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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中國的戰國時代

(公元前506-前221年)


  從公元前771年到前506年,由于持續了兩個世紀的自相殘殺的戰爭,中國的政治結构發生了轉換。如前所述,在周朝遭受公元前771年的劫難以前,大約有300個小諸侯在它的統治之下。公元前506年,有7個大國環繞在中央地區一群小國的外圍。洛陽附近周天子直接統治下的那塊小領地就是這些小國中的一個。周朝于公元前771年從渭河流域東遷后,洛陽就是它的避難所。7個外圍大國中的4個——地處黃河入海口和海河流域的燕,地處淮河、漢水和長江流域的楚、吳、越——位于周朝公元前11世紀所統轄領土之外。那時,周取代商成了最大的強國。第五個大國秦當時据有了周在渭河流域的原有領土;但是,公元前506年的秦就象公元前11世紀以前的周一樣,是一個文化落后的國家。7個外圍大國中,只有晉和齊位于中國文明原有的領域內,即周族從商族那里接管過來的領土之中。
  7個外圍大國都處于相互的威脅之下,這強烈地刺激了各國政府;使它們成為軍事上、行政上和經濟上都富于效率的政府。效率的關鍵是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假如一個大國希冀在与它同伴的競爭中生存下來,它的統治者就必須竭力避免陷入軟弱無能的境地,而宗主國的周朝就曾陷入過這樣的境地。所以,諸侯國君總是盡可能地獲取對于自己臣民和領地內資源的有效控制。然而,這就要求傳統的中國社會結构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在傳統的社會結构中,即使各諸侯國的國君在實際上已經獨立于宗主的周王朝時,他們在自己的領地內,也不過是世襲貴族成員中地位最高的一個。而這些世襲貴族們又与當地的統治家族競爭以獲得公職和農產品。
  這一內部問題對于齊和晉的統治者來說是一個關鍵。在那里,傳統的貴族社會結构由于長期存在而得到了強化。對于南部的楚國來說,這也是一個關鍵問題。不過在南部,公元前6世紀末葉的主要問題是諸侯政權之間的關系。在南方原先蠻族聚居地區,漢化進程迅速展開;由于采用了華夏族的生活方式,南方的軍事實力和政治實力日益增長起來,因而,每一個已經進入華夏世界的南方諸侯國,都很快在自己的后方受到离中原地區更為遙遠的、与漢化接踵而來的另一個國家的威脅。
  楚國是一個地跨長江中部的前蠻族國家,自周王朝衰落以后,它一直在中國的霸權政治中扮演著主要角色。然而,在公元前506年,它卻受到了另一個更年輕的,興起于長江下游和淮河下游的前蠻族國家吳國的進攻和蹂躪。楚國得到了越國的幫助。那時的越國,地處楚國和吳國以南的地區,還是一個正在形成中的不發達國家。不久,吳國又把越國變成了自己的屬國。公元前489年到前485年,吳國又不自量力地繼續進攻齊國。吳國企圖獲取整個中華大地的霸權,但它的實力与它的野心并不相稱。吳國對于齊國的進攻失敗了,吳國力量的分散也給了楚國在公元前488年到前481年之間重新建國的机會。公元前473年,吳國自身也被越國征服和吞并。
  齊國不僅未退了吳國的進攻,而且經歷了一場世襲貴族与國王之間的內部斗爭。在齊國,國王是胜利者。但是晉國的國君,卻于公元前497-前490年,在地方貴族對立各派間的內戰中受到了削弱。公元前455年到前453年的第二次內戰中,四家相互對抗貴族中的一家被消滅,其他三家在實際上把普國瓜分了。公元前403年,由晉國分出的魏、韓、趙三個諸侯國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認。從公元前453年開始,繼晉國而起的三個后繼者中的每一個,都試圖依賴自己的力量扮演大國的角色,但就象公元前489年-前473年的吳國一樣,它們試圖達到的目標總是超出自身的實力之外。地理上錯綜复雜的分割也使得韓、趙、魏三國更為衰弱。魏國和韓國世襲而來的部分領土是飛地,在地理上与該國瓜分而來的主要領土彼此分開。從瓜分晉國中最終受益的是魏、韓、趙三國的東鄰齊國。
  自公元前453年起,共有8個直相對抗的大國。大國的統治者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該國的軍事潛力呢?增加國家軍事實力的一种方式是,以确有才干的人取代那些世襲官職者,即使這些才學之士不具有王族或貴族的血統。第二步是以郡縣取代世襲的采邑,這以前一步驟為先決條件。這些地區性机构由國君雇用的官員管理,而且國君可以隨時罷免他們。
  晉國被瓜分后,在繼之而起的3個諸侯國中,魏文侯(公元前446-前397年)是一個膽魄超群、雄心勃勃的統治者,他試圖通過在政府机构中任用來自社會下層的才學之士的方式,彌補自己國家的國土狹小、人口稀少和資源不足的弱點。隨之而來的軍事實力的增長,誘使魏文侯于公元前419年試圖爭取霸權。象這個世紀初期的吳國一樣,魏國未能實現它雄心勃勃的目的。魏國在公元前419-前370年初步受挫,而在公元前354-前340年則徹底受挫。魏國失敗了,胜利者是它的西鄰秦國。
  魏文侯于公元前397年去世后,他的一位才學之士為楚王所起用,在楚國從事曾經在魏國從事過的事業。然而在楚國,首倡變革的楚王去世后,激進的變革就失敗了。世襲貴族們在楚國原有的領地內重新把持了權力。不過一般都認為,楚國是第一個在新兼并的領土上設置郡縣以取代采邑的國家。公元前479-前445年,楚國吞并了中原地區的3個小諸侯國。
  所有的這些行政改革中,進行得最為徹底的是秦國的改革。改革是在秦獻公統治時期(公元前384-前361年)和他的儿子秦孝公統治時期(公元前361-前338年)進行的。秦國的實際改革者是商鞅。商鞅是中原地區一個小諸侯國的宗室公子,他先在繼晉而起的魏國任職,又于公元前356年轉而為秦孝公效力。從那一年起,商鞅一直在秦國供職,直到公元前338年他的支持者孝公逝世。商鞅在秦國掃蕩了世襲等級制的社會結构;對有軍事才能者大開入仕之途;鼓勵農耕以加強秦國的軍事力量;為了鼓勵農耕又宣布土地私有和自由買賣。商鞅的改革給了秦國農民獲取國家最高爵位的机會,但他們也必須服兵役和納稅,而且如果他們陷于經濟困境,還不得不冒賣掉自己土地的風險。對于秦國的一個從事農業生產的人來說,現在可能會發生兩种截然不同的結果:他或者獲取大量財產,或者被剝奪為赤貧。
  秦孝公在位及商鞅在秦國為秦孝公效力供職的時期,与馬其頓腓力二世(公元前359-前336年)是同一時期。中國的秦國相當于希腊的馬其頓,而且腓力和商鞅都同時奉行了使農民軍事化,以增強國力的政策。無論從地理上還是從社會地位上來說,秦和馬其頓各自所處的与其他社會的關系都是相似的。兩國都緊鄰它們的競爭對手,但又在地理上為一條環形山脈障礙所隔開。兩國的人民從社會發展來看都是落后的,因而當公元前4世紀,他們的生活為一位統治者的法令急速改變時,他們都是順從的。
  腓力二世活著看到了他的改革所結出的果實,即在他的強權之下實現了軍事上和政治上的統一。秦孝公死于公元前338年,那是腓力大獲全胜的一年。秦國則是直到公元前230-前221年的10年中,才成功地統一了中國。但是与馬其頓的統一希腊不同,秦對中國的統一是最終的統一。希腊世界最終既沒有被馬其頓統一,也沒有被任何一個繼馬其頓而起的希腊國家或它們的對手所統一,而是被一個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政權羅馬所統一的。秦不得不与其他的華夏族國家爭雄,其中首先是魏,然后是趙,都是极難對付的。但是,最終是秦統一了中國。而且,秦是一個華夏族國家,雖然從中國文化的角度來說它不是地位最高的國家。
  公元前5世紀到前4世紀的中國,伴隨著根本性的政体變革,還發生了經濟和社會的變革,以及軍事技術和民用技術的變革。這些有關其他生活層面的變革,一些是由行政改革者們發起的,另一些是他們改革的副產品,還有一些就我們所知則是碰巧同時發生的。所有這些同時產生的變革及其作用的積聚,使傳統的中國社會結构解体了。傳統的社會結构在公元前506年以前的兩個世紀中,已經為第一輪的諸侯戰爭所削弱,而結束于公元前221年的第二輪諸侯戰爭則打碎了這一社會結构。
  就行政改革而言,最重要的經濟變化已經為世人所矚目。土地可以轉讓和買賣,而且盡管這樣做的目的是提高農業生產力,但也拉開了貧富之間的差距,造成了一個沒有土地的赤貧階級。首要的社會變化是向才學之士大開了入仕和獲取軍功的大門,而不論他們出身于哪一個階層。這就造成了一個新的專職文官階層和武官階層,以及另一個新的教育家階層,他們為在政府中尋求職位的人提供專門訓練。孔子在做官失敗之后成了一個成功的教育家。他是記載中最早的中國學者的代表。這些學者相當于公元前5世紀希腊的智者。孔子也是中國最早的一個哲學學派的創建者。
  新的專制統治者們并沒有有意地造就這些教育家和哲學家,而是默認他們的存在,并總的來說很尊敬他們。統治者們傾向于歧視商人——這一時代同時產生的另一個新階層。但是,盡管政府非難,商人們卻設法生存下來并獲得了成功。顯然,商人們通過滿足社會需求找到了自己的机會。當一個社會在地理上擴張到生產各种農產品和手工產品的地區時,就需要貿易的存在。在這樣的社會里,從事戰爭的各國政府也有著日益增長的供給需求。盡管戰爭使得國際貿易异常危險,但有能力的諸侯國,尤其是大諸侯國,卻為國內貿易提供了起碼的保障。貿易、產品,以及從祖傳的土地上被逐出的農民,共同造就了城市。
  在最重要的民用技術革新中,有運河的開挖和金屬貨幣的發行。這兩項創新都產生于公元前5世紀,而且都產生于諸侯國。吳國是開挖運河的先驅者。長江下游和淮河下游橫貫吳國境內。吳國政府的直接目的是便利軍事運輸,但是,運河也附帶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擴大和增長。這是通過對具有生產潛力的沼澤地進行排灌而實現的。公元前4世紀,中國引入了牛耕,鐵作為農業工具、器械和武器的原料也取代了青銅。公元前4世紀的這些技術創新,顯然對當時中國的各諸侯國政府是有用的,但我們不知道它們的引進是否由政府發端,就象鑄幣和運河那樣。我們也不知道鐵和牛耕從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區傳入中國的路線。在歐亞大陸的文明中心地區,鐵和牛耕在此之前即已長期使用。
  最重要的軍事技術革新是趙國于公元前307年采用騎射。趙國与歐亞太平原接壤,它的騎兵采用了游牧族的武器和服裝,就象3個世紀前米底騎兵在伊朗所做的那樣。戰車曾經是中國主要的甚或是唯一的兵种。到了公元前4世紀末,由于更愿意使用征募而來的大規模的步兵,戰車的地位已經下降了。這一變化可能開始于南部的各諸侯國,因為那里的水路和沼澤阻礙了車輛的使用。然而,這一兵种變化卻迅速蔓延開來,例如擴展到了華夏地區邊緣的秦國。
  第二輪諸侯戰爭開始于公元前333年,其結局是中國政治統一。在那一年,楚國攻破越國,并合并了早在公元前473年就為越國所吞并的吳國。同年,除秦之外的其他6個幸存下來的大國簽約建立了反秦聯盟。由于商鞅改革,在公元前354-前340年的几次戰爭中,秦扮演了一個令人惊駭的角色。這几次戰爭中,魏國獲得霸權的企圖被徹底挫敗了。公元前316年,秦國獨自打敗了六國聯軍,盡管六國聯軍由于有歐亞大平原上的游牧族雇佣兵而實力雄厚。公元前316年,秦的擴張穿越了黃河支流渭河流域与長江流域的分水岭,進入了現在的四川省,然后又從西方進攻楚國。公元前278年,秦攻取了楚國的首都;至公元前272年,秦已經完成了對楚國剩余地區的包圍。与此同時,秦也進攻了北方各國。它似乎正要以征服的方式統一全中國之際,卻在公元前270年被趙國打敗。趙國于公元前258年和前247年再度敗秦。秦不得不接受暫時的和平。公元前333-前247年的戰爭是殘酷而關鍵的,但還不是決定性的。
  然而,公元前230-前221年的10年里,秦國卻一個接一個地攻克了所有6個敵手。這時,6國已不再聯合起來保衛自己,只有趙國進行了強硬的抵抗。
  公元前221年中國的政治統一是由軍事力量強制實現的,但統一卻被證明是永久的。在將近22個世紀的時間里,第一位統一者的功業曾不時地被敗坏。這一功業的第一次被敗坏,是在這位統一者死后的那年。但是,迄今為止,中國政治上暫時的分裂,總是不斷地得到糾正。強制實現中國政治上的統一是可能的,因為秦國開始軍事征服之前,自發的文化統一已成為既定事實。這就是為什么秦的成就要比秦本身的迅速滅亡長久得多。
  确實,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國文明就已經傳播到了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及其以后所統一的疆域之外。例如,農業和冶金術或許早在公元前4世紀就傳到了朝鮮,大概晚一個世紀或更晚一些時候傳入日本——一部分可能經由朝鮮,另一部分可能直接來自己經漢化的長江流域地區。以前,朝鮮人和日本人一直停留在文化上的采集食品時期和中石器時期,盡管引入農業以前,兩國都已有了陶器制造工藝。朝鮮和日本的語言与漢泰和藏緬語系的各种語言不相近,但對于漢族文明的接受,卻把朝鮮和日本溶入了漢化的東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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