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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最初發表于《人民文學》1956年9 月號，發表時編輯部對其有所改動16. 王蒙創作這個短篇小說時才22歲，但已經是一個具有八年党齡的“少年布爾什維克”. 他身為北京共青團市委干部，在這篇作品的許多地方留下了個人特有的社會閱歷和思考的印跡，即在理想主義的陶醉中敏銳而朦朧地感受到一种潛藏在社會心髒部分的不和諧性。小說的文字清新流麗，講述了一個對新中國和革命事業抱著單純而真誠的信仰的青年人林震，來到中共北京市某區委會組織部工作后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小說發表后，在文壇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從當時特定的閱讀期待視野出發，人們一致認為，這是一篇旨在揭露和批判社會主義條件下官僚主義作風的小說。作品圍繞組織部對通華麻袋厂党支部事件的處理經過，相當成功地刻畫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而在這些人物當中，劉世吾的形象的刻畫尤其受到重視和肯定。劉世吾的形象當時被認為是一個頗有深度的官僚主義的典型。他有一定的革命經歷，解放前是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還負過傷；他也有相當的工作能力和魄力，富有經驗，懂得“領導藝術”，知道如何去把握工作重點，只要一“下決心，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出色”. 但他對工作缺乏積极主動的熱情，對那些有損于党和人民利益的錯誤和缺點，有一种職業性的平靜甚至漠然。他自我解嘲是得了如炊事員厭食症一般的職業病，他對什么都“習慣了，疲倦了”，一句“就那么回事”成了他的口頭禪；小說還揭示了在劉世吾對事物冷靜理智的觀察和分析背后的世故与冷漠，如“成績是基本的，缺點是前進中的缺點，我們偉大的事業，正是由這些有缺點的組織和党員完成的”等等。此外，“金玉其外”，“漂浮在生活上邊，悠然自得”的新生官僚主義者韓常新和蛻化變質的王清泉等更是作者在小說中直接抨擊的對象。在這一种閱讀和分析的視野里，相對于對劉世吾形象的重視和爭議而言，對作為小說敘述人和主要人物的林震形象，雖然也有大致准确的把握，認為他是小說中与劉、韓等人物對立的中心人物，一個熱情單純，富有理想，朝气蓬勃，正在成長的青年共產党員的形象，但這一形象在小說敘述結构中的作用和与作品主題的關聯則明顯地存在被忽視的傾向。 從小說的文本實際來看，《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雖然具有揭示官僚主義現象、“積极干預現實”的外部寫真傾向，但它更是一篇以個人体驗和感受為原發點，通過個人的理想激情与現實環境的沖突，表現敘述人心路歷程的成長小說。主人公從一個小學教師的崗位，帶著一种“節日的興奮”來到組織部這個新的工作環境，結果卻發現這里的情形与自己的想像有著很大的差距，一些領導干部的官僚主義作風、革命意志和工作熱情的衰退使他憤怒、疑惑，他為自己無法融合于這一環境而惶恐、傷感。与對外部沖突的再現相比，作者更注重對敘述人心理內部沖突的表現；甚至可以說，對心理沖突事件的精彩呈現，才是這篇作品的藝術獨特性所在；小說的主題和現實針對性也只有在對其內部視角的分析中獲得更切實的理解。 主人公林震快樂、單純、富于青春的朝气和理想的激情，他是怀著一种成長的渴望和焦慮來到組織部的，二十二歲的“生命史上好象還是白紙，沒有功勳，沒有創造，沒有冒險，也沒有愛情”，組織部是他走向成熟，實現人生理想的新的環境，而小說也正是以林震的心理体驗為視角，在事業功勳和愛情体驗這兩條線索上，通過麻袋厂事件的始末，展開對理想与現實之沖突的敘述。作品的第一章，林震剛來組織部報到，就出現了兩個人物，一個是“蒼白而美麗的臉上，兩只大眼睛閃著友善親切的光亮”的趙慧文；一個便是常務副部長劉世吾，而劉世吾對他的第一次談話，恰該涉及了工作与愛情這兩個話題。而這兩個方面相互交織、矛盾和沖突，對初涉人世的林震來說又都帶有“冒險”色彩。 從這個意義上說，劉世吾的形象在作品中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如果說蘇聯小說《拖拉机站站長与總農藝師》里的娜斯佳是林震理想中的人生偶像，那么在他具体生活境遇中，劉世吾象征了現實對理想的沖擊，或者是理想對現實的妥協。与對韓常新、王清泉兩個人物的簡單化、漫畫化的描寫相比，劉世吾在作品中是以林震的現實指導者的身份出場的，盡管林震始終對劉世吾的處世態度、工作作風抱有審視和批判的意識，但他們之間有很深入的思想和情感交流。劉世吾身上所具備的許多東西，如處事不惊的沉著、觀察分析的冷靜理智、傳奇般的經歷、工作經驗和工作能力等等，都是林震并不反感甚至是欽佩的。和林震一樣，對于韓、王這樣的干部，劉世吾在心里也很反感，相反對林震則認為“你這個干部好，比韓常新強”. 如果說林震對韓、王兩人的態度是明顯的反感和對立，那么他對劉世吾的態度是十分复雜的，其中既有疑惑、質疑和批判，也包含了理解、同情甚至欽佩的成分，他的內心沖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体現在這里。在小說中，林震与劉世吾的對話主要有四次，每一次出場，作者都沒有把劉世吾這個人物作單一化處理，尤其是第四次在小飯館的夜談，使劉世吾的性格心理及其演變軌跡獲得了較為完整和深入的体現。作者反复強調的劉世吾對文學作品熟悉与喜好，正表明這個人物的內心深處仍擁有一塊理想的田地，這种理想的激情也曾經使他沖動，而現在則被現實与理智牢牢地鎖在文學想象的角落里了。這既使林震感到迷惑、惶恐和感傷，又引起他的警惕和質疑，他擔心自己的理想和激情是否也會被現實所磨滅，他痛苦地探問這种理想与激情是怎樣變得淡漠的。林震對劉世吾的審視和批判，包含了作者的嚴肅思考；而對劉世吾的超越也是他走向成熟的開始。所以，劉世吾的形象并不是“官僚主義者”這一概念可以概括的。至少，從劉世吾這一形象可以看出，揭示現實生活中的官僚主義只是對《組織部來了個青年人》外在沖突意義上的概括，并不能完整地体現這篇作品的思想和藝術特性。与趙慧文的交往是林震心理歷程中的另外一條線索。作者暗示了林震對趙慧文朦朧的愛情意識，即“兩個人交往過程中的感情的輕微的困惑与迅速的自制”.在作所呈現的外在沖突中，他們的相互理解的同志，從某种意義上說，趙慧文是比林震先到一步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而在林震的內心沖突中，他与趙慧文的情感漣漪也是一個重要的側面，在林震對現實的質疑、惶惑、孤立無援之時，有一雙憂郁而美麗的眼睛注視著他，兩顆年輕的心來不及相互靠攏，就為几乎是預設的“警告”所阻隔，林震在內心矛盾中對這份情感的克制，是愛情需要對事業需要的退讓，也是現實原則對內心欲求的胜利，最后所作的理智選擇同樣体現了他的成長。 50年代中期，新中國的生活剛剛展現它的魅力，周圍彌漫著早春的气息，一切都充滿生机。但作家卻敏感地對此投出了怀疑的目光，他通過林震的內在視角，在兩條沖突線的交織中表現出：就在這一片生机里，有一种可怕的惰性在蔓延，就在劉世吾那些据之有理的邏輯和成熟舉動的背后，有某种不可原諒、不能妥協的東西，他對之不滿甚至力圖反抗。盡管對于林震而言，斗爭的對象似乎無處不在，有王清泉式、韓常新式的在明處；也有劉世吾式的象泥鰍一樣滑膩；斗爭的過程中也不免要付出某种代价，但他偏偏以一种執拗的“幼稚”進行著力量懸殊的斗爭，這种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至今還散發著青春激情的芬芳，也超出了對官僚主義揭露与批判的具体性，而体現出理想与激情的永恒魅力和對現實的審視批判意義。 當然，從小說在當時客觀效果看，人們從一開始就看重其對社會生活陰暗面的揭露。實際上，《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也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鼓舞下，作家積极干預生活，勇于揭示社會生活矛盾的一個嘗試，是現實戰斗精神的一种体現。可是不久之后，小說卻被認為是“向党猖狂進攻”的毒草，作者也因此被划為右派，直到二十多年之后，小說才成為“重放的鮮花”，受到應有的肯定。 ------------------ 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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