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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歷史著作，在首次問世27年以后，未作改動又重新出版，這可能顯得自視過高。但我認為，本書所述的關于中世紀學校与大學世界的見解，在根本要點上絲毫沒有過時。相反，在我看來，這部著作的中心觀點，從1957年以來，一直不斷地在得到證實与充實。 這首先表現在“知識分子”的概念上，它的意義在于，把注意力從机构轉向人，從理念轉向社會結构、實踐方式和思想品質，并把中世紀大學的這一現象置于一個歷時長久的聯系之中。自從這本書出版以來的關于“這個知識分子”或“這些知識分子”的研究的浪潮，不僅僅是、也不能說僅僅是一种時髦。如果人們選擇一种嚴肅的比較方法，不把注重類型与結构的協調一致的社會學要求和歷史學研究割裂開來，并強調環境、變化、轉折、斷裂、差异和与一個時期內整個社會的交融，那么使用“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就是合理的和有益的。1957年，我放棄了對我以前借自19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的歷史學、社會學和語源學的這個概念作一理論的附帶解說，今天在這里我也不想涉及這個問題。 但事非偶然，最近几年里關于過去時代“知識分子”的大部分最有趣味的研究，出現在葛蘭西的意大利。阿爾貝托·亞索·羅薩作了有關的概要綜述；在熱那亞的一個研討會上，“知識分子”的概念被引申到古典時代；在一項引人注目的研究中，喬万尼·塔巴科在社會的机构和統治地位的共同作用中确定了“中世紀知識分子”的位置；論文發表在埃諾第出版社的一冊旨在探討知識分子与權力的關系的意大利歷史著作里，出版者是印行葛蘭西著作的那一位。 再回到“我的知識分子”上來。我感到非常愉快，喬万尼·桑蒂尼在一項對12世紀末繼波倫亞大學而建立的意大利第二所大學摩德納大學的誕生所作的出色研究中，他對我1957年出版的書作了比我更好的闡發：“‘知識分子’作為新的社會學類型產生，以城市勞動分工為先決條件，正像大學設施的出現以公共文化空間為前提一樣，這一新的‘知識大教堂’在這個空間中才能涌現出來，走向繁榮，并自由地深入進行研究。” 勞動分工，城市，新的机构，一個為整個基督教世界普遍共有、不再像中世紀盛期表現為地理和政治分裂的文化空間，這些就是12世紀与13世紀之交，西方基督教世界新的精神景觀的根本特征。 典型的中世紀知識分子原型中決定性的因素實際上是他們同城市的聯系。學校的發展是10至13世紀城市革命的一部分。在造就未來修士的修道院學校，和原則上造就一切人，包括繼續是世俗教徒的大學生的開放的城市學校之間，有一條深深的鴻溝。但我本應更突出地強調城市學校与大學對修道院世界的吸引力。盡管由圣弗朗切斯各親自挑起，在弗朗切斯各修會修士中間發生了關于貧困与知識的爭論，托缽修會仍很快就躋身于城市的學界。不過更有意義的是，一些修會教團（普萊蒙斯特萊教團，西妥教團），通過在13世紀就已相繼在大學城里為本教團的見習修士建立的學會，轉而信仰了大學的學說。 新的知識分子是市民和專業人員。就像那些商人，那些“出售時間的人”，他們作為“出售文字的人”，必須克服知識屬于不供出售的上帝的贈品的傳統陳腐觀念。繼美國中世紀專家蓋恩斯·波斯特之后，我也強調了大學全体教員和大學生在職業与社團方面的特點。除了普厄爾·基勃勒的重要著作外，還有一系列的研究，都對大學職業物質的、技術的和法律的條件作了更确切的界定。 我本來還應該在這种聯系中，對作為上層精英招募方法的大學教學大綱的革命性特點，強調得更充分些。西方國家過去只知道三條通向權力的道路。一是出身，這是最重要的；二是財富，直到13世紀，除了在古代羅馬，它仍然還是很次要的；三是選舉，它微不足道的意義局限在古代希腊村社的公民中間。原則上基督教教會向所有的人都開放通向教會榮譽的道路。事實上，教區、修道院的官員，教會的顯要職位，如不是由貴族本人，大多數也由貴族階層的成員來擔任。雖然青年貴族，以及不久還有市民階層的孩子們，构成了大學生和教師的絕大部分，但大學制度也使得許多農民的儿子有可能真正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因而致力于對“貧窮”的大學生進行研究，是意義深遠的。在由米歇爾·摩拉和他的學生們已取得重大進展的貧困類型學研究中，大學中的貧困，表現為一种特殊的情況。對貧困的實際和環境的分析，超出了傳聞軼事性質的范圍，讓·帕奎的研究工作已就此向我們作了說明。我原來首先應更好地指明，這一社會地位的上升，是靠一個對西方國家嶄新的和革命性的方式而實現的，那就是考試。西方國家于是——以一种謙恭的方式——同一种制度發生聯系，依照我的朋友瓦丁·艾里舍夫的意見，應當從比較的觀點加以研究，這就是同中國的科舉制度的比較。 這一職業的、社會的和机构的發展，導向一個目標，即權力。中世紀的知識分子并不背离葛蘭西的模式，雖然這模式确實很一般，但仍然是可以操作的。在一個意識形態上由教會十分嚴格地實行監視，政治上則越來越被世俗教徒和教會人士的雙重官僚机构所控制——這方面最重大的“成果”是恰好在13世紀把二者結合起來的教皇專制——的社會里，中世紀的知識分子首先是“有机的”知識分子，教會与國家的忠實仆役。各大學也越來越成為培養“高等官員的場所。但他們之中許多人，盡管自己的局限，由于知識分子這樣的角色和大學的“自由”，還是或多或少成為“持批判態度的”知識分子，直至走到异端的邊緣。13世紀和14世紀的四名重要知識分子，在歷史上不同的環境中，并通過他們當時的特殊的個性，明顯地展現了中世紀高等學校領域的“批判”態度的丰富多樣性，這四個人便是阿貝拉爾，托馬斯·阿奎納，西格爾·德·布拉邦，威克利夫。 最重要的是，我本該對大學“權力”的形成過程作一番更好的探索——但當時我還未曾看到赫伯特·戈倫德曼1951年就已發表的論文《教會·王權·學校》。我本來也應該在教會、君主制度和大學這三种力量中，認識到喬治·杜美吉爾所強調的那种三重職能的制度。除了宗教的職能和政治－戰爭的職能外，知識的職能也保持著重要的位置，它原本是第三种職能的一個方面，即富裕和生產經濟的一個方面。這是在理論上為知識分子辯護。他們可以像商人一樣依靠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效益，自己生產的消費品，從自己的職業中獲取利潤。腦力勞動者從13世紀以來為了分享教會權力（他們頑強地維護自己作為教士的合法地位）和為了發揮政治影響（這在巴黎大學從13世紀末就表現出來了）的努力，表明了他們的意愿，面對在城市建設過程中由于出身所受到的歧視，不惜任何代价，同手工勞動划清界線。生活在社會邊緣的巴黎知識分子呂特彪夫，在“圣者”路易九世的時代就宣布道：“我不是手工工匠。” 同樣我把這种新的精神勞動，解釋為在城市的，而不再是修道院范圍內的研究与教學的結合，就不會犯時代錯誤。接著我在那些從許多教師和大學生中一躍登上科學与思想的創造的頂峰，并獲得遐邇聞名聲譽的人士中間，挑選了几名法國人。也許沒有把通俗作家、編纂家、百科全書作者包話在內，是一個過失，因為他們上完大學以后，在受過教育的教士和世俗教徒之中，以及在群眾百姓中間布道的時候，傳播了經院哲學研究与教學的雜碎。許多東西在這里都取決于主觀的視角。今天被人藐視的編纂工作，在中世紀曾是精神勞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傳播了思想，還發展了思想。杰出的神學家与歷史學家謝紐修士，他首先開辟了本書采用的研究道路，他對出身意大利的巴黎大主教彼埃爾·朗巴德（死于1160年）不太贊賞，后者的《教父名言錄》，把圣經改編成學校常識性質的語錄匯編，到13世紀成為神學院的基本教科書。但我覺得正像那位嗜書如命的巴黎牧師會成員彼埃爾·康默斯托（“吞書者”）一樣，朗巴德仍是重要的知識分子。康默斯托通過他的《經院哲學史》和其他作品，使當時思想上的新事物成了初步的，但對后來的教師与大學生則是基本的手頭工具書。另一方面，把同“圣者”路易九世關系密切的多米尼克修會修士博韋的樊曾茲，也歸在13世紀杰出的知識分子之列，我是不贊成的；他的《巨鏡》（Speculum Majus），并無任何思想獨創性，無非是照抄當時全部知識的百科全書，是一個准備在下一代人中間傳播這些知識的文庫。我也不想把巴黎牧師會的另一個成員羅伯特·德·索邦計算在內，他的著作（主要是布道詞）大多并未發表。他在歷史上的地位，在于替12名貧困的神學生建立一個學會，也就是后來的索邦神學院的核心，以后他還把自己的圖書館捐贈給該學會，這是13世紀最重要的私人圖書館之一。這位羅伯特·德·索邦，遭到儒瓦維耶的嫉妒，因為他不得不和羅伯特分享同“圣者”路易九世的信賴。這位貴族只要一有机會，就會提醒羅伯特，他是農民出身。羅伯特是個第二流的社會“有机組成的”知識分子，但他播下了很好的种子。 現在我更猶豫不決，是否要在中世紀的思想界划出13－15世紀本來意義上的大學成員和“文學之士”之間的界限。我已把呂特勃夫同《玫瑰傳奇》第二部分的作者約翰·德·墨恩相提并論，因為他們作為巴黎大學以前的大學生，都曾在自己著作里反映13世紀巴黎大學的意識形態斗爭，体現“大學精神”的某些重要特點：“理性化”的趨勢（但還不能說是“理性主義”），社團精神，反教士主義（主要針對托缽僧團），表示异議的傾向。如果我曾對中世紀末期的知識分子作了更進一步的研究，可能會追溯到邊緣大學生弗朗索瓦·維庸。但我仍然懊悔，沒有給一些受大學教育与大學精神影響的偉大“作家”以應有的位置，他們的作品有一部分內容涉及神學或科學。我首先想到的是但丁，他是位無法歸入任何一個類型的真正天才；還有喬叟，他兼有科學的好奇心和創造性的想象力，盡管他的聲望主要歸功于后者。 我更深深感到遺憾的是，沒有褒揚12世紀預示城市運動中的文化的作用的職業知識分子——不過這一次涉及的不是思想界的頂峰，而是它的基礎。除了一些教授語法和修辭學的神職人員，他們主要是法官、律師和公證人這些城市政權里的“手工勞動者”。今天，除了經濟与嚴格地說來法律和政治等方面，人們越來越正确地承認了中世紀城市本質上和職能方式中的文化要素。在中世紀西方國家的城市形成史上，商人不再擔任獨一無二的角色，或許甚至不再擔任最重要的角色。所有那些通過自己的文字知識、法律專業知識、首先是羅馬法方面的知識，以及通過講授“自由的”和有時是“机械的”藝術而使城市得以維持下去，尤其使意大利的“城市公社”（Comune）成為重要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現象的人，都應該理所當然地被看成是城市成長過程中的知識分子及社會的專業集團之一。中世紀城市的政權与形成，主要歸功于他們。 自從1957年以來，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在不曾改變我當初确立的框架的情況下，丰富了我們關于中世紀大學及大學成員的知識。要是把它們補充進我的著作，會導致對我自己的文本作一番几乎是全盤的修訂。此外，附錄的“參考書目”列出了最重要的論著，閱讀這些論著能充實我這本書。 接下來我談三個方面的問題，在這三方面里的一批新的論著特別引人注目。 首先，是文獻資料方面。內容全面的書目已經出版。另外，這些書目使人們有可能對因比起“重要”大學而黯然失色，或者地理位置比較僻遠，因而至今并不為眾人所知的大學中心獲得更詳細的了解。有著令人印象深刻的篇幅的目錄學工作，在中世紀知識分子史研究中引入了定量的觀點。上過牛津大學或劍橋大學的，來自瑞士、列日地區或蘇格蘭的大學成員的名冊，有助于歷史的大學地理的研究進一步深入，并為社會史、公共机构史和政治史提供了可貴的資料。最后，出版物以及對某些原始資料所作的計算机分析報告，緊接著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研究工作不斷問世，由此人們就有可能審核修訂一些觀點。在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一位日本研究工作者，在索邦圖書館館長安德烈·蒂耶爾的幫助下，提出了一篇新的行將發表的關于15世紀巴黎大學里來自英、德民族的博士生論文，這篇論文在描繪中世紀末期衰敗中的巴黎大學上，其貢獻不僅僅是筆調更為細膩多采。本書這一新版的參考書目，除了少數例外，不包括文獻出版物方面的參考資料，因為本書雖以耗時費力的科學研究工作為基礎，但并不以專家為對象。然而在這里我依然要感謝那些學者，他們不僅在過去，而且在科學工作條件雖有改善而他們的任務卻得不到絲毫減輕的今天，仍以他們的辛勤勞動，并時常以他們的敏銳見識，為歷史學家進行新的闡釋与提出新的問題創造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個進展表現在日常生活的研究領域。人們知道得越來越詳細，教師与大學生們居住在什么地方，怎樣生活，如何穿著打扮，吃的和喝的是什么，怎樣安排他們的時間；人們了解他們的風俗，他們的嗜好，他們的性生活，他們的消遣娛樂，他們的死亡和遺囑，有時還有他們的葬禮与墓碑。當然人們也對他們的工作方法与工作用具，對他們在發展思想技巧方面的作用，他們對手抄文書和后來的印刷書籍的態度，了解得越來越詳細。塞恩格已經說明，大學的研究班是怎樣在使中世紀的讀者取得了從大聲朗讀講稿，進而發展到目視的、默不出聲的閱讀的進步。一門中世紀知識分子的人類學正在形成中。 最后，大學与大學成員在政治方面的作用，在13世紀以后則日益是在重大政治中的作用，得到了越來越清楚的揭示。在法國，當統治權從伐羅亞王室轉到卡佩王室后人手里時，和百年戰爭分裂時期（當時有一個与英國占領者合作并處死貞德的巴黎大學）；在英格蘭，在貴族反對國王的十三世紀和王朝更替的14世紀与15世紀；在捷克、波蘭或蘇格蘭的國家建立過程中，在教會大分裂期間和在康斯坦茨与巴塞爾的重大宗教會議上，大學都作為行動者，作為一支政治力量巍然屹立。 在這番不無遺憾的羅列結束處，我想強調一下，大學的作用在歷時性方面是特別巨大的。這一論著的題目是12世紀和13世紀一种新的“社會-職業”類型的出現与胜利。至于中世紀盛期，我只當作這一題目的史前史，蒙昧的和斷斷續續的史前史而提到，而大家不再敢稱為“中世紀衰亡期”的14世紀和15世紀，我也僅僅稱之為衰亡和對前有模式的背离。 我肯定過于倉促，把中世紀盛期描述得太灰暗、太漫畫化了。加洛林王朝在自己的初期，也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完全背离那些可比的模式和所謂的“黃金時代”（mutatis mutandis）即中世紀全盛時代的模式。我并不想否認“加洛林王朝的复興”的理性的現實，即使它的份量被夸大了。但我認為，在加洛林時代的教會和君主制度下，學校与思想家或觀念制造者的性質及職能方式，是截然不同于占統治地位的城市文化中的學校与思想家或觀念制造者的，而且前者的傳播未曾超出有限的貴族——教會的和世俗的——階層。人們的确應該對10世紀和11世紀社會中城市學校的職能方式做更深入的研究。在列日、蘭斯、拉昂等地，知識傳授活動中出現了一些朦朧的東西，預示著經院哲學的到來，但其中從人文學科到五個院系專業（藝術、醫學、民法与宗教法、神學），從知識（sapien－tia）到科學（scientia，包括神學的科學），存在的斷裂多于連續性。在維羅納的拉特爾、吉爾伯特或圣安瑟爾姆的身上，体現出12世紀优秀知識分子的一定特點，但他們在其中思考与從事教學的主教教堂，并不是在12世紀形成的大學社團組織。為了舉出一些巴黎人的例子，人們在從彼埃爾·朗巴德，彼埃爾·康默斯托，彼埃爾·坎特爾轉到哈勒的亞歷山大，奧弗涅的威廉（雖然他也是巴黎大主教），加蘭的約翰等不同人物的時候，面對的是另一种“教師”的類型。當人們轉而登上塞納河的左岸，從巴黎城區來到拉丁區，從大教堂學校來到大學講師的各所學校，距离不過几十或几百米遠，景色卻有好几十年的根本性改變。 正是在14世紀和15世紀，在同一個机构范圍內，有許多東西發生了變化。我的論著在這方面是完全不充分的，不過近25年來的研究工作可以在這里幫助作出卓有成效的補正。是的，學會講授的大學課程不同于13世紀沒有單獨的教學樓的大學的課程；是的，不再有占支配地位的學說，如亞里士多德主義就是這樣一种學說（當然，這比起新托馬斯主義的經院哲學歷史圖表所作的描繪簡略而不全面）；是的，“理性”在中世紀終結時具有与其全盛期不同的形式。是的，曾經有過大學的危机，它构成了14世紀和15世紀危机的一個部分。就像這個總的危机一樣，大學的危机在1348年黑死病蔓延之前，在13世紀到14世紀的過渡時期，早在1270年至1277年期間就已經開始出現了，顯然是巴黎大主教斯特凡·坦比爾信仰問題判決的后果。是的，确實不錯，作為例證，迷惑了中世紀末期社會的信仰新模式“近代神學”（devotio moderna）的一名重要信徒，德文特一個富商的儿子格哈德·艾魯特，于1374年在巴黎大學獲得學術成功后，回到亞爾嫩附近的一個卡特蒙斯修道院，并表明對大學的強烈敵意。根据他的看法，科學只是無用的東西、貪欲的工具和靈魂的墮落。只有信仰与簡朴的生活才帶來拯救。是的，一個新的知識分子類型——人文主義者，出現了，他們試圖取代中世紀的知識分子，并往往戰胜后者。但有一個因素，我們如今慢慢地認識得更清楚了，卻也造成了混亂，那就是有些并不否認他們的成長基礎的大學的知識分子也是人文主義者，熱爾森与庫薩的尼古拉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 不僅如此。大學世界在地理上的擴展，在沒有打破其本身框架的情況下，改變大學的景觀。新的大學出現在日耳曼的國土上（維也納大學，1383年；愛爾福特大學，1379－1392年；海德堡大學，1385年；科隆大學，1388年；維爾茨堡大學，1402年；萊比錫大學，1409年；等等），出現有波希米亞（布拉格大學，1347年），在波蘭（克拉科夫大學，1364－1400年），而蘇格蘭、西班牙、葡萄牙、法國、意大利各地大學的繁榮也就不用說了。新的大學是按照波倫亞大學或巴黎大學的模式創建的，以院系或“民族”為体制，以教師和大學生為兩個主要部分，等等。但它們常常同城市、國家、宗教保持著新的聯系（布拉格大學的胡斯運動，克拉科夫大學的改變立陶宛人信仰的運動，帕多瓦大學的阿威羅伊主義，等等）。 雖然古典的經院哲學日趨僵化，尤其是神學和教會的控制通過審查制度使得許多院系缺乏生气，但并非到處都是如此。在某些著作，主要是波蘭的討論克拉科夫大學的著作光芒的映照下，晚期的經院哲學顯得要比記載的有活力和創造性，并具有較高的水平。上大學的人數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即使在一些規模大的老牌大學情況也是如此。此外，雅克·維爾格的出色研究工作也清除了這方面的偏見。經院哲學与人文主義的矛盾沖突必須重新加以界說。在印刷術的傳播過程中，大學發揮的作用比人們所認為的更為重要。 更多數量的原始資料，使我們有可能更好地研究大學与社會的聯系。在這一方面，有多篇關于牛津大學与劍橋大學的极富教益的研究論文。 盡管如此，這种為中世紀末期大學局部恢复名譽的做法（順便說一下，如果放棄傳統的把中世紀与文藝复興划分開來的做法，并把到14世紀的中世紀就視為中世紀，一切就簡單得多），有關14和15世紀大學社會面貌的丰富信息，是同大學界的一种實質性發展深刻地聯系在一起的。大學和大學講師不再擁有對精神生產与高等學校課程的壟斷權。像佛羅倫薩的梅迪契家族的圈子，學會，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的“法蘭西學院”，都在新的卓越的條件下領會与傳播一种大部分是新鮮的知識。大學自身日益重視自己的社會作用。它們為國家培養出越來越多的法學家、醫學家和學校教師，他們之中獻身于較實用而較少虛名的職業的社會新階層，努力追求一种更适合他們職業等級的知識。大學也為宮廷培養人才，宮廷确保了個別脫离教學的科學家的面包和榮譽。中世紀來自城市和大學工作，并為統治今后四分五裂的基督教世界的那類知識分子消失了。 雅克·勒戈夫 1984年11月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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