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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杜鵬程的《保衛延安》以后，吳強的長篇小說《紅日》4 在用藝術形式表現重大戰役方面作了較好的探索。它以1947年山東戰場的漣水、萊蕪、孟良崮三個連貫的戰役作為情節的發展主線，体現出作者對現實戰爭小說的“史詩性”的藝術追求，即努力以宏大的結构和全景式的描寫展示出戰爭的獨特魅力。這三次戰役中，解放軍有敗有胜，各具特點，作家的描寫也有略有詳，各有側重，在敘述歷史事件的過程中，体現了其在小說結构上的匠心。作品采用先抑后揚的方法，先以漣水撤退來表現當時國共雙方力量的懸殊和解放軍面臨的嚴峻形勢。發生于1946年底的漣水戰役，以國民党軍隊攻占漣水，解放軍因傷亡慘重而被迫撤退而結束。漣水撤退在整個國共軍事沖突中只是一個小插曲，但作家將它一開始就展現在讀者面前，使整部作品充滿了懸念和吸引力，使后面戰事的發展成為讀者共同關心的焦點。而且，作家通過解放軍在戰場上的被動局面，既形象地表現了當時山東戰場上力量的強弱對比，為解放軍的最終胜利造成強烈對比，以說明戰爭胜利的來之不易；同時也為進一步刻划國共雙方各具個性的人物形象作了很好的舖墊。作家一開始就把解放軍放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絕境之中，這樣的結构布局在當時習慣于描寫解放軍“橫掃千軍如卷席”的文學作品中顯得獨特而又真實，体現出這位戰爭小說作家在當時的時代共名下對表現現代戰爭的獨到眼光。然后，作品再以萊蕪大捷的胜利作為過渡，最后以集中描寫孟良崮戰役殲滅國民党“王牌軍”74師達到高潮，三次戰役雖有主有次，卻渾然一体，作家在對歷史事件的敘述中，形象地完成了對時代共名的印證和闡述：即中國共產党所領導的現代革命戰爭，經歷了惊心動魄的艱難曲折，經過了無數的犧牲，終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作為一部戰爭題材的長篇小說，《紅日》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中更重要的貢獻還在于：在應和時代共名的同時，小說在戰爭觀念和小說美學上体現出來的創新性和探索性。
首先，以宏大的現代戰爭場面的描繪替代傳統戰爭小說中的傳奇性故事。在50年代戰爭題材的長篇小說中，《鐵道游擊隊》、《林海雪原》等作品都是自覺吸收和利用了民間文化傳統中自由粗放、洋溢著原始生命力的藝術精神，以傳統游俠小說的傳奇性故事作為敘述框架，來表現戰爭中的英雄業績。這种敘述方式保留了中國傳統小說的痕跡，而面對新的敘事目的，則明顯地体現出其在敘事結构上的局限，因為傳奇性故事的敘述一般只适合于講述較小規模的游擊戰爭，而無法自如的正面展現大規模的現代戰爭場赴。其實，即使像《保衛延安》這樣有意識地展現大規模現代戰爭的作品，還是在相當程度上依賴于傳奇性的魅力，其主要情節构架還是由周大勇及其連隊的脫离大部隊、沙漠迷路、打糧站等傳奇性故事构成。而《紅日》則突破了以往傳奇小說將著墨重點放在“連隊”上的寫法，直接以中共一支“常胜英雄軍”与國民党的王牌軍之間展開的大規模戰役為敘述中心，將筆触從軍師團一直延伸到連排班，從高級將領寫到普通戰士，從軍隊寫到地方，從前方戰場寫到后方醫院，視野開闊而層次分明，場面宏大而結构緊湊，應該說在敘事上是非常有特色的。
其次，小說對戰爭環境中人物性格丰富性有較好的刻畫，突破了當時同類創作中存在的局限。這除了指小說刻畫了從軍隊高級將領到普通士兵的多層次的丰富的人物群像、以及他們包括愛情生活在內的丰富的內心活動外，還体現在下列兩個方面：一是注意對人物的文化背景和歷史性的揭示。在刻畫我軍官兵形象時，作家沒有把他們寫成十全十美的完人，而是在表現他們的英雄行為時，也十分注意表現他們的七情六欲，挖掘他們自身的性格弱點，以及在戰爭進程中人物精神上的自我斗爭。作家對團長劉胜和連長石東根的形象塑造雖然并不排除借鑒外國戰爭文學作品的因素，但在50年代戰爭文學形象中仍然是獨特的。作者不僅寫出了他們作為我軍基層指揮官的一面，還寫出了來自他們的農民出身的性格弱點，事實上，絕大部分軍人在穿上軍裝之前都是農民，農民固有的文化觀念，比如作為一團之長的劉胜對知識分子（政委陳堅）的偏見，他的時間觀念的淡薄。又如連長石東根在胜利后醉酒縱馬，著一身繳獲而來的敵軍官裝束，狂奔亂喊，這讓人聯想起《水滸》中的阮小七在征方腊獲胜后的醉酒細節，把農民階級造反的某种特性展示無遺。吳強這樣的描寫顯然不是對《水滸》的單純模仿，而是隱含了對農民文化傳統的批判意味，從而一定程度上顯示了作家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啟蒙主義立場。盡管作家這一立場在強大的時代共名下顯得有點游移不定，但其探索仍然是難能可貴的。二是小說對敵對人物形象的刻畫并沒有采用當時流行的漫畫化方式，而是較為真實地寫出了他們作為具有不同政治立場更人的責任感、作戰才能甚至作為人的良心。漫畫化的方式總是不屑于進入對象的內心世界、將其作為社會關系中的人來描寫，而將國民党的中高級將領作為現實的人來描寫，是《紅日》在人物塑造上的一個突出特點。當時更多的作品都是將國民党軍隊寫得不堪一擊，視戰爭如同儿戲，而《紅日》卻著力寫出了張靈甫、張小甫這兩個國民党軍官形象。由于張靈甫所率領的74師是蔣介石用全副美式裝備武裝起來的嫡系王牌部隊，國民党五大主力部隊的第一主力，號稱“天之驕子”，所以張靈甫攻占了漣水城之后顯得不可一世，甚至在他已經陷入了解放軍的包圍之中的時候，仍在盤算著全殲中共華東野戰軍，一舉解決山東戰場。但作家在描寫他剛愎自用，驕橫狂妄的同時，也寫出他對作戰中孤軍突出，無人接應的內心恐慌，還寫出了他作為高級將領的沉著干練的一面，。另外，小說還通過張靈甫与張小甫的對比，寫出了不同類型國民党軍官的形象，張小甫投降并力勸張靈甫放棄孟良崮的情節也沒有作簡單化的處理，而是在体現中共政治攻勢的威力時，也顯示了大勢所趨的壓力和其對上司、對軍人職責的忠誠的一面。在戰爭小說中，把敵方的形象作為一個有獨立地位的藝術形象來描寫，在客觀上是對戰爭文化規范下“二元對立”藝術模式的偏离，使作品的人物較為丰富、生動、可信，在當代的戰爭小說中具有著特別的意義。
第三，小說在戰爭与和平場赴的相互對照、轉換的描寫中，既在敘述上体現了适度的節奏感，又在戰爭觀念上隱含了對時代共名的某些偏离。小說中用大量的篇幅反映非戰爭的現實場赴，如醫院、后方生活的場赴，愛情生活的場赴等，以此來襯托現代戰爭，使對戰爭的敘述更加丰富生動。這一方面使小說敘述有張有弛，快慢協調，使讀者獲得一种閱讀上的快感；另一方面，這些舒緩明朗的非戰爭場赴和細膩感人的愛情畫面，本身就是對戰爭暴力的一种對照，它的敘述行為就是對和平生活的向往和美好人性的呼喚，客觀上是對當時的戰爭觀念的一种偏离。這也可以從《紅日》在60年代的遭遇中看出，与《保衛延安》一樣，《紅日》也遭到了殘酷的批判，而且原因复雜得多，其中“歪曲我軍官兵形象”、過多和不恰當的愛情描寫和“美化國民党反動派的形象”是三條最主要的“罪名”，其背后隱含的正是与時代共名狀態下的戰爭觀念的抵触和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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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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