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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日本在迅速西方化方面取得成功的真正秘密的歷史學家，也掌握著遠東近代歷史的線索。 費正清 遠東是歐亞大陸上最后受到歐洲擴張影響的主要地區。中國和日本之所以在俄國、近東和印度之后才受到這一影響，是由于各种因素。首要的也是最明顯的事實是，遠東明确地說是歐亞大陸上距歐洲最遠的部分。中國和日本并不象俄國和奧斯曼帝國那樣与歐洲相鄰；它們較之印度在更東和更北面。或許遠東這兩個國家政治上的團結比地理上的孤立更為重要。歐洲入侵者不能在中國和日本實施分而治之的政策，而這一政策在印度卻非常有效。在中國和日本，沒有可唆使其反對北京和東京中央政府的獨立的地方統治者。而且，由于這兩個政府推行強硬的閉關自守政策，這里也沒有潛在的第五縱隊可讓歐洲人利用。日本大批基督教皈依者在17世紀中已被無情地消滅，中日兩國与外部世界的貿易也被硬性削減，從而阻止了中、日國內同印度一樣的人數頗多的商人階級的發展，因為中國和日本商人同外國公司的聯系多于同本國政府的聯系。 因此，遠東這兩個國家能將它們同歐洲的聯系限制在嚴格監督下的、僅僅是斷斷續續的貿易之中。但到19世紀中葉，這一形勢發生了突然而劇烈的變化。首先是中國，然后是日本，被迫敞開國門，接受西万的商人、傳教士、領事和炮艦。這沖擊并不象在印度那樣勢不可擋；在印度，一個被征服的民族几乎沒有机會對外國文化中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挑挑揀揀。但是，這兩個遠東國家都受到了根本的影響，不過是以完全本同的方式。日本能采納和利用西方強國的原則，并將它們用于自衛及后來的勢力擴張。相形之下，中國卻不能以已改變的西方方式重新組織自己。另一方面，中國太大，太具凝聚力，不可能象印度和東南亞國家那樣被徹底征服。這樣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甚至在此之后的數十年中，中國仍處在動蕩不定的狀態之中。 一、中國的開放 4000多年中，中國人在歐亞大陸的最東端發展起一個獨特、自治的社會。這一社會同亞洲其他社會一樣，以農業而不是商業為基礎，由地主和官僚而不是商人和政治家統治。正是這一明顯地自給自足、自滿自足的社會認為世界上其他社會都是低下的、從屬的社會。 1514年，當葡萄牙人出現在東南海岸附近的海面上時，中國人首次開始了同西方的直接交往。繼葡萄牙人之后是荷蘭人和英國人，他們也是由海路到達中國；而在北面出現了俄羅斯人，他們最從陸路到達阿穆爾河流域的。中國人堅決避免同所有這些人侵者親近（見第四章第四節）。他們將貿易關系限制在少數几個港口，拒絕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外交關系。事實上，中國人對外部世界毫無興趣。這表現在他們對歐洲和歐洲人一無所知方面。他們几乎不知道歐洲的位置，而且也很少問津。關于歐洲的各個民族，他們完全混淆不清，只是籠統地將他們稱為“長鼻子蠻族”。他們認為不需要任何歐洲產品；這一點，乾隆皇帝在1793年給喬治三世的著名的信中曾煞費苦心地加以闡明（見第九章第三節所引）。 由于中國人閉關自守、驕傲自滿，三次災難性的戰爭使他們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第一次是1839-1842年同英國的戰爭，第二次是1856－1858年同英、法的戰爭，第三次是1895年同日本的戰爭。在這些戰爭中所遭到的恥辱性失敗，迫使中國人打開大門，結束他們對西方的屈尊態度，重新評价自己的傳統文明。其結果是入侵和反入侵的連鎖反應；它產生了一個新中國，產生了至今震撼著遠東和全球的影響。 英國之所以能率先打開中國的大門，是因為它在印度擁有強大的基地，并控制著諸海洋。英國強行挑起爭端的主要目的是要除去中國設在經商道路上的無數障礙。不應忘記，英國人到19世紀中葉几乎已開始相信有一种在世界各地經商的神圣權力，并認為一些政府禁止自己的國家自由貿易是不合自然規律、應受譴責的。 促使中、英兩國交戰的直接問題是鴉片貿易。17世紀，歐洲水手將吸鴉片的惡習傳入中國，這一惡習便從各港口迅速蔓延開來。中國人對鴉片的需求解決了英國支付中國產品的貨款問題。在此之前，英國人一向不得不主要支付黃金和白銀，因為中國人對西方的商品很少感興趣。但現在，鴉片市場完全改變了貿易差額，而對英國人有利。北京政府曾于1729年和1799年頒布法令，禁止鴉片進口。但這一貿易非常有利可圖，以致中國官員接受賄賂，允許走私。到1833年時，這一罪惡的貿易已達年值1500万美元。 當中國人試圖強行禁止鴉片交易時，便爆發了第一次中英戰爭，即通常所稱的鴉片戰爭。皇帝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事實證明他是一個堅定正直的人。林則徐查封了2万箱价值600万美元的鴉片，并當眾予以銷毀。這一舉動引起的糾紛導致了中國戰船与英國戰艦的沖突21839年11月，戰爭爆發了。以后的戰爭過程清楚地表明了中國人的毫無希望的軍事劣勢。英國人僅以一支分艦隊和數千人便能隨意占領一個又一個港口。中國人英勇作戰，他們的守衛隊常常戰斗到最后一個人。但是，英中兩國的力量差距比西班牙征服者和阿茲特克人之間的力量差距還要大得多。16至17世紀，歐洲的軍艦和大炮已得到巨大發展，而中國人的軍事技術仍停留在比阿茲特克人的技術高不了多少的水平上。1842年，北京政府宣布投降，接受了《南京條約》，這是后來蚕食中國大部分主權的長長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的第一個。 按照《南京條約》，中國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并開放五個對外通商口岸——廣州、福州、宁波、廈門和上海。英國領事可以居留于這些港口，英國商人也可以在此租借土地，用于居住和經商。中國還同意實行一种按照价值的5％固定下來的統一關稅，若要變動這一關稅，須經雙方同意。這一條款剝奪了中國的關稅自治權，因而控制了中國的國家歲入。此外，第二年締結了一個補充條約，承認英國人在刑事案件方面的治外法權；條約還包括一項最惠國條款，保證英國人享有中國在將來准予其他國家享受的任何附加特權。當時，可能雙方都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些條款最終將導致一种复雜局面：外國居住區和租界遍及全國各地，它們全都成為外國政府管轄下的外國城市。 《南京條約》并未結束中國人和歐洲人之間的摩擦。歐洲人感到很失望，因為通商口岸的開放并沒有帶來他們所期望的那么大的貿易擴張。他們認為，補救的辦法是獲得更多的租界。曼徹斯特商會聲稱：“我們同中國的貿易直到買賣權擴展到我們現在所局限的港口以外的地方，才能得到充分發展。”另一方面，中國人卻認為，這些條約承認的特權太多，因此經常不履行條約所規定的義務。此外，當時歐洲商人和許多聲名狼藉的冒險家成群結隊地來到通商口岸，這在中國人中激起了強烈的排外情緒。1841年，廣東地區張貼了一張布告，以強有力的措詞表達了這种感情。在向“難以對付的野蠻的狗和羊”提出抗議之后，布告反問道：“盡管你們已侵入我們的內河……，但你們有什么本領？……除你們的船是堅固的，炮火是猛烈的，火箭是強大的以外，你們還有什么其他本領嗎？”然后，布告威脅外國人說，假如他們繼續留在中國，結果將是最為可怕的。“如果我們不徹底消滅你們這些豬、狗的話，我們就不是頂天立地的勇敢的中國人。……我們一定要殺了你們，砍掉你們的腦袋，燒死你們。” 由于雙方存在著這樣的情緒，1856年再次爆發戰爭就毫不奇怪了。這次戰爭的起因是中國官員關押了一艘懸挂英國國旗的中國船只上的中國水手。當北京政府拒絕釋放這些水手時，英國人轟炸了廣東。法國人以一位法國牧師被殺為借口，也加入了這次戰爭。英國人的行動因印度爆發兵變而推遲了一段時間。但是，當援兵一到，英法聯軍如同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一樣不可抗拒。1858年6月，中國人被迫簽訂了《天津條約》，但他們拒絕執行條款，拖延正式批准的時間。英法聯軍再次發動進攻，1860年占領了首都，迫使中國簽訂了《北京條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又開放了沿海和內地的几個通商口岸，再次明确并擴大了治外法權，允許在北京設立外國公使館和在全國各地建立基督教傳教團。人們應該回想起，也正是在這時，俄國人趁中國危難之際，通過外交手段獲得了阿穆爾河流域和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領土。（見第十三章第三節） 中國遭受的第三次失敗是最為恥辱的，因為這次是敗在鄰近小國日本的手下。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們將看到，日本人和中國人大不相同，他們已有能力使西方技術适應他們的需要，有能力建立一支有效的軍事力量。在達到其他東方國家當時所不能達到的水平之后，日本這時便迫使朝鮮接受一些內容不十分明确的要求。傳統上，朝鮮人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但他們還定期向日本納貢。因此，1894年，當朝鮮為鎮壓起義請求援助、中國為此向那里派遣一支小部隊時，日本人的一支海軍分遣隊也登陸了。兩支軍隊發生沖突，1894年8月，中日雙方正式宣戰。中國軍隊又輕易地被擊潰了，1895年4月，北京不得不接受了《馬關條約》。條約的條款要求中國賠款，承認朝鮮獨立，割讓台灣島、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給日本，并再開放四丁通商口岸。歐洲某些強國對在中國出現一個新的租界競爭對手极為不滿。因此，俄國、法國和德國聯合提出將戰略要地遼東半島歸還給中國的要求，日本勉強地接受了這一要求。 日本人的戰爭給中國的傲慢和自滿以毀滅性的打擊。這個大帝國在受輕視的、配備以現代戰爭武器的鄰國面前顯得十分無能。而且，早几年，歐洲列強趁中國衰弱之際，吞并了傳統上承認北京宗主權的邊遠地區。俄國侵占了阿穆爾河流域、沿海各省，一時還占領了中亞伊犁河地區。法國和英國分別占領了印度支那和緬甸，日本在朝鮮戰胜中國、确立了自己的优勢，接著又于1910年完全吞并了這個國家。除獲得這些領土外，西方國家還將中國本身划分成若干勢力范圍；在這些勢力范圍內，列強的政治和經濟最高權力得到承認。這樣，云南和印度支那邊境地區變成了法國的勢力范圍，廣東、長江流域和兩者之間的廣大地區是英國的勢力范圍，滿洲、山東和福建分別成為俄國、德國和日本的勢力范圍。 中國19世紀末的狀況同奧斯曼帝國的狀況大致相同。正如歐洲列強并吞土耳其從前的從屬地區即外多瑙河地區、俄國南部、埃及和北非一樣，這些列強也并存了中國從前的從屬地區如印度支那、緬甸、朝鮮和阿穆爾河流域。而且，西方對中國帝國其余省份的控制比對奧斯曼帝國其余省份的控制更加直接，更加廣泛。歐洲的炮艦可在中國的內河上巡邏，而土耳其人卻控制著他們的海峽。當歐洲人在奧斯曼帝國享有治外法權時，他們對土耳其人的宗主權的侵犯從未達到他們在中國各租界、尤其在上海公共租界對中國人的宗主權的侵犯程度，一般說來，歐洲以控制土耳其的相同方式控制了中國，不過這一控制在中國更直接、更廣泛。另一方面，中國又不象印度那樣被徹底征服和受外國人的直接統治。這一區別的主要原因在于，這時中國無防御能力已變得十分明顯，不止一個強國對這個國家感興趣，因此，沒有一個國家擁有英國19世紀早期在印度所享有并利用的那种行動自由權。 19世紀后半葉中國所經受的屈辱和災難使傳統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中國進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重新評价和重新組織。下面我們將沿著這一過程的軌跡，看看中國人是怎樣慢慢地、勉強地試圖首先在軍事領域，其次在經濟領域，再次在社會和文化領域，最后在政治領域仿效西方模式的。 二、軍事影響 中英鴉片戰爭期間，有位是中國皇帝的親戚的軍事將領想出一個打敗西方蠻族的計划。他建議在猴子的背后挂上鞭炮，然后把猴子拋到停泊在岸邊的英國軍艦的甲板上。這個計划被批准后，19只猴子關在籠子里被帶到了中國人的司令部，但卻找不到一個敢到英國軍艦的射程內去拋猴子的人。 這一事件反映出19世紀中葉中、西方軍事技術方面的奇异的差別。中國總督林則徐曾試圖禁止鴉片流入國內，并頂住了英國人的第一次強攻，但他也認識到外國軍事力量的优勢。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寫道，同英國軍艦抗衡是不可能的，并斷定：“船只、大炮和水軍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但林則徐決不愿意散布這些觀點。“我只請你對此保密”，他這樣要求他的朋友，“千万不要告訴別人。” 他不愿意公開這些觀點，說明他擔心這會在同僚和上司中引起敵對反應。這种擔心決不是沒有道理的。統治中國的士大夫除少數人外仍然极其厭惡和藐視西方的一切。雖然失敗的打擊迫使他們采取某些措施，效仿西方的武器和技術，但在實際中他們只是做做樣子而已。官吏們在机械事務方面的無能已無可救藥，縱然他們真誠地想模仿西方——從根本上說，他們并不想模仿西方。因而，在1842年到1858年兩次戰爭之間的十几年中，中國面對歐洲擴張主義的挑戰几乎沒有做什么。 三、經濟影響 在西方列強手下遭到的第二次失敗，使中國少數有遠見的知識分子再次重新考慮他們傳統的准則和政策。他們的對策是所謂的“自強”運動。這一詞語本身出自儒家經典著作，在19世紀60年代，用來相通過移植西方的机械制造來保護中國文明。在這一點上，中國的領導者這時已准備超越純軍事范疇，廣泛地將鐵路、輪船航線、机械工厂和應用科學包括在內。用當時一位改革者的話來說，“中國應獲得西方在武器和机械方面的优勢，但仍保持中國的儒家道德至尊地位。”這一“自治”運動注定要失敗，因為它所基于的基本設想是荒謬的。西方化不可能是一個不徹底的過程，要么完全照抄，要么全盤否定。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導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因此，西方的科學不可能用來維護儒家文明，相反，必將削弱這一文明。 部分現代化的謬論對中國保守的士大夫來說是明了的，他們因而拒絕全盤西方化。由于他們占中國統治階級的絕大多數，他們有效地阻止了使中國的經濟現代化的企圖，正如他們早些時候阻止軍事現代化的企圖一樣。一個由120名穿長袍的學生組成的留學生團的命運可以作為例子說明他們的影響；1872年，中國派這些學生去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學校學習。為了讓中國這些未來的現代化人物准備傳統的經典著作的考試——這仍是走上仕途的一個先決條件——這些學生由舊式的中國老師陪伴著。而他們采取的每一項措施都是為了确保同西方的這一前所未有的接触不會玷污這些青年學生的儒家道德。盡管他們采取了周密的預防措施，對從事這一事業的明智与否和必要性還是大為擔憂，最后，在學習計划完成之前，保守力量于1881年將整個留學生團召回國。 類似的態度還妨礙了极少數人的工業化的企圖。例如，為了建造輪船，將長江三角洲的稻米運往北方首都，1872年成立了輪船招商局。由于船隊需要煤，1878年，天津以北的開平礦務局開局。為了運輸這些煤炭，1881年，中國第一條永久性鐵路開始使用。這几家企業聯合在一起，有很好的經濟基礎，原本很可能興旺發達。但是，它們的主管人員按照中國的傳統方式，用人處事不是為企業考慮，而是從自己家族出發。他們任命貧窮的親戚和貪婪的親信擔任各种職務，結果，這些企業負債累累，最后為外國人所控制。 中國在振興經濟和改建軍隊方面的失敗，必然導致西方与日俱增的滲透和控制。歐洲列強向北京政府提供了許多貸款，但貸款前它們常常施加壓力、以准許債權人控制中國部分經濟為貸款條件。歐洲列強在中國各港口獲取租界是它們施加經濟影響的另一手段。最大的租界是上海“公共租界”，它已發展成一個獨立自主的城市國家；在那里，中國的法律不适用，中國的法院和警察設有管轄權。這些租界极大地影響了中國的經濟。中國的經濟以往一向是自給自足、以田地為基礎，但現在，它愈來愈依賴外國人控制的沿海城市，尤其是上海。西方列強除了控制沿岸港口外，還控制了一些大的內河航道，他們維持著几支炮艦艦隊，在從上海到重慶1500哩長的、橫穿中國中心的長江中巡邏。實際上，英國海軍中有位軍官還擁有“長江海軍少將”的頭銜，這一頭銜是頗能說明問題的。 四、社會和文化影響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國對西方挑戰的反應從軍事和經濟領域擴大到社會和文化領域。這种擴大反映在中國人選來翻譯的西方書籍的類別有了改變。在185O年到1899年這段時期中，中國人所翻譯的自然科學、尤其是應用科學方面的著作在數量上超過了社會科學和古典文學方面的著作，比例為四比一；1902年到1904年的兩年中，后者卻以二比一的比例超過了前者；而在1912年到1940年這一時期中，得到翻譯的社會科學和古典文學方面的著作比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方面的著作多兩倍。 這一興趣轉變的一個原因是1894-1895年日本打敗了中國，使居統治地位的土大夫階層的傲慢和自滿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另一個原因是西方大規模的、似乎不可抗拒的入侵。中日戰爭以后的几年中，這种入侵在各個領域都達到很大的規模，使中國的生存似乎都受到威脅。結果，愈來愈多的中國領導人被迫得出這樣的結論：重大的變革是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而且這种變革不能僅限于軍事和經濟方面。此外，西方在滲透過程中創造了有利于變革的力量和條件。 外國商業擴大到中國內地，促進了中國商人階級的發展，他們不久就接管了西方商品的銷售。早在1869年，英國一位官員說道：“由于在語言上占优勢、擁有市場、開支較低，中國人几乎壟斷了商業經營。”后來，中國制造商開始建造火柴厂、面粉厂、紗厂和紡絲厂。這些新的經濟領導人往往是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他們不喜歡歐洲的統治，因為這种統治授与外國商業競爭者以特權。但他們也不太喜歡北京反動的帝國朝廷，因為它既不有效地抵抗外國人，也不去了解現代經濟的性質和需要。因此，這些中國商人認為無需忠于北京的滿族政權，就象印度商人早先認為無需忠于德里的莫臥儿政權一樣。結果，正是他們提供了促進革命的民族主義運動的動力，這一運動在動世紀初發展起來。第一次排外運動由沿海城市發動，推翻滿清王朝的1911年革命也爆發在這些城市里，所有這些都不是偶然的。 中國的這一危險形勢也影響了居統治地位的士大夫，不過他們是被迫傾向于改良而非傾向于革命。他們由于自己的官位和既得利益，只需要“傳統范圍內的改革。”他們仍然認為，改革中國的儒家文明，就可以滿足現代的需要。這种觀點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激進的廣東學者康有為（1858-1927年），他以其論著《孔子改制考》而震惊同僚。這部反傳統觀念的著作將孔子描寫成人民權利而不是帝國權力的維護者。康有為的一位弟子在下面這段話中清楚地說明了這一激進觀點： 一般說來，當帝國的權力來自一個人時，它便軟弱；而當它來自千百万人民時則強大。……如果學者、商人和老百姓都能關心民族的危難，那么，這樣的人民將是聰明的，否則是愚昧的。因此，如果我們不依靠人民的權威，就不可能變精神渙散為精誠團結、變無知為智慧。 這种擁護人民權利、提倡人民參政的主張對中國來說是新東西。以柱，西方的民主和民族主義觀念在中國顯然一向是不存在的。相反，中國強調的是家庭；就更廣泛的忠誠而言，它采取“文化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的形式。所謂文化主義，指的是要對本土文化傳統有息息相關之感，中國人簡單地認為這是對付外國野蠻行為的唯一可取的方法。中國的士大夫統治階級沉緬于這一傳統，其中許多人仍公開宣稱，“宁愿看到民族滅亡，也不愿看到其生活方式改變”。但是，与這一傳統的文化主義的保守政策相反，維新派領導人這時則肯定西方的革命觀念。“什么是民族主義呢？”一位改革者問道。“民族主義就是：在所有地方，同一种族、同一語言、同一信仰、同一習俗的人民互相之間都視為兄弟，并為獨立和自治而努力，建立一個為公眾謀福利、反對其他种族侵犯的更為完善的政府。……如果我們想在中國提倡民族主義的話，那么，除通過人民的革新以外決無別的辦法。” 五、政治影響 1895年中國敗給日本人之后，維新派代言人便找到了發言的机會。他們使年輕的光緒皇帝傾听他們的意見；光緒皇帝暫且擺脫了皇太后慈禧的影響。慈禧自1860年以來一直決定著中國的政策，但現在，維新派已將皇帝爭取到他們那一邊。皇帝對他們的口頭和書面奏章印象极深，1898年夏頒發了一系列徹底的改革法令；那段日子稱為“百日維新”。這些法令將使中國社會的大多數方面能得到基本的改革。許多閒職將被取消；地方政府將更加集中在北京的領導之下；新學校將傳播歐洲的學風西方式的生產方法將受到鼓勵，國家將按西方的方式建立一支由應征入伍者組成的軍隊。 但是，這些措施始終停留在紙上。維新派缺乏經驗，他們的法令只得讓內心极不贊成的保守官僚去貫徹。維新派确信，不除掉反對派領導人，他們的計划必將失敗，因此，他們密謀策划，企圖除掉皇太后和她周圍的頑固分子。但是，皇太后卻先行一步，她在軍隊的支持下發動政變，廢黜了不幸的皇帝。然后宣布由她自己攝政，廢除所有的改革法令，殺害了六位維新派領導人。 “百日維新”的失敗使保守派獲得了所有的權力。他們積极、熱忱地引導社會和政治上對外國人的不滿情緒。排外的秘密團体在朝廷保守派和地方統治者的鼓動下，組織了地方民兵以反對外國的侵略。這些團体中最為著名的是義和團，即人們通稱的義和拳。義和團因得到官方的默許開始襲擊外國人，到1900年時，華北的許多中國基督教徒和外國人被殺。當歐洲海軍分遣隊開始在天津登陸時，義和團便向所有的外國人宣戰，并且包圍了北京的外國公使館。但几個月內，八國聯軍救出了公使館人員，帝國朝廷逃离首都。中國再次被迫接受喪權辱國的和約，其條款包括進一步承認商業特許權和賠款33，300万美元。 “百日維新”和義和團運動的失敗清楚地表明，試圖通過自上而下的改良來使中國現代化是無效的。唯一的辦法是從下面進行革命；1911年爆發了這一革命，它最終推翻了滿清王朝，以共和政体來取代。 革命派的領導人和思想家是孫中山博士（1866—1925年）。同前著名的維新派領導人相比，孫是一位奇特的人物。他并不是上流社會的文人，事實上，他所受到的西方教育并不少于他所受到的中國教育，因此，他在傳統經典著作方面的知識很不牢固。孫中山出身于廣東三角洲；這里受外國影響的時間長于中國其他任何地區。他13歲時來到在檀香山的哥哥那里，住了五年，并在一所英國教會寄宿學校念完了中學。然后，他進了香港女王書院，畢業后又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1892年獲得醫學學位。因此，孫中山受到的是良好的、科學的教育，他完全可以憑著這一點獲得財富和地位；但他卻同窮人在一起，總是為窮人的福利牽腸挂肚。“我是一個苦力，一個苦力的儿子”，有一次他這樣宣稱。“我出身貧窮，現在仍是個窮人。我始終同情那些為生計而掙扎的民眾。” 孫中山怀著這种感情，不久便离開了自己的職業。1895年中國慘敗于日本這一點使他确信，這個國家的政府已腐敗透頂，只有革命才能提供救世良方。因此，他開始了一個革命者的生涯，首先去日本，然后去美國，后來又去了倫敦。在倫敦的街上他遭綁架，被送往中國公使館；在那里關了12天。不過，他与詹姆斯·康德黎取得了聯系；后者過去在香港西醫書院曾是他的老師，現在住在倫敦中國公使館附近。康德黎立刻告訴英國當局。使他獲釋。這無疑是救了孫中山的命，因為中國公使館官員打算把他偷偷送回中國；而在中國他肯定是要被處決的。 獲釋后，孫中山前往歐洲大陸，花了几年時間研究社會和政治制度。正是在這個時候，孫中山在思想上明顯地成為共和主義者。他過去一直是一位革命者，希望推翻滿清王朝。但以往他的富有建設性的建議一向局限在培養有能力的人員和實行技術改進方面。這時他決定，革命的目標應該是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1905年，在東京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孫中山組織了同盟會。同盟會的綱領提倡通過“國民”選舉，建立共和政府，同時還提倡將土地分給農民。值得注意的是，以前從未有人將土地分配問題作為自強或改革的一個合理的組成部分提出來。原因在于，沒有人曾認真地考慮過在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方面進行一場根本革命。孫之前，沒有人提出過農民大眾可以轉變成有文化、有財產、政治上積极的公民這樣的見解。 孫中山主要得到了海外的中國商人和洗衣工人的支持。在國內，只有少數學生和商人受到他的思想的影響，而廣大民眾仍無知、冷漠。當1911年革命到來時，它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些省份的地主紳士和商業界的事；這些地主紳士和商業界人士反對滿清政權為將鐵路建筑收歸國有而作的為時已晚的努力。這些地方領導人煽動罷工和暴亂，他們表面上以國有化將導致外國控制為理由，而實際上是害怕國有化將排除他們獲利的可能性。無論如何，革命者利用了這种不滿，并在學生和士兵中做了有效的工作。在廣東，小規模的革命党人起義雖遭鎮壓，可是在漢口，1911年10月10日，革命者的一家炸彈制造厂的意外爆炸，導致了附近帝國軍隊的兵變。盡管缺乏配合，革命運動仍迅速傳遍全國。這時在美國的孫中山立刻回國，并于1911年12月30日被臨時革命議會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顯然，這一推翻滿族統治的運動所体現的遠不僅僅是孫中山所提供的革命領導。因此，即使孫中山是名義上的領導人，但卻未能控制全國。實際權力在一位能干的、野心勃勃的帝國官員袁世凱（1859－1916年）手中，他統率著中國最有戰斗力的軍隊。孫中山不愿意冒必將招致外國干涉的內戰的危險，于1912年2月將總統的位子讓給了袁世凱；后者則同意与國會和責任內閣一道工作。然而，這一安排并沒有真正解決根本問題，即以什么樣的政体取代被推翻的滿族政權的問題。袁世凱十分贊賞西方的軍事技術和管理方法，但不贊成西方的政治制度，包括由人民代表監督行政部門這种制度；他認為，這与中國的傳統相反，無疑也与他的個人野心相悖。 這件事立刻引起爭端。孫中山建立了一個新的政党——國民党。袁世凱為將他的追隨者組織起來而成立了進步党。1913年4月選舉國會時，國民党獲得了大多數席位。但這一挫折對袁世凱的限制并不太大，因為他有軍隊、官僚和外國列強的支持。事實上，最后的較量集中在2，500万英鎊這筆貸款上；這筆錢是袁世凱從五個列強那里借來的。由于意識到袁世凱可能將其中一部分錢用來加強他對政府的控制，國民党領導人曾警告各國政府：我國憲法規定各种貸款須經國會批准；由于國會永遠不會批准這种特殊的貸款，因此它將不受法律的保護。但各列強宁愿支持獨裁者袁世凱，正如他們早些年支持滿清王朝一樣。于是，袁世凱得到了這筆錢，而且如國民党所擔心的那樣，他將這筆錢用于鞏固他的地位。他這時采取的措施包括暗殺國民党的一位主要領導人；這些措施致使孫中山于1913年夏舉行武裝起義。但起義尚不成熟，結果被袁世凱輕易地鎮壓下去。 孫中山和他的主要追隨者一起流亡日本，袁世凱則在為實現自封為皇帝這一不可告人的野心做准備。1913年10月，他使自己當選為永久性大總統；然后，下令解散國民党和國會。為了不遭到反對，他策划了要求他履行對國家的職責、當皇帝的“自發的”請愿。1915年12月，袁世凱宣布，他將于1916年1月1日接受皇帝的稱號。中國一位哲學家已預料到反對派极其強烈的反應，當時他這樣寫道： 我們用木頭或泥土雕塑出一個人的偶像，稱它為神。把它放在美麗的廟宇里，讓它坐在輝煌的神龕里；人民崇拜它，認為它是不可思議地強有力的。但是，假如有個瘋子把它推倒、踩在腳下，并把它拋進肮髒的池塘里，假如有人發現了它，再把它撿回來，放在原來神圣的地方，那么，你將發現它的魅力已經失去。 結果如他所提示的一樣。1915年12月，云南爆發了起義，并迅速蔓延開來。袁世凱發現，首先有必要推遲稱帝的時間；1916年3月，他終于放棄了恢复君主制的野心。同年6月，袁世凱在恥辱和痛苦中死去。他死后。手下的各軍隊首領將中國分割成各自的勢力范圍。1926年以前，這些軍閥几乎一直無視名義上在北京統治這個國家的民國政府。他們殘酷地掠奪農村，把中國拖進了野蠻的無政府動亂狀態中。民國初期若干年是中國歷史上最坏的時期之一。 以下几個因素可解釋對西方作出反應的几十年中所產生的這一悲慘結果。首先，中國幅員遼闊，這使得中國內地許多年來未受到与西方交往的影響。內地相當于一個巨大的貯藏所，几十年來注重傳統的文官候選人一直是從那里產生。他們組成的官僚階層由知識分子构眈而這些知識分子專心于儒家經典著作，因而，他們更強調的是倫理原則，而不是手工技藝或戰爭技術。這一統治階級因以下事實而進一步受到約束：陳佛教外，中國沒有或几乎沒有借用國外東西的傳統。因此毫不奇怪，盡管19世紀后半葉中國的确發生了變化，但它的變化速度卻遠遠落后于對西方作出反應的其他國家。 不過，不能讓官僚承擔中國失敗的全部責任。年輕的、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人也應負部分責任。他們中的一些人雖然在民國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們卻試圖在中國建立一些与他們從國外，尤其是從美國觀察、學習到的制度完全一樣的制度。他們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對中國人民毫無意義。很快就在中國的政治現實面前土崩瓦解。美國一位權威人士對這些不老練的政治家的這一失敗作了生動的描寫： 1911年在中國建立起美國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個大失敗，因為它在中國的歷史、傳統、政治經歷、制度、天性、信仰、觀念或習慣中毫無根基。它是外國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國之上的。它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畫，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學生的漫畫。……這种共和政体悲慘地結束了，即悲慘地失敗了。然而，失敗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六、閉關自守的日本 歷史學家所提出的几個因素可解釋中國和日本對西方的挑戰所作的不同反應。日本諸島地理位置的緊湊既促進了民族團結，又促進了新价值觀和新知識在全國的傳播。它也使這個國家容易遭受和認識到外國的壓迫。佩里的艦隊在能看得見首都江戶的地方航行；几星期內，全日本便都知道了這一重大事件。相反，面積遼闊、人口稠密的中國內地諸省長期以來很難受到或不受西方的影響，反而充當傳統觀念和傳統勢力的貯藏地。此外，由于日本有向偉大的中國文化世界借用某些東西的悠久傳統，因而，19世紀在同樣地借用西方世界的東西時，發生的沖突較少、痛苦較小。過去，日本以“日本精神、中國知識”為口號，适應了經過挑選的中國文化的某些方面。現在，日本又以“東方道德、西方技藝”為口號，向西方借用了它所盼望的東西。因此，同中國帝國的鐵板一塊的特點相比，日本的政体和社會結构具有多元化的特點。地理上的分隔。即起伏不平的山區地形加強了日本的氏族傳統和地區獨立主義。日本的商人階級擁有更大的自治權和更強的經濟實力，而且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在西方入侵的緊要關頭迅速擴大了它的勢力。日本軍人在社會的最高層，而不象中國軍人那樣在社會的最底層。這意味著日本擁有一個比中國的文人階層更易受西方軍事技術的影響、并對此反應更迅速的統治階層。總之，地理環境、文化傳統和多元化的体制諸因素，都使日本比中國更易遭受西方的入侵，且能更快地對這一入侵作出反應。 盡管有這些基本差別，日本卻同中國一樣，19世紀中葉以前一直与世隔絕。不錯，16世紀日本人曾歡迎過葡萄牙人，而且許多人還皈依了基督教（見第四章第八節）。但德川幕府發覺，西方的宗教和貿易是一股威脅他們的權力、使人不安的力量。為此，他們逐一地斷絕了日本同西方世界的聯系。到17世紀中葉時，唯一保留的是和少數荷蘭商人的接脅他們被限制在九州島上經商，甚至受到了最為嚴厲、最為屈辱性的控制。 德川幕府領導人的目的是要使日本与世隔絕、一成不變，以便使他們的統治永存。但是，盡管他們作出种种努力，還是有了某些發展；這些發展漸漸改變了這個國家的力量對比，打破了現狀。德川幕府治下的長期和平促使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和商人階級的實力增強。人口從1600年的1，8O0万猛增到1725年的2，600万。城市不均衡地發展21700年，江戶人口接近100万，大皈和京都的人口各達到30万。人口的劇增增加了商品的需求量，鼓勵商人和富農將剩余資本投于新的生產方式——包括家庭包工制即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他們向農民和工匠提供原料和設備，而將制成品拿到市場上出售。到德川幕府統治末期，似乎某些地區的這一工業發展已達到了創辦工厂的水平．以可利用的原料和地方技術為基礎的地區專業化開始普遍起來，因此，某些地區以其漆器、陶器、組織品或米酒而聞名。 產品的增加導致了商品的廣泛交換，這种交換又促進了貨幣經濟的發展。貨幣最初是從中國和朝鮮引進的，但在17世紀，日本建造了一座金幣制造厂。貴族開始靠經紀人把他們的稻米變成貨幣，依靠商人來滿足他們的消費需求。在這些交易中，由于商人通過壟斷操縱了价格，由于稻米价格跟不上其他商品价格的飛漲，貴族失敗了。此外，貴族嘗到了奢侈生活的甜頭，往往在浮華的生活上互相攀比。最終結果是，他們一般都欠商人的債，盡管后者的社會地位遠比他們的低。但是后來，商人家族通過通婚或繼嗣等手段獲得了貴族頭銜。這些家族不僅控制了經濟，而且支配了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的文學和藝術。 應該指出，這些變化不但影響了最高層的貴族，而且影響了武士階級，因為在這一長久的和平時期，并不那么大量地需要武士的服務。廣大農民也因稻米价格下降而損失慘重。他們中的許多人流入城市，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找到工作，因為國民經濟的增長始終跟不上人口的增長。 因此，日本社會正處于轉變之中。它正經歷著深刻的經濟變化和社會變化，而這又釀成了政治上的緊張局勢；這种緊張局勢在海軍准將佩里迫使日本打開貿易大門時達到极很。日本人之所以很樂于在西方的影響下改造他們的社會，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們中的許多人已充分認識到這個社會需要改造。 19世紀初期以來，由于北太平洋水域的商業活動日益增加，外國對日本的壓力也不斷加大。從事捕鯨和毛皮貿易的船只需要停靠港口，以獲得食物和進行維修，但它們都被拒絕靠岸。相反，日本人常常殺害或虐待那些在其沿海失事的外國船員。到19世紀中葉時，由于采用汽船需要創建煤港，因而使局勢更為惡化。最后，美國政府決定采取主動，強迫日本表態。1853年7月8日，海軍准將馬修·佩里在江戶港拋錨，轉交了菲爾莫爾總統的一封信，信中要求經商特權、開放裝煤港和保護失事船上的美國人。一星期內佩里的艦隊离開日本時警告說，他來年春天來听答复。1854年2月，當他再次來到日本時明确表示，要么簽定條約，要么交戰，二者任擇其一。日本人被迫讓步，于3月31日簽定了《神奈川條約》。條款規定，開放下田和函館港口，用于美國船只的維修和補充給養；向美國失事船員提供适當的待遇并將他們護送回國；在日、美兩國中的任何一方認為必要時允許選派領事，并答應給予美國以最惠國待遇。 依照這一條約的條款，美國將非常能干的湯森·哈里斯作為第一任領事派往日本。哈里斯憑借他那非凡的机智和耐心漸漸贏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并于1856年簽定了《通商條約》。該條約規定：日本要再開放四個通商口岸；雙方互派外交代表；美國人享有民事治外法權和刑事治外法權；禁止鴉片貿易；給予外國人以宗教信仰自由。同美國簽定這兩個條約后不久，日本又同荷蘭、俄國、英國和法國締結了類似的條約。 這一系列條約在西方世界并沒有引起极大的關注。但對日本來說，它們卻是其歷史的巨大分界線。几乎長達3個世紀的閉關自守結束了。不論好坏，日本同它之前的中國一樣，這時也被迫遭受西方的入侵。但是，它對這一入侵的反應完全不同于中國。 七、日本的現代化 西方入侵的主要影響是產生了促使德川幕府倒台的危机。由于簽定了那些條約，幕府遭到了兩种互相沖突的壓力：一种來自要求履行條約各條款的外國列強；另一种來自竭力排外的日本人民。反德川幕府的氏族，尤其是薩摩、長州、服前和土佐四潘即通常所稱的薩長集團，利用了人民的這一情緒。1858至1865年間，他們以“尊王攘夷”為口號向歐洲人及其雇佣者發動了進攻。外國列強對此進行報复，于1863年轟炸了鹿儿島上的薩摩港，于1864年轟炸了長州沿岸的防御工事。這一行動給氏族首領們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時，他們丟開排外主義，企圖得到西方的武器裝備。兩年后，天皇去世，德川幕府倒台，為所謂的“明治維新”掃清了道路。德川氏族的權力和封地被剝奪，他們的地位為薩長諸氏族所取代；薩長諸氏族從此以新的明治天皇的名義控制了全國。正是為這些氏族服務的青年武士們，這時為日本提供了卓越的領導，使日本能成功地實行現代化。 應該指出，這時的日本正象中國一樣也已完全淪于西方的控制之下。外國在諸港口建立租界，這些租界利用其治外法權之類的种种特權，按照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市政机构的方式在當地建立起市政机构。由于日本國內紛爭四起，這些外國机构都希望日本能象亞洲其他國家一樣，迅速淪于西方的統治之下。但是，与中國的文人學土完全不同，日本年輕的新領導人認識到，他們已在某些領域受到阻礙；更重要的是，他們愿意并能夠對此做些事情，并且知道應該做些什么。 如果有人指出，即使在日本閉關自守的几個世紀中，日本領導人也不怕麻煩地去了解歐洲發展的情況，那絲毫不令人奇怪。事實上，允許荷蘭人繼續留在日本經商，主要是為了向他們打听外部世界的情況。幕府和諸氏族都提倡軍事工業，維持學習外國語言和外國課本的學校。當時，總的知識水平已達到這樣的程度：在自然科學方面，物理學已從化學中分离出來；在醫學方面，學生們在諸如外科學、儿科學、產科學和內科學之類的專門領域里受到培養。在長崎海軍學校，只是在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的基礎打牢之后，才開始教授航海和射擊課程。換句話說，日本人對西方文化始終更具鑒別力，更易產生反應。這一點在下面這段贊揚美國的頌文中得到清楚說明；這篇頌文大約是在中國皇帝傲慢地通和喬治三世國王，說中國不需要西方蠻族的任何東西的同時，由一位日本學者撰寫而成的。 談到漂亮的建筑物，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与英國相比。在制造精美產品方面，也沒有一個國家能比得上英國。在荷蘭人輸入的商品中，沒有什么比表更珍貴的了。有些表做得非常精致，以致于要有剖開頭發的本領方可制作。倫敦被認為是世界上將這种工藝品制作得最好的地方，其次是法國的巴黎，再就是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實際上，在這三個首都中生活的人民是這個世界上無与倫比的，他們是最高明的人。……這三座城市的人民盡管同其他人一樣都是凡人，卻如此出類拔萃，這是為什么呢？ 根据上述背景，不難理解：為什么一旦西方人入侵，日本人的做法就完全不同于中國人。這种差別從一開始就很明顯；當時的英國官員埃爾金伯爵在以下這段值得注意的話中對這种差別作了描述： 中國人和日本人在習慣和感覺方式方面存在著差別，這一差別無疑有這樣一個結果：在中國人不斷后退，并很可能會繼續后退到帝國徹底崩潰時，日本人即使不實際處于逐漸進步的狀態之中，也處在從即將洒向他們的一片強光中得益的狀態之中，處在利用那些中國人不屑一顧、而日本人在開始更加了解我們對多半不但能夠采納并急于采納的進步和發明的狀態之中。 埃爾金伯爵的預言的正确性很快得到證實。1868年，天皇頒布了一篇警文（即“五條誓文”），其目的在于平息全國騷亂，闡明新政權的目標。這個文件著重強調了兩大點：“廣興會議，万机決于公論，”“破除舊習。…求知識于世界”。事實上，西方思想和西方物品在19世紀70年代已大為流行起來。吃牛肉、穿長褲、攜帶雨傘、炫耀手表和鑽石戒指等現象開始風靡一時。1878年創作的一首儿歌是這种觀念的最好說明。据G．B．桑塞姆說，“這首儿歌叫作‘文明球歌’，創作它的目的是要使青年人深深感到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拍球時，他們通過背誦被認為最值得采納的10种東西的名字即气燈、蒸汽机、馬車、照相机、電報、避雷針、報紙、學校、信箱和輪船來計算球彈跳的次數。” 日本新領導人不贊成這种不加區別地奉承所有西方東西的做法。他們并不對西方文明本身感興趣，而僅僅對其中增強了民族力量的那些組成成分感興趣。在閉關自守時期（當印度的拉姆·莫漢·羅伊在啟蒙運動的思想体系方面与孔多塞相一致時），日本人已了解歐洲人在數學、科學和經濟學方面的成就，但沒有注意文學、哲學和社會科學。同樣，他們現在提出了一個非凡的改革方案，宗旨在于建立一個強大的日本，而不是完全模仿西方國家。 例如，在宗教領域，明治時期的政治家贊成神道教為國教，因為神道教認為國民性与天皇是一致的，認為天皇是太陽女神的后裔。換句話說，神道教促進了民族統一，激勵了愛國主義精神；如果日本想在現代世界中保持原有的地位，這些屬性恰恰是必不可少的。在教育方面，日本明确規定，其目的是促進國家利益，而不是發展個人。它頒布法令，實施義務初等教育，因為國家需要有文化的公民。大批外國教育家來到日本創辦學校和大學；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出國學習，回國后在新學校任教。但是，為了既确保行政管理的一致性又确保思想的一致性，國家對整個教育体系實行了嚴密的監督。1890年頒布的教育詔書告誡所有學生，“要勇敢地獻身于國家；以此來保衛和維持我們的与天地同存的帝國王權的興盛。” 在軍事方面，日本人廢除了舊時的封建征兵制，創造了以歐洲最新模式為基礎的現代化軍隊。他們在德國軍事代表團的幫助下征摹了一支陸軍部隊；在英國人的指導下建立了一小支海軍部隊。明治領導人預見到，這些新軍隊需要現代化經濟為它們提供軍需品。因此，他們通過發放津貼、購買原料或成立政府公司來确保所需工業的建立。為了促進工業的發展，他們首先致力于金融机构、商品交易所、航運公司，鐵路和電報線路的建設。政府領導人不僅注意支持輕工業如紡織工業，而且注意支持重工業如采礦業、鋼鐵工業和造船業，因為后者是提供軍需品所必不可少的。這些企業建成后，政府通常以极低的价格將它們出售給各种享有特權的私人行業。少數富貴人家，即通常所稱的財閥，正是以這种方式扼制了國民經濟的發展；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現在。可以補充說一下，這种工業發展所需的資本主要是從農業中獲得的。日本人通過引進良种、改進土地使用方法、擴大排灌面積，以較低的成本使農業產量顯著提高。1878年至1892年間，耕地面積憎加了7%，產量增加了21%，人口增加了15%。由此產生的農業剩余產品被稅收吸走了，而這些稅收則為工業化提供了資本。 日本人還仔細檢查了他們的法律制度。西方人到來時，日本的法律制度正處于使西方人對治外法權的要求至少是可理解的這樣一种狀態中。法律混亂而又苛刻，個人權利被輕視，警察專橫且獨掌大權，監獄的條件令人惡心。1871年，日本成立了司法部，隨后几年來用了新的法規，并將司法部門和行政部門的權力區分開來。 与此同時，日本實行了各种政治改革，以便至少為自己提供議會制政体這种裝飾品。首先成立了內閣和樞密院，然后，按正式儀式于1889年頒布了憲法。這一憲法規定：不得隨意逮捕公民，財產權受到保護，公民享有宗教、言論和結社的自由。但在每种情況下，政府只要愿意使有權制止這些權利。大体上說，這一憲法里從德國模式中借來的東西遠多于從法國或英國模式中借來的東西。其原因在于：日本同德國一樣，當時正處于鞏固階段，因而對增強國家實力比對保護公民自由更感興趣。因此，這一憲法只為日本提供了議會制的門面，同時卻維護了寡頭政治的統治和天是崇拜。的确，憲法第一條規定：“日本帝國將由永不間斷的一代代天皇統治和管轄，”同樣第三條規定：“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由于采用這一憲法和實行法律上的改革，日本人能夠迫切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他們完全可以認為這時的日本已在文明的國際禮讓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再需要治外法權，不再允許對其主權的其他侵犯。經過長期的外交努力之后，1894年，他們說服英國和美國在五年之內結束其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同年，日本人出人意外地贏得了對中國帝國的惊人的胜利。從此以后，不再有任何理由將日本看作是一個劣勢國家，其他列強也步英、美之后塵，很快放棄了他們的特權。到1899年時，日本已獲得對其國土上的所有外國人的法定裁判權，在這情況下，它成為亞洲第一個砸碎西方控制的鎖鏈的國家。 八、日本的擴張 在完成自身的現代化之后，日本開始了向亞洲大陸擴張的生涯。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戰傳統，看看它的軍事領導人從最古時代起就享有的巨大威望，這一點也就毫不奇怪了。另外，很顯然，遠東當時是國際競爭和爭奪地盤的地區。講究實際的日本領導人得出了這一明确結論：每個民族必須為自己去掠奪，軟弱和膽小者將一無所獲。一位文職官員表達了如下這一觀點：“這就象乘坐三等火車一樣；最初這里有足夠的座位，但是，當更多的旅客擁進來后，這里就沒有位子給他們坐了。假如你在肩肩相擦、用雙臂支撐自己時失去了自己的地方，那么，你就不可能再恢复原來的位置。……必然的邏輯要求人們既要站穩腳跟，又要將雙肘伸向任何可能出現的空間；如果你不這樣做，別人就會占据這塊空間。” 日本首先對朝鮮發動了擴張主義運動。尤其是与中國相對照，日本政府起初對保護朝鮮的自主感興趣。如本章前面所述，這一政策導致了1894年挑起中日戰爭的武裝沖突。戰事的進程向受惊的世界揭示出日本在以往20年間取得了多么大的進步。中國軍隊雖英勇作戰，但卻無力對付一架現代化的軍事机器。根据1895年的《馬關條約》，日本獲得了台灣島、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不過，遼東半島由于法國、俄國和德國的堅決要求而不得不歸還給中國。如果注意到，在和平談判期間，中國代表李鴻章和日本使節伊藤博文之間曾有過以下談話，那是會有啟發的。 伊藤：十年前，我在天津時曾同大人（李鴻章）談過改革問題，為什么直到現在還沒有一件事情得到改變或改進呢？為此我深感遺憾。 李：先生，當時听你談論此事，不胜欽佩，而且，我對先生您在日本有力地改變你們的習俗，以致達到現在的水平，也十分羡慕。可是，我國的事情受傳統束縛太深，我簡直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 伊藤：“除對善良的人外，天意沒有任何影響”。如果貴國愿意努力行動，上天無疑會幫助資國實現自己的愿望，因為上天對地上的人們一視同仁。根本的問題在于每個國家都應該盡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戰胜中國之后，日本人面臨著遠為強勁的對手——俄國。俄國不僅同法國和德國一起迫使日本將遼東半島歸還給中國，而且這時還侵占了朝鮮和滿洲。中日戰爭期間，朝鮮簽訂了一個條約，同意接受日本人的指導和資本。戰爭剛一結束，日本駐朝使節便開始了一項全面的改革計划，將日本官員安插在各主要的位置上。但是，領導保守派的朝鮮皇后卻与日本使節對抗。結果，后者組織了一次反叛，謀殺了皇后，但這次政變是短命的。皇帝這時已轉向俄國，用俄國人取代日本顧問，并授与俄國一家公司以伐木權。 俄國人在朝鮮取代日本人的同時，又在滿洲獲得了种种特許權。我們前面已提到，1896年的“中俄密約”允許俄國敷設一條穿越滿洲、直達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鐵路（見第十三章第三節）。我們還提到，1898年，俄國獲得了遼東半島的期限25年的租借權；兩年后，即義和團運動期間，又占領了整個滿洲。俄國的這些進展在東京統治集團內部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有些人贊成以平分戰利品為基礎設法与俄國保持一致。另一些人則宁愿与英國聯盟，因為日本同這個國家几乎具有共同的目標。如果有這樣一种聯盟撐腰，日本便能頂住俄國的擴張主義。 于是，試探者被同時派往英國和俄國的首都，很快便十分清楚，圣彼得堡難以對付而倫敦就易于為人所接受。對英國人來說，古老的、顯赫一時的孤立政策這時已失去它的光輝。由于面臨蓬勃興起的德國和好戰的俄國的挑戰，他們歡迎在遠東有一個能牽制俄國的盟友。1902年1月30日，英、日締結盟約，它規定中國和朝鮮獨立，承認英國在華中、日本在朝鮮的特殊利益。日、英任何一方若對第三國作戰，另一方應守中立；但如果有別國介入，那么，另一方則應援助它的同盟國。由于俄國和法國已結盟八年，因此，英、日同盟顯然是為了防止法國在戰時援助俄國。 這時，日本已能夠迫使俄國作出決定。1903年年中，日本提出，如果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地位的話，日本就承認俄國在滿洲的地位。談判因自負的俄國人采取拖延和回避的做法而耽擱下來。日本人有充分的理由斷定，俄國人毫無誠意談判，于是，于1904年2月6日同俄國斷絕外交關系。兩天后，未經宣戰和下最后通謀，日本人就襲擊了俄國在遼東半島旅順港的基地。 如前面所提到的，日本人贏得了對俄國人的胜利，這一胜利甚至比10年前他們對中國人的胜利更出人意外。根据《朴茨茅斯和約》（1905年9月5日），日本獲得了庫頁島南半部和俄國對遼東半島的租借權，日本在朝鮮的特殊利益也得到了承認。回顧起來，這場戰爭是遠東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毫無疑問，它确立了日本的強國地位，改變了遠東地區的力量對比。但更有意義的是，歷史上第一次一個亞洲國家戰胜了一個歐洲國家，而且是一個大帝國。這對整個亞洲產生著令人振奮的影響。它向諸殖民地民族的千百万人表明，歐洲的統治并不是神圣的、命中注定的。自征服者時代以來，白人第一次被打敗，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滿了令人激動的希望。從這种意義上說，日俄戰爭是近代歷史上的里程碑，是非歐洲民族充分覺醒的序幕；這种覺醒今日正震撼著整個世界。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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