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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78－前338年期間，希腊世界落入了其政治上的最低點，卻在文化上達到了頂點，至少有三位公元前5世紀著名的雅典人，在對他們時代的繁榮作出貢獻的同時，受到了其時希腊政治恥辱的影響。這三個人是劇作詩人素福克勒斯（公元前495－前406年），政治家伯里克利（約公元前490－前429年）和哲學家蘇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 伯里克利的聲名美譽，在于其与古希腊建筑与視覺藝術在雅典的代表作有關。在公元前449年与波斯，公元前445年与斯巴達訂立和約之后，他鼓勵他的同胞們，以最為美麗的藝術作品裝點雅典衛城。然而，也正是這個伯里克利，督促雅典人為這些藝術品籌款，并在籌款時，為建造這些藝術品提供有償勞務。為達到這一目的，他從雅典的希腊臣民那里強行征收年賦。公共防務而不是美化雅典城，才是這些行動的真正目的。為了支付雅典海軍艦船費用，建立了基金，當雅典海軍的戰事因和平的恢复而終止之際，這些費用支出就應當轉而分配給在新的民用職位中，作為采石匠、搬運工和泥瓦匠的同樣的雅典人。這种基金的“轉換”是不正當的；唯一支持此事的是雅典軍隊。 素福克勒斯和蘇格拉底各自都引出了針對一個城邦加諸于公民的不可接受的道德要求的道德心問題。索福克勒斯是在一出戲劇演出中引出這一問題的；蘇格拉底為道德緣故而使自己招致死刑，從而引出這一問題。据說，素福克勒斯曾于公元前440年，因其戲劇而當選為十大將領之一，他們受命指揮由雅典同盟發動的對薩摩斯的戰爭，后者試圖擺脫雅典的控制。不可思議的是。接受這一任命的竟是《安提戈涅》的作者。更為不可思議的是，蘇格拉底竟然愿意參加一支雅典遠征軍，這支軍隊于公元前432年對另一個反叛雅典同盟的波蒂迪亞作戰。顯然，在蘇格拉底和素福克勒斯二人眼中，他們作為其公民的那個城邦，在与其他城邦的沖突中，不管怎樣都是其公民－信徒必須為之盡責的偶像，即使在其他情況下，他們也會覺得，他們的良心驅使他們對國家极盡忠誠。 在第二次雅典－伯羅奔尼撒戰爭前夜，在一份給斯巴達的呼吁書中，科林斯人把雅典斥責為一個“僭主之城”。在這次戰爭進程中，据說有一位雅典政治家告訴他的同胞們，如果雅典希望保持她的霸權，就不必因其所犯的暴行而畏縮不前。雅典的霸權衰落之后，得胜的敵手拆毀了把雅典与她的港口連接起來的“長城”，這道長城使雅典在抵御來自陸地的進攻時堅不可摧。作為一個保持平衡之舉，這一毀城行動，受到了整個希腊世界的歡迎。當時的歷史學家——被放逐的雅典海軍軍官修昔底德記述另一位雅典政治家，即伯里克利本人，把雅典形容成“希腊的楷模”。對公元前5世紀雅典的這兩方面的描述，都是言之有理的。 從此前雅典在希腊歷史上的原几何和几何風格時代所起的作用這個意義上來說，公元前5世紀的希腊，确實是“希腊的希腊”。希腊世界的文化活動又一次集中于這一特定的地點。伯里克利時代的阿提卡雕刻家菲迪厄斯受雇為雅典衛城的新神廟創作了雅典娜雕像，而且還創作了奧林匹亞的宙斯雕像。這是世所公認的雅典文化精品；盡管奧林匹亞是泛希腊的禮儀中心，但由于它位于伯羅奔尼撒聯盟的版圖內，因而它受斯巴達領導；為了慶祝公元前480－前479年擊退波斯人的胜利而對奧林匹亞的裝點美飾，在某种程度上說，成為伯羅奔尼撒人對同時代雅典裝飾風范的短促而有力的一擊。 當然，即使是在公元前5世紀，雅典人也并未能壟斷希腊的文化成就。雅典的巴台農神廟不僅被奧林匹亞的宙斯所超越，而且，甚至在那個時代更早些時候，在形制規模方面，就已被西西里的希腊城邦阿克腊加斯和塞利那斯超過。在泛希腊的喜慶節日里，受胜利者（包括一些雅典的胜利者）之托進行頌歌創作的最卓越的作曲家，是底比斯的詩人平德爾（公元前522－前442年）。意大利的希腊城邦埃利亞，是希腊哲學中一元論學派的學校所在地，這所學校以不屈不撓的巴門尼德（約公元前515－前445年）和芝諾（約公元前490－前420年）為代表；与畢達哥拉斯再生思想相關的多元論的复歸，是阿克腊加斯的哲學家兼醫生恩培多克勒（約公元前492－前432年）所為。在第二次雅典——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公元前431－前404年），不管其道德与否，作為一种產生實際效果的手段，駕馭語言的藝術為一些語言大師創造出來，反對他們的人把他們稱作詭辯家（“耍小聰明的人”），以此來低毀他們。最初出現的詭辯家之一，是西西里島上的希腊城邦萊昂蒂尼的戈加斯（約公元前480－前395年）。很快，詭辯學者不斷在整個希腊世界涌現，其中許多人都到雅典去，因為雅典是當時最強大的希腊城邦。如果我們不理會阿里斯托芬對蘇格拉底的誹謗性攻評，那么著名的詭辯家中，便沒有一個人出生于雅典。 雅典對公元前5世紀希腊文化与眾不同的貢獻，主要在戲劇藝術、哲學和瓶飾繪畫藝術諸領域。 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戲劇，無論是悲劇還是喜劇，既不同于荷馬史詩，也不同于后荷馬時代已成為一种宗教儀典的挽歌体和抒情体詩歌，然而，不同于荷馬史詩之處還在于，它又像挽歌体和抒情体詩歌那樣，表達了個人的和個性的情感。這种藝術形式是一种宗教儀典的令人惊异的异變，而這种宗教儀典起初充滿著粗野的性感和狂歡气氛，并在以后始終也未完全抹去其原始的痕跡。這种放蕩的儀典，并非是為了色情的目的，而是通過令人喜愛的巫術，達到刺激人類自身生產和馴化植物与動物的目的。盡管如此，從中仍异變出了希腊世界祭祀酒神的秘密縱酒宴樂，小亞細亞對賽比利女神狂歡濫飲的禮拜，孟他努斯教女先知們傾瀉情感的預言，米列維的伊斯蘭教苦行僧的催眠舞蹈，以及受到公元前11世紀敘利亞國王掃羅影響的那些先知們的狂亂言行。 當雅典戲劇家們從這种毫無前途的原始宗教材料中創作出戲劇時，他們的演出技藝達到了非凡的水平。劇中，人類生活的露天場景和原始宗教中那些令人困惑之處，在一支合唱隊和一組演員的相互合作中，呈現于世人面前。由演員在舞台上扮演的劇中角色，就像公元前8世紀公共生活中的以色列和猶太先知那樣地具有個性。有四位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戲劇家的作品得以傳世，他們是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公元前625－前456年）、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5－前406年）、歐里庇得斯（公元前480－前406年）和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約公元前449－前380年）。他們的作品表現出了這些戲劇詩人們异彩紛呈的才華。他們所形成的藝術風格，成為他們議論有爭議的現行政治問題，以及探查人性的精神深度的工具。 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并不是希腊哲學之母。希腊哲學的誕生地，是公元前6世紀的愛奧尼亞。然而，蘇格拉底卻以審慎地改變問答范圍——從物質世界到人性——的方法，使這种愛奧尼亞的理智活動發生了轉變。蘇格拉底的生与死，极大地激勵了他的學生柏拉圖（公元前427－前347年）。柏拉圖也是克羅托內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的學生，他從錫拉庫薩的戲劇家埃庇卡摩斯那里找到了對話形式的范本，立以這种對話形式創作了他的哲學著作。柏拉圖對希腊哲學思想最根本、也是最有爭議的貢獻在于認識論，即有關宇宙結构的理論。柏拉圖把畢達哥拉斯關于數學是通向形而上學之門的認識，与詩人在邏輯思維內的直覺，以及詩人展開想象的羽翅高飛的能力結合起來了。 斯特吉洛斯（哈爾基季基東部沿海的一個小的希腊殖民城邦）的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和爾后的批評者，他也曾是雅典的臨時公民。也可能是在家鄉馬其頓，他應腓力王之邀，一度曾任腓力的儿子亞歷山大的老師。亞里士多德既不是一位詩人，也不是一個數學家；以柏拉圖的標准，他是缺乏想象力的，或許正是腳踏實地而使他引以為榮耀。他是柏拉圖式的知識巨匠，他畢生致力于邏輯學、認識論和形而上學諸領域的著述，成為這些學科的開拓者，盡管他在世的時間比柏拉圖要短18年。他的著作為以后所有希腊哲學所汲取，并在公元12－17世紀期間，支配了西方基督教精神世界。亞里士多德還是最早從事實地調查的研究者，一個在政治和物理科學領域組織他的學生從事研究活動的优秀的組織者。在古希腊哲學家的黃金之鏈中，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光耀胜過所有他們的前人和繼承者，蘇格拉底的光輝映出了這三位聲名最為顯赫的巨匠。 公元前5世紀，雅典的陶工和花瓶畫匠繼續占据著市場，包括十分賺錢的埃特魯斯坎的市場。這個市場是公元前6世紀，他們從科林斯与斯巴達競爭者手中贏得的。直到公元前4世紀，雅典產品在意大利市場的优勢，才受到以流行的雅典風格在阿普利亞成批仿造的產品的威脅。一些最优秀的雅典花瓶畫匠在他們的作品上簽上姓名，這表明無論是畫匠本人，還是他們的主顧，都把這些作品視為藝術品。幸存下來的雅典花瓶畫匠們的作品，至今仍有很高的鑒賞价值。從另一方面而言，似乎這些雅典花瓶畫匠的同時代人，對這些雅典藝術品的美缺乏審美感覺，或許是因為，這些作品作為對雅典收支平衡有益的出口物，在他們眼中通常只具有經濟方面的重要作用。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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