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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沒有永久的盟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我們的利益才是永久的。 帕默斯頓勳爵 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就在歐洲諸殖民帝國土崩瓦解時，歐洲大陸正在恢复經濟上的繁榮和政治上的獨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遭受的損失与接踵而來的冷戰的壓力一起迫使西歐依靠美國，東歐依賴蘇聯。几十年前還統治全球的歐洲大陸的前途這時似乎是暗淡的、危險的。但是，20世紀50年代時，東歐和西歐各國卻惊人地東山再起。這一复興同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和自信一起導致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美蘇短暫的首要地位讓位于一种新的多元化社會。這實質上意味著全球地方主義的恢复——至少從政治上來看是如此——這种全球地方主義是1500年以前的數千年中世界事務的特點。 一、美蘇全球霸權 1947年，丘吉爾問道：“現在的歐洲是什么呢？它是一堆瓦礫，是一個藏骸所，是瘟疫和仇恨的發源地。”這是對包括西歐和東歐在內的整個歐洲大陸的生動描繪。西歐和東歐都被第二次世界大戰弄得荒蕪不堪、民窮財盡。這兩個地區在戰后都不得不向兩個新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尋求支持。在軍事方面，西歐依靠美國組織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而東歐則依靠蘇聯組織的華沙條約組織。在經濟方面，西歐依賴于由美國提供資金的馬歇爾計划，而東歐則依賴于經濟互助委員會，從理論上說，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輸送蘇聯援助的物資，但實際情況正相反。 這种形勢与人們所熟悉的19世紀和20世紀初占优勢的歐洲全球霸權的格局惊人地相反。19世紀和20世紀初時，全世界的人已習慣于整塊整塊的大陸為歐洲列強所瓜分，并開始認為這几乎就是事物正常秩序的一部分。但這時，發生的情況卻恰恰相反：歐洲本身正在被外來的兩個大國划分成兩大勢力范圍；同時，歐洲的殖民地不管帝國的首都同意与否，全都在擺脫歐洲的控制。因此，在戰后頭几年中出現歐洲死亡的訃告并不令人奇怪。歐洲這時与希腊化時代的希腊相似，那些標題為《歐洲的末日審判》、《歐洲的政治崩潰》和《歐洲時代的消失》的論文都認為歐洲已滅亡。正如德國歷史學家奧斯瓦爾德·施本格勒在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創傷之后寫下了《西方的衰落》一樣，德國社會學家阿爾弗雷德·韋伯在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更大的創傷之后寫下《別了，歐洲歷史》。 二、冷戰的緩和 人們雖然不愿承認華盛頓和莫斯科的首要地位，但最終還是勉強地承認了，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面對冷戰造成的壓力和緊張局勢，人們需要華盛頓和莫斯科的支持。但是，冷戰在愈演愈烈地進行數年之后（見第二十六章第七節），到1953年開始減弱。一個原因是在晚年變得越來越多疑和強硬的斯大林于1953年4月去世了。他的較年輕的繼承者准備緩和國外的冷戰和國內的獨裁統治。与此同時，在美國，新的艾森豪威爾政府正在取代杜魯門政府。這也有助于國際形勢的“緩和”，因為艾森豪威爾能在朝鮮締結和約，而杜魯門則會由于國內的政治原因而認為這樣做是极為困難的。因此，1953年7月，朝鮮戰爭宣告結束，從而消除了國際緊張局勢中最大的一個根源。 第二個月，蘇聯政府宣布，它也掌握了氫彈的秘密。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由于蘇聯掌握氫彈這一事實有力地說明了戰爭已不再成為解決國際爭端的可能方法，結果反而加強了和解運動。眾所周知，美國在比基尼島上引爆的那顆氫彈相當于1500万吨梯恩梯炸藥。它比投在廣島上的那顆原子彈的威力還要大750倍，而那顆原子彈已炸死了78O00人。1955年3月1日，丘吉爾在對眾議院的一次演講中指出，新式武器除改變戰爭外，還改變了國際關系。它不僅威脅著象英國這樣的小國的生存，而且威脅著美國和蘇聯這樣的超級大國的生存。丘吉爾斷言：“通過一個极具諷刺意味的過程，我們完全有可能達到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安全成為恐怖的健壯的孩子。” 新的國際气氛的一個引人注目的表現是1955年7月艾森豪威爾總統、布爾加宁部長會議主席、艾登首相和富爾總理在日內瓦舉行了“最高級”會議。這是自IO年前波茨坦會議以來舉行的第一次“四巨頭”會議。雖然會議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性的決議，但气氛是熱烈誠摯的。僅美蘇領導人能會面并進行友好的討論這一事實便是前几年關系凍結之后的一大進展。 軍事上的僵持局面与冷戰的緩和一起立即對全世界產生了影響。人們越來越确信世界大戰不大可能爆發；這一點緩和了國際緊張局勢，也緩和了各敵對集團的強硬態度。西歐各國不再十分擔心有蘇聯入侵的危險，因而也不再認為須如此依賴于華盛頓，而是更樂于制訂并實施它們自己的政策。東歐在較小的程度上也是如此，這多少說明了1956年波蘭和匈牙利發生騷亂的原因。甚至在殖民地世界中也存在著這种影響。英法遠征蘇伊士之所以失敗，不是因為他們比納賽爾軟弱，而是因為他們不敢在一個有可能爆發氫彈戰爭的時代里冒點燃國際戰火的危險。同樣，由于這一原因，西方列強沒能援助匈牙利的革命者，蘇聯人沒能對波蘭的民族主義共產党人采取軍事行動。 大國受束縛的最明顯的例子可在1962年的古巴危机中見到，這次危机的突然發生是因為美國通過空中偵察發現蘇聯正在古巴建造導彈基地，而且美國大部分地區不久就會在其射程之內。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總統在一次引人注目的廣播講話中宣布，美國將采取斷然措施來消除對美國的這一威脅，但是不會使赫魯曉夫過于難堪，惹得他作出危險的反應。肯尼迪宣布實行“封鎖”，禁止艦船將進攻性武器運往古巴，并要求蘇聯撤走戰略性導彈。但是，他沒有要求取消卡斯特羅政權，也沒有要求拆除古巴的防預性導彈。當開往古巴的蘇聯船只改變航線時，當美國确信蘇聯油船未帶進攻性武器而允許它繼續前進時，很明顯，這兩個國家都不想打仗。最后，10月28日，赫魯曉夫宣布，他已下令將蘇聯導彈撤出古巴，并在聯合國觀察下拆除蘇聯設在古巴的所有基地，作為美國結束封鎖并保證不入侵古巴的回報。 古巴危机再次表明，兩個核大國都不敢采取以戰爭作為推進國策的工具的傳統做法。雖然對抗和平地結束了，但這是很僥幸的事——非常僥幸，因此，它捉使雙方為緩和世界緊張局勢而重新作出努力。1963年8月5日，美國、英國和蘇聯簽署了《禁止在大气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這一條約得到了大多數國家的歡迎，它們也都簽署了這一條約，只有當時正在向美蘇首要地位挑戰的兩個大國——法國和中國拒絕簽署。 1967年2月，拉丁美洲14個國家簽署了禁止制造、使用或擁有核武器的條約。同一年，98個國家簽署了禁止向環繞地球的軌道發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禁止在月球或其他天体上安置這類武器、禁止任何國家將這些天体占為己有的條約。1968年初夏，包括美國和蘇聯在內的許多國家簽署了防止核擴散條約，該條約規定，簽約的核國家不得向非核國家提供核武器，禁止簽約的非核國家制造核武器。這一條約于1970年3月5日開始生效，到這時已有47個國家簽署。這些條約都有助于极大地緩和冷戰所造成的國際緊張局勢。 三、西歐的獨立自主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期間，西歐國家已無需美國提供經濟援助，因而在政治問題的處理方面獲得了更大的机動性。顯著增長的生產率、全面的繁榮和共同市場的建立使經濟獨立成為可能，使西歐具有能与美國相比的經濟實力。 在歐洲歷史的長河中，共同市場的根源可追溯到很久以前。從中古時代起，哲學家和政治家就提出了統一西歐的种种方案。但實際上人們什么也沒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創傷使人們對基于完全主權國家的國際秩序產生怀疑時。20世紀20年代后期，法國和德國的外交部長考慮了建立歐洲合眾國的計划。但是，大蕭條的來臨、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的侵略結束了歐洲一体化的任何可能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其對人力物力資源的空前破坏再次使人們充分注意到有必要找到某种方法來擺脫國際混亂局面。1950年5月9日，問題有了突破性進展，當時，法國外交部長羅伯特·舒曼提出以煤鋼聯營作為發展歐洲一体化的小規模試驗厂。這一建議旨在將為法國、德國、比利時和盧森堡這四個國家所分割的萊茵河流域的煤鐵資源合并起來，做到使戰爭象舒曼所說的那樣“不僅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從而減輕法國對工業复興的西德的擔憂。 舒曼的建議立即得到了熱烈的響應。1951年4月18日，《歐洲煤鋼聯營條約》被簽訂，根据這一條約而成立的組織就稱為“歐洲煤鋼聯營”（ECSC），它于1952年正式成立。最早成員國有6個：法國、德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這些成員國給了歐洲煤鋼聯營以決定价格、确定進出口稅和分配原料的全部權力。它們還成立了一個管理机构——高級委員會，其總部設在盧森堡市。重大的政策性決議由經成員國議會選舉產生的歐洲煤鋼聯營聯合大會作出；各成員國之間的爭端則由聯營机构自己的法院解決。歐洲煤鋼聯營在短期內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它不僅去掉了聯營成員國中煤、鋼產品的所有關稅，而且消除了各种限制，如定額、進出口許可證、差別性運价或价格級差等。到1954年年中時，運過聯營成員國邊界的煤和鋼比歐洲煤鋼聯營出現以前大約多40%。 但這僅僅是西歐一体化的開端。下一步的行動是，1957年3月25日，6個成員國又簽訂了兩項條約，建立了歐洲原子能聯營（Euratom）和歐洲經濟共同体（EEC）即共同市場。歐洲原子能聯營的目的是為了消除將來同核大國之間的能源差距而做好必要的准備。它包括共同進行原子能研究、自由交換原子能情報和建立一個共同市場進行原子能裝備及物資的貿易等。歐洲原子能聯營与美國的原子能委員會相似，所不同的僅在于它只關心將原子力量用于和平目的。共同市場的建立更為重要，園為它的目的是將歐洲煤鋼聯營的工作擴大到所有產品和所有部門，在規定的時期內減少所有的內部關稅，到1969年12月31日時，取消所有這些關稅，使6個成員國組成一個巨大的自由貿易區。 這時，歐洲取得了巨大的經濟發展，這一方面是由于這种一体化，一方面是由于其他方面的發展，如引進美國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技術。1950年至1964年間，西德、意大利和法國的國民總產值增長率分別為7.1%、5.6%和4.9%，而美國的國民總產值增長率只有3．5%。西歐經濟力量不斷增長的另一跡象是：1948年至1962年間，美國在自由世界的黃金中所占的份額已從71％下降到40％，而西歐所占的份額則從15％上升到44%。 与西歐和美國之間經濟關系的變化相似的是政治關系的相應變化。戴高樂領導下的法國尤其如此，戴高樂在各個領域里都推行其獨立自主的政策。這一點在1963年他不批准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申請時得到了清楚的證明。起初，英國拒絕加入共同市場，一方面是因為如果它加入，就意味著放棄它与英聯邦的优惠貿易協議，一方面是因為它歷來不愿意与歐洲大陸牽連在一起。丘吉爾曾對眾議院這樣說：“我們和它們意見相同，但不屬于它們。”因此，1960年，英國組織了更具限制性的歐洲自由貿易聯盟（英國、瑞典、挪威、丹麥、奧地利、瑞士和葡萄牙），稱為“外七國”，以區別于“內六國”。這一聯盟規定，逐步取消內部關稅，但和共同市場不一樣，它沒有規定超國家的控制手段和協調手段，也沒要求對外部世界設立一种共同的關稅。“外七國”并未有效地起作用，這反映在英國較低的經濟增長率中。1962年，英國開始進行談判，要求加入“內六國”，但有關英聯邦經濟關系的問題引起了麻煩。另外，還有政治上的難題，戴高樂在1963年1月不批准英國的申請時闡明了這一點。他解釋說，如果讓英國及其“外七國”伙伴加入，就意味著最終會出現“一個依賴美國并由美國領導的龐大的大西洋共同体。”這是不能接受的；他想要的是一個由他扮演領導角色的“嚴格的歐洲組織”。 戴高樂的關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戰略和核武器的獨立自主方針同樣具有決定性。美國的決策者們希望北約組織的軍隊裝備常規武器，而美國仍准備在必要時用其強大的核突擊部隊進行干涉。戴高樂拒絕了這一戰略，因為它使決定性力量掌握在外國人手中，而且只有華盛頓才能決定什么時候使用這种力量。因此，他著手發展法國自己的核武器和空中突擊部隊，以便及時得到核潛艇和氫彈的支持，戴高樂認為核潛艇和氫彈是他執行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所必不可少的力量基礎。例如，1962年12月，他拒絕了麥克米倫首相和肯尼迪總統簽訂的有關建立一支配備帶英國彈頭的美國北极星導彈的北約組織核力量的協定。對戴高樂來說，這有點象在受他所謂的盎格魯撒克遜勢力的支配，他討厭受這种支配，尤其是因為他同羅斯福和丘吉爾戰時的那种不幸關系。同樣，戴高樂拒絕遵守1963年7月美國、英國和蘇聯在莫斯科簽訂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該條約禁止進一步在水下、大气層和外層空間進行核爆炸，這一點是法國不能接受的，因為它會妨礙法國核力量的進一步發展。 更引人注目的是戴高樂的不受約束的外交活動。1964年1月27日，他不顧華盛頓的一再抗議，在外交上完全承認了共產党中國。三天后，他解釋說，他只是在”承認世界的現狀”。他又說：“在這塊（亞洲）大陸上，不能想象會出現不牽涉到它（中國）的和平或戰爭；難以讓人相信，沒有中國的參加，也能締結一個關于東南亞國家的中立協定，而我們法國人對締結這樣一個協定特別關心。”因此，這位將軍也在東南亞發起挑戰，而美國當時正在那里用金錢、武器和軍事代表團支持越南當局鎮壓越共的共產主義反叛者。戴高樂确信，美國的這些努力注定要失敗，美國人將被赶出去，正如法國人1O年前被赶走一樣。因而，他极力主張整個地區中立化，因為這將“驅除各种形式的外國干涉”。 這就是戴高樂對美國政策和美國領導地位的挑戰。而且，這是一种全球范圍的挑戰，他派遣法國外交代表團和貿易代表團去拉丁美洲以及他自己訪問墨西哥（1964年3月）的做法就證明了這一點；在訪問墨西哥時，他著重強調了拉美各民族的共同傳統和大國集團的“獨立’。1969年，蓬皮杜接替戴高樂出任總統，他雖然沒有戴高樂那么好斗，但也很有主見。這一點在197O年初表現得很清楚，當時，他在美國向以色列提供鬼怪式噴气式飛机之際同意將幻影式戰斗机出售給利比亞。 四、東歐贏得自治 在西歐不依賴美國而獨立的同時，東歐正從蘇聯獲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東歐之所以能有這种變化，也是由于美蘇的軍事僵局和冷戰的緩和。對東歐來說，另一重要因素是蘇聯領導人的變動。斯大林的去世不僅在蘇聯國內事務方面，而區在蘇聯与其東歐衛星國的關系上，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新的、穩定的領導層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后才在莫斯科出現的。最初，統治這個國家的是一個非正式的五人執政團——代表官僚机构的格奧爾基·馬林科夫、代表老牌斯大林主義者的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代表軍界的布爾加宁元帥、代表秘密警察的拉夫連季·貝利亞和代表党的机构的不太出名的尼基塔·赫魯曉夫。三個月中，這個執政團因貝利亞的下台而少了一人。貝利亞下台前是秘密警察的首腦，因此他成為這個國家最令人憎恨、最令人畏懼的人，尤其是在斯大林于獨裁統治后期過分猜疑的几年中。這時，他的同僚首先剝奪了他的權力，然后于1953年12月將他處決。事實證明，這是蘇聯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雖然蘇聯的普通老百姓仍遠遠享受不到充分的個人自由，但對深夜敲門和隨即而來的槍決或流放到苦役拘禁地的擔心已越來越小。蘇聯領導人也比較安心了。從此以后，他們若在經常性的政府改組和清党運動中失去權力，已無須付出他們的性命，而是在被降職或發配到鄉下以后屈居于默默無聞的地位。 在剩下的四位中執掌領導權的馬林科夫將斯大林的發展軍備和重工業生產的重點轉移到為長期受到忽視的人民大眾提供更多的消費品方面。他通過放寬政府對集体農庄的控制、減少上交定額和增加農產品灼報酬來鼓勵農民。在對外事務方面；馬林科夫准許衛星國享有更多的自治權，甚至還對西方列強作出愿意友好的表示。他在向最高蘇維埃發表的就職演說中宣布：“沒有一個有爭議的、未決的問題是不能通過和平手段來加以解決的。……這就是我們對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的態度。” 這一對內對外的緩和計划根本不能為好戰、正統的斯大林主義者所接受。他們聯合各种力量，設法使馬林科夫于1955年2月下台。在經歷接踵而來的權力斗爭之后，軍方最初居于支配地位。布爾加宁元帥成為部長會議主席，柏林的征服者、曾被斯大林解職的末可夫元帥出任國防部長。工作的重點重新回到了發展軍備和重工業上，1955年5月中旬，各衛星國首次被聚合在一起与蘇聯結成正式的軍事聯盟。該聯盟稱為華沙條約組織，它實質上是蘇聯及其衛星國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尤其是對當時正在重整軍備的西德作出的反應。” 占优勢的蘇聯軍方不久就讓位于逐漸獲得政權的杰出政治家赫魯曉夫。他利用他在共產党隊伍中的權力基礎，排擠掉了他的一個又一個同事。到1958年3月時，他已接替布爾加宁出任部長會議主席，這樣，他不但成為党的領袖，而且成為政府的首腦。這標志著“集体領導”這一過渡時期的結束；赫魯曉夫這時成為斯大林的無可爭議的接班人。 早在兩年前，即1956年2月25日，赫魯曉夫就已投過一顆震動整個共產党世界的炸彈。他在對蘇聯共產党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講話中，嚴厲指責已故斯大林的极度自負和惡劣透頂的背信行為及恐怖行徑。据說，他當時不時流淚，將這位前獨裁者描述為“有著病態疑心、极不信任他人的家伙”，認為他應對官方屠殺“數千名城實、無辜的共產党人”的做法負責。在發表這篇惊人的長達4小時的抨擊演說的過程中，赫魯曉夫還攻擊斯大林篡改和歪曲正式的共產党歷史，甚至批評他的戰爭行為，指控這种行為導致慘重的失敗，使死亡人數高得駭人。 感情奔放的赫魯曉夫也許是被他自己的雄辯和長期受壓抑的感情沖昏了頭腦，泄露了比他打算說的還要多的東西。無疑，其影響比他所期望或預料的更強烈、更深遠。斯大林的遺体從紅場上列宁墓旁的陵墓中被挖了出來；他的塑像被砸碎；他的名字從蘇聯和東歐數千個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和街道中被抹掉。新的意識形態領域的“解凍”使藝術家和作家能享有更多的批評蘇聯社會的自由。以往一向被斯大林的親信牢牢控制著的外國共產党經歷了一种逐漸削弱其意識形態和組織紀律的痛苦的反省。“自由的”、具有民族主義精神的共產党領導人這時開始堅持自己的權利、反對過去親克里姆林宮的党魁。赫魯曉夫的這顆炸彈的“影響”就是如此，這种影響同軍事僵局和冷戰緩解的催化作用一起，改變了蘇聯与其衛星國之間的關系。 大約早10年時，南斯拉夫爆發了東歐第一個反蘇運動。根本的問題是，已成為各國首腦的共產党領導人是否還應繼續服從克里姆林宮的紀律。甚至在戰爭年代里，鐵托已堅決主張各國政党要獨立，并按照這一主張行事。戰后，他繼續這樣做，并能不受懲罰，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南斯拉夫与西方海軍強國接近。更重要的是，鐵托和東歐大多數共產党領袖不同，他一直呆在自己的國家里，并建立了一支強有力的抵抗軍；由于有了這支軍隊，他在戰后几年中成功地反抗了斯大林。例如，他認為蘇聯人不支持他對的里雅斯特的強烈要求，并把這种不支持歸因于蘇聯人希望加強意大利共產党的力量。鐵托宣布：“据說這是一場正義的戰爭，我們也一直這樣認為。但是，我們現在要尋求一個公正的結局。我們要求每個人都不受別人干涉。我們不想因別人而遭受痛苦，我們不愿被當作國際交易中的賄賂。” 莫斯科對這种有關共產党和共產党國家的獨立的异端觀點立即作出了反應。“告訴鐵托同志”，蘇聯大使警告說，“如果他再允許對蘇聯進行這樣的攻擊，我們將不得不在報上提出公開批評進行回擊，而且不承認他。”這位持异端者拒不改變自己的主張。相反，他又犯了更多的罪。他批評了在南斯拉夫的蘇聯軍官和官員的行為。他還試圖建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聯盟，不過，由于莫斯科命令保加利亞人退出，這一聯盟未能成立。當鐵托發現自己正受到暗中監視時，他便讓手下的特工人員盯住在南斯拉夫的蘇聯外交官和技術人員。最后，1948年6月，共產党和工人党情報局憤怒地宣布，將南斯拉夫共產党開除出情報局。但是，由于鐵托在國內有牢固的地位，又從西方國家得到巨大的經濟、軍事援助，所以他沒有屈服。1949年底，東歐流行著一句俗話：“馬克思是上帝，列宁是耶穌，斯大林是圣保羅，鐵托是第一個新教徒。” 這种新的异端邪說雖漸漸地傳播開來，但仍須處于地下狀態，因為蘇聯在東歐其他國家有著很大的權勢。而“鐵托主義”——馬克思主義詞典中的一個新詞——仍限于局部地區，正等待著有机會沖出來。1956年，它的确沖了出來，因為那年出現的各种情況的結合對它很有利。最猛烈的劇變發生在兩個有著悠久的反蘇傳統的國家——波蘭和匈牙利。在赫魯曉夫2月講話的鼓舞下，這兩個國家中出現了文人學士的討論小組；接著，知識分子与口才較好的城市工人建立了聯系。1956年春、夏兩季，匈牙利和波蘭的事件經歷了相似的進程。但到秋天時，它們開始大不相同：匈牙利事件以武裝起義和鎮壓告終，波蘭事件的結果則是贏得了一定程度的個人自由和國家的獨立自主。 波蘭最杰出的“民族”共產党人弗拉迪斯拉夫·哥穆爾卡曾于1948年因鐵托主義罪而被清除出党，到1956年春，又恢复了職務。他的思想不久就開始在共產党的中間階層中得到傳播。波茲南（前普魯土城市波森）的工人起義反映了波蘭斯大林主義者的影響在不斷減弱。波蘭的斯大林主義者被一個個地從党內主要位子上撤了下來，最后，這种危机落到了波蘭出生的蘇軍元帥康斯坦丁·羅科索夫斯基頭上，羅科索夫斯基當時還是波蘭的國防部長和波蘭政治局的成員。赫魯曉夫以前所未有的舉動支持羅科索夫斯基，于1956年10月19日同蘇聯政治局內除兩人外的全部成員一起匆匆赶到了華沙，与此同時，蘇聯紅軍也調動軍隊進行威脅。但最后，正是赫魯曉夫作出了讓步，同意罷免羅科索夫斯基，同意哥穆爾卡于10月21日當選為波蘭共產党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之所以愿意遭受這一嚴重挫折，是因為他确信，哥穆爾卡是一位有主見但卻忠實的共產党人，他決不會轉而投靠西方。事實證明，這种看法是正确的，在以后几年中，雙方發展了一种互相滿意的關系，波蘭雖然越來越不依賴克里姆林宮而獨立，但的确仍是共產党國家，仍是華沙條約組織可靠的支持者。 在匈牙利，形勢更加复雜。党的領袖馬加什·拉科西是一位猶太人，這使這一有反猶傳統的國家中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他還是一位老牌的斯大林主義者，曾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內在匈牙利監獄里呆了16年，因而這時不愿与“民族主義的”匈牙利共產党人分享權力。于是，同在波蘭一樣，上層的變革受到了阻礙。相反，下層爆發了革命，由于這一革命無法預測，因此，赫魯曉夫向匈牙利派遣了蘇聯紅軍。 1956年10月23日，布達佩斯開始出現騷動，當時，一大群示威者在波蘭事件的激勵下，要求拉科西辭職，讓位給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共產党人伊姆雷·納吉。秘密警察的反應是向示威者開火，從而使抗議示威轉變成一場公開的革命，這場革命使納吉一下子當上了總理，并使他作出了种种許諾、采取了种种行動。而這些許諾和行動都是蘇聯人所無法容忍的。為了撫慰很快就不僅活躍于首都、而且還活躍于各省的示威者，納吉邀請兩位非共產党人加入他的內閣，廢除了集体化，宣布大赦反叛者，答應舉行自由選舉，并說服蘇聯人將他們的坦克撤出布達佩斯。 這一切并沒有滿足革命者的需要，他們這時進攻共產党總部，甚至不時襲擊正在撤退的蘇軍。這樣做時，他們暴露了自己全力反共、反蘇的立場。和波蘭人不同，他們并不滿足于蘇聯勢力范圍內的自治。相反，他們要求西方式的民主，要求完全擺脫莫斯科或《華沙條約》的約束。這些發展對蘇聯在東歐的安全体系构成了無法容忍的威脅。11月1日，蘇聯人掉轉坦克，重新開進了布達佩斯。于是，納吉總理立即直布匈牙利為中立國家，拒絕摸受《華沙條約》，并向聯合國發出了呼吁。外界沒有給予任何幫助，因為美國正忙于總統選舉，法國和英國正在遠征蘇伊士。革俞者被勢不可擋的力量制服，以亞諾什·卡達爾為首的新的共產党獨裁政府宣告成立。 蘇聯人雖然能為所欲為，但付出了在道義和精神上遭受巨大失敗的代价。匈牙利工人和學生朝蘇聯坦克扔燃燒瓶的情景使許多忠實的共產党人及其同路人覺醒。這与共產党人原來所夢想的國際無產階級兄弟關系相差太遠了。蘇聯人的做法對西歐知識界的震動特別大，西歐的許多知名作家和藝術家這時交出了他們的党證。 蘇聯人完全明白這种消极反應，急忙賠禮道歉。在匈牙利危机最嚴重的時候，他們宣布，他們准備改變同衛星國之間的關系。他們聲稱，他們的目的是以“國家主權、互利与平等”的原則為基礎，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聯邦”，他們提議修改《華沙條約》，以便將蘇聯軍隊撤出東歐。這既不是蘇聯人的仁慈，也不是他們玩世不恭的騙局。相反，他們認識到，他們不可能作為無恥的干涉者和占領者遙遙無期地繼續駐扎在東歐。或許，19世紀的沙皇能經受住被全世界指責為東歐“自由的劊子手”的責罵。但對一個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來說，在一個有著大眾交流媒介、世界各地人們的見解易于互相交流的時代里遭到這种指責，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此。赫魯曉夫逐漸改變對鄰國的政策，直到与鄰國建立起真正新的關系。 在這以前，各衛星國不僅被斯大林蓄意切斷了同西方的交往，而且被他割斷了相互間的聯系。此外，它們還因對蘇聯有利的各种不平等的貿易條約和發展協定而受到無情的剝削。克里姆林宮讓東歐不加區別、毫無經濟意識地執行其“工業化、工業化、再工業化”的命令。在東歐這一地區，到處是斯大林的“累贅”——巨大的工厂，這些工厂很難弄到所需的原料，其產品也只有通過向工人支付標准以下的工資才能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因為許多新工厂按照莫斯科的命令從事軍工生產，公眾的負擔越來越重。甚至農業也因強迫實行集体化和強制种植諸如棉花和亞麻之類的經濟作物而遭到破坏。最終結果是，整個地區食物不足，消費品短缺，失業者很多，工資极低，生活水平相應地下降。應該指出，所有這一切決定性地促成了普遍的動亂，最終導致了1956年的劇變。 1956年以后，這一模式發生了迅速、重大的變化。貿易條約和發展協定被重新商訂，并被制訂得更加公平合理。各國都能逐漸對其經濟發展的速度和進程作出自己的決定。工業不必再同蘇聯或其他共產党國家的工業結合在一起。相反，其趨勢是國民經濟的發展更加獨立，工業和農業的回旋余地更大，同西方的貿易更多。例如，1960年至1964年間。羅馬尼亞同西方的貿易從占其全部貿易的20%上升到33%。赫魯曉夫也發現，有必要修訂他為經濟互助委員會制定的雄心勃勃的計划，他曾希望經互會能成為蘇聯与東歐盟國和蒙古全面一体化的媒介。后來，由于東歐國家反對莫斯科通過經互會指揮它們的經濟計划，這种一体化未能實現；于是，蘇聯同東歐國家于1963年和1964年議定了一系列雙邊協定。赫魯曉夫認為，當他不能得到經互會范圍的一体化這整塊面包時，必須同意接受雙邊一体化這半塊面包。 同這种經濟上的緩和与放寬相對應的是文化領域中的緩和与放寬。同西方國家締結文化協定、減少對外國廣播的干扰、增加旅游業、給外國記者以更大的自由、允許更自由地放映西方電影、發行西方書籍和刊物——所有這些都可表明上述這一點。由于這种總趨勢非常明顯，約翰遜總統于1964年5月23日宣布：“不再是一道鐵幕。而是有許多道鐵幕。每道鐵幕的強度和厚度不同，因而能穿過它的光線和能在它后面增長的希望也不同。……我們將繼續建造一座座能跨越把我們同東歐分割開來的這一鴻溝的橋梁。它們將是增加貿易的橋梁、思想的橋梁、訪問者的橋梁和人道主義援助的橋梁。” 1968年8月，由于蘇聯軍隊同東德、匈牙利、波蘭和保加利亞軍隊一起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東歐的這种自由化趨勢一下子被完全改變。入侵的原因在于，以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為首的一群共產党革新主義者于1968年1月在布拉格發動了一場“民主社會主義革命”。當時，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第一次享受到了出版、言論和出國旅行的自由。蘇聯入侵的動机可能是，他們十分害怕捷克新政權會漸漸斷絕同東歐鄰國之間的關系，而轉向西方陣營。無疑，他們害怕捷克新獲得的自由可能加強東歐人民大眾對類似自由的要求，從而危及現存的共產党政權。 為了替入侵辯護，蘇聯人發表了所謂的“勃列日涅夫主義”。在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之后，他們曾聲稱，他們的目的是以“國家主權、互利与平等”的原則為基礎，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聯邦”。但這時，在1968年9月25日《真理報》的一篇文章中，蘇聯領導人實際上保留了入侵那些被他們認為正背离他們陣營的社會主義鄰國的權利。“社會主義世界体系中任何環節的削弱都會直接影響所有無法冷淡地看待這一點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了向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盡國際主義義務，為了保護自己的社會主義利益，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不得不采取斷然措施，它們的确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會主義勢力采取了行動”。 盡管蘇聯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并主張“到列日涅夫主義”，但它在東歐的地位遠沒有斯大林時代那樣高。捷克斯洛伐克的輿論仍是一邊倒地反蘇，這一點在公開場合如國慶節和運動會上人們的大聲嚷叫中得到證明。即使是那些遵守《華沙條約》的國家，也保留了相當大的自治權，它們木支持蘇聯反對中國就是一個明證。其時，南斯拉夫繼續在東、西方之間沿著獨立的中立主義道路前進。羅馬尼亞沒有參与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它在對內、對外事務方面也是獨行其是。它同中國和阿爾巴尼亞這兩個反蘇國家有著友好的關系，同西德和以色列保持著外交關系——這一點与一些《華沙條約》成員國形成鮮明對照——而且，正在同美國發展更加密切的經濟和文化關系。1969年8月，尼克松總統在羅馬尼亞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他利用訪羅這一机會聲明：“美國的立場是不僅尊重包括大國和小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維護自己民族地位的權利，而且尊重它們的主權和平等權。” 五、中國向蘇聯挑戰 當得胜的中國共產党人于1949年建立他們的人民共和國時，他們立即得到了蘇聯的承認。另外還有20個國家，包括英國和印度，也承認了這個共和國。但是，美國繼續把台灣的蔣介石流亡政府當作中國的合法政府。在這种情況下，華盛頓同北京的關系甚至在因朝鮮問題而公開決裂以前就已很緊張。相反，1950年，莫斯科和北京簽訂了為期3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根据該條約的條款，蘇聯須幫助中國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軍隊和實現全面的工業化計划。雖然蘇聯人提供了條件优惠的貸款，但貸款畢竟還是貸款，而不是補助金。中國為了償還大量的資本貨物、技術援助和軍用物資，將自己一半以上的出口物運到了蘇聯。 1960年，這一中蘇聯盟開始出現破裂的跡象。北京用攻擊”南斯拉大修正主義者”、的略加掩飾的刺耳之言間接地批評了赫魯曉夫，而莫斯科發言人則以對“教條主義者”和“左傾幼稚病者”的攻擊來進行反擊。1961年10月，在蘇聯共產党第22次代表大會期間，赫魯曉夫和周恩來公開發生了沖突，周恩來离開大會，飛回了北京。大約在這時，蘇聯人從中國召回了几乎所有的技術專家；1964年2月，中國人明确指責說，蘇聯人撤走了1，390名專家，取消了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從中國人的觀點看，最糟的是蘇聯人拒絕中國人分享他們的原子武器或制造原子武器所必需的技術資料和資源。因此，這兩個共產党大國之間的不和發展到了徹底分裂的程度，包括不体面的誹謗，意識形態方面的謾罵和全球范圍的公開競爭。1964年初，毛澤東對一個法國議會代表團說，赫魯曉夫注定要垮台，1950年的中蘇聯盟也因“蘇聯在意識形態和其他方面一再違反條約”而無效。 共產党世界中這一惊人的重大分裂的根源似乎一定程度上在于國家利益方面的沖突，一定程度上在于意識形態方面的沖突。國家利益方面的問題由傳統的物質原因造成，這些原因包括“生存空間”、邊界划分和由不同的發展水平造成的不同的經濟利益，等等。蘇聯的版圖相當于中國的兩倍半，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哩24人，而中國則是190人。分隔兩國的2，000哩長的分界線在蘇聯地圖上已得到精确詳細的描繪，但在中國地圖上，有些地段仍划為“未定界”：帕米爾高原的東部邊緣地區、穆爾河和烏蘇里江匯合處的一些島嶼以及与蒙古相接的几乎整個邊境。這些地區過去曾是中國帝國的一部分，19世紀被沙俄并吞了，現在共產党中國要求收回。在這些有爭議的邊界地區發生了种种沖突，從而導致了相互間的強烈譴責。1969年3月4日，中國共產党日報的一篇社論指責說，蘇聯人“認為沙皇一度占領的那些地區是他們的，而且，正將他們的領土擴張到沙皇未曾占領的地區。他們甚至比沙皇還要貪得無厭。”另一方面，蘇聯著名詩人葉夫根諾夫·葉夫圖由科回憶了庫利科沃戰役，1380年，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頓斯科伊在這場戰役中打敗了蒙古人。 你能看到在陰暗的黃昏 新的蒙古可汗們正索索發抖地拿著炸彈 但如果他們進攻警鐘就會敲響 而且將會有太多的勇士 去進行一場新的庫利特沃戰役。 國家利益另一方面的沖突起因于蘇聯和中國經濟發展的時間上的差別，這种差別導致了生活水平的不同。嚴酷的但卻可理解的事實是，赫魯曉夫和他的人民都不想同他們的中國同志分享他們辛苦得來的報酬。蘇聯一位歷史學家在對美國記者的以下這番談話中清楚地表明了這一態度： 是的，我們是兩個社會主義大國，兩國都反對帝國主義；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是一致的。但是，我們有著各自的民族經歷，處于不同的革命發展階段。中國現在所經歷的一些階段我們在30年前就已經歷。我們希望中國能從我們的錯誤中吸取教訓，但不會總是如此。我們有較高的生活水平，我們的人民需要和要求更多的東西，我們不可能要求他們象中國人那樣作出犧牲。僅此而已。我們說過，要放松一點；社會主義世界是安全的。但中國人不肯這樣認為；他們要一天三班地工作，如果我們的机器因使用過度而坏了，他們就發牢騷。他們非常傲慢。他們要求在世界上的平等地位。我們已贏得了這种地位；他們仍在為此而奮斗。他們將按照自己的辦法、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這种地位——他們的辦法或許最适合他們。我們俄國人有一句諺語可以概括這种情況。“你不可能將這個人的頭安在那個人的肩上。” 從長遠的觀點來看，与國家利益方面的這种劇烈沖突同樣重要的也許是与之相對應的意識形態方面的沖突。這种沖突比通常所認為的更微妙、更复雜；通常的看法是：瘦弱、饑餓的中國人為了促進社會主義事業宁愿冒熱核戰爭的危險，而肥胖的蘇聯人更愿意以和平共處的策略謹慎行事。更确切地說，蘇聯人和中國人對世界正在經歷的歷史時期性質的解釋、對巧妙地利用現有的种种歷史性力量加速社會主義胜利所需采用的适當策略的解釋是根本不同的。 蘇聯人先研究了世界最重要的問題是戰爭還是和平這一基本課題。他們認為，如果熱核戰爭爆發，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都將毀滅或倒退几個世紀。但是，如果能避免戰爭，那么，在經過几十年的和平競爭之后，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的优越性將清楚地顯示出來，這個范例將說服整個世界信奉社會主義。這就是蘇聯人在理論上所作的分析，蘇聯人的要求裁軍、要求和平共處、要求從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政治策略和對這些策略所抱的希望就基于這种理論分析。 中國人宣稱，他們也贊成這些目標，但他們怀疑能否達到這些目標。最大的障礙是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因為帝國主義就其本性而言是擴張主義，是戰爭的根源。因此，正确的策略不是象蘇聯那樣直接爭取和平与裁軍，而是同阻撓和平与裁軍的帝國主義作斗爭。中國人堅持認為，同帝國主義斗爭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支持不發達世界的迅速發展的革命運動。人類的大多數生活在不發達國家中，他們的這种革命精神构成了帝國主義的致命弱點。 要獲得世界和平，就必須主要依靠世界人民大眾的力量，依靠他們的斗爭。在維護世界和平的斗爭過程中，有必要同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包括美國政府，就這個或那個問題進行談判，以便緩和國際緊張局勢，達到某种和解，達成某些協議。……但是，世界和平僅僅通過談判是永遠實現不了的，我們決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帝國主義身上，決不能脫离人民大眾的斗爭。……民族解放運動和革命久平起發展，越能維護世界和平。 總之，中國人堅信，和平只有通過不發達世界的革命運動瓦解帝國主義才能得到維護。相反，蘇聯人認為，社會主義世界（實質上指蘇聯）的日益繁榮与強大將制止西方帝國主義的戰爭傾向，社會主義世界僅靠榜樣的力量就可以加速帝國主義的衰落，從而使不發達國家的革命能輕而易舉地獲得成功。。 中國人關于不發達世界的理論同樣是好戰的，在不發達世界中，他們与美國人和蘇聯人相反，有著作為非白种人和不富裕人的优勢。中國人告誡說，不發達國家受到了帝國主義強國的統治和剝削，這些帝國主義強國既包括美國也包括蘇聯。這种不平等的關系只有通過革命才能結束，但革命不能出口；被壓迫民族必須依靠自己。毛澤東的當然繼承人林彪元帥的一篇著名文章引起了西方的恐慌，因為林彪在這篇文章中把當時的世界形勢看作是“農村包圍城市”。他說這些城市是北美和西歐，這些農村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國農民曾在共產党人的領導下占領了他們的城市；林彪預言，不發達世界的人民大眾將打敗進行剝削的帝國主義國家，取得類似的胜利。但林彪也強調，胜利只有通過自力更生才能取得，不能依靠中國或其他國家的大量援助。他警告說，那些主要依靠外國人的革命者必將失去同本國人民的聯系，變得十分無能。因此，中國的革命學說不是為中國在世界范圍內的征服規定行動計划的“我的奮斗”，而是一套指導外國共產主義革命者的“自制工具”。 中國不僅在革命學說方面，而且在爭取近90個國家的共產党的擁護方面向蘇聯提出了挑戰。1964年初，莫斯科聲稱，90個共產党中至少有65個忠于它，但中國人反稱道，世界上4250万共產党員中有一半站在他們一邊。1969年6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党國際會議遭到了15個親中國的政党的抵制。在75個派代表參加會議的政党中，14個党以各种方式提出了反對意見，例如拒絕簽署會議的最后聲明、盡管這一聲明謹慎地避免提到諸如中蘇爭吵和蘇聯侵捷之類有爭議的問題。主要由于中國的緣故，世界共產主義不再承認馬克思主義教皇式的人物。盡管中國充當了一個多世紀國際外交的卒子，但它今天正在向世界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提出有力的挑戰。 六、兩极分化的結束 到1970年——第二次世界大依結束后僅僅25年時，一個嶄新的世界政治格局開始出現。在戰后頭几年中十分盛行的世界力量的兩极分化已經消失。歐洲不再是世界棋盤上的一個卒子——或兩個卒子，東歐和西歐；中國也不再是蘇聯的衛星國或地位較低的伙伴。 法國對共產党中國的承認顯然象征著新的全球均勢。對法國來說，這是對美國的一個大膽的、有意的挑戰，它標志著美國發起的對共產党中國的貿易禁止和把北京排斥在聯合國外的做法開始失敗。對大陸中國來說，同法國的新關系標志著蘇聯的經濟束縛開始結束，而且，用北京自己的話說，它還標志著北京發起的團結所有“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一渴望擺脫“美國侵略、控制、干涉、欺侮”的國家和反對“蘇聯領導人所希望的美蘇聯合統治世界”的國家——的運動前進了一大步。 如果按照前面對過去5個世紀的世界歷史的分析來考察所有這些世界性的發展，那么，這些發展將表明全球關系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人們將回想起，在歐洲發生決定性的轉變和進行擴張之前，几大地區或是自治地并存著，或是完全孤立地并存著——自治的歐洲地區、穆斯林地區和儒教地區，基本孤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完全孤立的美洲和澳大利亞。哥倫布、達·伽馬和麥哲倫之后，這种隔絕狀態讓位給了由歐洲支配、為歐洲所利用的日益增長的相互影響和一体化。到19世紀時，這一趨勢最終導致了前所未有的歐洲几個大國的全球霸權。兩次世界大戰打破了歐洲的這一統治，取而代之的是莫斯科和華盛頓的僅維持一、二十年的兩极統治——這一階段的短暫反映了世界事態不斷加快的發展速度。 雖然兩极化狀態的消逝現已不言而喻，但人們卻說不清什么將取代它。中國由于它在東亞和整個不發達世界中日益擴大的影響，似乎正在獲得可与美國和蘇聯相比的地位。但除此之外，有關各地區相互關系的未來形式仍然模糊不清、無法預料。人們也許會預言，隨著現代化進程的迅速加快，其他非西方地區將仿照中國的做法，建立新的權力中心。無疑。現在已有了种种為了獲得政治和經濟的完全獨立而試圖統一各自的地區、并使之現代化的“泛”字運動，如泛阿拉伯主義和泛非主義。如果這些運動證明是成功的，那么，新的全球多极化狀態會逐漸形成。各地區如中東、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拉丁美洲和歐洲新的權力中心會以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會形式同美國、蘇聯和中國并存。如果出現這樣的結果，在政治領域中便意味著傳統的、1500年以前的地區自治得到恢复，而同時，在其他所有領域中，現代化的進行卻會使所有這些地區空前地統一起來。 可以想象，地區間的關系也許會以這些方式發展，盡管這种發展至少對可預見的將未來說是不大可能的。事實上，現在，在大多數地區，离心力似乎大于向心力。非洲已因家教沖突和毫無意義的邊界而四分五裂；這些宗教沖突包括尼日利亞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沖突以及蘇丹的穆斯林和异教徒的沖突，這些邊界是19世紀的歐洲外交家划定的，現在卻被各獨立國家當作神圣的民族遺產來加以保護。在中東，除王朝間的世仇以及富國和窮國因石油產地使用費問題而發生的常年對立外，還存在著相應的宗教沖突，如穆斯林阿拉伯人和基督教阿拉伯人之間的沖突以及敵對的穆斯林教派之間的沖突。印度半島已被分割成兩個地區，但這兩個地區极不穩固，印度的語言騷動和東、西巴基斯坦之間的緊張局勢可表明這一點。同樣，盡管歐洲在經濟一体化方面取得了進步，但戴高樂的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的幻想在實際政治領域里仍是一個幻想。 除各地區中引起分裂的這些力量外，還存在著同樣引起分裂的大國政策。這些政策的效力將在全球各地——在分裂的德國、在分裂的朝鮮和在分裂的越南——得到證明。由于在過去20年蘇聯和西方的競爭之外又增加了中蘇競爭和中西競爭，大國的這种分裂作用在將來很可能得到進一步加強。 那么，對最近的將未來說，更有可能出現的不是一個由自治的區域集團組成的世界，而是一個由若干傳統的大國勢力范圍組成的世界。沃爾特·李普曼几年前寫道： 對勢力范圍的承認可以真正代替全球主義。它可以代替公開宣揚世界革命的共產党的全球主義。它可以代替允諾在各地進行反共戰爭的反共產党的全球主義。 對勢力范圍的承認已是蘇聯和西方在歐洲緩和相互間關系的主要基礎。最終，它將為紅色中國和美國提供和平共處的方案。 隨著2O世紀70年代的到來，這一預見似乎被事態的發展證實了。蘇美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在赫爾辛基舉行；中美在華沙重新開始了正式的外交接触；蘇中也在北京舉行了談判。如果這些試探性的接触能取得成果并導致李普曼所預料的緩和，那么，大國將可以自由地著手處理它們所面臨的基本問題——諸如日益加劇的种族沖突、全球環境污染和富國与窮國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之類的問題。這种建設性的全球合作是否能實現是人類今天所面臨的基本問題。雖然現在的某些趨勢是令人鼓舞的，但是，美國人仍在干涉越南，蘇聯人的确侵略了捷克斯洛伐克，中東的戰斗仍在繼續。1969年9月，聯合國秘書長吳丹在向聯合國大會所作的年度報告中對當前的形勢顯然是很悲觀的：“在過去的12個月中，國際形勢仍在惡化。……我几乎說不出整個世界在實現《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目標方面取得了什么進步。……而且，我強烈地感到時間愈來愈不夠用。”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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