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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拉貝其人 [德]埃爾溫·維克特 約翰·拉貝1882年11月23日出生在德國漢堡。父親是船長。拉貝早年喪父，因此初中畢業就离開了學校。他當了兩年半的學徒，后來又在漢堡的一家出口商行當伙計，為時一年半。經老板的推荐，他前往非洲東南部的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在洛倫索馬貴斯(譯注：即現在的莫桑比克首都馬普托)的一家享有盛名的英國公司工作。在那里他學會了一口純正的英語。1906年，他因染上瘧疾，不得不离開非洲回國。但是1908年他又离開了德國，這一次他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1909年，他在北京和青年時的女友結為伉儷。他在中國生活了整整30年，其間只有一次短暫的中斷。剛到北京時，他在一家漢堡的公司工作。1911年，他轉到西門子代表處，地點仍然是北京。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在協約國的壓力下于1917年對德國宣戰，但是這段時間拉貝仍然留在北京。他很有策略地讓中國官員相信，戰爭期間繼續由他來經營西門子駐北京代表處不僅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國的利益。在中國，要做到這一點并非不可能。 但是在1919年，中國在英國的壓力下，將拉貝和其他德國人遣返回國。當時在中國，人們是不希望看見來自德國的競爭對手的。僅僅過了一年，拉貝又上路了，他途經日本，回到了中國，為西門子駐北京代表處重振旗鼓，不過這一次他以一家名義上的中國公司作掩護開展業務，直至西門子洋行(中國)總部在上海獲准正式開張。開始的時候他在北京和天津工作。從1931年起，他擔任西門子駐南京辦事處經理，那時南京已經是中國的首都了。1938年3月，西門子洋行將拉貝召回，把他調到西門子在柏林厂家的管理部門工作，自那以后再也沒有對他委以重任。拉貝65歲退休，兩年后去世，那是1950年1月5日。 如果約翰·拉貝沒有在半年的時間中，一邊兼顧洋行的日常業務，一邊將個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去拯救25万中國人，那么以上介紹的生平就是一個普通海外商人的生平，沒有什么不同凡響，也沒有什么惊天動地之處。 南京市把約翰·拉貝先生看作是仁愛的典范，將他的墓碑安置在城市的一個紀念館里。(譯注：指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1997年5月，拉貝的墓碑由柏林運往這里) 誰要是以為中國沒有仁，那就大錯特錯了。 弟子樊遲問他的老師孔子：“何謂仁？”“愛人。”孔子答曰。 孔子哲學的道德倫理核心就是仁，因此他一再反复提及這個概念。就對人的要求而言，孔子所教導的，以及中國人民2500年來所領悟的，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約翰·拉貝是一個質朴的人，只要能做一個正派的漢堡商人他就已經心滿意足了。他樂于助人，謙遜可親，充滿理智，恢諧幽默。這后一點尤其体現在艱難困苦的時期，他總有辦法讓自己心平气和地与別人達成共識。他從不高高在上，而是相處隨和。如果他有什么不滿要記在日記里，他總是會在后面加上“其他人也同樣如此”或“別人比我條件還差”等諸如此類的句子。他在日記中提到的經常是一些身處困境中的人，他是如何努力去幫助他們的。他把幫助危難中的人看作是自己的職責，這也是他和周圍的人的不同之處。 拉貝在中國有很多朋友，其中有德國朋友，也有外國朋友。他能說一口純正的英語，這一點我們已經知道了；不過他要寫起法語來也是無懈可擊的。他寫了很多書，大部分是關于他在中國的生活，書中還配上了照片和別致的幽默畫。他的書大多是純個人的記錄，從未發表過，雖然只是手稿，卻裝訂成冊。對中國的藝術，他談不上精通，可也略知一二。他在文學、音樂和科學研究領域沒有專長，但是念上几首感傷詩卻能使他淚流滿面。他心腸軟，但卻不外露。他是一個實干家，處理所有的實際工作都非常得心應手。他對政治的興趣平平，可以講，他只對与中國、德國對華貿易和德國的亞洲政策有關的政治有些興趣。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以為希特勒是要和平的。1934年，他在南京建起了一所德國學校，當然不是為了自己的孩子上學，他的女儿那時已經完成了學業，儿子在德國南部的一所寄宿學校念書。作為這所德國學校理事會的理事長，他必須得到帝國當局和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党的批准，申請教師和教學經費，為此他于1934年加入了國社党。 他質朴忠厚，富于理性，幽默風趣，平易近人，廣受稱譽，卻從不招搖；他以仁愛之心待人，以仁愛之心待中國人，置個人安危于不顧，救他人于水深火熱之中；他日夜操勞奔波，不僅隨時隨地幫助別人，在救助過程中同時還能審時度勢地處理政治事務，表現出高超的組織才能和得体的外交手腕；他同美國朋友密切合作，經常是冒著生命危險，為處在日本占領軍下的25万中國人提供相對安全的保護。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拉貝竟然還能安排出時間來記日記，簡直不可思議。 他的朋友對他交口稱贊，中國人把他奉為圣人，就連遭到他不斷抵制的日本人也對他敬重三分。盡管如此，他仍然保留了自己以往的謙遜品質。但要是路遇不平，他的和藹与溫和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就會勃然大怒。他曾不容抗辯地用德語痛斥企圖強奸婦女的日本士兵，把卍袖標舉到日本兵的眼前，揪住他，把他扔出院子。听說他在家里也一直保持自己家長的權威形象。 他雖然謙遜，但有時也會表現出一點儿虛榮心，例如身著燕尾服，胸別各种獎章，在柏林名攝影師的鏡頭前擺姿勢弄表情。這一點還表現在《遠東新聞報》的編輯把拉貝自鳴得意的幽默話語刪掉的時候。 拉貝1908年离開德國的時候，還是威廉二世皇帝統治時期。1919年他短期回國，此時德意志帝國已處在共和國時期，但動蕩的局勢還沒有平定下來。在漢堡，他看見一個人被暴徒毆打倒地，他的性格驅使他上前把那人扶了起來，結果他也遭到了毆打。 在柏林，西門子工人上街罷工的時候，他看見街上架起了机關槍，于是從那時起他開始記日記，久而久之這成了他的一個嗜好。但是他的夫人并不怎么欣賞這個嗜好，因為下班回家后，家里人常常會因為他記日記而和他說不上几句話。從他的日記里我們經常可以發現他有一种憂慮，擔心在動亂的年代日記可能會丟失。對他來講日記是一筆珍貴的財富，里面記錄了他的時光和他的生命。 對在柏林的歲月，他是這樣記錄的： 接著發生了暴亂。我對家鄉的政治局勢一無所知，因此也就看不出個所以然。后來我才明白，當時德國的實際情況比我自己感覺的要糟糕得多。我的左邊是施泰因廣場音樂廳，里面是帝國國防軍；我的右邊是烏蘭德大街的跑馬場，里面駐扎的是共產党人。到了晚上，雙方交火對射，我只好和家人從臥室跑出來，在走廊上過夜。柏林的日子很不舒服，那一段時間正好是總罷工，技術救援組織到處出動，填不飽肚子的女大學生淪為娼妓，歌劇演唱家圖几個施舍任人包唱，投机商囤積居奇造成商品短缺，買葷油要憑票，西門子內部甚至還有專買皮靴后跟的票券。我是該領的票都領了。布倫德爾是我西門子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他有一次告訴我，西門子城里有個地方可以買到各种豆子，价格便宜。我買了兩大袋豌豆想帶回家，但偏巧赶上下雨，一路上又沒有有軌電車，慢慢地袋子被雨泡軟了。結果到家的時候，豌豆只剩下了一半。我是一點也不适合于在柏林生活！ 在電車上，一個姑娘餓昏過去了，我把我的食物分給了她一部分。在那個人人日子都不好過的困難時期，還有一件事情在我的腦海里一直記憶猶新，西門子在上海辦事處的會計布朗先生回國休假，邀請我和布倫德爾，還有其他几個朋友一塊儿去波茨坦廣場旁邊的普紹酒館喝杯啤酒，就酒吃的是他從老家巴伐利亞帶來的小吃——白面包、香腸和黃油。當時在旁邊有一個8歲左右的小姑娘，用圍裙捧著火柴，每盒要一個馬克。我們酒足飯飽之后，布朗把剩下來的食物全部送給了這個小姑娘。小姑娘突然大聲哭了起來，將圍裙里的火柴全部拋撤在地上，如獲至寶似的捧著食物奔向正在門口等候的母親。我們的啤酒頓時索然無味了。 當我得到消息，可以重新回到中國發揮我原有的作用時，我不禁輕舒了一口气，我想別人不會為此而責怪我吧。 此行到中國，拉貝一待就是20年，中間只有兩次回國，第一次是在20年代，另一次是在1930年，這一次回國是為了治療感染引起的疾病。這次回到中國他被任命為西門子駐中國新定首都南京的辦事處負責人。在這之后他再次看到德國是1938年3月，西門子洋行召他回國，把他送回了家。 南京從1927年起成為中國首都，1937年時，約有130万人口。西門子洋行在那里設置了電話系統，為發電厂安裝了渦輪机，并為好几家醫院提供了醫療設備，由西門子培訓的中國專業技術工人負責設備的保養和維修。拉貝每天都能從中國的各部委得到向西門子訂貨的合同。 當時南京有一家德國飯店，天津著名的基斯林－巴德爾糕餅店也在那里開了一家分店，以大使特勞特曼為首的德國大使館從北京遷到了南京，其他國家的大使館也開始在南京忙于建館。“遠洋通訊社”從南京播發的是有關中國政治方面的報道，而与此同時上海則是中國的經濟中心，這就像華盛頓和紐約之間的關系。 在南京實施統治的是最高統帥蔣介石，他的意愿是要給這個被擁有私家軍的各路軍閥弄得四分五裂的國家帶來統一和現代化。當時還有一個割据的延安地區，毛澤東經過聞名于世的長征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南京那時駐有大約30名∼40名德國軍事顧問，全是退役軍官，有些人還帶有家眷。蔣介石是從1927年開始把他們招聘到中國的，并和他們簽有私人聘用合同。這些德國軍事顧問的任務是把蔣介石的軍隊訓練成精銳部隊，既能和毛澤東的革命軍隊抗衡，也能抵抗日本軍隊。 1934年和1935年期間，這些顧問的總負責人是退休大將漢斯·封·澤克特，他曾經是魏瑪共和國時期的陸軍總司令。排在他后面的是亞歷山大·封·法爾肯豪森將軍。他們開始著手訓練几個精銳師，正是這几支部隊在1937年的秋天長時間地抵抗了強大的日本軍隊。 南京的德國軍官在一般情況下不大和外界交往，最高統帥蔣介石專門建造了一個住宅區供他們居住，他們在那里的生活同德國軍官俱樂部的生活沒有什么兩樣，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只簽約几年，對中國、對這個國家的土地和人民及其文化与歷史很少感興趣，他們更多地談論的是個人的履歷、調任、軍務和他們的戰爭經歷。他們在政治上觀點不一，來自不同的陣營，因此有時會發生紛爭，封·澤克特只好為他們專門成立了一個名譽法庭。 在南京的外國商人，在中國常常一待就是好几年，對他們來講回國返鄉的道路是遙遠而又漫長的。當時全中國只有一條航線，經營者是漢莎公司的子公司歐亞公司。當時中國和歐美之間沒有直接的空中航班。要到德國，多半要先乘船從上海到熱那亞，在那儿下船后轉乘火車到德國，整個行程大約要4周∼6周。如果走西伯利亞鐵路大約只要10天∼12天，盡管如此大部分人還是愿意乘船，這要比火車舒服得多。 1930年拉貝最后一次离開德國后，他的祖國都發生了哪些變化，他是很難想象的。關于希特勒的掌權、羅姆叛亂和德國政治气候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全都只是通過報紙了解到的。他閱讀的報紙有英國人在上海發行的《字林西報》，這是當時中國最像樣最重要的英文報紙；他還訂閱了也是在上海出版的德文小報《遠東新聞報》，這家報紙基本上只轉載官方的德國新聞社或遠洋通訊社播發的消息，因此在內容上緊跟帝國宣傳部的精神。 《遠東新聞報》對德國、德國元首和德國党的報道是一片贊揚。不過即使是《字林西報》，除了有時態度有些傲慢外，總体上講對德國及德國的政策還算是友好的。德國本土來的報紙到了南京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兩三個星期，沒有什么意思了。這些報紙也只是報喜不報憂，例如經常報道的有“民族的崛起”，“從凡爾賽屈辱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不再償付戰爭賠款”，“1918年戰敗后，德國要求和其他國家平起平坐，現在已經做到了這一點”等等。猶太人經常受到襲擊，但是為什么會這樣，云集在中國的各种民族、各种國籍的國際商業界對此并不明白。開始的時候德國報刊很少報道實際上已經在德國進行的反猶運動，《字林西報》對這方面也從不報道，國際新聞界當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普遍認為希特勒的反猶政策只是德國國內政策的一個令人不快的話題，外國不應對此指手划腳。 國際新聞界更感興趣的是德國的外交政策和經濟政策，以及德國的擴軍；1938年后的憂慮所在主要是希特勒的政策會不會導致戰爭。30年代末期，越來越多的猶太人流亡上海，這個時候在中國才能了解到一些德國猶太人遭迫害的具体情況，人們開始對實際情況有了具体的了解。 約翰·拉貝在中國生活了近30年，他的家鄉与其說是德國，不如說是中國。他屬于那种富有傳奇色彩的老中國通，說一口純正的英語，但不會說中國話，和中國人交談卻用洋涇濱英語，他們能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進行思維，理解中國人，而且也欣賞和熱愛中國人。這些中國通的商人們對中國有說不盡的奇聞軼事，道不完的經驗感受，言不了的親身經歷。他們能形象地說出中國以及中國人的獨特之處具体表現在什么地方。這些人如果回到對他們來講已經變得十分陌生的家鄉，他們反而會很難适應故土的生活。約翰·拉貝也是這樣。 在南京的時候，他的一家人都十分好客。1936年秋，我在美國一所大學學成歸國，途經日本和中國，囊中羞澀，卻又想什么都看看，什么都了解了解。在山東省我看望了一位出色的德國人克里克爾先生，他久居此地。當時這個地區被逃兵盜匪鬧得雞犬不宁，強盜們還搶劫了上海快車，這個事件后來被拍成一部轟動一時的電影。克里克爾在這里負責經營一家中國公司的礦山，他在這家大型企業里給工人們開辦了許多社會性机构，企業在他的領導下，變成了在德國都可以堪稱模范的企業。他幫我寫了一封介紹信給約翰·拉貝，告訴我，我可以住在拉貝家，拉貝會向我介紹許多有關中國的情況。 11月底的一天，一大清早，天剛蒙蒙亮，我乘坐的火車就到達了浦口火車站。我坐渡船過了揚子江，要了一輛人力車，經過南京市雄偉的城門，來到了拉貝的家。這是一座簡陋的別墅，副樓是辦公室。里面的人還都在睡覺。我在街上來來回回走了好几圈，到了早飯的時間，我按響了拉貝家的門鈴。 約翰·拉貝和他的夫人立即讓人為我擺上了一套餐具，并且在客人的房間里為我舖了一張床。他們留我在他家過了一個星期，比我原先計划的還要長。我們一塊儿去電影院看了一部美國電影。晚上我們總是坐在客廳里，听拉貝講述他在中國的歲月，關于中國人的情況，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他們的行為舉止，拉貝還介紹了中國許多奇特的國內政策和蔣介石的政府以及這個國家的腐敗情況，德國的軍事顧問當然也是話題之一。他甚至還親身經歷了清朝末年和臭名昭著的慈禧太后的最后時光，德國保護區膠州灣和青島市的建設也是他閱歷的一部分。 約翰·拉貝介紹得非常詳細具体，他還專門解釋并強調說明了中國人身上那些我們外國人很難理解的東西。他把日記里的幽默詩句和對中國佣人生活的觀察、他們的家庭生活以及中國人的商業習慣念給我听。那個時候沒有電視机，所以晚上有很多時間聊天。 我向他介紹了美國的情況和我在滿洲一路上的所見所聞。听我說到日本人的卡車是如何在北京城和享有中國政府特許治外法權的公使館區橫沖直撞的時候，他頓時火冒三丈。 和在中國的其他德國人一樣，他對希特勒親近日本人也是憂慮滿腹。德國駐倫敦大使里賓特洛甫(譯注：納粹戰犯，1938年起任德國外交部長，1946年被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在沒有外交部參加的情況下主持并簽署了反對共產國際協定就很能說明問題。對希特勒要從中國撤走德國軍事顧問的傳聞，拉貝不以為然，因為這些顧問和中國政府簽定的是私人合同。但是到了1938年，希特勒還是邁出了這一步，里賓待洛甫對這些軍事顧問和他們的家人威脅說，如果不立即回國，“后果十分嚴重”，所謂后果就是沒收財產和株連親屬。關于德國的局勢我們談論得很少。不論是他還是我都不愿触及這個話題。關于他是國社党党員，曾臨時代替大使館參贊勞膝施拉格爾擔任過地方組織負責人一事他只字未提，他可能覺得這只是形式上的事情，不值得一提。這個方面的情況我是在戰后過了很長時間才听說的。 拉貝一家對我十分關心，讓我很感動。我在山東的時候換了一部分錢，但是南京沒有一個地方肯收這种貨幣，因為這是華北的一個軍閥自己發行的貨幣。据拉貝的說法，他找到了一家肯幫我把錢換成流通貨幣的銀行。直到今天我都在怀疑，他是不是用自己的錢幫我把錢給換了下來。 拉貝夫妻倆開車帶我去了明孝陵，這是中國14世紀明朝開國皇帝朱洪武的陵墓，我們還參觀了共和國的締造者孫中山的宏偉陵墓和南京城的其他歷史名胜。有的時候他們也讓我獨自到城里的各個地方走走。南京的有些城區看起來根本不像城市，在市中心有几個部委的大樓規模挺大，卻并不好看，城市有寬闊的街道和廣場，有一個廣場被南京的德國人稱為波茨坦廣場，還有一個被稱為巴伐利亞廣場。但是盡管如此，城區的很多地方仍然是農田、河湖和荒草地，在這些地方看不見一棟房子。 紫金山、玄武湖和整個石城南京都為雄偉壯麗的城牆所盤桓，這就是明朝開國皇帝下令建造的首都城牆，它是世界上最大、最長的城牆，据說有20万人參加建造，歷時20年。它總長34公里，也有人說是40多公里，從北城門穿過城市到南城門有10公里之遙。在明朝皇帝下令建造城牆的時候，這座城牆的規模對當時的城市來講是太大了，在那么長的城牆沿線上駐扎護城軍隊，簡直要用掉全部的軍力。南京盡管有引以為自豪的城牆，還是多次被攻破，數次被摧毀，最近一次是在1864年(譯注：指這年 7月19日，清軍用火藥炸塌城牆20余丈，突入缺口，致使(太平天國)天京陷落)，在那之后，南京城就一直沒有完全從大規模的毀滅中恢复過來。 有一次我按照拉貝的指點，獨自一人在城牆上散步，城牆約有16米高，頂部約有12米寬。僅城門就是一個巨大的要塞工事，它由數道前后排列的城門組成，各城門間都有內院，這樣即使第一道城門被突破，敵人也會被第二道城門擋住，并被圍困消滅掉。城牆的頂部相當寬，甚至可以兩輛汽車并行還綽綽有余。 原來的城牆保留下來的有三分之二，城牆蜿蜒几乎直通到揚子江邊上。揚子江在南京一段江面僅寬1100米，海船從揚子江的人海口往上，駛過南京城，可以一直航行1000多公里。江水在這里打了個彎，南京城就位于這折彎處，揚子江如同一只手保護著南京。站在城牆上可以俯瞰南京全貌，一切都遮蔽在青山綠水翠林碧野之中，几乎不見城池蹤跡。 這時我發現在城牆上蔓生的高高的荒草叢中有一頂淺紅色的童帽，我隨手揀了起來，立即又吃惊地扔在地上，原來這頂帽子是放在一個孩子的后腦勺上，孩子的頭部已經腐爛了一半，最不忍目睹的是上面的又白又肥的蛆虫。 晚上，當拉貝的夫人出去的時候，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拉貝。他顯得非常激動。 他說道：“在上海，這种事情是天天都能遇到的，每天早上都可以在街上看見在寒夜里被凍死的窮人，但是這里是南京，我們不允許尸体就這么隨處亂扔！” 第二天早上，他給警察局長打了個電話。那是1936年的11月。一年以后他的日記里寫道：“汽車簡直就是碾著尸体開過去的。” 但是在1937年那年的12月份，當他寫下以上文字的時候，他自己已經可以說就是警察局長了，或者說他就是南京市的市長了。 對事情怎么會發展到這一步的來龍去脈，他在日記里作了記述。在戰爭期間，他謄清了自己全部的日記，附上了文件、自己起草的通告、致各大使館的信函、布告、報刊文章、信件和照片等。由于蓋世太保強迫他保持沉默，禁止他發表有關這方面的文章，因此他為了保護自己不受迫害，為自己日記的謄清稿撰寫了下面的前言： 這不是一本消遣性讀物，雖然開頭部分可能會給人以這樣的印象。它是一本日記，是一個真實情況的報告。我寫這本日記并且把它整理出來，不是為公眾，只是為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人。假如有朝一日它适宜出版的話，必須事先取得德國政府的同意，但今天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是絕對不可能的。 盟國肅清納粹法庭复議庭 認定拉貝為非納粹分子的判決 現在從事口譯工作并且有時被西門子公司臨時聘用的拉貝在中國生活了很長時間，并且于1934年在中國加入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党。他當時在南京建立了一所德國學校，有必要獲得德意志帝國的支持，因此他必須加入該党。1935年約翰·拉貝臨時擔任了該党南京地方組織負責人。當時在中國的德國人并不了解國社党的罪惡目的和犯罪行徑，有關這一點，證人的證詞可以證實。南京安全區在日本人突破防線的時候建立，在美國人和英國人的請求下拉貝擔任了該委員會主席。作為委員會主席他似乎是使得安全區避免了日本人轟炸。1938年拉貝回到德國，途中他作為貴賓乘坐了英國“蜜蜂號”炮艇到上海。拉貝在德國作了數場關于日本人殘酷非人的戰爭行徑的報告，因而被蓋世太保逮捕，并被禁止進一步從事有關這方面的活動。戰爭期間，拉貝的工作是負責照料西門子駐外工作人員。 阿爾夫雷德·霍普和阿爾貝特·阿爾姆布魯斯特与拉貝一起在中國待過，而且不是党員，這兩個證人以及所獲得的可代替宣誓證詞的陳述詞均能證明以上的全部內容，特別還要考慮到的因素有，在1934年的時候，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党的政治和帝國主義目的在中國尚不被人所知。 鑒于以上所述，同時也尊重上述人所具有的人道主義的和社會的觀念，委員會經多數票通過，支持認定其為非納粹分子的提議。 占領區委員會 主席 簽字：楊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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