如果要順利完成這個任務，就會導致必不可少的軍事人員數量的銳減。公元6－9年亞得里亞海和多瑙河之間新征服的潘諾尼亞人的起義，和公元9年新征服的德意志人對萊茵河与易北河間3個羅馬軍團的殲滅，使奧古斯都的這項工程無法實施。發生上述事件后無法繼續進行易北河邊界工程，表明此時羅馬帝國的人力資源的匱乏（這一點恰与漢尼拔戰爭之前和戰爭中人力資源的丰富形成強烈對照）。人力資源方面的缺陷，還在繼續表現出來。羅馬帝國開始了對不列顛的征服和兼并，但無法完成這一任務。与漢武帝一樣具有雄才大略的羅馬皇帝圖拉真，于公元101－106年成功地征服并吞并了達契亞（特蘭西瓦尼亞）。但是，他在公元114－117年卻無法將帝國的東部邊界向前擴展，即使已到達了里海和波斯灣海岸邊，也不得不很快后撤。 羅馬帝國最大的政治成就，就是把被征服者逐漸轉化為羅馬帝國公民。這一政策從公元前4世紀開始推行，它是羅馬首先把意大利半島、最終把整個地中海四周地區成功地并入共和國中的原因之一。這一政策并非始終得到貫徹。曾經有過猶豫和暫時中斷實行的時期。盡管如此，這一過程還是在公元212年臻于完成，此時，除了剩下一小部分從前被帝國剝奪了公民權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被賦予（或者說強加）羅馬的公民身份。 羅馬授予被征服的异族人以公民權的慷慨大度，与公元前5世紀雅典的心胸狹窄，恰成鮮明的對照。這一強烈對照，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為什么正是羅馬而不是雅典完成了地中海地區政治統一的原因。然而，政治身份的平等，并不能補償經濟和社會的不公正。羅馬推動其領土擴張的其他有效政策是，保障富人的既得利益，反對窮人的要求。公元前31年至公元235年間的羅馬帝國，伴隨著政治上公民權范圍不斷擴大的，是富人与窮人之間的鴻溝的不斷加寬。法律規定的不平等增加了，除了所有權的不平等外，還存在收入以及精神和物質生活標准的不平等。在這一時期，舊大陸文明中心兩端的兩大帝國里的社會不公平，都在不斷地加深。 前面已經提到，漢朝儒家官僚地主不能使自己的私人利益服從于他們的公共職責；在東漢政權統治時期，這個地位牢固的“体制”的道德缺陷，比由于這种道德淪落而垮台的西漢時期，更加露骨和無恥。盡管如此，漢朝儒家文官机构，在當時的世界上仍然是最好的。如同長城遠遠胜于建在德意志和不列顛的羅馬帝國的小土牆一樣，漢朝文官机构也大大优于奧古斯都建立的羅馬文官机构。 羅馬城邦，是用遠遠不足的行政管理人員來開始其擴張的生涯的。和公元前最后一千年地中海地區大多數城邦（埃特魯斯坎、希腊和腓尼基）一樣，羅馬是由每年選出的一小批非職業政府官員統治的。但是，選舉產生的官員數量的增長及其臨時在位者的任職期限，根本不能适應羅馬不斷擴張所帶來的行政管理要求。羅馬政府補救這一行政管理不足的主要手段，就是讓公民的私人團体幫助提供軍需品和征集賦稅。這些團体擁有管理當時希腊世界的所有專長。他們雇佣了有教養的奴隸和自由民來完成這些管理任務。 奧古斯都從其養父尤利烏斯·愷撒那里受到啟發，竭力使這些私人團体無法靠損害羅馬政府、羅馬公民及附屬國的利益，來謀取不正當的私利，但他照樣沿用這些組織。他大規模地建立了一种由奴隸和自由民組成的“愷撒戶”，作為他個人的行政管理基礎。對于原來按政府規定壟斷最高兩個級別的、薪水丰厚的文官職位的羅馬貴族“權力机构”及其門客，奧古斯都也給予了補償。羅馬這一官僚机构，沒有中國官僚机构那樣強的內聚性。尤其是，它沒有遵循一种官方的世襲的哲學，并由此而凝聚在一起。當然，奧古斯都的這個帝國文官机构中，使用的是由狼崽變成的牧羊狗；但它比安息和貴霜兩個中央集權大國那种原始的、臨時湊合起來的帝國行政管理机构，還是要強得多。 最后，羅馬帝國的文官系統不得不承擔一項奧古斯都原來沒有為它設想的任務。對于构成帝國政權細胞的城邦，奧古斯都一直沒有打算直接實行地方行政管理，他只是想對它進行監督。因此，開始時帝國机构的人員數量一直很少。奧古斯都和平的締造者沒有預見到，帝國各個城邦的公民，當他們向鄰國發動戰爭的歷史特有的主權被剝奪之際，就會喪失對由他們的社團組成的地方政府的興趣。公元2世紀初期（地中海世界的一個虛假的表面的黃金時代），地方政府開始陷入混亂，帝國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對這一廣大地區的行政工作，不情愿地直接進行干預。 公元1－2世紀期間舊大陸文明中心大多數地區都已分裂的各個帝國，在公元3世紀又遭到一場災難的突然侵襲。 羅馬帝國忍耐并奇跡般地度過了半個世紀（公元235－284年）的大混亂。這場混亂本身，則是在此之前虛假黃金時代（公元96－180年）令人惊异的結局。在羅馬帝國這個令人絕望的半個世紀里，帝國的貨幣貶值到毫無价值；外域的入侵者在帝國的領土上橫行，大肆劫掠；公元250年，德西烏斯（249－251年在位）皇帝戰敗，并被哥特人殺死；公元260年，瓦萊里安（253－260年在位）皇帝与波斯打仗時戰敗被俘，并于監禁期間死去。就象公元220－222年的中華帝國一樣，帝國本身分裂成為3個彼此獨立的部分。羅馬的財政极度崩潰，一度以貨代款繳稅，貿易也開始以物物交換的方式進行。這在地中海世界，是一場非常罕見的經濟倒退。因為，這里公元前7世紀就發明了造幣，在此很久以前，就已經一直使用金銀作為交易的度量和媒介。 公元224年的伊朗，一個小國國王在法爾斯突然篡奪了皇權。這是公元前550年一次類似政變的重演。公元前6世紀中葉，米底皇帝阿斯提亞格斯突然被推翻，他的波斯諸侯居魯士取而代之。公元224年，波斯諸侯阿爾塔薛西斯推翻了安息皇帝阿爾達班五世，并取而代之。伊朗和伊拉克的帝國新主人們，把下了台的前任們稱之為“雞零狗碎的君王”，以示對他們的輕蔑。然而，實際上安息帝國松散的結构又被第二（薩珊）波斯帝國接了過去，本質上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与阿薩息斯在安息帝國最后階段衰朽不堪的行為相比，薩珊對其鄰國的行為更加富有進攻性。但是，在運用中央政府對地方貴族的權威方面，薩珊也不比阿薩息斯強多少。 薩珊對羅馬帝國的侵略，在公元284年羅馬帝國复興以后，引起了嚴重的不利后果。公元298年，羅馬政府迫使薩珊皇帝納爾薩，把沙普爾一世（公元242－273年在位）過去割讓的全部羅馬領土退還回來，并達成關于把底格里斯河上游左岸5個亞美尼亞省份割讓給羅馬帝國的協議。薩珊成功的侵略，結果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阿爾塔薛西斯從阿薩息斯皇帝阿爾達班五世那里奪取了整個帝國，他又通過征服貴霜帝國而擴大了新建立的帝國的版圖。然而，他也許只不過把自己的宗主權強加于貴霜帝國之上，卻沒有完全消滅它。因為，位于喀布爾河谷貴霜帝國的殘余部分幸存下來，或者重新出現。貴霜帝國這個殘余部分，經受了公元5－6世紀民族大遷徙中匈奴人的猛烈侵襲，直到11世紀才最后滅亡。 公元220－222年，東漢帝國分裂為3個征戰不已的部分之后，除了公元280－304年間出現過一次短暫的重新統一科，中國從公元220－589年一直處于政治上的分裂狀態之中。從公元220年開始，中華世界出現了自從公元前221年政治上初次統一以后最長的政治分裂時期。 在政治層面上，從公元48年開始的差不多2個世紀里，舊大陸文明中心的絕大部分都被囊括在四大帝國之中，它預示著將來在整個地球上一切文明中心政治上出現統一局面的可能性。四大帝國本身是短命的，盡管后來它們又以一系列的化身重新出現在地圖上（中華帝國的化身是最為龐大的）。然而，四大帝國在自己短暫的生涯中，卻在宗教層面上，為人類歷史留下了最偉大的印記。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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