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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點說明 本文之所以要用"三論"做題目，是因為筆者在前几年曾經做過《魯迅的罵人》和《再論魯迅的罵人》兩組隨筆，都是有感而發的。第一篇寫于1991年底，那時軟性讀物流行一時，梁實秋的小品与情書改變了人們原來從教科書里獲得的"乏走狗"的印象。魯迅一生積怨甚多，宿敵成行，其中最負惡名的是梁實秋，如今最被人同情的也是梁實秋。我于是作了一點文字，重提這個舊公案，為了說明人們已經忘記了當年魯迅痛斥梁實秋為"乏走狗"的真正原因，是因為梁實秋在文章里暗示了對方是拿盧布津貼的共產党，這就有了想借當權者之刀來鎮壓對手的嫌疑。其實這也不是從梁實秋開始的，自林紓寫《荊生》起就包藏了這樣的禍心，也算是中國現代文人的一种內功。那篇短文是以"梁實秋活該"為結語，很使有些厚道的朋友以為是傷了忠厚，然而對我來說，這一聲"活該"卻成為一個題目，誘惑我去探詢歷史上某些被遺忘的黑洞。但是這個題目我做得并不順利，倒不是那些被罵者不"活該"，只是在太平盛世中要去回想一些恐怖記憶不但需要環境的刺激，也需要一种心境來感應，環境与心境的錯位常常使我寫不出一個字。所以第一次研究"魯迅的罵人"就在接著寫了一篇談國民党御用文人王平陵的"官話"以后罷筆不綴。兩篇短文合在一起，用了"魯迅的罵人"作為題目收進我的編年体文集《羊騷与猴騷》。 几年過去，大約是1996年春夏之際吧，社會上開始流行起寬容与多元，輿論似乎又波及魯迅著名的"費厄潑辣應該緩行"的提法，有人把魯迅描述得很可怕，以為中國如果出了五十個魯迅，那就不得了！仿佛中國的寬容局面將被這位一生都在追求精神自由的知識分子毀滅。對于這种頗為蠱惑人心的說法，我是不以為然的，于是又寫出了一組再論"魯迅的罵人"的隨筆。我想說明的是，糾纏魯迅一生的罵人与被罵的事件中，受傷害最烈的恰恰是魯迅本人，只是事過境遷，那些爭論的背景与環境都已被人遺忘，唯留下了魯迅獨戰無物之陣的身影，事情就朦朧起來。就像是兩個人打架，你一拳我一腳旁觀者看得清清楚楚，但忽然將其中一個作隱身人處理，雖然拳腳猶在，但人們能看見的，只剩下另一個人單方面地舞動拳腳，判斷自然就容易出錯。這組隨筆談了魯迅与陳西瀅、章士釗以及30年代民族主義文學以及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的斗爭，我忍不住地說："試想一下，一個知識分子整天處于特務的監控盯梢之中，過著半地下的幽閉生活，他的書被查禁和銷毀，他的文章即使用了筆名發表仍然受到粗暴刪改和攻擊，他的書信刊物在郵局里被沒收和檢查，与他接近的書店和雜志被警告和恫嚇，他的朋友（甚至年紀比他輕的朋友）一個個莫名其妙地失蹤或者公開被槍殺，還有關于他的謠言不停地流傳……這對于一個生著重病、又需要用筆寫了文字去換錢來養家糊口的老人，能不陷入疑神疑鬼、孤獨易怒的精神狀態么？如果他不是這樣以极端的形式挺身出來作獅子吼，那么，他明白地意識到他也只能'赴訴無門'了。"這些話我在今天邊抄邊讀，猶能嗅到歷史的血腥味。不過這以后，研究魯迅罵人或被罵的論說漸漸多了起來，有關的資料集出版了好几种。在我手邊的，就有《恩怨錄--魯迅和他的論敵文選》（今日中國出版社）、《被褻瀆的魯迅》（群言出版社）兩种，當然還有別的。我的做文章習慣是，某題目一成顯學便不再參与議論，所以也就匆匆收攤。 又過了几年，魯迅再一次成了熱門話題。這回是《收獲》雜志推出"走近魯迅"的欄目引起的。本來，要走近"魯迅"只能是走近一個平凡而真實的魯迅，而不是以往政治權威借助鐘馗來打鬼的工具魯迅，也不是現在高高端坐在虹口公園里接受儿童獻花的偶像魯迅。在世紀交替之際，中國的文化遺產最重要的是什么？應該如何去接受和繼承這筆遺產？這是每個文化人都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我有時候總會情不自禁地感到慶幸：幸而中國20世紀文學有了魯迅，就如歐洲的20世紀文學有了卡夫卡。后者在高度發達的現代文明中真實地感受到了壓抑与絕望，而前者則對本國的精英們夢寐以求的西方現代化的樣板抱著深深的疑慮。似乎只有魯迅才敢說："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一种哪儿也不向往，沒有第二的空間也沒有第二的時間，就只是牢牢地粘在現實的土地上，与种种鬼魅死纏爛打，并由此，升騰起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与靈魂。這樣的魯迅，也就是在這樣的國度里才可能成長起來。中國的文學長河，因為處于這時代普遍的尷尬里，分支多而渙散，但魯迅所開拓的，恰恰是本色然而也是坎坷的一條航道。魯迅從來沒有把自己當作真理的化身為讀者指點迷津，相反他總是以自己的困惑与內心痛苦來現身說法，揭示出認識中國前景之困難。所以今天的中國還需要魯迅，不是因為魯迅曾經在歷史上發揮過作用，而恰恰是在今天，魯迅的精神（包括他的困惑和迷茫）依然是幫助當代知識分子認清中國社會的本質以及中國人的生存環境的重要依据。可是我不能不遺憾地看到，魯迅研究領域确實有許多所謂的研究者正掮著莫名其妙的"維護魯迅"的大旗，把魯迅繼續定格在政治符號的框子里，而使之与現實生活隔离開來。我一直不明白我們的專家為什么不能接受一個因丰富生動而說不盡的平民魯迅？如果普通大眾（包括知識分子）不能七嘴八舌地任意議論對魯迅及其作品的好惡，那么，怎么使今天的大眾（包括知識分子）來關心魯迅和接近魯迅？又怎么使魯迅從高高的政治偶像的框架里走下來，走進平民社會，來繼續傾听和表達乘涼閒話中的阿金們的家常哀樂？ 我不喜歡也不贊同王朔、馮驥才兩位先生的言論，作為一名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專業人員，我看到的是作家們不夠嚴謹的自由發揮和故作惊人之談，但他們并無惡意，只是很坦然地說了自己對魯迅思想和作品的理解。如以作家最低限度的言論自由而論，他們也有表示自己對魯迅的看法的權利，如以雜志的編輯藝術而論，開設一個旨在更有效地普及魯迅精神的欄目，即使以標新立异之說，期引起讀者界的注意，也是理解之中的事情。如果一味發表那些研究魯迅的學術論文和頌揚之詞，已經汗牛充棟，還需要《收獲》這樣一家文藝性雜志來做么？記得几年前王朔明知故犯地在北京一家報紙上傳播魯迅拿日本人津貼的謠言，似乎也沒有今天那樣引起魯迅專家們的憤怒，我當時寫《再論魯迅的罵人》正是有感于學術界的麻木遲鈍而發的。不過我以為學術界的爭論應該通過正常的學術批評來展開。現在的文人除了林紓梁實秋那一招內功外，又添了新招，就是利用傳媒去炒作，我翻看了前些時候的許多報刊雜志，都把正常的學術活動炒成沸沸揚揚的運動，又是聲討會又是發通電，劍拔弩張，攪得周天寒徹。也曾有一些記者朋友來采訪過我，要我發表看法，都被我拒絕了，我始終覺得學術研究到頭來總該是寂寞的事情，有何必要搞得像赶廟會那樣熱鬧？ 如果說，中國社會的奇特政治曾一度把魯迅當作打鬼的鐘馗來使用，那是因為魯迅像鐘馗那樣，确實有過与各种鬼魅作殊死搏斗的經歷与業績，但是，后人因此而把鐘馗涂抹成面目猙獰的神明來唬人，不准別人議論，或者，干脆寬容到把鐘馗掃地出門而与鬼魅們稱兄道弟握手言歡，那么，后人似乎也沾染鬼魅气了。于是，我又動起寫關于"魯迅的罵人"的念頭，沒有別的意思，只是想繼續探究一下，魯迅在他那時的生活環境中是如何罵人和為什么要罵人。七年前，我在《羊騷与猴騷》的序言里說過當時的寫作計划："關于魯迅罵人的一組，本來想好八篇，計談梁實秋、王平陵、章士釗、成仿吾、周揚、徐懋庸、新月派和現代評論派，想探討一下魯迅為什么罵人以及中國文人性格中的缺陷。結果才寫了兩篇，風气忽然大變，原來的心情不知不覺消失了，再也寫不出那樣曲里拐彎自以為得計的文字，于是這組系列也就中斷。"几經撿拾，現在這個題目只剩下計划中的成仿吾、周揚和徐懋庸三題了。這回總算是勉強做完，將前后連貫起來，可以稱之為"三論"。 (二)成仿吾 也不是魯迅對創造社的人都有偏見，但他不喜歡成仿吾确是事實。新文學社團在成立之初，几乎都有一套齊全的班子：詩人、小說家、還有一個批評家。創造社异軍突起的時候，成仿吾就是充當了那個評論家的角色。他天性好斗，寫了一篇《詩之防御戰》把"五四"新文學的主將全得罪了，用郭沫若的話說，他是一陣"黑旋風"（也就是今天所謂的"黑馬"）。他還寫過一篇批評《吶喊》的文章，說魯迅的小說集可以分成兩部分，前半部分是"再現"的藝術，后半部分是"表現"的藝術。創造社早年推崇"為藝術而藝術"和浪漫主義，很鄙薄自然主義式的寫實方法。在創造社的詞典里，"再現"即自然主義，就是沒有想象力，魯迅前期大部分的小說，如《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全屬于這一類；而"表現"才能体現主体性對創作的介入，才是真正的藝術，以此推理，《吶喊》里真正能"進入純文藝的宮廷"的惟有神話小說《不周山》。還有，作為批評家的成仿吾思路相當奇怪，比如他稱贊《端午節》這篇小說，卻要特地說明："他（指魯迅）那想表現自我的努力，与我們接近了，他是复活了。"似乎在暗示魯迅是受創造社的影響才有了進入"藝術之宮"的机會。但是我想，這些批評雖然荒唐仍不失為一家之言，還不至于會引起魯迅的特別反感。雖然魯迅一再嘲笑成仿吾的"純藝術"的觀點，并在《吶喊》再版時半是賭气半是惡作劇地刪去了《不周山》；也雖然据郭沫若說周作人曾經刻薄過成仿吾是"蒼蠅"（周作人早期在小詩与散文里确實都寫過蒼蠅，至于是否影射成仿吾一說，卻也拿不出具体的證据）。 即使是魯迅嘲笑成仿吾的"把守純藝術之宮"，也不是在成仿吾做批評家的時候，而是在他成為"革命文學"論者以后。成仿吾是個老實人，他一旦投靠了誰都是死心塌地效忠：他第一次批評魯迅的小說不夠"藝術"，自以為是效忠于"藝術宮廷"。他第二次批評魯迅是在1927年初，正在效忠于廣東革命政府，當時郁達夫曾寫《廣州事情》敏銳覺察到廣東的新軍閥勢力，而他卻一片赤誠地寫了《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把"五四"新文學老將魯迅周作人等一网打盡，罪名是"趣味主義"，而且把他們歸入"討赤的首都"派（也就是北伐的對象），其用心极為良苦。但是几個月以后，國民党發動清党，成仿吾改換門庭，從日本搬來了一批日共福本路線的追隨者，開始了"革命文學"的鼓吹--思路卻是一樣，第三次把魯迅當作了一塊"資產階級"的老石頭，要用"十万兩無煙炸藥"去轟炸。三次轉向，每次都是拿魯迅的人頭開刀，以示對新主的忠誠，這也是令人深思的現象。 讀魯迅對"革命文學"論者的答辯文章《"醉眼"中的朦朧》和《我的年紀气量和態度》，只覺得魯迅失去了昔日与西瀅戰、与長虹戰時的凌厲風格，語气里充滿了委屈和不解，還夾雜了對未來的恐懼。本來，魯迅攜眷從廣州來上海定居，還想与在上海的創造社諸人（鄭伯奇、郭沫若等）聯手恢复《創造周報》，這顯然是放棄舊嫌，共同對付國民党新軍閥勢力的良策。那時一定是成仿吾去日本搬兵的時候，等到兵搬來了，新的理論也搬來了，他們認定時代已經進入了無產階級領導革命的階段，因此文化上也應該來一個無產階級的新"五四"。當他們靠一套從日本販過來的"革命文學"理論建立了新的話語權，老石頭就理當搬掉。于是，非但"聯合"沒了下文，還要教訓、批判、辱罵："有閒階級"、"落伍者""資產階級""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嗚呼！魯迅几乎沒有正面与"革命文學"論戰，他只是反复揭露創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請律師，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學'的旗子"；進而揭露成仿吾"總算离開了'藝術之宮'的職掌，要去'獲得大眾'，并給革命文學家'保障最后的胜利'"。這樣的資料排列對今天不了解文學史背景的讀者來說真是不知所云，而魯迅卻命中要害地打擊了那种呂布式的投机善變和"极左傾的凶惡的面貌"。魯迅尖銳地發問："倘若難以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過了三年，魯迅的心態稍稍穩定，但他對成仿吾依然耿耿于怀，在一次著名的講演中，他又提到了成仿吾："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這种令人'知道點革命厲害'，只圖自己說得暢快的態度，也還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魯迅曾說：他對青年人的攻擊，往往是"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但這支"箭"之鋒利，胜過十刀無數。成仿吾等"革命文學"論者對魯迅的謾罵雖然又多又毒，現在卻早沒有人再提起，而"才子+流氓"的稱呼，卻變成一种形象的代名詞，鐵鐵地箍在了成仿吾等創造社成員的頭頂上。雖然，成仿吾在以后的革命實踐中克服了呂布式的習性，老老實實地吃了許多苦，也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但"革命文學"論者所具有的品質--一是聰明善變，二是變了以后立刻拿別人的人頭當作討好新主的見面禮--這樣的人品与行為，大約都可以用得上這個光榮的尊號：才子+流氓。 (三)、周揚 如果仔細追溯魯迅与"革命文學"論者以及后來与周揚等人的沖突，他們在理論上的分歧實在是很小，倒不是說雙方的理論水平都很高，恰恰相反，雙方都沒有具備多少深刻的理論。早期的"革命文學"論者的理論武器大都來自蘇俄的"拉普"一派和日本的"納普"一派，從今天的立場看都是充滿了左傾幼稚病的狂熱与宗派主義；而魯迅等人，則是從蘇俄早期的文藝政策中，吸取了托洛茨基、盧那察爾斯基等人的文藝思想，其實兩派理論都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多半是糾纏在如何從事文藝運動的政策和路線--這也給后來的中國左翼文學理論帶來了几乎是不可克服的缺陷，始終是以文藝政策的思路來取代對馬克思文藝理論基礎的建設。而且，這些有關政策也是別人的政策，只要別人的態度一改變，他們馬上就陷入窘況，自己來打自己的耳光。日共納普清算藏原惟人与中國左聯清算錢杏村就是這類自打耳光的例子。不是左聯成員的胡秋原不識其中三昧，仗著自己讀過普列漢諾夫的理論，也去湊熱鬧幫著清算錢杏村，結果反而惹來一身羊膻，被套了一頂"托派"的帽子。左翼的耳光只能自己打，別人想插一手當然是咎由自取。這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所以我說，左翼文藝運動內部并沒有真正的理論分歧，如果說有"分歧"也是不上台盤的，多半糾纏在人事的感情与宗派上。--這個問題說起來枝蔓太复雜，還是暫且不提也罷。 不過從這里可以大致了解魯迅在左聯時期与周揚等人的矛盾所在。所謂左聯內部的周揚派和魯迅派（注意：這是我杜撰的名稱，當時被人叫做"雪峰派"或者"胡風派"）你死我活地惡斗半個世紀，究其原因實在是不足以与外人道。從史料看，周揚從未公開說過魯迅的坏話，但他是以清君側的態度，与馮雪峰和胡風不共戴天，而馮、胡雖然后來都敗在周揚的手下，但從他們的回憶錄來看對周魯的矛盾也都語焉不詳。魯迅在私下和公開的信件里早已斥周揚為"奴隸總管"，還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但具体的原因也說得不多。馮雪峰回憶他在1936年從陝北去上海与魯迅見面，魯迅第一句話就說："這几年我給他們擺布得可以！"盡管馮雪峰特別強調了魯迅這句話的可靠性，我仍然有些怀疑--至少，魯迅是紹興人，用紹興方言的結构怎么也說不出這句話的原汁原味，"……得可以"的補語結构不合南方人的用語習慣。但是魯迅話里的這層意思是不會錯的，魯迅說的"擺布"，含有"被耍"的意思，也就是現在上海人的口頭禪"白相我"。魯迅性格多疑，与青年人合作總是警惕被人利用來當招牌或當槍使，但他更痛恨的是自己營壘里的青年人作弄他。田漢化名紹伯寫《調和》一文攻擊魯迅，理由是魯迅有一篇文章和被魯迅罵過的楊村人的文章發表在同一本雜志上，便攻擊魯迅搞"調和"，"為楊村人氏打開場鑼鼓"。這似乎毫無道理，經魯迅詰問，田漢解釋說他是故意冤枉魯迅的，為的是想刺激魯迅憤怒起來去攻擊楊村人。假如田漢的自我辯解是真誠的，那么難怪魯迅要怀疑："去年（1934年）下半年來，我總覺得有几個人……惡意地在拿我做玩具。"所謂"做玩具"，也就是"擺布"的意思，看來這樣的事件不止一次。据說"紹伯"事件發生后，另一個左聯領導人夏衍哈哈大笑，說老頭子又發牢騷了。頭子而且"老"，牢騷而且"又"，真是一派作弄名流的玩笑態度，使魯迅感到又窩囊又沮喪。 問題的實質還不在于此，我一直不明白的是，既然魯迅如此在意別人對他的利用，那么經歷了"革命文學論爭"以后建立起來的左聯，本來就含有把魯迅作為一面旗幟（也就是另一种招牌）的意思，閱世如此老辣的魯迅難道還會不明白么？徐懋庸后來說，他本來是佩服魯迅的，但"我只有一個想法，關于路線政策問題，總是共產党員比較明白，魯迅不是党員，而周揚卻是的。因此我要跟党走。"這也是公開的秘密，左聯直接受到中共的領導，在魯迅以外還有具体領導班子。魯迅不是党員，只是在單線听取匯報后提出一些建議而已。他創建左聯時提出把老朋友郁達夫團結進來，但郁達夫很快就被清除出去，而且主持這個會議的正是創造社的元老鄭伯奇。這种擺擺樣子的事情都不給魯迅一點面子，還在乎其他事關大局的決策嗎？我不知道魯迅總共參加過几次具体的左聯會議和活動，如果不是后來瞿秋白隱居上海期間与魯迅親密交往，共同發揮了重大作用的話，魯迅在左聯里的實際作用實在令人怀疑。我想這也是魯迅對瞿秋白滿心感激、稱之為"人生知己"的重要原因吧？ 周揚是后來居上成為左聯領導的，但他不是創造社舊人，与魯迅沒有宿怨。他在左聯工作中的潛在對手是馮雪峰，而馮雪峰因為与魯迅的關系比較好，以致把魯迅也卷到糾紛里面去了。現在可以查到的最初的糾紛起因是周揚主編的《文學月報》上發表芸生的罵人詩《漢奸的自供》，詩是罵"自由人"胡秋原，里面居然有"放屁，口你的媽，……當心，你的腦袋一下就會變成剖開的西瓜"這樣的流氓語言。馮雪峰覺得太過分，就請魯迅出面寫文章糾正一下，魯迅后來說是"從公意做過文章"，大約就是指他奉了馮雪峰的意思去寫的《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一文，那是直接批評周揚的文章。按理說魯迅是左聯的領導，批評左聯成員的某些不好傾向是很正常的，但是周揚非但不接受魯迅的批評，反而發表了首甲（祝秀俠）等四人的反駁文章，指名攻擊魯迅的文章是"帶白手套革命論的謬誤""是极危險的右傾的文化運動中的和平主義"等等。魯迅本來對成仿吾式的"极左傾的凶惡的面貌"持有警惕，一看"辱罵和恐嚇"又在左聯中陰魂重現，自然感到寒心。后來他對朋友說："我真好像見鬼，怕了。"這里"見鬼"是南方人的口頭禪，意思是莫名其妙受了騷扰的禍害。但我想問的是，為什么馮雪峰身為左聯領導，自己不直接批評周揚，卻要把魯迅扯進去呢？而周揚又為什么連這么小的一件事都不肯認錯，偏要与魯迅對著干呢？顯然，在周揚的眼里，魯迅作為左聯領導的地位是虛的，而是馮雪峰的后台才是實在的。由此也能猜測出馮周之間的隔閡之深。魯迅無意間成了馮雪峰的屋上"鳥"，愛之恨之都是間接的，無辜的。 魯迅經常說周揚是白衣秀士王倫，就是《水滸傳》里那個气量狹小的頭領，后來被林沖火併掉了。魯迅一定是在什么場合領教過周揚睚眥必報的小動作。但從現有的資料看，周揚与魯迅的正面沖突是一次也沒有過。但周揚作為左聯的實際領導人，他對魯迅不尊重甚至潛在敵意的態度肯定影響了周圍的人，包括田漢、廖沫沙、徐懋庸等与魯迅發生過沖突的人。周揚一直把他与魯迅的隔閡歸咎于第三者的挑撥离間，這是不真誠的，他從未在自己身上尋找失去魯迅信任的原因。只要比較馮雪峰与周揚對待魯迅的態度就不難看出兩人的不同：馮雪峰對魯迅的利用遠甚于周揚，但他是有意識地接近魯迅，并以學生、鄰居的身份一邊學習魯迅，一邊誘導魯迅去做各种事情，甚至捉刀代筆。魯迅不會不明白馮雪峰利用他來掩護做宣傳，但魯迅似乎是樂意的，即使勉為其難也努力去做。而周揚卻相反，他儼然以地下革命者和左翼文壇領袖自居，平時深居簡出，有事要么約魯迅出去談話，要么通過第三者去傳話，有時是請茅盾，有時指派葉紫或者徐懋庸。魯迅對周揚這种傲慢態度自然不會感到痛快，他屢屢諷刺周為"元帥"，甚至說："我本是常常出門的，不過近來知道了我們的元帥深居簡出，只令別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人与人不能常常見面交換意見，有些隔閡与誤會就不容易消除，這恐怕不是誰能輕易挑撥出來的。 回顧魯迅与中共的關系，可以說是相當深刻的。中共第一代領袖仲甫先生、守常先生，都是与魯迅共同發起新文化運動的戰友；中共第二代領袖瞿秋白政治失意后。把魯迅當作嚴師諍友，親密地并肩作戰；接下來是馮雪峰做著中共党与魯迅的溝通工作，更是以私淑學生的身份；而周揚，無論從党內的資歷還是党內擔負的責任來說，都是初出茅廬的后生，而他那种"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元帥"作派不能不讓魯迅反感。魯迅批評周揚的三個綽號：一是"元帥"--指他深居簡出，態度傲慢；二是"王倫"--指他气量狹窄，不能容人；三是"奴隸總管"--指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派情緒和打擊手段，几乎都事出有因，擊中要害，但也未失分寸。可是這一切并未引起周揚的警覺和悔改，他一味指責別人挑撥离間，自己仍一如既往沿著這三個標記做下去，与魯迅的隔閡自然也越來越大。左聯成員真正被魯迅信任的人本來就不多，先是柔石、馮雪峰，后來是胡風，等這些人死的死，散的散以后，只剩下一個徐懋庸了。徐為人驕橫，仗著与魯迅的特殊交情就擅自寫信，闡述了周揚的意見。終于，矛盾總爆發了。魯迅根本沒有把徐懋庸當作對手，他一再說徐的信是代表了周揚"一群"的意見，因此，他在复信中通篇指責的也是周揚"一群"，在那封信里，魯迅痛斥"四條漢子"，點名周起應，确實是言重了。 (四)徐懋庸 如果魯迅的《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根本不存在，那么魯迅与左聯的矛盾始終都在暗室里操作，不會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魯迅所指出的："在左聯結成前后，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飄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戰斗，而往往不過是將敗落家族的婦姑勃奚，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著眼。"這樣的傳統至今不絕，但決不會正大光明地公開出來，放在冠冕堂皇地位上的總是另外一套話語。由于徐懋庸的冒失惹事和魯迅的病中火气，使這場積壓了多年的矛盾總爆發了，也使以后長達三四十年的文壇糾紛此起彼伏，成王敗寇輪流轉。徐懋庸在魯迅去世后撰一副挽聯，曰：敵乎友乎，余惟自問；知我罪我，公已無言。倒是不幸成了以后几十年文壇斗爭的讖言。 周揚等人在事后總是把徐懋庸的信解釋成是他個人的行為，但魯迅決不這樣認為，他在給老友楊霽云的信中說："寫這信的雖然是他一個，卻代表著某一群，試一細讀，看那口气，即可了然。因此我以為更有公開答复之必要。"還傲然地說："投一光輝，可使伏在大纛蔭下的群魔嘴臉畢現。"語气上是十分認真的。換句話說，也可以理解作魯迅以徐懋庸的信為由頭，正式宣布与周揚等人的決裂。其時左聯已經解散，魯迅的意見沒有得到充分的尊重，也就是說，那個早已名存實亡的聯盟已經無聲無息地結束了。而魯迅作為這個團体名譽上的領袖，在無人理睬的狀態下理所當然要表一個態：從"革命文學"論爭以來他与左聯的結盟關系也已經划上了句號。 圍繞著魯迅与左聯的關系，就有糾纏不清的兩個口號之爭、中國文藝家協會和《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之爭等等，已經有許多回憶錄和研究文章討論，本文不再挑起這方面的話題。我只是想提供另外一种解釋歷史的可能。在我所讀的有關魯迅研究的文章里，多半把魯迅的晚年寫得頗為凄涼，似乎魯迅晚年与周揚等人的矛盾使他再度陷入了《野草》時代的絕望境地。魯迅的一生，始終被一种斯巴達之魂的精神所籠罩，帶有狂熱的奮不顧身的理想主義色彩，他一生都在尋求中國社會最激進的力量結成聯盟，去從事知識分子實際的廣場斗爭。早年的光复會，中年的"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及國民革命，晚年的左翼文化運動，都可作如是觀。但反之，熱烈之切，也常常伴隨著失望之果，魯迅的深刻就在于他既不斷地与最激進的力量結盟，又不斷地超越他的盟友，使自己總是處于精神上的"荷戢獨彷徨"的境界。這樣理解魯迅晚年的思想狀況總的來說是不錯的，但我覺得魯迅作為一個民間知識分子的另外一面似乎還沒有被人充分注意到。 那就是，魯迅始終在獨立地尋求一种知識分子在中國的民間生存方式。在他与周揚等左聯領導人關系惡化以來，他一直尋求著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空間和斗爭形式。他沒有像有的研究者想象的那樣絕望，而是在充分認識惡劣的生存環境的前提下，獨辟蹊徑地嘗試新的生存方式和道路。這就是我在本文一開始所講的，當魯迅拒絕了地獄天堂和黃金世界以后，他沒有陷入消沉和孤獨，而是對生根于現實土壤的知識分子崗位的重新發現与界定。我們已經注意到，1935年蕭軍蕭紅來到上海，魯迅明确不希望他們加入左聯，認為還是在外圍的人能做出些成績，一到里面就"醬"在糾紛里了。事實上當時在魯迅身邊已經團結起一批非常优秀的青年作家，除了胡風、聶紺弩、周文等左翼作家外，還有一批民間出版社和刊物的青年編輯，如良友圖書公司的趙家璧，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吳朗西，編輯《譯文》的黃源，編輯《文季月刊》的靳以，編輯《中流》的黎烈文，編輯《作家》的孟十還等等，而在這批年輕的作家和編輯周圍，又團結了一大批文學新生代。這批青年人對現實環境抱著強烈的批判和抗爭態度，但又都是以自己的寫作、翻譯、編輯、出版等為崗位，來履行知識分子的立場和社會責任。這些青年知識分子的政治理想各不相同，与魯迅也有親疏的差別，但這個以魯迅為中心的進步文學陣營在上海文化領域已經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現實存在。 這個新崛起的新生代在魯迅拒絕參加周揚們組織的中國文藝家協會以后第一次浮出海面，那就是由巴金和黎烈文起草了《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魯迅領銜簽名，初步展示了他們的存在。雖然對巴金黎烈文等人來說并沒有自覺的群体意識，他們簽名發表宣言以后就分散了，沒有進一步組成新的團体，但這個信息被老練的政治工作者馮雪峰注意到了。他曾對茅盾說，胡風他們要搞一個文藝工作者協會，要茅盾多動員些人參加進去，以沖淡它与周揚的"文藝家協會"之間的對立。看來，馮雪峰是希望把這股真正以魯迅為靈魂的生气勃勃的青年群体發動起來，為他所用的。只是魯迅的過早逝世使這股力量迅速渙散，而其中一些主要骨干力量在抗戰的實踐中各自發揚了魯迅的精神。事實上，周揚也注意到了這個群体的存在，尤其是這個群体直接妨礙了他在解散左聯后組織中國文藝家協會的計划，他把所有的怒气都轉移到魯迅周圍的新生代作家身上。所謂"胡風之詐，黃源之諂"，巴金無罪可言，便把西班牙的安那其主義之"反動"栽到他頭上，徐懋庸信件里的那些人身攻擊的話，顯然是受到了周揚他們觀點的影響。因為別人的情況我不太清楚，關于徐懋庸与巴金的關系，原先應該是并無惡交的。徐在勞動大學讀書時，另一個安那其主義者、也是巴金的朋友吳克剛是他的法語老師，因此他對安那其主義是有所了解的。這封信被魯迅公布以后，他唯一感到遺憾并表示歉意的，就是對"許多并不卑劣的安那其主義者"。可見他給魯迅信中的話并不全是他的意見。在魯迅的公開信發表以后，周揚等都批評徐"無組織無紀律"，破坏了他們"同魯迅的團結"，徐很不服气，他說，"信雖然是我自己想寫的，但其基本內容不是你們經常向我灌之又灌的那一套么？不過我把它捅出去而已。"因此，似也可以說，這封信正是傳達了周揚清君側的基本思想。 當然，徐懋庸在這個事件中栽了跟斗，雖然客觀上也有替罪羊的作用，但也要歸咎于他的青年人的蠻橫性格。徐懋庸受到周揚的重視，不僅讓他當左聯的執行書記，而且在左聯解散后他是即將成立的中國文藝家協會的最年輕的理事，主編《文學界》。雖然用今天的眼光看來這不算什么官銜，但從一個追求進步的左翼青年來說，也不是完全無動于衷的名譽。他在乎它，才會對魯迅拒絕參加協會而使工作陷于癱瘓耿耿于怀，才會遷怒于胡風、巴金、黃源等人，甚至不惜人身攻擊。這里很難說沒有個人野心与名利的成分在作怪。徐懋庸不缺少才華和勤奮，缺的是一种中國文人所寶貴的"德"，也就是所謂"貴有自知之明"和"君子有所不為"的對己對人之道。他与魯迅稍微建立了一點信任，就急于用盡用足，甚至于想去解決他力不能及的事情，結果适得其反，這是缺乏自知之明；他為了效忠周揚，不惜用教訓的口气來刺激魯迅，更有甚者，在魯迅的公開信發表后，他不顧旁人勸阻，還進一步發表答复，公開謾罵与攻擊魯迅，這就違反了"君子有所不為"的道德。徐懋庸留給后人的教訓，遠不僅是事件本身的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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