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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欲無限极，禍亂生焉。圣人懼其邪放，于是作樂以和其性，制禮以檢其情，俾俯仰有容，周旋中矩。故肆覲之禮立，則朝廷尊；郊廟之禮立，則人情肅；冠婚之禮立，則長幼序；喪祭之禮立，則孝慈著；搜狩之禮立，則軍旅振；享宴之禮立，則君臣篤。是知禮者，品匯之璿衡，人倫之繩墨，失之者辱，得之者榮，造物已還，不可須臾离也。五帝之時，斯為治本。類帝禋宗，吉禮也；遏音陶瓦，凶禮也；班瑞肆覲，賓禮也；誅苗殛鯀，軍禮也；厘降嬪虞，嘉禮也。故曰，修五禮五玉，堯、舜之事也。時代猶淳，節文尚簡。及周公相成王，制五禮六樂，各有典司，其儀大備。暨幽、厲失道，平王東遷，周室浸微，諸侯侮法。男女失冠婚之節，《野麇》之刺興焉；君臣廢朝會之期，踐土之譏著矣。葬則奢儉無算，軍則狙詐不仁。數百年間，禮儀大坏。雖仲尼自衛返魯，而有定禮之言，蓋舉周公之舊章，無救魯邦之亂政。仲尼之世，体教已亡。遭秦燔煬，遺文殆盡。 漢興，叔孫通草定，止習朝儀。至于郊天祀地之文，配祖禋宗之制，拊石鳴球之備物，介丘璧水之盛猷，語則有之，未遑措思。及世宗禮重儒術，屢訪賢良，河間博洽古文，大搜經籍，有周舊典，始得《周官》五篇，《士禮》十七篇。王又鳩集諸子之說，為禮書一百四十篇。后倉二戴，因而刪擇，得四十九篇，此《曲台集禮》，今之《禮記》是也。然數百載不見舊儀，諸子所書，止論其意。百家縱胸臆之說，五禮無著定之文。故西漢一朝，曲台無制。郊上帝于甘泉，祀后土于汾陰。宗廟無定主，樂懸缺金石。巡狩非勳、華之典，封禪异陶匏之音。光武受命，始詔儒官草定儀注，經邦大典，至是粗備。漢末喪亂，又淪沒焉。而衛宏、應仲遠、王仲宣等掇拾遺散，裁志條目而已。東京舊典，世莫得聞。自晉至梁，繼令條纘。鴻生鉅儒，銳思綿蕝，江左學者，仿佛可觀。隋氏平陳，寰區一統，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儀注，定《五禮》一百三十篇。煬帝在廣陵，亦聚學徒，修《江都集禮》。由是周、漢之制，僅有遺風。 神堯受禪，未遑制作，郊廟宴享，悉用隋代舊儀。太宗皇帝踐祚之初，悉興文教，乃詔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征等禮官學士，修改舊禮，定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一百三十八篇，分為一百卷。玄齡等始与禮官述議，以為《月令》示昔祭，唯祭天宗，謂日月而下。近代示昔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并除之。又依禮，有益于人則祀之。神州者國之所托，余八州則義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八州等八座，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漢建武中封禪，用元封時故事，封泰山于圓台上，四面皆立石闕，并高五丈。有方石再累，藏玉牒書。石檢十枚，于四邊檢之，東西各三，南北各二。外設石封，高九尺，上加石蓋。周設石距十八，如碑之狀，去壇二步，其下石跗入地數尺。今案封禪者，本以成功告于上帝。天道貴質，故藉用蒿秸，樽以瓦甒。此法不在經誥，又乖醇素之道，定議除之。近又案梁甫是梁陰，代設壇于山上，乃乖處陰之義。今定禪禮改壇位于山北。又皇太子入學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陳五兵于太社、農隙講武、納皇后行六禮、四孟月讀時令、天子上陵、朝廟、養老于辟雍之禮，皆周、隋所闕，凡增多二十九條。余并准依古禮，旁求异代，擇其善者而從之。太宗稱善，頒于內外行焉。 高宗初，議者以《貞觀禮》節文未盡，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圉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少卿韋琨、太學博士史道玄、符璽郎孔志約、太常博士蕭，楚才孫自覺賀紀等重加緝定，勒成一百三十卷。至顯慶三年奏上之，增損舊禮，并与令式參會改定，高宗自為之序。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其所損益，多涉希旨，行用已后，學者紛議，以為不及貞觀。上元三年三月，下詔令依貞觀年禮為定。儀鳳二年，又詔顯慶新修禮多有事不師古，其五禮并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司益無憑准，每有大事，皆參會古今禮文，臨時撰定。然貞觀、顯慶二《禮》，皆行用不廢。時有太常卿裴明禮、太常少卿韋万石相次參掌其事，又前后博士賀敳、賀紀、韋叔夏、裴守真等多所議定。則天時，以禮官不甚詳明，特詔國子博士祝欽明及叔夏，每有儀注，皆令參定。叔夏卒后，博士唐紹專知禮儀，博學詳練舊事，議者以為稱職。先天二年，紹為給事中，以講武失儀，得罪被誅。其后禮官張星、王琇又以元日儀注乖失，詔免官歸家學問。 開元十年，詔國子司業韋絛為禮儀使，專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而以今事編之。詔付集賢院學士詳議。右丞相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為歷代不刊之典。今去圣久遠，恐難改易。今之五禮儀注，貞觀、顯慶兩度所修，前后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制從之。初令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及左拾遺李銳、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檢撰，歷年不就。說卒后，蕭嵩代為集賢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開元禮》。二十年九月，頒所司行用焉。 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及宗廟為大祀，社稷、日月星辰、先代帝王、岳鎮海瀆、帝社、先蚕、釋奠為中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諸星、山林川澤之屬為小祀。大祀，所司每年預定日奏下。小祀，但移牒所由。若天子不親祭享，則三公行事；若官缺，則職事三品已上攝三公行事。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散齋之日，晝理事如舊，夜宿于家正寢，不得吊喪問疾，不判署刑殺文書，不決罰罪人，不作樂，不預穢惡之事。致齋惟為祀事得行，其余悉斷。若大祀，齋官皆于散齋之日，集于尚書省受誓戒，太尉讀誓文。致齋之日，三公于尚書省安置；余官各于本司，若皇城內無本司，于太常郊社、太廟署安置。皆日未出前至齋所。至祀前一日，各從齋所晝漏上水五刻向祠所。接神之官，皆沐浴給明衣。若天子親祠，則于正殿行致齋之禮。文武官服褲褶，陪位于殿庭。車駕及齋官赴祠祭之所，州縣及金吾清所行之路，不得見諸凶穢及縗絰者，哭泣之聲聞于祭所者權斷，訖事依舊。齋官至祠所，太官惟設食。祭訖，依班序餕，訖，均胙，貴者不重，賤者不虛。中祀已下，惟不受誓戒，自余皆同大祀之禮。 武德初，定令： 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以景帝配。其壇在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壇制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每祀則天上帝及配帝設位于平座，藉用蒿秸，器用陶匏。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眾星，并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之第二等；內五星已下官五十五座，在壇之第三等；二十八宿已下中官一百三十五座，在壇之第四等；外官百十二座，在壇下外壝之內；眾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壝之外。其牲，上帝及配帝用蒼犢二，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犢各一，內官已下加羊豕各九。夏至，祭皇地祗于方丘，亦以景帝配。其壇在宮城之北十四里。壇制再成，下成方十丈，上成五丈。每祀則地祇及配帝設位于壇上，神州及五岳、四鎮、四瀆、四海、五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并皆從祀。神州在壇之第二等。五岳已下三十七座，在壇下外壝之內。丘陵等三十座，在壝外。其牲，地祗及配帝用犢二，神州用黝犢一，岳鎮已下加羊豕各五。 孟春辛日，祈谷，祀感帝于南郊，元帝配，牲用蒼犢二。孟夏之月，雩祀昊天上帝于圓丘，景帝配，牲用蒼犢二。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并從祀，用方色犢十。季秋，祀五方上帝于明堂，元帝配，牲用蒼犢二。五人帝、五官并從祀，用方色犢十。孟冬，祭神州于北郊，景帝配，牲用黝犢二。 貞觀初，詔奉高祖配圓丘及明堂北郊之祀，元帝專配感帝，自余悉依武德。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祀于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与禮官等奏議曰： 臣等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預入有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示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圣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复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与先典不同。 謹案《孝經》云：“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伏惟詔意，義在于斯。今所司行令殊為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并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于圓丘，郊謂祭上帝于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衽配祀，良為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于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于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敘矣。 又案《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余，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同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于明堂也。 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并無一代兩帝同配于明堂。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并于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据。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于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于明堂，奉遷世祖專配感帝。此即圣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宗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构室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啟祚汾、晉，創歷圣之洪基。德邁發生，道符立极。又世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浚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万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体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昔者炎漢高帝，當涂太祖，皆以受命，例并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于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元，功清下瀆，拯率土之涂炭，協大造于生靈，請准詔書，宗祀于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遷廟；兩圣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 二年七月，禮部尚書許敬宗与禮官等又奏議： 据祠令及新禮，并用鄭玄六天之議，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帝。謹按鄭玄此義，唯据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圓丘所祭昊天下帝為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配天，皆為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深。按《周易》云：“日月麗于天，百谷草木麗于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气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為体，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群儒，咸駁此義。又檢太史《圓丘圖》，昊天上帝座外，別有北辰座，与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与北斗并列，為星官內座之首，不同鄭玄据緯書所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征，相沿不謬。 又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亦如房心為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于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惟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惟云“郊祀后稷”，無別祀圓丘之文。王肅等以為郊即圓丘，圓丘即郊，猶王城、京師，异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為兩祭，圓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圓丘。式文既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 又《孝經》云“嚴父莫大于配天”，下文即云：“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為但祭星官，反違明義。又按《月令》：“孟春之月，祈谷于上帝。”《左傳》亦云：“凡祀，啟蟄而郊，郊而后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然則啟蟄郊天，自以祈谷，謂為感帝之祭，事甚不經。今請憲章姬、孔，考取王、鄭，四郊迎气，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謂之北郊， 分地為二，既無典据，理又不通，亦請合為一祀，以符古義。仍并條附式令，永垂后則。 敬宗等又議籩、豆之數曰：“按今光祿式，祭天地、日月、岳鎮、海瀆、先蚕等，籩、豆各四。祭宗廟，籩、豆各十二。祭社稷、先農等，籩、豆各九。祭風師、雨師，籩、豆各二。尋此式文，事深乖謬。社稷多于天地，似不貴多。風雨少于日月，又不貴少。且先農、先蚕，俱為中祭，或六或四，理不可通。又先農之神，尊于釋奠，籩、豆之數，先農乃少，理既差舛，難以因循。謹按《禮記郊特牲》云：‘籩、豆之荐，水土之品，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于神明之義也。’此即祭祀籩、豆，以多為貴。宗廟之數，不可逾郊。今請大祀同為十二，中祀同為十，小祀同為八，釋奠准中祀。自余從座，并請依舊式。”詔并可之，遂附于禮令。 乾封初，高宗東封回，又詔依舊祀感帝及神州。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曰： 顯慶新禮，廢感帝之祀，改為祈谷。昊天上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檢舊禮，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既奉敕仍舊复祈谷為感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神州，又高祖依新禮見配圓丘昊天上帝及方丘皇地祇，若更配感帝神州，便恐有乖古禮。按《禮記·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鄭玄注云：“禘謂祭昊天于圓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又按《三禮義宗》云，“夏正郊天者，王者各祭所出帝于南郊”，即《大傳》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此則禘須遠祖，郊須始祖。今若禘郊同用一祖，恐于典禮無所据。其神州十月祭者，十月以陰用事，故以此時祭之，依檢更無故實。按《春秋》“啟蟄而郊”，鄭玄注“禮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三禮義宗》云：“祭神州法，正月祀于北郊。”請依典禮，以正月祭者。請集奉常博士及司成博士等總議定奏聞。其靈台、明堂，檢書禮用鄭玄義，仍祭五方帝，新禮用王肅義。 又下詔依鄭玄義祭五天帝，其雩及明堂，并准敕祭祀。于是奉常博士陸遵楷、張統師、權無二、許子儒等議稱：“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咸和中議，北郊同用正月，然皆無指据。武德來禮令即用十月，為是陰用事，故于時祭之。請依舊十月致祭。” 乾封二年十二月，詔曰： 夫受命承天，崇至敬于明祀；膺圖纂菉，昭大孝于嚴配。是以荐鰷鱨于清廟，集振鷺于西雍，宣《雅》、《頌》于太師，明肅恭于考室。用能紀配天之盛業，嗣積德之鴻休，永播英聲，長為稱首。周京道喪，秦室政乖，禮樂淪亡，典經殘滅。遂使漢朝博士，空說六宗之文；晉代鴻儒，爭陳七祀之議。或同昊天于五帝，分感帝于五行。自茲以降，遞相祖述，异論紛紜，是非莫定。 朕以寡薄，嗣膺丕緒，肅承禋祀，明發載怀，虔奉宗祧，寤寐興感。每惟宗廟之重，尊配之儀，思革舊章，以申誠敬。高祖太武皇帝撫運膺期，創業垂統，拯庶類于涂炭，寘怀生于仁壽。太宗文皇帝德光齊圣，道极几神，執銳被堅，櫛風沐雨，勞形以安百姓，屈己而濟四方，澤被區中，恩覃海外。乾坤所以交泰，品物于是咸亨。掩玄闕而開疆，指青丘而作鎮。巍巍蕩蕩，無得名焉。《禮》曰：“化人之道，莫急于禮。禮有五經，莫重于祭。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內生于心也。是以惟賢者乃能盡祭之義。”況祖功宗德，道冠百王；盡圣窮神，業高千古。自今以后，祭圓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等祠，高祖太武皇帝、太宗文皇帝崇配，仍總祭昊天上帝及五帝于明堂。庶因心致敬，獲展虔誠，宗祀配天，永光鴻烈。 儀鳳二年七月，太常少卿韋万石奏曰：“明堂大享，准古禮鄭玄義，祀五天帝，王肅義，祀五行帝。《貞觀禮》依鄭玄義祀五天帝，顯慶已來新修禮祀昊天上帝。奉乾封二年敕祀五帝，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伏奉上元三年三月敕，五禮并依貞觀年禮為定。又奉去年敕，并依周禮行事。今用樂須定所祀之神，未審依古禮及《貞觀禮》，為复依見行之禮？”時高宗及宰臣并不能斷，依違久而不決。尋又詔尚書省及學者詳議，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享，兼用貞觀、顯慶二《禮》。 則天臨朝，垂拱元年七月，有司議圓丘、方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成均助教孔玄義奏議曰： 謹按《孝經》云：“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明配尊大，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若于天，推父比天，与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于此，以明尊配之极也。又《易》云：“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鄭玄注：’上帝，天帝也。”故知昊天之祭，合祖考并配。請奉太宗文武圣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于圓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也。神堯皇帝肇基王業，應天順人，請配感帝于南郊，義符《大傳》之文。又《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所以名祭為尊始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義。又《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故明堂之祭，配以祖考。請奉太宗文武圣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祭于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也。 太子右諭德沈伯儀曰： 謹按《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于圓丘，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于此最為詳備。虞、夏則退顓頊而郊嚳，殷人則舍契而郊冥。去取既多。前后乖次。得禮之序，莫尚于周。禘嚳郊稷，不間于二王；明堂宗祀，始兼于兩配。咸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為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曰：“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于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于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荐獻頻繁，禮虧于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尊專配；顯慶之后，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為美。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圓丘、方澤，太宗文武圣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德邁九皇，功開万宇，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竊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 鳳閣舍人元万頃、范履冰等議曰： 伏惟高祖神堯皇帝鑿乾构象，辟土開基。太宗文武圣皇帝紹統披元，循机闡极。高宗天皇大帝弘祖宗之大業，廓文武之宏規。三圣重光，千年接旦。神功睿德，罄圖牒而難稱；盛烈鴻猷，超古今而莫擬。豈徒錙銖堯、舜，糠秕殷、周而已哉！謹案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皇帝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稽古之辭，殊失因心之旨。但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孝以成志，忠而順美。竊以兼配之禮，特稟先圣之怀，爰取訓于前規，遂申情于大孝。《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曰：“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敬尋厥旨，本合斯義。今若遠摭遺文，近乖成典，拘常不變，守滯莫通，便是臣黜于君，遽易郊丘之位，下非于上，靡遵弓劍之心。豈所以申太后哀感之誠，徇皇帝孝思之德！慎終追遠，良謂非宜。嚴父配天，宁當若是？伏据見行禮，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今既先配五祠，理當依舊無改。高宗天皇大帝齊尊曜魄，等邃含樞，闡三葉之宏基，開万代之鴻業。重規疊矩，在功烈而無差；享帝郊天，豈祀配之有別。請奉高宗天皇大帝歷配五祠。 制從万頃議。自是郊丘諸祠皆以三祖配。 及則天革命，天冊万歲元年，加號為天冊金輪大圣皇帝，親享南郊，合祭天地。以武氏始祖周文王追尊為始祖文皇帝，后考應國公追尊為無上孝明高皇帝，亦以二祖同配，如乾封之禮。其后長安年又親享南郊，合祭天地及諸郊丘，并以配焉。 中宗即位，神龍元年九月，親享昊天上帝于東都之明堂，以高宗天皇大崇配，其儀亦依乾封故事。至景龍三年十一月，親祀南郊，初將定儀注，國子祭酒祝欽明希旨上言后亦合助祭，遂奏議曰：“謹按《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又《內司服》：‘職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据此諸文，即知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望請別修助祭儀注同進。”上令宰相与禮官議詳其事。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建議云：“皇后南郊助祭，于禮不合。但欽明所執，是祭宗廟禮，非祭天地禮。按漢、魏、晉、及后魏、齊、梁、隋等歷代史籍，興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并不見皇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高宗天皇大帝南郊祀天，并無皇后助祭之禮。”尚書右仆射韋巨源又協同欽明之議，上遂以皇后為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執籩豆焉。 時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陰陽人盧雅、侯藝等奏請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為吉會。時右台侍御史唐紹奏曰：“禮所以冬至祀圓丘于南郊，夏至祭方澤于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极于南北之際也。日北极當晷度循半，日南极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复》，其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為六旬之首，一年之內，隔月常遇，既非大會，晷運未周，唯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奏曰：“准《漏刻經》，南陸北陸并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即欠一分。未南极，即不得為至。”上曰：“俗諺云，‘冬至長于歲’，亦不可改。”竟依紹議以十三日乙丑祀圓丘。 睿宗太极元年正月，初將有事南郊，有司立議，惟祭昊天上帝而不設皇地祇位。諫議大夫賈曾上表曰： 微臣詳据典禮，謂宜天地合祭。謹按《禮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傳曰：大祭曰禘。然則郊之与廟，俱有禘祭。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于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群望俱合于圓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异于常祀之義。《禮大傳》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虞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祇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此則受命而行禘禮者也。言“格于文祖”，則餘廟之享可知矣。言“類于上帝”，則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于地，群望尚遍，況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神祇，以和邦國，以諧万人。”又“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此則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而祭之樂也。 《三輔故事》漢祭圓丘儀：昊天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兆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即位，為壇于鄗之陽，祭告天地，采用元始故事。二年正月，于洛陽城南依鄗為圓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按兩漢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已于圓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又《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于四孟，別于分、至。”此复天地自常有同祭之義。王肅云：“孔子言兆圓丘于南郊，南郊即圓丘，圓丘即南郊也。”又云：“祭天地配。”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說。惟鄭康成不論禘當合祭，而分昊天上帝為二神，專憑緯文，事匪經見。又其注《大傳》“不環不禘”義，則云：“正歲之首，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樂》圓丘，則引《大傳》之禘以為冬至之祭。遞相矛盾，未足可依。 伏惟陛下膺菉居尊，繼文在歷，自臨宸极，未親郊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祀天地，咸秩百神，答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豈可不崇盛禮，同彼常郊，使地祇無位，未從禘享！今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祀等座，則禮得稽古，義合緣情。然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或失其情，精禋將闕。臣術不通經，識慚博古，徒以昔謬禮職，今忝諫曹，正議是司，敢陳忠讜。事有可采，惟斷之圣慮。 制令宰臣召禮官詳議可否。禮官國子祭酒褚無量、國子司業郭山惲等咸請依曾所奏。時又將親享北郊，竟寢曾之表。 玄宗即位，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享圓丘。時中書令張說為禮儀使，衛尉少卿韋絛為副，說建議請以高祖神堯皇帝配祭，始罷三祖同配之禮。至二十年，蕭嵩為中書令，改撰新禮。祀天一歲有四，祀地有二。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高祖神堯皇帝配，中官加為一百五十九座，外官減為一百四座。其昊天上帝及配帝二座，每座籩、豆各用十二，簋、簠、塜、俎各一。上帝則太樽、著樽、犧樽、象樽、壺樽各二，山罍六。配帝則不設太樽及壺樽，減山罍之四，余同上帝。五方帝座則籩、豆各十，簋、簠、塜、俎各一，太樽二。大明、夜明，籩、豆各八，余同五方帝。內官每座籩、豆二，簋、俎各一。內官已上設樽于十二階之間。內官每道間著樽二，中官犧樽二，外官著樽二，眾星壺樽二。正月上辛，祈谷，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以高祖配，五方帝從祀。其上帝、配帝，籩、豆等同冬至之數。五方帝，太樽、著樽、犧樽、山罍各一，籩、豆等亦同冬至之數。孟夏，雩昊天上之帝于圓丘，以太宗配，五方帝及太昊等五帝、勾芒等五官從祀。其上帝配帝、五方帝，籩、豆各八，簋、簠、塜、俎各一。五官每座籩、豆各二，簋、簠及俎各一。季秋，大享于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其五方帝、五人帝、五官從祀。籩、豆之數，同于雩祀。夏至，禮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其從祀神州已下六十八座，同貞觀之禮。地祇、配帝，籩、豆如圓丘之數。神州，籩、豆各四，簋、簠、塜、俎各一。五岳、四鎮、四海、四瀆、五方、山林、川澤等三十七座，每座籩、豆各二，簋、簠各一。五方五帝、丘陵、墳衍、原隰等三十座，籩、豆、簋、簠、塜、俎各一。立冬，祭神州于北郊，以太宗配。二座籩、豆各十二，簋、簠、塜、俎各一。自冬至圓丘已下，余同貞觀之禮。 時起居舍人王仲丘既掌知修撰，仍建議曰： 按《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于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以祈谷。《左傳》曰：“郊而后耕。”《詩》曰：“《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禮記》亦曰：“上辛祈谷于上帝。”則祈谷之文，傳于歷代，上帝之號，允屬昊天。而鄭康成云：“天之五帝遞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于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之，因以祈谷。”据所說祀感帝之意，本非祈谷。先儒所說，事恐難憑。今祈谷之禮，請准禮修之。且感帝之祀，行之自久。《記》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請于祈谷之壇，遍祭五方帝。夫五帝者，五行之精。五行者，九谷之宗也。今請二禮并行，六神咸祀。 又按《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顯慶禮》，則雩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且雩祀上帝，蓋為百谷祈甘雨。故《月令》云：“命有司大雩帝，用盛樂，以祈谷實。”鄭玄云：“雩上帝者，天之別號，允屬昊天，祀于圓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亦請二禮并行，以成大雩帝之義。 又《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于明堂，《顯慶禮》，禮昊天上帝于明堂。准《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為天是感精之帝，即太微五帝，此即皆是星辰之例。且上帝之號，皆屬昊天，鄭玄所引，皆云五帝。《周禮》曰：“王將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由此言之，上帝之与五帝，自有差等，豈可混而為一乎！《孝經》云：“嚴父莫大于配天。”其下文即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鄭玄注云：“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异其處。”孔安國之：“帝亦天也。” 然則禋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有其舉之，難于即廢。亦請二禮并行，以成《月令》大享帝之義。 天寶十載五月已前，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故將祭郊廟，告高祖神堯皇帝室。寶應元年，杜鴻漸為太常卿禮儀使，員外郎薛頎、歸崇敬等議：“以神堯為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為太祖以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受封于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景皇帝郊祀配天地，告請宗廟，亦太祖景皇帝酌獻。諫議大夫黎干議，以太祖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享天地。二年五月，干進議狀為十詰十難，曰： 集賢校理潤州別駕歸崇敬議狀及禮儀使判官水部員外郎薛頎等稱：禘謂冬至祭天于圓丘，周人則以遠祖帝嚳配，今欲以景皇帝為始祖，配昊天于圓丘。 臣干詰曰：“《國語》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黃帝，商人禘舜，周人禘嚳。”俱不言祭昊天于圓丘，一也。《詩·商頌》曰：“《長發》，大禘也。”又不言昊天于圓丘，二也。《詩·周頌》曰：“《雍》，禘太祖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圓丘，三也。《禮記·祭法》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黃帝，殷人、周人俱禘嚳。”又不言祭昊天于圓丘，四也。《禮記·大傳》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不言祭昊天于圓丘，五也。《爾雅·釋天》曰：“禘，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圓丘，六也。《家語》云：“凡四代帝王之所郊，皆以配天也。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圓丘，七也。盧植云：“禘，祭名。禘者諦也，事尊明諦，故曰禘。”又不言祭昊天于圓丘，八也。王肅云：“禘謂于五年大祭之時。”又不言祭昊天于圓丘，九也。郭璞云：“禘，五年之大祭。”又不言祭昊天于圓丘，十也。 臣干謂禘是五年宗廟之大祭，《詩》、《禮》經傳，文義昭然。今略舉十詰以明之。臣惟見《禮記·祭法》及《禮記·大傳》、《商頌·長發》等三處鄭玄注，或稱祭昊天，或云祭靈威仰。臣精詳典籍，更無以禘為祭昊天于圓丘及郊祭天者。審如禘是祭之最大，則孔子說《孝經》為万代百王法，稱周公大孝，何不言禘祀帝嚳于圓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以《五經》俱無其說，圣人所以不言。輕議大典，亦何容易。猶恐不悟，今更作十難。 其一難曰：《周頌》：“《雍》，禘祭太祖也。”鄭玄箋云：“禘，大祭。太祖，文王也。”《商頌》云：“《長發》，大禘也。”玄又箋云：“大禘，祭天也。”夫商、周之《頌》，其文互說。或云禘太祖，或云大禘，俱是五年宗廟之大祭，詳覽典籍，更無异同。惟鄭玄箋《長發》，乃稱是郊祭天。詳玄之意，因此《商頌》禘如《大傳》云大祭，如《春秋》“大事于太廟”，《爾雅》“禘大祭”，雖云大祭，亦是宗廟之祭，可得便稱祭天乎？若如所說，大禘即云郊祭天，稱禘即是祭宗廟。又《祭法》說虞、夏、商、周禘黃帝与嚳，《大傳》“不王不禘”，禘上俱無大字，玄何因复稱祭天乎？又《長發》文亦不歌嚳与感生帝，故知《長發》之禘，而非禘嚳及郊祭天明矣。殷、周五帝之大祭，群經眾史及鴻儒碩學，自古立言著論，序之詳矣，俱無以禘為祭天。何棄周、孔之法言，獨取康成之小注，便欲違經非圣，誣亂祀典，謬哉！ 其二難曰：《大傳》稱“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者，此說王者則當禘。其謂《祭法》，虞、夏、殷、周禘黃帝及嚳，“不王則不禘，所當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以近祖配而祭之。自出之祖，既無宗廟，即是自外至者，故同之天地神祇，以祖配而祀之。自出之說，非但于父，在母亦然。《左傳》子產云：“陳則我周之自出。”此可得稱出于太微五帝乎？故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之謂也。及諸侯之禘，則降于王者，不得祭自出之祖，只及太祖而已。故曰“諸侯及其太祖”，此之謂也。鄭玄錯亂，分禘為三：注《祭法》云“禘謂祭昊天于圓丘”，一也。注《大傳》稱“郊祭天，以后稷配靈威仰”，箋《商頌》又稱“郊祭天”，二也。注《周頌》云“禘大祭，大于四時之祭，而小于祫，太祖謂文王”，三也。禘是一祭，玄析之為三，顛倒錯亂，皆率胸臆，曾無典据，何足可憑。 其三難曰：虞、夏、殷、周已前，禘祖之所自出，其義昭然。自漢、魏、晉已還千余歲，其禮遂闕。又鄭玄所說，其言不經，先儒棄之，未曾行用。愚以為錯亂之義，廢棄之注，不足以正大典。 其四難曰：所稱今《三禮》行于代者，皆是鄭玄之學，請据鄭學以明之。曰雖云据鄭學，今欲以景皇帝為始祖之廟以配天，复与鄭義相乖。何者？《王制》云：“天子七廟。”玄云：“此周禮也。”七廟者，太祖及文、武之祧与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与二昭二穆也。据鄭學，夏不以鯀及顓頊、昌意為始祖，昭然可知也。而欲引稷、契為例，其義又异是。爰稽邃古洎今，無以人臣為始祖者，惟殷以契，周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嚳次妃簡狄，有𤫑戎氏之女，吞玄鳥之卵，因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既和，遂封于商。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之謂也。后稷者，其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為帝嚳妃，出野履巨跡，歆然有孕，生稷。稷長而勤于稼穡，堯聞，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于邰，號曰后稷。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故《詩》曰：“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即有邰家室。”此之謂也。舜、禹有天下，稷、契在其間，量功比德，抑其次也。舜授職，則播百谷，敷五教。禹讓功，則平水土，宅百揆。故《國語》曰：“圣人之制祀也，功施于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為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谷而死，皆居前代祀典，子孫有天下，得不尊而祖之乎？ 其五難曰：既遵鄭說，小德配寡，遂以后稷只配一帝，尚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皇帝特配昊天，于鄭義可乎？ 其六難曰：眾難臣云：“上帝与五帝，一也。所引《春官》：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訓眾，則上帝是五帝。臣曰，不然。旅雖訓眾，出于《爾雅》，及為祭名，《春官》訓陳，注有明文。若如所言，旅上帝便成五帝，則季氏旅于泰山，可得便是四鎮耶？ 其七難曰：所云据鄭學，則景皇帝親盡，廟主合祧，卻欲配祭天地，錯亂祖宗。夫始祖者，經綸草昧，体大則天，所以正元气廣大，万物之宗尊，以長至陽气萌動之始日，俱祀于南郊也。夫万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質也。器用陶匏，性也。牲用犢，誠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至尊至質，不敢同于先祖，禮也。故《白虎通》曰：“祭天歲一，何？天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黷，故因歲之陽气始達而祭之。”今國家一歲四祭之，黷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闕，怠亦甚矣。黷与怠，皆禮之失，不可不知。夫親有限，祖有常，圣人制禮，君子不以情變易。國家重光累圣，歷祀百數，豈不知景皇帝始封于唐。當時通儒議功度德，尊神堯克配彼天，宗太宗以配上帝。神有定主，為日已久。今欲黜神堯配含樞紐，以太宗配上帝，則紫微五精，上帝佐也，以子先父，豈禮意乎！非止神祇錯位，亦以祖宗乖序，何以上稱皇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堯之功，太宗之德，格于皇天上帝，臣以為郊祀宗祀，無以加焉。 其八難曰：欲以景皇帝為始祖，既非造我區宇，經綸草昧之主，故非夏始祖禹、殷始祖契、周始祖稷、漢始祖高帝、魏始祖武皇帝、晉始祖宣帝、國家始祖神堯皇帝同功比德，而忽升于宗祀圓丘之上，為昊天匹，曾謂圓丘不如林放乎？ 其九難曰：昨所言魏文帝丕以武帝操為始祖，晉武帝炎以宣帝懿為始祖者。夫孟德、仲達者，皆人杰也。擁天下之強兵，挾漢、魏之微主，專制海內，令行草偃，服袞冕，陳軒懸，天子決事于私第，公卿列拜于道左，名雖為臣，勢實凌君。后主因之而業帝，前王由之而禪代，子孫尊而祖之，不亦可乎？ 其十難曰：所引商、周、魏、晉，既不當矣，則景皇帝不為始祖明矣。我神堯拔出群雄之中，廓清隋室，拯生人于涂炭，則夏禹之勳不足多；成帝業于數年之間，則漢祖之功不足比。夏以大禹為始祖，漢以高帝為始祖，則我唐以神堯為始祖，法夏則漢，于義何嫌？今欲革皇天之禮，易太祖之廟，事之大者，莫大于斯，曾無按据，一何寡陋，不愧于心，不畏于天乎！ 以前奉詔，令諸司各据禮經定議者。臣干忝竊朝列，官以諫為名，以直見知，以學見達，不敢不罄竭以裨万一。昨十四日，具以議狀呈宰相，宰相令朝臣与臣論難。所難臣者，以臣所見獨异，莫不胜辭飛辯，競欲碎臣理，鉗臣口。剖析毫厘，分別异同，序墳典之凝滯，指子傳之乖謬，事皆歸根，触物不礙。但臣言有宗爾，豈辯者之流也。又歸崇敬、薛頎等援引鄭學，欲蕪祀典，臣為明辯，迷而不复。臣輒作十詰十難，援据墳籍，昭然可知。庶郊禘事得其真，嚴配不失其序，皇靈降祉，天下蒙賴。臣亦何顧不蹈鼎鑊？謹敢聞達，伏增悚越。 議奏，不報。 至二年春夏旱。言事者云：太祖景皇帝追封于唐，高祖實受命之祖，百神受職，合依高祖。今不得配享天地，所以神不降福，以致愆陽。代宗疑之，詔百僚會議。太常博士獨孤及獻議曰： 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已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纘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漢氏崛起丰沛，丰公太公，皆無位無功，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細微也。非足為后代法。 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啟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以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如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尊漢氏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丰公太公之不祀，反古違道，失孰大焉？夫追尊景皇，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异，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于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稽禮文，參諸往制，請仍舊典。 竟依歸崇敬等議，以太祖配享天地。 廣德二年正月十六日，禮儀使杜鴻漸奏：“郊、太廟，大禮，其祝文自今已后，請依唐禮，板上墨書。其玉簡金字者，一切停廢。如允臣所奏，望編為常式。”敕曰：“宜行用竹簡。” 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宗親祀南郊。有司進圖，敕付禮官詳酌。博士柳冕奏曰：“開元定禮，垂之不刊。天寶改作，起自權制，此皆方士謬妄之說，非禮典之文，請一准《開元禮》。”從之。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詔：“郊禮之議，本于至誠。制禮定名，合從事實，使名實相副，則尊卑有倫。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濟烝人，禮著明祀。論善計功，則朕德不類，統天御极，朕位攸同。而于祝文稱臣以祭，既無益于誠敬，徒有瀆于等威。前京兆府司錄參軍高佩上疏陳請，其理精詳。朕重變舊儀，訪于卿士，申明大義，是用釋然。宜從改正，以敦至禮。自今已后，祀五方配帝祝文，并不須稱臣。其余禮數如舊。” 六年十一月八日，有事于南郊。詔以皇太子為亞獻，親王為終獻。上問禮官：“亞獻、終獻合受誓誡否？”吏部郎中柳冕曰：“准《開元禮》，獻官前七日于內受誓誡。辭云：‘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今以皇太子為亞獻，請改舊辭，云‘各揚其職，肅奉常儀’。”從之。 十五年四月，術士匡彭祖上言：“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請每于四季月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議。歸崇敬曰：“准禮，立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立夏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立秋后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地，祭黃帝。秋、冬各于其方。黃帝于五行為土，王在四季，土生于火，用事于木，而祭于秋，三季則否。漢、魏、周、隋，共行此禮。國家土德乘時，亦以每歲六月土王之日，祀黃帝于南郊，以后土配，合于典禮。彭祖憑候緯之說，据陰陽之書，事涉不經，恐難行用。”乃寢。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將有事于南郊。穆宗問禮官：“南郊卜日否？”禮院奏：“伏准禮令，祠祭皆卜。自天寶已后，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宮，次日饗太廟，又次日祀南郊。相循至今，并不卜日。”從之。及明年正月，南郊禮畢，有司不設御榻，上立受群臣慶賀。及御樓仗退，百僚复不于樓前賀，乃受賀于興慶宮。二者闕禮，有司之過也。 ------------------ 國學网站獨家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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