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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文學院于1953年作出一項很不尋常的決定：把該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英國在任首相溫斯頓·丘吉爾爵士。盡管丘吉爾著作等身，早年确實發表過長篇小說，但是，瑞典文學院授獎給他絕不是基于純文學的理由，而是為了表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不朽功勳。授獎時間的選擇也很耐人尋味，因為那一年丘吉爾恰好完成這部卷帙浩繁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丘吉爾的名字是与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的斗爭及胜利緊密相連的。戰前，他就以其遠見卓識無情揭露希特勒的种种陰謀詭計，強烈反對張伯倫的“綏靖”政策；在他擔任戰時內閣首相兼國防大臣期間（1940——1945），尤其是在英國單獨作戰的危急關頭，他以大無畏的英雄气概領導英國頂住了納粹德國的狂轟濫炸，挫敗了德軍入侵英倫三島的“海獅計划”。1941年6月22日，當希特勒背信棄義，突然襲擊与德國訂有友好條約的蘇聯時，丘吉爾當天就發表廣播演說，全力支持蘇聯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他是英、美与蘇聯結成偉大同盟的主要設計師；丘吉爾當時已年屆古稀，仍以鋼鐵般的決心、不知疲倦的精神日理万机，親自部署從歐洲、地中海到北非、中東、遠東等廣闊戰場上的大小戰役，他甚至還深入地研究了諾曼底登陸作戰的种种技術的細節，為戰胜法西斯貢獻出全部力量和智慧。他冒著德國飛机、潛艇截擊的巨大風險，頻頻在英、美、蘇聯之間奔波，協調盟國之間錯綜复雜的矛盾和分歧；他魁梧的身影時常出現在戰壕里、彈坑邊，以剛毅不屈的神情伸出食指和中指，作出象征最后胜利的“V”字手勢；他經常發表激動人心的廣播演說，鼓舞人們的斗志，決心把戰爭進行到底，一定要迫使德、意、日侵略者“無條件投降”。 正如瑞典文學院院士G．利列斯特蘭德在頒獎儀式上對代表丘吉爾前來領獎的丘吉爾夫人所說的：“在黑暗的年代里，他的言語以及与之相應的行動喚起了世界各地千百万人們心中的信念和希望。”該院士還借用丘吉爾著作中的一句話來描述丘吉爾本人：“在人類沖突的領域里，以前還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如此眾多的人都應該深深地感激一個人。” 在每年僅有一名的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中，丘吉爾占有特殊的地位，瑞典文學院院士S．齊凡爾茨在頒獎詞中說： “一項文學獎本來意在把榮譽給予作者，然而這一次卻相反，是作者給了這項文學獎以榮譽。”我們認為，這樣的評价既是崇高的，又是中肯的。 早在丘吉爾擔任戰時內閣首腦以前，他就是一位活躍在英國政壇上的重要人物，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和成就的作家、演說家和政治家；然而，在某种意義上說，丘吉爾戰前的全部歷史只是為他在戰時取得輝煌業績做准備而已。 溫斯頓·丘吉爾爵士（Churchill，SirWinston，1874—1965）于1874年11月30日生于英格蘭牛津郡布倫海姆宮。 他的家庭是英國最顯赫的名門望族之一；他是英國安妮女王時代的名將馬爾巴羅公爵一世的嫡派子孫。他的父親倫道夫·丘吉爾勳爵是馬爾巴羅公爵七世之子，曾任財政大臣和下院保守党領袖。他的母親珍妮·杰羅姆是美國金融家列昂納德·杰羅姆之女，性格開朗，善于交際。這樣的家庭背景為他日后走上政壇准備了有利的條件，他那一半美國血統促使他終生致力于加強兩大英語民族的團結。 丘吉爾幼年時代并沒有從他那熱衷功名、忙于社交的父母那里得到多少照料，但慈愛的保姆愛維莉絲特太太卻讓他充分享受到人間的溫情。七歲時，他住進圣喬治寄宿學校。他十分淘气，常受老師的責打，是出名的“難管教的孩子”。他的學習成績并不好，尤其是拉丁文。值得一提的是：他自小喜歡用一套玩具士兵玩調兵遣將的游戲，以及他特別愛好歷史、地理這兩門功課。 丘吉爾十三歲時進哈羅公學，但入學考試時拉丁文交了白卷。兩年后轉入軍事專修班，這個班被功課好的同學們嘲諷為“笨蛋們的樂園”。十八歲時，他投考英國皇家軍校（桑赫斯特軍校的前身），考了三次才勉強被錄取，但因分數不高，只能進騎兵專業。父親寫信罵他“丟人現眼”，但他并不气餒，回信表示他會以實際行動來回答父親的責難。二十一歲時，他從軍校畢業。這几年他刻苦努力，學業大進，在一百三十名學生中，他的成績已升至第二十名。畢業后他就被分配到第四驃騎兵團任中尉。同一年，倫道夫勳爵和愛維莉絲特太太都病逝了。 1895年古巴獨立戰爭爆友，丘吉爾利用假期訪問古巴，隨西班牙殖民軍的一支分遣隊深入原始叢林作戰。回國后，他寫的戰地報道在英國《每日記事報》上發表。1896年，丘吉爾隨團調往印度，駐扎在班加羅爾，他暇時刻苦自學以彌補以前所受教育的不足。他最感興趣的書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以及歷代政治史。第二年，他以《加爾各達先驅報》記者身分參与鎮壓北部山區游牧部落起義的軍事行動。 1898年，丘吉爾被調往埃及，親身參加了鎮壓蘇丹起義的恩圖曼戰役。他的印度戰地報道文集《馬拉次德野戰部隊記實》出版，受到輿論界的注意；翌年，他的蘇丹戰地報道文集《河上的戰爭》以出色的描寫技巧贏得了評論界高度的贊揚。 1899年，丘吉爾在南非的經歷使他一夜之間成為全國矚目的名人。那年十月，他辭去軍職，以《晨郵報》記者身分赴南非報道布爾戰爭１。他乘坐的一列軍車遭到伏擊，他挺身而出指揮作戰，使其他人得以乘机車逃走，但他自己卻當了俘虜。后來，他奇跡般地從俘虜營中只身翻牆逃出，在當地唯一一家英國人開的煤礦的井下躲避了好几天。在這期間，英國報紙早就報道了他的事跡，人們都在關心他的命運。因此，當他于十二月安全到達英屬領土德班時，受到英雄般的歡迎。 翌年，二十六歲的丘吉爾就當選為下院議員，從此步入政界。 1900年，他又出了兩本通訊文集：《從倫敦到萊迪史密斯》和《伊恩·漢密爾頓的進軍》。同年，他的長篇小說《薩伏羅拉》也出了單行本。這是丘吉爾唯一的純文學作品，寫的是一個虛构的國家“勞拉尼亞”內戰中的故事。男主人公薩伏羅拉是一位青年政治家，他英勇机智，博學多才，能言善辯，具有一切令人羡慕的优秀品質。他憎惡暴政，決心推翻軍事獨裁統治。軍事獨裁者派自己美麗的妻子露西爾去探听薩伏羅拉的密謀，但是，她卻轉而同情他的事業并且愛上了他。書中的戰爭場面非常生動，起義者經過激烈的巷戰終于占領了獨裁者的官邸。薩伏羅拉這一人物形象身上顯然寄托著丘吉爾本人的理想和追求。從薩伏羅拉的老保姆貝蒂妮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愛維莉絲特太太的影子。小說出版后頗受好評，然而一心從政的作者卻無意于繼續在純文學領域里耕耘，從此，他的寫作才華便体現在數量巨大、气勢恢宏的演說、政論、歷史和傳記著作中了。 １布爾戰爭：1899—1902年，英國對南非布爾人的戰爭。布爾人是荷蘭在南非移民的后裔，曾建立三個奴役黑人的國家——德蘭士瓦共和國、奧蘭治自由邦及納塔爾共和國。戰爭曠日持久，布爾人戰敗后還對英軍展開游擊活動。直至1910年，他們控制的地區才正式并入南非聯邦，成為英國的自治領。 丘吉爾最初与他父親一樣，是以保守党政治家的身分進入下院的，但是，丘吉爾對英國的內外政策都有自己的獨立見解，他一貫觀點鮮明，直言不諱。為了堅持自己認為正确的意見，他不惜退党、轉党；后來當了大臣，還曾因与主政者意見不一而不惜下台。1905年初，他因主張自由貿易而离開保守党，五月正式轉入自由党，与自由党領袖勞合·喬治關系密切。同年十二月自由党政府成立，丘吉爾被任命為殖民地事務部次官，這是他擔任的第一個高級政府職務。他在自由党內活動了二十年之久，1924年，他又因与自由党領導人發生意見分歧而退党，并以“獨立的反社會主義者”和“憲政主義者”的身分參加選舉。第二年，他又回到保守党內，在以后四十年中再也沒有轉過党。 從丘吉爾1908年出任商務大臣到他出任首相之前，共擔任過九种大臣職務（依次為：商務大臣、內政大臣、海軍大臣、不管部大臣、軍需大臣、陸軍大臣、空軍大臣、殖民地事務大臣和財政大臣），在每一個崗位上，他都干得有聲有色，頗有建樹。如：在商務大臣任上完成八小時工作制的立法，設立勞資協商會和勞動交易所，以解決失業問題。在海軍大臣任上加速海軍建設。在軍需大臣任上，積极推動研制新式武器——坦克，這一切都為協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胜德國做出了貢獻。 丘吉爾的一些作為曾遭到非議，如1915年，他積极主張進攻達達尼爾海峽，結果失利，被免去海軍大臣職務，改任沒有實權的不管部大臣。1917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胜利以后，丘吉爾積极從事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武裝干涉，從而被蘇俄和全世界左翼人士公認為赤裸裸反蘇反共的反動人物。他的仕途也遠非一帆風順，尤其是在1922年，他抱病參加丹迪市選舉，結果遭到慘敗，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夜之間，我發現自己失去了公職，失去了議席，失去了党派歸屬，甚至還失去了闌尾。” 從1929年—1939這長長的十年間，丘吉爾由于与相繼執政的工党領袖麥克唐納和保守党領袖鮑德溫政見不合，一直處于在野的位置。他和他那位賢內助、終生伴侶克萊門蒂娜·霍齊爾一起在恰特韋爾庄園閒居，每天著書、繪畫、砌牆、養豬，每件事都干得大有成績：一幅風景畫被拍賣掉了，拿到的錢用來資助丹迪市的失業者；他培養的豬在伊登布里哥肥豬展覽會上不止一次獲獎。表面看來，他似乎活得悠閒自在，其實他是“身居江湖，心在魏闕”，他正憂心忡忡地注視著歐洲及世界局勢的巨大變化，關于這些情況，將留在下一節再談。 丘吉爾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出任首相以前出版的著作，除前面已經提到的以外，主要的還有：他父親的傳記《倫道夫·丘吉爾傳》（1906）、《我的非洲之行》（1908）、《自由主義和社會問題》（1909）、《人民的權利》（1910）、宏篇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世界危机》（1923—1931）、《我的早年生活》（1930）、《印度》（1931）、《隨想和奇遇》（1932）、《當代偉人》（1937）以及他的祖先的傳記《馬爾巴羅傳》（1933—1938）。戰后，他的主要著作除這部《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外，還有《英語民族史》（1956—1958）。 《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是丘吉爾根据他作為英國首相兼國防大臣的親身經歷寫成的。全書約合中文三百六十万字，共分六大部分，于1948—1954年間陸續出版。作為盟軍三巨頭之一，丘吉爾得以站在最高點上俯瞰二十余年的全球局勢，分析展現戰爭的起因和各國之間的利害關系、錯綜复雜的矛盾以及戰爭進程的各個階段，牽涉到各國、各民族的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眾多方面。由于他的特殊地位，所掌握的材料廣泛、全面而具有權威性。書中大量引用了政府文件、會議記錄、來往通電以及他個人保存的檔案材料，這些都是一般人難以接触到的。以下擬按原書敘述的時間順序，簡略分析二戰期間各個階段的主要矛盾和丘吉爾本人的思想言行，以供讀者諸君研讀全書時參考。 對于丘吉爾，西方絕大多數評論家都毫無保留地給予高度褒贊。1950年，《時代周刊》把他選為“本世紀的偉人”。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稱他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人物”。對此，我們無意于隨聲附和。我們評价歷史人物時必須遵循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對于丘吉爾這樣的杰出人物也概莫能外。我們不可能全面地肯定他，我們只能肯定他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卓异功績，關于這一方面，前文中已經充分表述過了。 但是，丘吉爾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反共。關于這一方面，我們必須認真地加以分析、鑒別。丘吉爾對于自己反共的政治立場從來直言不諱。1941年6月22日，他在聲援蘇聯的那次著名的廣播演說中是這樣說的：“在過去的二十五年中，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始終一貫地反對共產主義。”1942年，他在莫斯科會見斯大林時，斯大林提起當年英國對蘇聯武裝干涉的事來，他為了對丘吉爾表示友好起見，說：這不是丘吉爾的責任，而是勞合·喬治的責任。丘吉爾卻坦率地說：“我是干涉得最為活躍的人物，我不希望你有不同的想法。” 在撰寫本書時，丘吉爾盡管在主觀上力圖做到客觀、公正（如：他對卡廷屠殺事件的描述。在證据不足的情況下，他并沒有斷定，甚至也沒有暗示這樁罪行是哪一方干的），但是，事實上他還是未能做到。他的鮮明的立場、深刻的偏見處處流露出來。在書中，他不但攻擊斯大林，把他和希特勒划等號，而且進一步攻擊“兩者的政府制度也頗類似”。這不僅十分謬誤，而且違反了起碼的常識。共產主義与納粹主義不但有本質區別，并且是水火不容的：共產主義主張民族平等，提倡國際主義，而納粹主義則是一种以仇恨猶太民族為特征的喪心病狂的民族沙文主義。縱觀全書，我們可發現約有二三十處的意義明确的“反共言論”，那些充滿仇視、敵意等感情色彩的文字如：匪徒、暴君、魔鬼、陰謀、劊子手……等等，在本書中顯得十分刺目和不諧調。應當承認，斯大林的某些作為，如先后与納粹德國及日本法西斯訂約是值得爭議的，尤其是在雅爾塔會議上伙同羅斯福訂立損害中國盟友主權的協定更應該受到譴責，然而決不能以此為由對偉大的共產主義進行誣蔑和攻擊。對于上述几方面的錯誤，相信讀者必定會作出應有的評判。 丘吉爾在本書中還有許多錯誤觀點。如：“李頓調查報告”明明是英國向日本妥協的產物，實質上是偏袒日本侵略者的，而丘吉爾卻把它說成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文件”。 丘吉爾年輕時曾是英帝國殖民戰爭的積极參加者，他對東方被壓迫民族是輕視的，即使中國已成為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一位平等的同盟者，在丘吉爾的眼中仍是不能和英、美、蘇平起平坐的“二等公民”。本書中他以英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大肆渲染英國“單獨作戰”如何光榮，對此，我們并不想反對，但是，若是說到“單獨作戰”的話，中國人民的神圣抗戰至少比英國要早開始兩年零兩個月（且不說1931年“九·一八”以后的抗戰，從“七·七事變”開始算起也有八年有零）！無論是中國國民党或中國共產党領導的軍隊都有令世人肅然起敬的光榮業績：台儿庄、昆侖關、百團大戰、平型關……都可謂惊天地而泣鬼神；左權、楊靖宇、趙一曼……張自忠、王銘章、謝晉元等無數志士仁人都是我們巍巍中華的民族英雄。但是，丘吉爾在本書中對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貢獻未作應有的評价。對于在緬甸与英軍并肩作戰的中國英雄儿女，他只是這樣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話：“5月10日，四個中國師在昆弄及其上方越過薩爾溫江，從而困扰了日軍的側翼。”這种极不公正的偏見是不難理解的，這是他早年殖民主義心態的潛在表現。 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复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使我們有可能對歷史問題進行真正科學的研究。對于一些复雜的現象如：1939年8月23日簽訂的“蘇德條約”以及1941年4月13日簽訂的“蘇日條約”應如何正确評价的問題，我們認為：只要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為指導，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充分掌握材料，并且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獨立思考，我們是能夠使自己的認識更加接近客觀真實的。對于諸如“卡廷”事件等以前研究工作中的“禁區”，我們應該根据蘇聯官方公布的新材料來修正以前在認識上的局限。在這類問題上，我們似乎不必采用“凡是老丘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老丘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辦法。 總之，本書盡管提供了丰富獨到的史實和思想材料，盡管擁有非常重大的軍事、史學和文學价值，但它并不是一部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完整的、科學的歷史，而是作者以其獨特的身分、立場和觀察角度寫出的一部有很濃厚的個人感情色彩的回憶錄。為遵循版權法的有關規定和給讀者以“完整的本來面目”的原則，我們對原文未加刪削和改動。我們深信廣大讀者能夠以正确的目光閱讀這部巨著，并且取其精華，剔其糟粕。只有這樣，才可望得到更多的收獲。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日初稿 （丘吉爾誕辰120周年）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胜利50周年）修訂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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