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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要保持團結并不太難，因為有一個打敗共同敵人的共同目標，這一點誰都清楚。艱難的工作在戰后，那時，各种不同的利害關系往往會使同盟國分裂。 斯大林，于雅爾塔 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了中歐和東歐的革命，導致了革命對西歐的威脅。第二次世界大戰卻沒有激起類似的動亂。革命并沒有震撼歐洲大陸，盡管第二次世界大戰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了更大的物質損失和政治混亂。一個原因是平民大眾极度疲乏。過去6年中，他們經常遭到來自空中的轟炸，經歷了大規模的戰亂，許多人還因逃難、作苦力或被監禁而不得不离開家園。平民中被打死的達1000万，其中600万為猶太人，士兵中被打死的則達1500多万。這一傷亡數字大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傷亡數字的兩倍，所蒙受的物質損失則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物質損失的13倍。 那些幸存下來的人已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窮困和混亂。單在戰爭的前三年半中，就有3000万歐洲人逃离或被赶出他們原來的家園，戰爭給束后，同盟國軍隊和國際救助机构將120O多万“難民”遣送回國，不過，仍存在著一個由100多万不愿回家的人組成的堅強核心，他們多半為來自東歐的反共產主義者。諸民族的這种大規模的重組和伴隨而來的寒冷、饑餓和疾病一起使大多數歐洲人疲憊不堪、垂頭喪气，不想革命。 獲胜的同盟國軍隊對整個歐洲的占領同樣是決定性的。蘇聯紅軍与英國人和美國人一樣，鎮壓了反抗，消除了混亂。社會結构方面的革命确在東歐出現過，但它是一种由莫斯科指揮的、強加的革命。歐洲各共產党都是蘇聯對外政策的馴服工具，而不是本國革命的鼓動者。因此，蘇聯、英國和美國在希特勒垮台后有效地控制了歐洲的發展。正是這三大強國應對逐漸破坏戰時大同盟、引起冷戰的那些政策和事件負責。 一、戰時的團結 在戰爭年代中，西方列強和蘇聯不得不結成統一戰線，以反對不共戴天的敵人的威脅。就在希特勒入侵蘇聯的那一天，丘吉爾宣布；“蘇聯的危險就是…我們的危險，也是美國的危險，正如蘇聯人為保家而戰的事業是全世界自由的人們和自由的民族的事業一樣。” 兩個月后，即1941年8月14日，丘吉爾和羅斯福發表了《大西洋憲章》，在這一憲章中，他們以理想主義的措詞宣布了他們的共同目標和共同原則。1942年5月，英國和蘇聯簽訂了為期20年的互助條約，第二個月，美國和蘇聯又簽訂了《美-蘇租借協定》；這兩個協約是同盟國合作的具体表現。合作的另一表現是1943年6月蘇聯人決定解散他們為推翻世界資本主義而于1919年建立的共產國際、鑒于他們同西方列強的友好關系，蘇聯人這時斷定共產國際已沒有用處，不過應該指出，這一決定實際上并不意味著什么，因為到1939年時共產國際的主要官員已轉入党中央書記處，他們在那里繼續發揮作用。同盟國戰時合作的另一結果是1943年11月成立了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UNRRA）。這一國際机构緊跟在軍隊的后面，向已被解放的國家提供各种救濟，直到新的國民政府能負起責任時為止。它于1944年春開始工作，到1948年9月解散時，它已分發了主要源自美國的2200万吨物資，包括食物、衣服和藥品。它的主要活動范圍在希腊、南斯拉夫、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和意大利。如果沒有它所作的貢獻，戰后歐洲的貧困和苦難實際上會更嚴重。 戰爭臨近結束時，這种由共同的危險促成的合作開始動搖。合作者們為了各自心目中的戰后的國家利益宁愿犧牲團結。因此，隨著和平的到來，大同盟因內部不和而分裂了，兩、三年內便為時常象要變成熱戰的冷戰所取代。 同盟國的政治家在戰爭年代中未能認真地為戰后的和解擬定計划，這一點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戰爭初期，他們确制定了《大西洋憲章》，這一憲章由丘吉爾和羅斯福于1941年8月14日在美國巡洋艦“奧古斯塔號”的甲板上簽署。它規定，戰后的世界應沒有貧窮和恐懼，在這個世界中，未經有關民族同意不能改變領土現狀，每個民族自己決定政府的形式，所有國家的經濟机會均等，解除侵略國的武裝。不幸的是，人們沒有為明确地、切合實際地應用這些理想主義的原則去解決等待著和平結局的各种問題而作出什么努力。1943年，在卡薩布蘭卡、魁北克和德黑蘭召開的會議都主要致力于軍事戰略，戰后問題只是偶然地、籠統地被提及。 到1944年秋時，政治上的爭端已不再能避免。蘇聯紅軍向多瑙河流域上游的推進正迫使德國人撤离巴爾干半島，共產党領導的抵抗陣線的戰士正填補這一真空。一個由共產党控制的巴爾干半島的前景驅使庄吉爾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同斯大林會晤。這兩位領導人很快就對在這一有爭議的半島上划分的勢力范圍達成一致意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屬于蘇聯的勢力范圍，希腊屬于英國的勢力范圍，南斯拉夫則是英蘇共同勢力范圍內的緩沖地帶。這樣，丘吉爾為了應付戰略形勢不利這一燃眉之急，不得不承認蘇聯在巴爾干北部的优勢，以便維護英國在希腊的傳統的首要地位。 就在丘吉爾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談判的同時，英國軍隊正開始在希腊登陸。他們緊隨撤退的德軍之后向北推進，但發現希腊抵抗部隊已在他們之前占領了所有的城鎮。這些由紀律嚴明的共產党人領導的抵抗部隊沒有進行抵抗，因為這些共產党人忠順地遵循克里姆林宮會時的方針。如果這些共產党人知道斯大林滿不在乎地處置他們的國家，他們是否還會如此与人方便呢？思索一下這個問題是很有趣的。總之，他們向英國的小股部隊表示歡迎，雖然如果他們愿意的話，他們能象有民族主義精神的鐵托當時在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樣，輕易地阻擋英國軍隊前進。 盡管希腊抵抗部隊一味順從，但事實仍然是：在德國人撤离時，他們是這個國家中占优勢的軍事力量。對丘吉爾來說，這是一种無法容忍的局面。11月7日，丘吉爾告訴他的外交大臣艾登說：“依照我的看法，在為換取在希腊的行動自由而向蘇聯付出我們的代价之后，我們應毫不猶豫地動用英國軍隊去支持由M．帕潘德里歐領導的皇家希腊政府。”明确地說，丘吉爾的問題是如何有把握地做到解除抵抗部隊的武裝，以使國家政權轉到合法的皇家政府手中。各种解除武裝的方案給提了出來，但沒有一個能使雙方滿意。這一爭端促成了一場最終發展成激烈、殘酷的雅典戰役的武裝沖突。英國和印度聯軍從意大利迅速地開進了雅典，經過一個月的戰斗之后，抵抗部隊撤离了該地區。 2月12日，雙方簽訂了和平協定（《瓦爾基茨停戰協定》），協定規定，抵抗部隊交出他們的武裝，作為回報，英國應許希腊進行選舉和就國王回國問題舉行公民投票。這樣，丘吉爾保住了在莫斯科時分配給他的勢力范圍：在戰后數年中，希腊一直站在西方一邊。同樣重要的是，在丘吉爾驅散左翼抵抗部隊的戰士時，斯大林意味深長地保持沉默。英蘇有關巴爾干問題的秘密協議在當時是生效的、起作用的． 二、雅爾塔會議 1945年2月，雅典的戰斗剛剛停止，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便在雅爾塔聚會，舉行了他們在戰時的最后一次會議。隨著盟軍從四面八方集中到德國，有關戰后解決辦法的种种問題這時不得不予以專門的、實際的考慮。他們在就遠東問題達成協議時几乎沒遇到什么困難。斯大林同意在歐洲戰爭結束后的60天內向日本宣戰。作為回報，蘇聯將重新獲得千島群島和1905年丟失給日本的領土和特許權，其中包括薩哈林島南部、旅順港海軍基地的租借權以及与中國共同經管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的權利。 關于德國，這次會議推遲了對包括賠款和邊境問題在內的大多數問題作出決定的時間。不過，會議一致同意，德國應划分成四個占領區（其中一個屬法國），由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管轄。位于蘇聯占領區內的柏林應由四國共同占領和管理。引起戰后重大沖突的一個原團是未能就保證西方進入首都柏林這一問題達成明确的協議。 在雅爾塔進行的大多數談判都与東歐新解放的國家有關。斯大林在這一地區處于強有力的地位，因為他的軍隊已解放并實際占領了這一地區。此外，西方盟國和蘇聯早些時候已同意，在戰爭結束之前，每個大國應對其軍隊在作戰過程中所經過的那些地區的政治發展實行監督。正如美國一位代表詹姆斯·F，貝爾納斯后來所說的那樣：“問題不是我們將讓蘇聯人做什么，而是我們能說服蘇聯人去做什么。” 假定是這种情況，那么，從西方的觀點看，就東歐問題達成的种种協議在紙面上是十分令人滿意的。關于邊界，蘇聯將得到經過修訂的寇松線以東的波蘭領土；寇松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故后划定的，但隨后被忽視了。作為補償，波蘭將得到東德的領土；對于這一點，雅爾塔會議原則上一致同意，但推遲了作出最后的、明确的決定的時間。關于波蘭和南斯拉夫政府，斯大林同意，已在蘇聯支持下建立的各共產党政權應通過接受面向西方的流亡政府的代表來加以擴大。流亡政府的代表對這种安排感到憂慮，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种安排使蘇聯紅軍和共產党政府實際上合法地控制了國家。一种明白的政策聲明即《關于已被解放的歐洲的雅爾塔宣言》在理論上駁斥了流亡政府代表的疑慮。這一宣言使三大強國承諾幫助已被解放的歐洲諸民族“建立能廣泛代表所有民主人士、能保證通過自由選舉盡快成立關心人民意愿的政府的臨時政府机构。……” 從表面上看，這一《宣言》意味著斯大林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讓步。盡管斯大林控制了東歐，但他已同意進行有可能使反蘇政府執政的自由選舉。不過，這一讓步實質上是不重要的。事實證明，《宣言》是毫無意義的，是經常發生摩擦的根源，因為各簽字國對它作了极為不同的解釋。美國照字義解釋了這一宣言——即可以進行自由選舉，在東歐沒有勢力范圍。美國可以自由接受這种主張，因為前一年10月丘吉爾和斯大林在莫斯科達成的協議對它沒有約束力。但是，英國對《宣言》有矛盾情緒，原因是莫斯科協定使它能确保它在希腊的地位。不過，《宣言》是誘人的，因為如果照字義去實施這一宣言，那就會使英國有机會去重新獲得它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已放棄的地位。 相反，斯大林堅持莫斯科協定，認為《宣言》只是用來裝飾門面的。當英國人鎮壓希腊抵抗部隊時，他完全保持沉默。在雅爾塔談判期間，他明确地向丘吉爾保證說，丘吉爾可以“完全信任”他的希腊政策。作為回報，斯大林希望西方列強能尊重他在巴爾干半島北部的首要地位。當英國人逐漸与美國人一道要求嚴格實施《宣言》時，他既吃惊又憤怒．斯大林在這一點上不肯讓步，認為東歐各“友好”政府是蘇聯安全的先決條件。 這一關系重大的爭端在1915年7月至8月在波茨坦舉行的下一個三國會議上變得十分清楚。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爾納斯告訴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說：“美國真誠地希望蘇聯能与友好的國家為鄰，但我們認為，它們應尋求人民的友誼，而不是尋求某一政府的友誼。因此，我們希望這些政府能代表人民。”如果貝爾納斯未察覺到他的建議從根本上說是矛盾的，斯大林准備以其粗暴的坦率開導他說：“這些國家中任何一個由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都將是反蘇的，我們不能容許。”“友好”政府和“由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之間的矛盾是大同盟在以后几個月中分裂的一個主要原因。 不過，這還是以后的事。雖然在雅爾塔的對話很坦率、談判很艱難，但會議總的來說是在友好的气氛中進行的，所達成的決議在當時也受到了歡迎，被認為是合理的、极有价值的。當時，人們并不象某些人后來所聲稱的那樣認為斯大林已得到了一個“贈品”。相反，人們普遍地對雅爾塔會議表示歡迎，認為它是大同盟的頂峰。 三、聯合國 戰時同盟國的合作隨著聯合國的成立而再次表現出來。1944年秋，在華盛頓郊區的敦巴頓橡樹園，四大“發起國”——美國、蘇聯、英國和中國—一擬定了聯合國憲章的最初草案。在1945年4月至6月在舊金山舉行的會議結束時，50個國家的代表簽署了最后的憲章，大約4個月后，波蘭也簽署了這一憲章。到1964年年底時，聯合國會員國已增加到115個（1965年3月減為114個，當時印度尼西亞退出了聯合國）。新會員國中有些是戰時的敵人或中立國，但大多數是亞洲和非洲新獨立的國家，亞非會員國在1964年時共有59個，而在1945年的51個創始會員國中，亞非會員國只有13個。 同前國際聯盟一樣，聯合國的建立是為了完成兩大任務：維護和平与安全，妥善處理國際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問題。同國際聯盟一樣，聯合國也是作為各主權國家的聯盟而建立的，它的憲章明确一規定，這個組織不得“干預基本上屬于任何國家國內管轄范圍內的事項”。 維護和平的任務主要交給安全理事會執行。安理會由11個理事國組成。其中5個是常任理事國：美國、蘇聯、英國、法國和中國。其他6個是非常任理事國，經理事會推荐，由大會選出，任期兩年。所有實質性問題的決議必須以5個常任理事國的同意票（和兩個非常任理事國的同意票）通過，因為人們已認識到，只有大國意見一致時和平才能得到維護。安理會擁有解決國際爭端的廣泛權力。它可以采用諸如調解或仲裁之類的和平方式，也可以強行實施經濟或政治制裁。如果這些措施解決不了問題，安理會還有權“通過海、陸、空部隊來采取維護或恢复國際和平所必需的行動”。為此，憲章規定成立一支由各會員國提供人員和裝備的“國際治安部時。當冷戰的破坏性影響使這一部隊無法成立時，聯合國在朝鮮、蘇伊士和剛果危机期間便依靠在此基礎上建立的軍事部隊來進行干涉活動。 冷戰大大減小了安理會的作用，因為蘇聯對所有使它与西方列強發生沖突的重大問題都行使了否決權。由于安理會不能發揮作用，聯合國大會能扮演比原先所預定的更重要的角色，因為1950年，大會被授予以下權力：在安理會因常任理事國意見不一致而不能維護國際和平及安全時，大會有權考慮安理會的事務。還應該指出，亞非國家的加入改變了大會中的均勢。所有聯合國會員國都派代表參加大會，但每國只有一個投票權。重要問題的決議必須以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其他問題上，有簡單多數票就夠了。由于亞非國家已開始构成全体會員國中的絕對多數，因此，它們的觀點顯然須予以充分的重視。 聯合國的第二個任務——反饑餓、反疾病和反愚昧——交給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執行，這一理事會制定了种种計划，這些計划的目的是要為占世界人口一半的挨餓的人提供較多的食物，治愈占世界人口八分之一的患瘧疾的人，拯救占儿童總數40％的、不滿一歲就已死去的嬰儿，教育占世界成年人總數一半的、不會讀書寫字的文盲。為了達到這些目的，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建立了許多專門机构，其中包括國際勞工組織、糧食及農業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同國際聯盟一樣，聯合國在各种非政治性活動方面十分成功。但又同國聯一樣，它在執行維持和平這一主要任務方面卻成績時好時坏。它通過提供保持友好關系的媒介，幫助防止了大國間的全面戰爭。它已制止了不涉及大國重大利益的印度尼西亞、以色列和克什米爾這些地區的戰爭。但是，它未能阻止朝鮮、阿爾及利亞、埃及和越南的一系列局部戰爭即“灌木林火”戰爭。在1962年的极度危險的古巴危机中，聯合國也沒有舉行任何磋商會議。尤其在歐洲大陸，聯合國被證明几乎是軟弱無力的。在那里，冷戰擴大了共產党集團和非共產党集團之間的鴻溝，這一鴻溝最后寬到不可逾越的程度。因此，各大國自行其是，組織了相對抗的安全防衛体系，對每次危机都獨自作出反應。同國聯一樣，聯合國的主要困難在于：在一個由主權國家組成的世界中，它能提供一台解決爭端的机器，但卻不能下令使用這台机器． 四、和平條約 聯合國成立兩個月后，日本投降，遠東的戰爭結束了。這時，獲胜的同盟國能專心致志地籌建和平。它們的外交部長在倫敦、巴黎和紐約進行了長期談判。最后于1947年2月頂日在巴黎与意大利、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和芬蘭分別簽訂了和平條約。所有這些條約都強迫戰敗國賠款，限制它們的軍隊，重新划分它們的邊界。意大利將多德卡尼斯群島讓与希腊，將薩扎尼島割給阿爾巴尼亞，將几塊小飛地讓与法國，將威尼斯朱利亞割給南斯拉夫，意大利還失去了的里雅斯特地區——這一地區被建立為“自由區”。當最后提到的這項安排直到1954年仍不能實行時，意大利便并吞了這座由意大利人占优勢的的里雅斯特城，而南斯拉夫則占領了“自由區”周圍的農村地區。意屬非洲殖民地被置于英國的暫時托管之下，它們的最終地位有待以后決定。 在巴爾干半島，保加利亞將它占領的希腊和南斯拉夫的領土歸還給了這兩個國家，但它得到了它在1919年丟失給羅馬尼亞的多布羅加南部地區。羅馬尼亞將比薩拉比亞（從1812年到1918年曾為俄國所占有）和布科維納北部地區（主要由烏克蘭人居住）讓給了蘇聯，但它收复了戰爭期間曾為匈牙利所侵占的特蘭西瓦尼亞北部地區。在東歐，還有一些不包括在衛星國條約內的領土變更，如：蘇聯從捷克斯洛伐克手中獲得烏克蘭人占多數的喀爾巴阡-拉瑟尼亞地區，并得到了三個波羅的海國家——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盡管蘇聯對這些波羅的海國家提出主權要求的理由是它們原為沙皇帝國的一部分，但西方列強仍不愿正式承認蘇聯對它們的并吞。 与這些衛星國條約的條款同樣重要的是在他們的談判中長期存在的外交上的爭論，它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和冷戰的來臨。這次談判的气氛完全不同于雅爾塔會議上的气氛，蘇朕力求為軸心國的那些現在其勢力范圍內的衛星國獲得有利的條款，而西方列強則因類似的原因而捍衛意大利的利益。到條約簽署時，意大利已被接受為西方的軍事盟國，而保加利亞、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則已成為蘇聯的忠順的衛星國。這些條約也許會因為承認了東歐的新的共產党政權而為以后的人們所記得。戰爭期間，丘吉爾時常宣稱、他決不允許蘇聯的勢力范圍向西擴展到北起什切青、南到的里雅斯特的一條線上。然而，正是西方列強在巴黎簽訂和約時同意蘇聯將其勢力范圍擴展到這條線上。這樣做時，它們承認了歐洲的一种新的均勢——在這一均勢中，布加勒斯特、索菲亞、布達佩斯与布拉格和華沙一起面向莫斯科，而不是面向巴黎和柏林。 五、東、西方沖突的根源 同盟國在簽署衛星國條約之后未能馬上与其他敵國締結相應的條約。過了几年之后，才同日本和奧地利達成和平協議，但与德國的和約仍未簽訂。調解的中止反映了東、西方之間日益嚴重的不和。這种不和在很大程度上也可用德意志帝國和日本帝國崩潰后在歐洲和亞洲出現的巨大的權力真空來予以解釋。這些真空在政治領域同在物質世界中一樣是不自然的、暫時的。很明顯，戰爭一結束它們就注定要被填補。問題僅在于由誰來填補、如何填補。 這一重大問題涉及到權力關系的根本性的再調整。即便在最好的情況下，這樣的再調整也是難以作出的、充滿危險的，正如拿破侖戰爭后的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危机所表明的那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于傳統的權力斗爭中新增了意識形態方面的爭端，權力關系再調整的進行變得更复雜、更危險。 在遠東，由于美國在對日戰爭中起主要作用，并毫不猶豫地在和平解決及戰后事務中扮演相應的角色，形勢變得很單純。在歐洲問題卻复雜得多。美國對它在歐洲的地位有矛盾情緒，因為美國人歷來討厭在和平時期卷入舊世界的事務。這种厭惡在美國民眾的立即“讓孩子們回家”的呼聲中表露出來——其實，這個任務完成得很迅速，戰后不出兩年，美國軍隊已從1200万人減為150万人。 美國的決策者們以為，由聯合國處理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恢复這類較大的問題會抵消他們從歐洲的突然撤离。他們還以為，戰爭結束時在已被解放的歐洲各國建立的臨時政權很快就會為自由選舉后產生的政府所接替。因此，他們預計，隨著蘇聯在東歐居支配地位、英國在地中海和中東居支配地位、法國在西歐居支配地位，隨著所有戰時的同盟國互相合作、牢固地控制德國，舊世界會找出公平的解決辦法。 這些設想一個一個地都被證明是沒有道理的。聯合國安理會因蘇聯行使否決權而陷于癱瘓狀態。在東歐，沒有出現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而是出現了蘇聯控制下的、略加偽裝的工具——“人民民主國家”。所預計的歐洲均勢也被打破了，因為英國和法國雖在名義上仍有“大國”的稱號，但實際上已不是蘇聯的對手。 當美國正在撤离歐洲時，蘇聯卻正在使自己在其東歐保護區內處于穩固地位。蘇聯的目標是：擴張領土，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沙皇的疆域；索取巨額賠款，以幫助補償毀滅性的戰爭破坏所造成的損失；在東歐建立能防止西方進一步入侵的“友好”政府。由于蘇聯努力追求這些目標，便与西方列強發生了直接的、愈來愈尖銳的沖突。西方列強拚命反對“人民民主國家”，認為它們代表蘇聯地方總督，而不代表有關國家的人民。作為答复，蘇聯人一再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有關希腊右派恐怖主義的報道；在希腊，雅典戰役之后的各屆政府都得到了英國的支持。正如詹姆斯·貝爾納斯所說的那樣；“每當蘇聯人遇到使他們煩惱或使他們處于守勢的問題，總是從希腊收集英國和美國的新聞報道，發動反攻，這是他們標准的工作程序”。 東、西方在德國的沖突更為嚴重，因為東、西方在那里下的賭注更大。戰爭的結束使德國沒有中央政府。有的只是地方官員，在東部甚至連地方官員也沒有，因為他們在不斷推進的蘇聯紅軍到達之前就已逃走了。為了占領德國，同盟國將它分為四個占領區：東區（蘇占區）、西北區（英占區）、南區（美占區）及与法國接壤的、較小的西南區（法占區）。柏林也同樣被划為四個區，為确保政策的一致性，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就設在這座城市里。 當占領國面對管理德國的具体問題時，它們發現各自的目標和政策根本不同。蘇聯人要求巨額賠款，還想進行一場將他們的占領區轉變為另一個“人民民主國家”的社會革命——如果可能，他們還希望這場革命能將整個德國轉變為另一個“人民民主國家”。為此，他們贊成建立一個能促進其最終的共產化、實行中央集權制的德國。同蘇聯人一樣，法國人也決意要索取大筆賠款，但他們愿意建立一個松散的聯邦，他們認為，松散的聯邦對法國安全的威脅較小。英國人和美國人同法國人一樣贊成建立一個聯邦制國家，但他們在經濟問題上反對法國人和蘇聯人。 1944年9月，羅斯福和丘吉爾接受了條件苛刻的“摩根索計划”，該計划是由美國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提出的，其目的是要把德國改變成一個工業結构大為縮小的田園式國家。盡管這一目標在當時很誘人，但最終還是被放棄了，因為這一目標無法實現，除非讓大多數德國人挨餓。當美國和英國發現必須將大量的糧食運入其人口稠密的占領區時，經濟上的現實問題變得更加明顯。大批德國難民已從東德和日耳曼少數民族在那里生活了數世紀之久的中東歐各地區源源不斷地涌入這些占領區。為了供養人數已劇增的全体居民，倫敦和華盛頓認識到必須擴大而不是壓縮德國的工業生產。蘇聯人的反應自然是對此表示怀疑和不滿。 圍繞賠償問題的爭論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先前，在1945年7月召開的波茨坦會議上，美、英、蘇三國已一致同意蘇聯應從德國得到100億美元的賠款，主要的辦法就是提取德國的國外資產，拆除蘇聯占領區內的工業設備和西方占領區內不為當地經濟所需要的工業設備。蘇聯人立即著手拆除東德的工厂，將工厂設備運回本國，同時還拿走了德國工厂當時的產品；后一种做法是違背波茨坦協定的，這也是蘇聯人不愿讓他人檢查東德經濟的原因。作為報复，美國人和英國人于1946年5月停止將他們占領區內的賠款交給蘇聯，并一再提高所允許的德國工業的水平。1946年12月，英國人和美國人又采取了下一個行動，將他們的占領區合并成一個經濟“雙占區”。 到1947年初時，對德國實行的四國管理已經失敗。為了解決沖突，四巨頭會議于1947年3月在莫斯科舉行。美國人和英國人堅決主張對德國實行經濟統一，法國人和蘇聯人則表示反對。經過6周徒勞無益的爭論之后，會議宣布休會。會議的失敗連同此時宣布的“杜魯門主義”一起被有些人認為是冷戰開始的標志。 六、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划 隨即到來的冷戰的最引人注目的表現是1947年3月杜魯門總統對希腊內戰的干預。共產党領導的游擊隊前一年秋天就已在希腊北部山區出現。重新爆發內戰的一個原因是經濟狀況太糟，使許多窮困的農民加入了起義者的隊伍。另一個原因是國際形勢日益惡化，使蘇聯集團嗽使和援助游擊隊反對英國支持的雅典政府。最后一個原因是雖然結束雅典之戰的《瓦爾基茨停戰協定》規定實行大赦和正常的政治程序，但右派分子卻不顧這一規定，迫害政治上的對手。右派分子的鎮壓十分殘酷，以致克萊門特·艾德禮首相干1945年8月5日致電雅典說，他很關心有關“右派分子違反《瓦爾基茨停戰協定》的暴行”的報道。 這些情況促使民眾大力支持起義，起義從北部山區擴大蔓延到伯羅奔尼撒半島和一些較大的島嶼。鎮壓起義可能成功的跡象似乎很不明顯，因此，希腊面臨著長期內戰的前景，存在著共產党最終獲胜的可能性。1947年2月24日，這一形勢變得十分危急，因為英國政府這時宣布它不能提供确保戰胜起義者所必需的大規模援助。如果沒有倫敦的進一步援助，雅典政權很可能無法維持到這一年年底。杜魯門總統為應付這一緊急情況宣布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原則。這一原則的主要內容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必須支持那些正在抵抗擁有武裝的少數派集團或外來壓力的征服企圖的自由民族。”杜魯門在闡述這一原則時說，“希腊的生存如今正受到威脅，”他要求國會撥出4億美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這樣，英國交出了它在希腊維持了一個世紀的首要地位，而美國則負起了阻止共產党在地中海東部擴大其影響的責任。 事實證明，這一任務比預料中的還要艱巨。美國向雅典派遣了經濟和軍事代表團；1947年3月至1919年6月間，美國為軍事上的目的大約花費了4億美元，為經濟援助大約花費了3億美元。希腊政府軍盡管得到如此慷慨的援助，還是不能制服敵人。游擊隊每當處境困難時就分散開來，在新的地方又大干起來。1947和1948年的戰役證明都是非決定性的。1949年，這种均勢發生了對希腊政府有利的決定性的轉變。由于鐵托元帥和斯大林鬧翻，鐵托封鎖了南斯拉夫邊境，阻止蘇聯向站在斯大林一邊的游擊隊提供任何援助。同時，雅典軍隊為了打一場靈活的進攻戰而不是鎮守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正在重新接受美國軍官的訓練。因此，1949年秋，國家軍隊能將游擊隊赶出他們的山區据點，并能到達和封鎖北部邊界。 在經濟領域中，与杜魯門主義相似的東西是馬歇爾計划。1947年6月5日，國務卿喬治·馬歇爾在哈佛大學講話時指出，至少在以后几年中，歐洲的需要大大超過了它的支付能力。他又說：“美國應盡最大努力幫助恢复世界正常的經濟繁榮，如果不這樣做，就不會有政治上的穩定和有保證的和平——這是符合邏輯的。”在馬歇爾主張提供援助后的第二年春天，歐洲复興計划即通常所稱的馬歇爾計划業匕已定。到1951年12月31日這一計划終止時，美國為支持馬歇爾計划的實施總共支付了125億美元。這一巨大投資和歐洲的人力物力一起，使歐洲能迅速复原，使歐洲的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超過了戰前的水平。但是，從東、西方間的關系這一角度看，馬歇爾計划是走向冷戰的最后一步。援助是不分意識形態，向所有國家提供的。然而，莫斯科卻把這种提供說成是反共產党的策略，命令曾有意接受援助的捷克人和波蘭人予以拒絕。1949年1月，莫斯科設立了經濟互助委員會（莫洛托夫計划），將它作為東歐的、与馬歇爾計划相當的東西。 這樣，共產党世界和西方世界給區分開來了。這時，冷戰已全面展開，在以后的5年中，一個又一個危机不幸地接踵而來。 七、歐洲的冷戰 為了有效地進行冷戰，東歐各共產党聯合法國和意大利的共產党，于1947年9月成立了共產党和工人党情報局。這一名稱使人想到成立這一新机构只是為了收集情報，但實際上，它重新開始了1943年5月解散的共產國際的工作。它使各成員党在反對“英美帝國主義”的斗爭中互相配合，例如，支持1947年年底由共產党控制的法國工會發起的起義性總罷工。 1948年2月，共產党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奪取了全部控制權，從而消除了西方勢力在蘇聯勢力范圍內的最后一個橋頭堡。這個小共和國早些時候已試圖在東、西方之間走一條中間道路。在外交方面，捷克人接受了蘇聯的領導，但在內政方面，他們力圖維護某些個人自由，這些自由曾使他們的國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几年中成為中東歐唯一實行民主政体的國家。當共產党人利用他們控制的警察和富于戰斗性的“行動委員會”來接管政府時，這种維持民主政体的嘗試結束了。据說，因精通西方學問而聞名的外交部長揚·馬薩里克已在1948年3月自殺身亡。5月舉行的選舉使共產党獲得了所期望的多數選票。第二個月，大戰前也領導過這個國家的年高德助的愛德華·貝奈斯總統被迫辭職。共產党領袖哥特瓦爾德接替了他的職務，這樣，除芬蘭外，整個東歐這時全在共產党的控制之下。 比共產党接管布拉格更引人注目的是始于1948年6月的拖得很久的柏林空運危机。由于蘇聯人未能勸阻英國人和美國人不建立單獨的西德政府，便采取報复行動，切斷了通往柏林西方國家三個占領區的鐵路和公路。他們這樣做的理由是：隨著柏林四國政府的結束，西方列強沒有必要再留在這座城市里。美國人進行了回擊，他們通過前所未有的空運向西方國家占領區的200万居民提供糧食、煤和其他必需品。到1949年春時，空運已取得明顯的成功，5月，蘇聯人宣布停止封鎖。是月，西德議會正式通過了即將成立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基本法》，而東德人民代表大會則完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憲法。9月，聯邦共和國在西德正式成立，第二個月，民主共和國也在東德成立。冷戰就這樣將德國切成兩半。 共產党各种好斗的表現——捷克斯洛伐克的政變、柏林的封鎖和希腊的連續不斷的內戰——使西方列強相信，有必要建立一些防御聯盟体系。1947年3月，英國和法國締結了一個軍事盟約（《敦刻爾克條約》），1948年3月，這一盟約擴大到包括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三國（《布魯塞爾條約》）。不過，很明顯，西歐如果沒有美國的援助便不可能得到保護，因而，新大陸也參与了1949年4月4日華盛頓《北大西洋公約》的簽署。這一公約包括美國、加拿大、《布魯塞爾條約》的5個參加國：意大利、葡萄牙、丹麥、冰島和挪威。后來，希腊和土耳其（1951年）以及西德（1955年）也加入了這最初的12個締約國。這一公約規定，“武裝進攻一個或更多的”締約國，無論是在歐洲、北非還是在北美，“都將被認為是對所有締約國的進攻”。最初，公約僅要求建立北大西洋理事會，但是，朝鮮戰爭的爆發促使北約組織成立了一支由一個司令部指揮的聯合防御部隊。這支部隊主要由美國提供資金。它的最高統帥也是美國人，不過各締約國按規定提供了若干師。這支部隊從未強大到足以阻止蘇聯的大規模侵略，但它能打一場代价高昂的阻滯戰，能促使蘇聯人在向西推進前三思。 其時，蘇聯已在東歐作出相應的政治和軍事安排。甚至在大戰結束前，斯大林就已与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波蘭分別締結了互助條約，到1948年時，又与前軸心國的衛星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簽訂了類似的條約。1955年5月，蘇聯与東歐各國締結了一個更正式的、更廣泛的軍事盟約。這就是《華沙條約》，它是東方集團對《北大西洋公約》所作的反應。于是，除德國外，歐洲也被冷戰切成兩半——在美國保護下武裝和組織起來的西歐和在蘇聯保護下武裝和組織起來的東歐。 八、遠東的冷戰 1950年，冷戰的焦點入歐洲轉移到遠東。這時，東方与西方在歐洲已成均勢。但是，遠東的均勢卻為一個重大發展——共產党在中國的胜利——一所打破。正如布爾什維克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副產品一樣，中國共產党的革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副產品。 蔣介石在1928年就已成為中國的主人，但從一開始起，他的國民党政權就受到了兩大不共戴天之敵—一國內的共產党人和國外的日本人——的威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的處境變得特別困難。這個國家被分割成三部分：由日本人控制、由南京傀儡政府進行管理的東部，由以延安為首都的共產党人控制的西北部，由以重慶為首都的蔣介石的民族主義政府統治的西部和西南部。 蔣介石的政權正是在戰爭的几年中遭到了無可彌補的破坏。以往，蔣介石一向依靠保守的地主階級和較開明的大商人的支持。日本人侵占東部沿海地區時，大商人多半被消滅，蔣介石只剩下內地自私自利的、目光短淺的地主的支持。他的政府變得越來越腐敗，不能對遭連年戰爭蹂躪并因此而覺悟起來的農民的需求作出反應。共產党人則与日益腐敗的國民党截然不同，在他們控制的地區實行土地改革，從而贏得了農民群眾的支持。他們還有一個紀律嚴明、十分有效的組織，這一組織使他們控制的地區擺脫政治和經濟混亂、恢复秩序。此外，他們還比民族主義者更成功地將自己描繪成是為赶走外國侵略者、恢复中國的統一、自尊和偉大而獻身的愛國主義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的形勢就是如此。日本的投降使民族主義者和共產党人為接管日本人在中國的占領區而展開激烈的爭奪。共產党人命令他們的軍隊接管日本人占領的地區，蔣介石立刻取消了這些命令，堅持認為，沒有他的命令共產党人不得采取任何行動。但共產党人并不理睬他，于是，共產党軍隊和國民党軍隊之間發生了沖突。隨著內戰的迫近，美國派來了一個以喬治·馬歇爾將軍為首的代表團，企圖使雙方通過談判達成解決辦法。但無論哪一方都不能克服自己對另一方的恐懼和怀疑，馬歇爾的調解失敗了。到1947年時，最后的較量已即將到來。 共產党人占領了大城市周圍的農村，他們得到了蘇聯人的支持，蘇聯人將日本人在滿洲交出的武器轉交給了他們。民族主義者由于得到美國海、空軍在運輸方面提供的幫助，占領了包括南京在內的各大城市，還速調軍隊北上進入滿洲。后一行動在戰略上是一大失策。國民党軍隊發現自己在滿洲處于無法防守的境地，不得不于1948年秋向中國紅軍投降。一連串類似的軍事失敗很快接踵而來。共產党軍隊從滿洲突然發起猛攻，攻克了華北各大城市。到1949年4月時，他們已在橫渡長江，向華南地區成扇形展開。當時，美國駐南京大使向華盛頓報告說：“共產党之所以能极為輕易地渡過長江，是因為〔國民党〕丟失了一些极重要的据點、最高指揮部意見不一、空軍未能給予有效的支持。” 共產党的強大軍隊在南方甚至比在北方推進得更迅速。到1949年年底時，它已占領整個中國大陸。蔣介石逃往台灣島，而共產党領導人毛澤東則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實際上，也是世界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1949年以后的几年中，共產党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了中國。他們強行推行一种統一的、全能的結构，并將它擴大到每個城市、每個村庄和每個家庭，以取代過去那种權力分散的松弛的政治狀態。在這一結构頂端的共產党人能深入到每個公民中去，安排他們從事新的工作，迫使他們以新的方式生活和思維。他們削弱陳舊的家庭体制、結束婦女的低下地位、無視古老的經典而支持有助于建設新社會的新的文學藝術，從而根除了傳統的儒家文化。由于共產党人的管轄達到如此嚴密的程度、他們的工作效率又如此之高，他們能在短短几年內實現農業集体化并大大地加速工業化。而這，又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的一大強國，被人不安地看作是一個令人畏懼的好斗的國家，而不是一個被授以貪婪的目光、即將被瓜分的弱國。 這一巨大變化影響到整個世界。華盛頓和其他首都都在密切注視著新中國，尤其是在它介入朝鮮、西藏和印度北部的戰爭之后。莫斯科同樣地關注著中國，特別是在赫魯曉夫和毛澤東之間出現歷史性的分裂以后。那些不發達的獨立國家也很有興趣地注意著中國——注意著中國共產党為了自力更生地改善中國的境況而正采取的种种辦法。中國的人口极其眾多——据北京國家統計局統計，1953年時的人口為582603417人——因此，即使中國仍是一個不發達國家，它也會是世界上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當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進入一個极為生气勃勃的階段時——中國1949年時的情況就是如此——人們完全有理由斷言，世界歷史上已出現一個轉折點。 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胜利對美國來說是一大失敗。不過在日本，戰后的占領由美國作主。日本与德國大不相同，由同盟國的一個最高指揮部管轄；該指揮部包括了各同盟國的代表。最高指揮官麥克阿瑟將軍和絕大部分占領軍都是美國人。 麥克阿瑟下達的命令是：解除這個國家的武裝、使它非軍事化，發展民主制度，建立一种能獨立存在和發展的經濟。因此，他遣散了帝國的陸軍和海軍，取締了愛國主義組織，剝奪了加在天皇裕仁身上的神性，除去了教育中的軍國主義成分。1947年，他頒布了一部將天皇的統治權轉交給人民、保障個人權利、允許婦女与男人享有同等地位的民主主義憲法。在經濟領域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大規模地重新分配土地。到1952年時，90%的可耕地已歸從前的佃戶所有。但是，搞垮曾控制了戰前的工業、財政和對外貿易的財闊的嘗試卻不太成功。最初的反財閥措施被廢除，因為人們認為這些措施阻礙了經濟的恢复。 盡管對日本的占領遠不象共產党在中國造成的大變動那樣具有革命性，但還是對這個國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日本人以往一向愿意接受外國的方式，但從未達到過他們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有的程度。在這場斗爭中遭受的巨大失敗使人們對舊秩序產生了怀疑。年輕的一代在尋找新的模式、新的領袖，而且他們這樣做受到了很大的鼓勵。 到1951年即這一占領已達到其大部分目的時，美國和大多數同盟國与日本締結了和約，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和蘇聯不在締約國之內，它們認為和約的條款過于寬厚。和約恢复了日本的主權，但這一主權僅限于日本的四個大島。和約除了允許美國在日本保留軍事基地外，對日本沒有任何軍事或經濟限制。美國還獲得了對琉球群島、小笠原群島和日本原太平洋托管他的托管權。日本除了放棄台灣外，還讓出了千島群島和薩哈林島南部（千島群島和薩哈林島南部已划給蘇聯），但是，以后如何處置這些島嶼的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實際上，這一和約使日本成為美國在遠東陣地的主要堡壘。為了支持這一堡壘，美國在戰后的頭6年中花費了約20億美元。由于美國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期間需要各种商品，日本取得了十分惊人的經濟進步，到1970年時，它已成為僅次于美國和蘇聯的世界第三大工業強國。 當時，在遠東同在歐洲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出現了冷戰。蘇聯支持毛澤東，盡管這种支持來遲了些，美國則妄想讓蔣介石繼續充當中國的統治者。相反，在日本，美國對占領起了決定性影響，并利用這种占領進一步為自己謀利，蘇聯代表則進行抗議，盡管這种抗議不起作用。一旦在中國和日本使上述結局明顯地穩定下來，便出現了國務卿迪安·艾奇遜所說的象在歐洲一樣“結束混亂”、形成均勢這种希望。1950年，當朝鮮爆發戰爭、冷戰變為熱戰時，這种希望破滅了。 九、朝鮮的熱戰 朝鮮的悲劇在于：它的地理位置使它成為中國和日本之間的一座天然橋梁。中國和日本曾多次為爭奪朝鮮而交戰，俄國偶爾也為爭奪朝鮮而參戰。從1895年起——正式地說從1910年起——朝鮮已在日本人的統治之下。此后，它實際上是一個殖民地，不過，獨特的是它由亞洲人而不是由歐洲人統治。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1943年的開羅會議上，美國、英國和中國宣布，朝鮮應“在适當的時候”再次獲得自由和獨立。但是，日本30余年的統治使朝鮮缺乏自治所必需的經驗。因此，獲胜的同盟國決定，在不超過5年的時間內，朝鮮雖然獨立，但仍由美國、蘇聯、英國和中國托管。 隨著日本的投降，美國和蘇聯軍隊源源不斷地開入朝鮮。為了軍事上的方便起見，他們將北緯38度線定為其軍事行動的分界線。同在德國一樣，冷戰的到來使分割朝鮮的這一臨時分界線牢牢地固定下來。蘇聯人在他們的占領區建立了一個由共產主義新人民党控制的政權，美國人則在南方依賴說英語的朝鮮人，這些人通常都是保守的上層階級的成員。1948年8月，“大韓民國”在南方宣告成立，由李承晚博士任總統。一個月后，北朝鮮人也成立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金日成任首相。 這兩位領導人本身就是兩大占領區之間根本差別的象征。金日成當時只有30多歲，是莫斯科培養的朝鮮共產党的書記，從1931年起，一直是反日的地下抵抗組織的戰士。李承晚是一位70多歲的老資格的政治家，從20世紀初起，就在同日本人作戰。他是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生，是伍德羅·威爾遜的學生和信徒，是衛理公會派的傳教土，曾作為朝鮮流亡政府的首腦在中國和美國生活了几十年。聯合國的一個委員會曾企圖在分別以金日成和李承晚為首的兩個政權之間進行調解，但沒有成功。這兩位領導人互相极力反感，因此，1949年9月，這個委員會警告說，朝鮮有爆發內戰的危險。 1950年6月24日，內戰真的爆發了，當時，北朝鮮軍隊為了“解放”南朝鮮，突然越過了三八線。几小時之內，聯合國的那個委員會報告說。南朝鮮已成為侵略的犧牲品。第二天，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美國提出的要求立即停火、要求北朝鮮軍隊撤回到三八線以北的提案。同天下午和第二天，杜魯門總統与他的顧問們協商，決定給南朝鮮以全面的軍事援助。6月27日，安理會要求聯合國會員國“向大韓民國提供擊退武裝進攻、恢复該地區的國際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援助。”于是，聯合國在其短暫的歷史上第一次決定使用武力。安理會的決定之所以能獲得通過，僅僅是因為蘇聯為了抗議安理會不准共產党中國取代民族主義中國加入聯合國而暫時拒絕參加安理會會議。 聯合國有40個會員國響應安理會的呼吁，提供了糧食、運輸工具和醫療隊，有些會員國還提供了作戰部隊。但是，作出主要貢獻的，除南朝鮮之外，便是美國了，麥克阿瑟將軍擔任了總司令。朝鮮戰爭可分為兩個階段——中國介入前為第一階段，中國介入后為第二階段。第一階段開始時，北朝鮮軍隊迅猛地長驅直入到离半島南端的釜山港不到50哩的地方。此后，1950年9月14日，一支美國軍隊在仁川登陸，遠遠地向三八線附近的海岸推進，并在12天內奪回了南朝鮮首都漢城。北朝鮮軍隊因其交通線被切斷，倉卒地向后撤退，正如他們先前輕率地向前推進一樣。到9月底時，聯合國軍隊已到達三八線。 這時的問題是要不要越過三八線。由于擁有否決權的蘇聯已回到安理會，這一問題被轉交給聯合國大會。1950年10月7日，大會決定“……為在朝鮮這一主權國家建立一個統一的、獨立的民主政府而采取一切有組織的行動”。第二天，美軍越過三八線，迅速地占領了北朝鮮首都平壤。到11月22日時，他們已到達朝鮮和中國滿洲之間的分界線鴨綠江。 此時，隨著中國“志愿軍”在蘇聯制造的噴气式飛机的支持下發起大規模進攻，朝鮮戰爭開始進入第二階段。中國軍隊迅速地向南推進，看上去就象在重复戰爭的第一階段。1951年1月初，他們重新占領了漢城，但聯合國軍隊這時恢复并堅守陣地。3月，漢城再次易主，到6月時，戰線大体上固定在三八線一帶。戰爭第二階段最重要的特點是：盡管中國和美國都卷入了戰爭，但戰爭還是被嚴格地限制在局部地區。這种情況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美國和中國都不認為朝鮮的未來是真正關系到重大的民族利益的問題。因此，美國沒有使用原子彈，蘇聯也沒有出兵。戰爭保持在一個“小事件”的水平上，盡管戰爭的規模很大。 到1951年年中時，很明顯，整個戰線已處于僵持狀態。大規模的戰斗逐漸停止了，停戰談判開始進行。經過兩年激烈的、時常中斷的談判之后，1953年7月27日，交戰雙方締結了一個停戰協定。協定的條款反映了軍事上的僵持狀態。南、北朝鮮之間的分界線大体上仍与戰前相同。西方列強成功地遏制了朝鮮的共產主義，維護了聯合國的權威。中國人保衛了北朝鮮，使它成為滿洲和西方勢力范圍之間的一個由共產党統治的緩沖國。當時，朝鮮的大部分農村已遭破坏，大約10%的朝鮮人已被打死。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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