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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4世紀，亞述擺脫了米坦尼的統治，作為一個軍國主義強國再度崛起。在隨后的4個世紀中，亞述在既無目標又無建樹的突襲之中發泄它的軍國主義的狂熱，但這類突襲根本不可能達到長久控制一個地區的目的。至少是在大約公元前1250－前950年間民族大遷徙的最后階段，亞述的西線受到了阿拉米人的壓力。阿拉米人定居在美索不達米亞過去屬于米坦尼人的地區。直到大約公元前932年，亞述人才開始進行對外擴張戰爭。居住在美索不達米亞的阿拉米人成了它的第一批犧牲品。正如前文所述，在公元前932－前859年，亞述人征服并吞并了美索不達米亞的阿拉米人居住區。然后，撒縵以色三世在位時期，亞述在幼發拉底河向西拐彎處的西岸攫取了一塊立足之地，并開始了對敘利亞的征服和吞并。但是，創建亞述帝國的第二階段以失敗告終。到公元前745年，亞述的西方占領區角度僅限于美索不達米亞一帶。舊大陸交通网上的主要“環形路”之一——敘利亞北部已處于亞述的競爭對手、烏拉爾圖的胡里帝國的控制之下。 亞述人創建帝國的方法比起埃及人來要野蠻得多，也更具有破坏性。圖特摩斯三世及其繼承人滿足于將其宗主權強加于被征服國之上。他們允許這些國家在埃及的控制下繼續存在。亞述人則將被征服國居民中的精英放逐到亞述領土最偏遠的角落，被放逐的人包括技藝高超的工匠、社會及政治統治集團成員。目不識丁的農民留在原地，從其他地方來的被放逐者与他們混居在一起。被征服國過去的領土和疆界均被廢除，這些地區重新划分成人為拼湊的、划定邊界的新省份，由亞述官員直接統治。設計這一整套嚴厲的措施是為了离間被征服的各個社區，抹去其居民過去作為獨立國家公民的記憶。亞述的這种政策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例如，公元前732年吞并的大馬士革和公元前722年吞并的以色列均未能重新复興，盡管在向亞述稱臣之前，這兩個敘利亞國家的人民曾均有极強的民族意識——這一點曾生動地表現在他們相互發動的戰爭中。 不過，亞述人自己与其外國臣民一樣，也成為創建亞述帝國行動的犧牲品。由于戰爭傷亡和向占領區的亞述人拓殖點移民、駐防（這是另一种形式的流放），亞述本土的人口大為減少。在亞述本上留下的空白地帶則由外國的流放者來填補，結果，亞述核心地區的人口中有一半是阿拉米人。此外，由于總是為日益遠离家鄉的戰爭征募士兵，強加于亞述人民身上的社會壓力終于引發了國內政治動亂。 公元前824年，撒縵以色三世去世。從公元前827年到前822年期間，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起義。在這次大動蕩中，亞述城市阿舒爾、尼尼微、阿爾比勒与其他一些省份一同揭竿而起。公元前746年，當時的首都卡爾克胡（即卡拉）起義，國王阿舒爾尼拉里五世被殺。公元前745年，王位被一個不明國籍的人占据，他自稱是提革拉一帕拉薩三世。公元前722年，提革拉一帕拉薩三世身后的繼承人撒縵以色五世又被出身于另一個家族的國王所繼承。這個家族擁有或自稱擁有一個偉大的姓氏——薩爾貢。那是16個多世紀以前阿加德王朝締造者的姓氏。在這個王位轉換時期，尚無任何關于暴力革命的記載。不過，在猶大曾有這樣的記錄：辛那赫里布（薩爾貢之子）被他兩個儿子中的一個殺害，這使他的另一個儿子以撒哈頓為保衛自己的王位繼承權而發動了一場內戰，薩爾貢的兩個曾孫，亞述巴尼拔和他的兄弟沙馬什·舒姆烏金也以兵戎相見。在這場戰爭（公元前654－前652年）中，已被立為巴比倫王儲的亞述嫡派王子沙馬什·舒姆烏金領導了一支被壓迫民族的起義者聯軍。亞述巴尼拔于公元前626年去世，此后直至公元前605年，亞述王位一直在暴力斗爭中反复易位。公元前605年，亞述帝國最后的殘跡也被清掃殆盡。 在亞述軍國主義的最后一搏之中，提革拉一帕拉薩三世及其到亞述巴尼拔為止的所有王位繼承人，都試圖通過控制、吞并等手段，將其帝國擴展到整個文明中心。北方的烏拉爾圖人、巴比倫尼亞的迦勒底人和阿拉米人部落的反抗，挫敗了他們的圖謀。亞述帝王們能夠也确實一次次地挫敗了這些對手，但未能使他們永遠喪失戰斗力。与此同時，從半島崛起的阿拉伯人和從歐亞大平原上崛起的兩個游牧（也許是講伊朗語的）民族——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亞人，使亞述与其各地敵人的斗爭更加复雜化了。 提革拉一帕拉薩三世重建并再次擴張亞述帝國的舉措就是進攻烏拉爾圖。公元前744年，他入侵了烏拉爾圖的東部屬國；公元前743年，又入侵了它的西部屬國。在第二次戰役中，他重創國王薩爾杜里二世。公元前742－前740年，提革拉一帕拉薩征服了阿爾帕德（位于阿勒頗附近），這是敘利亞北部最強盛的國家，它的傾覆使一大批敘利亞及東西里西亞的國家暫時承認了亞述的宗主權。在公元前735年，提革拉一帕拉薩到達并圍困了烏拉爾圖的首都圖施帕，不過他既未能占領該城，也未能永遠地占有烏拉爾圖本土上的任何一塊領土。亞述人再度控制了敘利亞北部之后，亞述的宗主權又被強加在一批位于小亞細亞東部的公國頭上。這也許是撒縵以色五世在位時期的事情（公元前727－前722年）。這些小國位于托羅斯山脈以北，幼發拉底河上游以西。這樣一來，便有效地將烏拉爾圖從西里西亞和敘利亞孤立出來。不過，為保證亞述能夠控制如此遙遠的屬國，出現了巨大的壓力。此外，還使亞述与位于其新的西北邊界以西的弗利吉亞人進入短兵相接的狀態，并使亞述的這些新對手与烏拉爾圖恢复了友好關系。 在公元前714年，薩爾貢在与此方向相反的地區向東北挺進，長驅直入地跨過扎格羅斯山脈，轉向烏爾米耶湖東岸和凡湖北岸。在這次長途迂回行軍中，他穿過底格里斯河上游地區，安然無恙地回到家鄉。不過，与提革拉一帕拉薩三世一樣，他不但未能在烏拉爾圖爭得一塊立足之地，反而給圖施帕周圍留下了寬闊的安全帶。到公元前605年，烏拉爾圖依然存在。這一年，在巴比倫人与埃及人之間進行的卡爾基米什戰役中，亞述被徹底消滅了。 在公元前734年，提革拉一帕拉薩三世入侵菲利士提亞，從而將埃及同敘利亞完全隔絕開來。到公元前675年，敘利亞碩果僅存的獨立國家只有2個腓尼基人的島嶼以及艾爾瓦德、提爾，個大陸公國——比布魯斯、阿什克倫和猶大。亞述人于公元前673年圍困提爾，公元前675年以撒哈頓入侵埃及（辛那赫里布在公元前700年入侵、但未能吞并猶大王國之際，已有此設想）。 亞述人發現，打敗与他們爭奪對埃及控制權的競爭對手——納帕塔人（庫什人）是件輕而易舉的事。納帕塔人在公元前730年入侵埃及，大約自公元前711年起，他們聲稱已擁有兩項王冠。公元661年，他們放棄了競爭。他們在埃及的統治聲名狼藉，當亞述人与三角洲造反的土王們站在一起時，納帕塔人根本不可能是這個聯盟的對手。在公元前663年，亞述人將納帕塔人赶向南方，并洗劫了底比斯。不過，同一年，亞述巴尼拔將處于埃及宗主權之下的埃及全境的管理權交給了一位來自三角洲地區的土王——薩姆提克一世。從公元前661／660年起，薩姆提克獲得了法老的稱號。到公元前655年，他開始對底比斯行使主權。公元前658－651年期間，他把亞述駐軍赶出了埃及。亞述巴尼拔默認了這一事實。比起与納帕塔的距离來，埃及距尼尼微更為遙遠。經驗說服了亞述人，也說服了庫什人，以他們自己的軍事力量永久占領埃及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必然會遇到無法克服的后勤供應上的困難。兩個遠离埃及的外國勢力在這里斗爭的最終受益者是埃及人自己。到公元前525年為止，在一又四分之一個世紀中，埃及人再次贏得了政治獨立。 對亞述來講，軍事占領埃及不必要地消耗了它的實力，它隨后從這里撤軍，既不會危及自身的安全，也不會損害它在西南亞的聲望。使亞述的治國之才受到嚴峻考驗的是亞述与巴比倫尼亞的關系。 自從阿莫里特人的巴比倫帝國締造者漢穆拉比暫時征服亞述，到提革拉一帕拉薩三世即位之時，已經過了1000多年。在這期間，蘇美爾－阿卡德世界這兩個主要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從公元前14世紀起，亞述已對巴比倫尼亞占了上風。不過，在大約公元前1250－前950年間的民族大遷徙中，由于迦勒底人的部落在巴比倫西南部定居，阿拉米人的部落在其東南部定居，巴比倫尼亞的局勢更加复雜化了。這些對巴比倫尼亞邊緣地區的入侵者既未象古蒂人那樣被赶走，也沒有象喀西特人那樣被同化，他們一直与巴比倫人格格不入，并受到部落集体精神和自身尚武精神的激勵。 這些來自阿拉伯的游牧民族的出現，并未受到業已安家立業的巴比倫城鄉定居居民的歡迎。也許，有人會期望，這將促使巴比倫尼亞与亞述之間重修舊好，因為亞述畢竟是与巴比倫尼亞分享源于蘇美爾－阿卡德的同一文明的定居社區。亞述是巴比倫尼亞的天然護衛者，它是使蘇美爾－阿卡德世界免受扎格羅斯山地居民騷扰的邊境衛士。但是，即使巴比倫尼亞与亞述之間達成過協議，也必須首先實現兩個條件：亞述人必須有策略地對付巴比倫人；絕不允許對在巴比倫尼亞境內的部落居民失去控制。如果這些部落居民占領了巴比倫尼亞諸城市——首先是占領巴比倫城，那么亞述就會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亞述人要么必須承認失去對巴比倫尼亞的控制這一事實，要么就必須用武力重新征服之，但也必然會冒從物質上摧毀巴比倫城并傷害巴比倫人自尊心的風險。而巴比倫人也會被迫与難以駕馭的部落居民攜起手來。共同反對亞述用高壓手段再次強加于他們的法律与秩序。 公元前745年，提革拉一帕拉薩三世在他在位組的第一次征伐行動中，便在巴比倫統治集團的認可之下，忙于驅赶巴比倫尼亞境內的部落民族。不過，到公元前734年，巴比倫的統治集團失去了控制權，其時，迦勒底部落酋長比特－阿穆卡尼攫取了王位。公元前731年，即大馬士革失守一年之后，提革拉一帕拉薩三世赶走了巴比倫尼亞的部落民族。但是，巴比倫城的政治真空仍未填補上。公元前729年和公元前728年，提革拉一帕拉薩三世兩度通過“与巴爾攜起手來”，自稱為巴比倫城的君主，從而親自填補了這個真空。然而，公元前721年，即撒馬利亞失守一年之后，迦勒底部落酋長烏金澤、米羅達－巴拉丹在确保在巴比倫尼亞境內的阿拉米部落和埃蘭人的支持之后，也效法了提革拉一帕拉薩三世。公元前720年，薩爾貢未能戰胜這一聯盟，米羅達－巴拉丹在巴比倫城統治了12年。公元前710年，薩爾貢終于將他赶走，并于公元前709年，“与巴爾攜起手來”了。不過，薩爾貢允許米羅達－巴拉丹繼續控制他的迦勒底人領土。 迄今為止，巴比倫人一直是反迦勒底，親亞述的。當公元前703年，米羅達－巴拉丹在埃蘭支持下，再度占領巴比倫城時，巴比倫人的立場仍未改變。同年，亞述人再度將米羅達－巴拉丹驅逐出境。亞述人能夠打敗部落民族，卻不能收服他們的心。公元前694年，辛那赫里布將腓尼基人的艦隊和船員從陸路運至巴比倫水域，可是，在埃蘭人的支持下，烏金澤在海陸兩場戰役中均逃得了性命。這時，一個親迦勒底的巴比倫人占領了巴比倫城。公元前689年，辛那赫里布再次占領巴比倫城，并洗劫了它。這一不講策略的殘暴行為使巴比倫人徹底轉變了立場。大家已經看到，甚至一個亞述籍的巴比倫國王沙馬什－舒姆烏金在公元前652－前648年間，也對他的兄弟、亞述國王亞述巴尼撥發動了戰爭。他領導的聯軍中不僅有迦勒底人和巴比倫尼亞境內的阿拉米人，還有埃蘭人、阿拉伯人、埃及人和一些敘利亞公國的軍隊。公元前655年，亞述巴尼拔使埃蘭遭到了顯而易見的、粉碎性的失敗。但是，這并不是最后一戰，在公元前646－639年期間，亞述巴尼拔的确摧毀了埃蘭王國，盡管埃蘭民族并未被消滅，但是，埃蘭戰敗的受益者并不是亞達人，而是居住在埃蘭高原上的伊朗各民族。 在亞述巴尼拔于公元前626年去世之后，巴比倫城馬上被一個迦勒底人納博波拉瑟占領。現在，巴比倫尼亞反抗亞述人的斗爭不可能再指望埃蘭人的支持了，埃蘭已經衰亡了。不過，納博波拉瑟在米底找到了一個更強大——也更可怕的東方盟友。公元前7世紀，亞述人咄咄逼人的態勢已使伊朗人在政治上統一起來，如同公元前9世紀亞述人入侵的威脅在烏拉爾圖產生的效果一樣。米底各部落現在已形成了一個統一王國，也許親眼看到埃蘭的傾覆，更促使它們采取了這一措施。公元前615年，納博拉瑟主動入侵阿舒爾城卻被擊退時，米底國王基亞克薩里斯站在了巴比倫人一邊。公元前614年，基亞克薩里斯占領并摧毀了阿舒爾，受到西徐亞人增援的米底人和巴比倫人在公元前612年占領了尼尼微，并將它夷為平地。這樣，亞述最古老的都城和最后的首都都被從地圖上抹去了，這時亞述人把哈蘭作為最后一個据點。哈蘭是蘇美爾－阿卡德文明在美索不達米亞的一個古老的前哨陣地。法老尼科二世赶來救助亞述。他的父親便是亞述巴尼拔在埃及的被保護人、并由他扶植為王的薩姆提克一世。但是公元前605年，納博波拉瑟之子尼布甲尼撒在卡爾基米什戰役中徹底打敗了尼科二世，亞述滅亡了。 亞述帝國真正的遺產受惠者并不是帝國傾覆后的諸后繼國，而是阿拉米体的腓尼基字母以及用這种字母表達的阿拉米語。比起把阿卡德体的蘇美爾文書用阿卡德語刻在泥板上來，在紙草上書寫阿拉米語字母更為容易，也更有效率。在尼尼微， 辛那赫里布的一座宮殿中有一個浮雕，兩种亞述文書并列，一种用鐵筆在泥板上刻阿卡德文，另一种用鵝毛筆在一卷紙草上書寫阿拉米文。用鵝毛筆寫字的人代表了“未來的浪潮”。 早在公元前8世紀末，來自阿拉伯和歐亞大平原的游牧民族就已經介入了亞述与其鄰國之間的斗爭。公元前732年，即亞述人占領大馬士革的同一年，他們還必須与阿拉伯人作戰。公元前710年，亞述人進攻阿拉伯，根据亞述人的描述，他們深入到了半島极遠的地區，連半島西南端的賽伯伊人也要納貢稱臣。公元前703年，在米羅達－巴拉丹的反亞述聯盟中，也有阿拉伯人。公元前676年，亞述人在阿拉伯又打了一仗。公元前707年，歐亞大平原的游牧民族第一次出現在亞述人的記錄中。据記載，辛梅里安人打敗了烏拉爾圖國王阿爾吉什蒂二世。 游牧民族從歐亞大平原崛起之后，便分成兩支兩度向西涌去。西徐亞人亦步亦趨地跟在辛梅里安人之后。這兩個民族都在向西遷徙，直到里海和黑海以北和以南地區。在南邊，辛梅里安人到達了小亞細亞的西海岸，在北邊，奧德里賽人到達了匈牙利大平原和色雷斯的馬里科河流域。就永久占領烏拉爾圖而言，辛梅里安人并不比亞述人更成功。不過，他們在小亞細亞東部名聲大振，在小亞細亞西部亦是如此。如果薩帕多瓦人曾是辛梅里安人的盟友，他們則將自己的名字留在了后來的波斯人轄地（即斯帕達）。辛梅里安人的對手西徐亞人成了亞述人的盟友，這個聯盟既是亞述帝國一直存在到公元前7世紀的部分原因，也成為導致它于公元前612－前605年垮台的部分原因。公元前612年，西徐亞人加入了米底和巴比倫人的行列，同年他們攻克了尼尼微。 在公元前8－前7世紀的民族大遷徙中，游牧民族是騎著駱駝走出阿拉伯的，正如公元前11世紀，即大約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遷徙中的最后一次浪潮時那樣。在此前發生于公元前18世紀的民族大遷徙中，歐亞大平原的游牧移民并不是騎手；而是車夫。因為當時他們作為交通工具而馴養的動物還不是駱駝，而是馬。在馴養馬匹的這一階段，馬還沒有強健到足以馱起一個騎手的身体。在公元前18世紀之后的1000年中，人們才馴養出了供人乘騎的馬。在亞述軍國主義最后一搏時期（公元前745－前605年），亞述軍隊中既有騎兵，也有戰車隊。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亞人也是騎馬的好手。我們不知道馴養中亞（即大夏）雙峰駝的确切時間。在亞述紀念碑中只有阿拉伯駱駝的雕像。馴養中亞雙峰駝最早的證明是伊朗東北部一個先知的名字——瑣羅亞斯德，如果他的名字真的意為“帶著金駱駝”的話。 歐亞太平原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8－前7世紀進入西南亞的證据是當代的人留下的。它來自猶大、希腊以及亞述的文獻。而這些民族沒其他方向遷徙的證据則來自后人的記載。希羅多德證明他們曾出現在里海和黑海的北岸，不過，希羅多德的作品完成于公元前5世紀。這些游牧民族在印度河流域出現的證据，只是亞歷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7－前325年間在當地見到的某些民族的稱謂及對其的描述。那么，歐亞太平原的游牧民族是否在公元前8世紀也曾入侵過中國？ 前文已經指出，在中國，公元前771年，周朝經歷了一場浩劫。那一年，他們受到蠻族的進攻，并道重創，被迫將國都從黃河支流的渭河流域東遷到東部平原上的洛陽。渭河流域是中國防御外界蠻族入侵的西北邊界。只要周朝的統治者能守住這條邊界，他們就能對全体中國人實行有效的統治。當他們不再保有這條邊界時，他們的威望与權力使一落千丈。在渭河流域，繼周朝之后，秦國興起了。它再度擔負起西北邊界守衛者的任務，作為回報，它最終取得了對全部中國領土的統治權。但是，我們沒有證据能夠表明，公元前771年將周朝赶出渭河流域的蠻族就是歐亞太平原的游牧民族，這也許是已定居下來的蠻族所為。中國与歐亞太平原的游牧民族直接交往的最早證据出現于公元前4世紀。當時，地處中國最東北部的地方邦國燕園仿效游牧民族，建立了一支按游牧民族風格裝備起來的騎兵部隊。我們同樣沒有證据能夠表明，在公元前771年打敗周朝的蠻族就是在公元前8世紀入侵西南亞、東南歐的游牧民族騎兵部隊的一支。 關于公元前8世紀及前7世紀對西南亞的游牧民族入侵者的現存記載，僅僅記錄下了他們的野蠻和富于破坏性。考慮到這些記錄是由游牧民族的犧牲品——定居居民留下的，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在這一時期，游牧民族与眾不同的一套信仰与實踐，极有可能使受到他們入侵的定居民族感到一种沖擊。 公元前6世紀，在希腊世界与印度世界，都有一些民族相信死亡不是生命的終結。因此他們堅持認為，生命的靈魂可以存活，并在另一個生命中再次勃發，這個生命也許是同一种類的，也許是較高或較低等級的。下次再生是否得到升遷或貶斥，要以該靈魂生前的道德表現而定。生死輪回的次數是無限的，這個前景比在此期間接連不斷的死亡更令人膽寒。對于一個相信輪回的人來講，其目標非但不是永生不死，而是結束這一連串的輪回。他相信，過簡朴、貞節的生活可以實現這個目標。 希腊与印度關于輪回及其必然結果的信仰方式非常相似，這不可能是偶然的，似乎它們之間存在著一种歷史的聯系。這一信仰也許是從印度傳入希腊，或是從希腊傳入印度的，或許它派生于兩地區之外的同一來源。對于這兩個方向可能的直接傳播媒介是波斯帝國，它統一于公元前6世紀，疆域包括了印度的西部邊區和希腊世界的東部邊區。与波斯帝國的建立同時而來的，是在帝國所覆蓋的廣大地區中傳播工具的改進。不過，波斯帝國的伊朗民族締造者和國君們与印度人、希腊人不同，他們并不信仰輪回，盡管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紀時，他們的故鄉的确處于希腊－印度之間。因此，我們認為，還有一种可能性，即印度人和希腊人也許是同時從歐亞大平原游牧民族那里得到關于輪回的信仰的，因為這些游牧民族在公元前7世紀曾入侵過上述兩個地區。 時至今日，在亞洲北部，仍流行著一种信仰，認為靈魂可以离開軀体并再度進入之。薩滿的靈魂能夠再度返回它已离開的軀体，卻不會進入其他軀体，那些軀体也許屬于另一類生物。不過，對于輪回的信仰來說，薩滿的信念是個基本的有利條件。因此，盡管未經證實，但极有可能的是，希腊畢達哥拉斯教徒和俄爾甫斯教徒以及同時代的印度人的共同信仰，均來源于歐亞太平原的游牧民族。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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