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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修訂畢最后一章的文字時，我依稀有一种情猶未了的感覺，坐在電腦前似乎還想寫下去，結果呢？只是在空白屏幕上打下了“結語”兩個字，終于沒有寫成什么。今天打開電腦，又看到了昨夜在睡意朦朧中寫下的這兩個字，心里暗暗奇怪：我何嘗想過要寫一篇這樣的“結語”呢？我這里所說的“結語”，就是關于這本書所闡述的當代文學的結論，雖然通常的文學史著作都少不了這么一個“結語”，但這与我一貫的文學史觀念有違。我一向認為當代文學史是無法有結論的。從遠處說，中國2 0世紀的文學史（包括當代文學史）只是一個時間的自然概念，新文學的傳統与發展都不可能在“世紀末”結束，也看不出當代文學到了下個世紀會出現大的變化的跡象。在9 0年代生成的許多新的文學現象，現在都還是初露小干尖角，以后還有充分展示的机會，所以，要對世紀之交的文學史作出任何“結論”都是困難的。再從近處說，即使退一步承認近半個世紀的當代文學史可以有“結論”，我這本書也沒有資格胜任這項工作。理由是我一開始就給這本文學史作了定位：它不是一本全面、客觀、深刻的書，這是由它作為一本大學初級教材的性質所決定的。 說它“不全面”，就是不丰富，一本三十余万字左右的文學史不可能事無巨細地“全面”展示五十年的文學史，更不可能有充裕的篇幅來討論大陸以外地區的中國文學，它甚至有意避開有些文藝体裁和文藝樣式的討論（如對報告文學、文藝理論和批評的討論），而只是抱著“宁缺勿濫”的陳舊觀念，只是偏重于對一些文學作品做比較具体細致的藝術分析。大約是過去的政治偏見使文學史存在嚴重缺失的現象，所以現在通常編文學史首先要盡股能做到詳細收集資料，一本文學史里，作家名字作品題目以及文學現象盡股能地羅列進來，這已經無形中形成評判文學史的標准：作家作品現象羅列越多，講述內容越新，就越“全面”。但事實上，一本普通的教材只供一學期的教學使用（別的學校課程設置情況我不了解，复旦大學的當代文學史基礎刮只有一學期，每周三課時，）無論如何也講解不了這么許多內容，學生也未必需要掌握那么多的人名和書名。所以，我在設計這部文學史時首先把它理解成一部“簡史”，只講文學史上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能省略的就省略掉了。對于有些雖然重要、但無法三言兩語講解清楚的問題，或者目前還難以充分把握的問題，包括對于有些創作現象和重要作品的解釋，都暫時不講。為了适合上課的需要，現在全書的結构与課時相配合，共二十二章，每章分四節，專講一种文學現象，第一節是概述，供一節課講完，其余三節只分析三四部作品，詳略相配，還要兼顧各种体裁，為的就是能在其余兩節課里講完。為節省時間和篇幅，對于同類型的創作往往只選取一部，選取標准既不完全看其是否优秀（其實“优秀”的理解是很含糊的），也不僅僅以其是否在文學史上產生過大的影響（因為“影響”也是有許多偶然因素造成的，与文學成就大小無關），當然把好作品入選是肯定的，但只是代表了某類創作現象的好作品。有些比較复雜，需要重新認識和解讀的重要作品，擔心教師講解起來困難，就沒有列入專節分析，如《創業史》《青春之歌》和《紅旗譜》等，因為這是需要有充分的篇幅來分析解讀，短短的章節不容易講清楚。所以，列入專節分析的作品不一定就是优秀之作，沒有列入專節分析的作品也不一定就是不优秀之作。這是需要特別說明的。 其次，這部文學史的寫作雖然是集体項目，但能夠比較鮮明地体現我多年的文學史研究心得，因而必然帶有較多的主觀色彩。我原先因為在課堂上講過十几年的文學史，以為編寫一部2 0世紀中國文學史是駕輕就熟的工作，但真的一上手就發現處處是陷阱。別的不說，為了了解台灣文學，尤其是日据時代的台灣文學，我几次去台灣，在台灣的專家們的幫助下，收集、影印、購買了几批圖書資料，陸續寄回家，竟堆了半個書房，接著是編目分類，就花了半年多的時間，還不說一本本去讀。有時我面對書櫥情緒會無端煩躁：我究竟何時能讀完這許多書？何況這還僅僅是文學史的一個小小盲點。后來我就慢慢認識到，要真正成為這個學科的專家，也許是我一輩子努力學習的目標，還遙遠得很。于是心也就平了，在9 0年代開始我就一步步地研究文學史現象，從一些具体的文學現象出發，尋找适合我自己想說的意思的話語。關于民間文化形態、戰爭文化規范、無名与共名、潛在寫作現象……都是一些局部文學史研究的心得，由此來慢慢建构我心目中的文學史邏輯。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別的不去說，僅就治學態度而言，我覺得是可取的。現在這部文學史，因為是以解讀作品為主，我試圖用我自己的心得來分析作品，挖掘作品可能存在的隱性意義。所以說，這里有很大程度上是主觀的成分，与已經被當作定論的閱讀方法和分析方法不太一樣。有些教師使用起來可能會感到陌生，也許需要參考我的其他一些著作，這是我感到歉意的，多年的研究工作已經使我不會使用流行的話語來講課和著述了。 我還想說明的就是，這部文學史著作只是一部給文學愛好者、大專院校中文系學生閱讀的書，所以努力寫得簡洁好讀，它并沒有將我對文學史的理解和想法全部表達出來，也談不上思想理論方面的深刻性。其實，即使我談出自己的全部研究心得，也沒有什么深刻可言，我想說的都是普普通通的話，文學史上确實存在過的，文學作品里确實包含進去的，我不過說出來而已。再說，現在的文學史著作以講解作品為主的類型也不是沒有，只是沒有把它當作一种可以進一步開掘的文學史文類來提倡，我在設計這部書時一再考慮“以作品為主型”的文學史應該具有哪些真正的特點。考慮的結果就是突出作品的文本分析，突出作品的藝術鑒賞性，不去介紹作家的全部創作道路和創作風格，也不區分作家本身的成就大小，換句話說，不涉及對作家的文學史地位的評价。講創作現象只限于把現象的來龍去脈講清楚，講作品就講它為什么值得我們去讀，它好在哪里。我的期望就是讀者讀了這部書，對近五十年來的文學產生喜歡，能夠引起進一步閱讀、學習、了解當代文學的興趣，并且隱約知道一些我們曾經走過的歷史（包括文學思潮的發展史、知識分子的心靈史等等），就夠了，深入一步的文學史研究和理論研究，可以放到研究生的階段再去深造。由于我嘗試的正是這樣一部不全面、不客觀、不深刻的文學史，所以無意、也無法為所描述的當代文學史作出結論性的“結語”，我的研究道路還長，正如我們的文學也將綿綿地延續下去一樣。希望這僅僅是我對20世紀中國文學史研究的第一部，以后的道路還將一步步走下去。 想說的話已經說完，最后我想說明一下本書的編寫人員的工作情況。本書從開始立項到完成共兩年，第一稿的寫作者是：我本人承擔前言、緒論、第一章，王光東承擔第二、十四、十五、十六章，李平承擔第三、四、十章，宋炳輝承擔第五、十一、十二、十三章，劉志榮承擔第六、七、八、九、十七章，宋明煒承擔第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章，何清承擔第二十二章。完稿后，我把稿子帶到韓國，在訪問研究期間將有關內容作了通稿修訂，其中有些章節几乎重寫，有些章節需要將內容掉換，所以未能完成定稿工作。今年回國后，我將修訂稿（二稿）打印出來，由我指導的博士研究班和當代文學的進修教師一起逐章討論修改意見，從敘述內容到敘述形式，甚至語法表達，都挑出了許多問題。這項工作進行了整整一個學期，然后由我、宋炳輝、劉志榮、宋明煒分頭再次補充和改寫，遂成三稿，我再作最后的通讀定稿。這期間，彝族作家納張元參与過《阿詩瑪》一節的修改工作。所以這部文學史的章節文本經過了許多朋友的創造性的勞動，融化了許多學者的意見，可以看作是許多朋友通力合作、取長補短的集体成果。王曉陽先生為本書設計制作了封面裝幀，錢亦蕉為本書編輯了一份作家小資料，周偉鴻為書稿清樣作了認真的校對，孫晶在執編過程中為我做了許多工作，都是我特別需要感謝的。最后還想致謝的是我的老師賈植芳教授、潘旭瀾教授，他們分別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資料叢書》和《新中國文學詞典》是當代文學研究的奠基之作，我在寫作過程中一再參考他們的研究成果，即如又一次聆听了老師的教誨；我也感謝沈永寶先生和复旦大學出版社的高若海、賀圣遂、杜榮根等先生，沒有他們的支持、鼓勵、寬容和催促，也許就不會產生這本文學史。 陳思和 1999年7 月19日寫于黑水齋 ------------------ 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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