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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這篇文章，不僅是因為《明報》月刊的約稿，而是早就想把近一二年來我一直思考著的想法表達出來；也不僅是為巴金先生最近受到的某些攻擊作辯護，像巴金這樣的文化泰岳，任何褒貶都如風過峽谷，徒留呼嘯之聲而已。但是，我從當代社會的某些文化現象中，明顯感受到當代知識者的忽略或隔閡之處，而這些現象，又集中体現在對巴金的文化意義的認識上。 巴金先生已經是九十六歲的老人，用風燭殘年來形容他的生命現象也不過分。听在巴金身邊工作的陸正偉先生說，1999年春節前老人因病不得不做气管切割手術，他先是堅決不愿意，經解釋后被迫同意了。他沉重地說："從今天起，我為你們（指他周圍的人們）活著"。又听徐鈐先生告訴我，巴金兩次在病中說："我已經不能再寫作，對社會沒有用處了，還是停止用藥吧"。這說明巴金先生始終是清醒的，但在今天的外部環境与身体狀況下，他顯然不可能再根据自己想法來做一些事情而作用于社會，也無法為今天他周圍發生的事情（哪怕是与他有關的）負責。我們要理解和評价巴金在現代中國文化史上的意義，不能以今天他所處的地位和所獲的殊榮為出發點，而是應該把握他一生的自覺追求及其實踐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复雜歷史內涵，從中獲取我們所需要的啟示。 我不想討論前些日子网上出現的那些攻擊性的文字，巴金先生從"文革"的陰影里走出來以后，社會上對他的指責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所不同的是，80年代他寫作《隨想錄》、反思"文革"和极左路線時，對他的指責主要來自某种權力階層；90年代他年老体衰，漸漸淡出社會視線，指責又來自更為激進的青年人。前者已經成為歷史，暫且不必討論，而后者，當我讀到其中一些態度比較嚴肅的攻擊性文字時，總是會想起當年法國共產主義者拉法格所寫的長篇攻擊性文字《雨果的傳說》。大作家雨果一生經歷了從保皇主義向自由主義又向共和主義轉化的過程，其复雜非三言兩語所能講清。他反對拿破侖三世政權而被迫流亡十九年，創作了大量优秀作品，他回國后成為民族英雄，去世時法國人民以國葬來紀念他，但同時資產階級政府和許多商人也利用這次國葬的机會大發其財。當時拉法格身在獄中，直接遭受國家机器的迫害，他把絕望、仇恨、怨怒全部化為文字的子彈射向了雨果。拉法格也是一個出色的人，他為反對法國資產階級政府和支持工人運動戰斗一生，最后在年老無子女照顧的情況下，与妻子雙雙自愿地結束生命。我從小對這個人物充滿好感与敬意，但是我不喜歡他的《雨果的傳說》，不是說雨果不可以批評，更不是要追究其每一款批評的合理性，但明顯的是，因為身處環境的不同而產生的隔閡和誤解，不切合實際的苛求名人，甚至是借題發揮地傷害對方人格，都造成了這位批評家的思維誤區。當然，我這么聯想并不意味要將這兩樁事件混為一談或者作簡單類比，在中國大約也很少有像拉法格那樣品行高貴、有堅定信仰的知識分子，當然我更沒有把巴金比作維克多·雨果的意思，我只是想由此生發開去，面對同一社會中的人因為環境不同而生的隔閡，談談我個人對巴金先生的理解。 一，信仰 從我第一次見到巴金先生說起。那是在1980年的時候，他應該是七十六歲，身体看上去還沒有顯出過分的老態，只是一頭銀發，從樓上走下來時腳步有些滯重。他還有些感冒，稍坐了一會，就有醫生上門來給他打針。但他興致很好，打完針又聊了一個小時左右。那天是我和同學李輝一起去武康路的巴金府上，那是我第一次走進帶花園的洋房，也是我第一次這么近地面對一位著名作家。當時我和李輝在《文學評論》上發表了一篇与一位巴金研究者商榷的文章，那位研究者的觀點是認為巴金早年思想不是無政府主義思想，他顯然是要為巴金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辯誣，但他顯然也沒有認真讀過巴金早期的著作。我們當時為了研究巴金早期思想，不但閱讀了他的早期譯著，還讀了中外無政府主義運動中的有關理論著作，像克魯泡特金、巴枯宁、師复的主要著作多少都讀了一些，所以對無政府主義的理解与當時一般的共運史教科書里的解釋不太一樣。我們認為巴金早年思想主要是來自無政府主義思想，當然還包含了其他的一些外來思想的影響，但它們之間也是有聯系的，如恐怖主義、人道主義、民粹思想等等，同時，我們也強調了無政府主義在"五四"時期只是作為國際社會主義思潮的一种派別傳入中國，它的兩大思想核心：一是反對任何形式的強權；二是強調絕對的個性自由。這兩大思想核心在當時的中國与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文化相一致，無政府主義思潮在當時吸引的主要是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人。這些觀點在今天看來很平常，而且其中也夾雜了許多當時的教條。但它大約是"文革"后第一次對無政府主義作出比較客觀的評价，所以，听說巴金先生讀了這篇文章后，表示同意我們的觀點。我記得那天談話時也談到了無政府主義的問題，當我表示對時下把無政府主義當作"文革"時期"打砸搶"來理解的不滿時，巴金有點激憤地說："這別去管它，他們要批判一個對象時總是要把無政府主義拖去'陪綁'的。這個問題以后再說吧，現在說不清楚。"我當時很注意巴金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所以連他說那段話時做的動作，還記得很清楚。后來我多次与巴金先生談到無政府主義時，他始終是表示這個態度：有些問題還是讓歷史去作結論吧，現在說不清楚。 巴金先生的態度給我帶來過一絲疑問：他現在到底還信仰不信仰無政府主義？這也是巴金研究領域里一個常常被提起討論的問題。我曾有緣拜訪過几位与巴金同時代的老人，他們几乎都不忌諱自己的信仰。比如翻譯家畢修勺先生，我第一次去拜訪他的時候，他坦率地說："我到死也信仰無政府主義。"出版家吳朗西先生并沒有參加過無政府主義的運動，但是他說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辦社精神時，容光煥發地告訴我："那時，我們都信安那其主義啊，所以搞得好。"我沒有見過四川的教育家盧劍波先生，但听訪問過他的朋友說，盧先生也說過，你只要信仰過安那其，就不大可能再忘記它。我總覺得"信仰"這個詞對"五四"過來的一代知識分子而言，遠比我們今天的人重要，他們的獻身信仰往往是极其真誠的，不像今天的中國，到處鑽營著做戲和看戲的虛無党。那么，巴金對自己過去的信仰持什么態度呢？ 我對這個問題是猶疑的。雖然我曾多次与巴金先生談到無政府主義，他始終沒有說過他現在還信仰它，或者不信仰它。但有兩件事我印象深刻，一次是我協助巴金先生編輯他的全集，我是竭力主張他把1930年寫的理論著作《從資本主義到安那其主義》和几篇与郭沫若論戰的文章收入全集，因為前者不僅是巴金最重要的理論著作，而且也是中國最系統的一本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書，而后者，主要是批評郭沫若關于"馬克思進文廟"的謬論，郭在1958年編文集時把他的辯論文章《賣淫婦的饒舌》收入了，還特意加了注，說明當年与他論戰的李芾甘就是巴金，這在當時顯然是有构對方于罪的意圖，但巴金卻從未再提過這件公安案。當我這樣建議后，巴金先生略加考慮就同意了，但他表示有些擔心別人會說他還在宣傳無政府主義。果然，最后出版社審稿時，還是將這些稿子刪去了，那天巴金先生特意對我說了這事，他臉上略有笑意，有點挪揄地說："還是他（指全集的責編）比我們有經驗，我們太書生气了。"這使我感到，巴金先生還是有許多顧忌，沒有把他心中埋藏的話說出來。還有一件事是我自己觀察到的，巴金先生晚年寫過許多創作回憶錄，惟獨閉口不提他最喜歡的《愛情的三部曲》，這部作品是根据他當年從事無政府主義運動的事跡來創作的，他有意回避了對這段歷史的回憶，對此我一直覺得奇怪。直到他寫《隨想錄》的最后几篇文章時，才涉及到當年的無政府主義者葉非英等朋友，并說，他終于找到了一個詞來贊揚他們，那就是"理想主義者"。我馬上意識到巴金是為了尋找一個能夠用現在被接受的語言來介紹他當年的信仰，才保持了那么久的沉默。果然，繼《隨想錄》以后，他連續寫了怀念當年的無政府主義朋友吳克剛、衛惠林等人的短文，收在《再思錄》里。如果不是后來健康惡化阻止了他的寫作的話，我想巴金先生會進一步寫出他對自己信仰的許多真實看法。 但是我還是無法斷定巴金晚年是否有自己的信仰。我起先理解是巴金先生的地位比較特殊，他不可能像其他一些朋友那樣對自己的信仰有感情。因為像畢修勺等人50年代都遭受過极大的政治迫害，不僅受到社會的歧視，日常生活也很拮据，被壓制在社會的邊緣地帶，因此他們一般都能夠堅持自己的信仰，這是他們唯一的精神支柱。而巴金先生50年代起就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境遇也較好，可以戰戰兢兢地出入于廟堂，因而無政府主義不僅不會是他的信仰，而且還會成為他的思想包袱。他在1958年以后刪改自己文集中關于無政府主義等內容，就是其表現之一，而且，即使在寫作《隨想錄》時他仍然心存猶疑。我接触過一些信仰無政府主義的朋友，其中比較激進的朋友對此都有微詞。 但我后來想，大約人們所忽略与所隔閡的，正是在這里。在一种理論學說還被認定是這個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敵人的時候，如果一個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在私下里表達對它的信仰當然風險要小得多，但你無法想象，環境會允許像巴金這樣地位的知識分子公然表達他的异端信仰。就像30年代的魯迅盡管尖銳地批判國民党政權，但他似乎也從未宣布過自己信仰共產主義（如后來研究魯迅的學者所認定的那樣），而且魯迅不止一次地痛斥那些暗示他拿盧布津貼的人，罵他們為乏走狗。魯迅還拒絕李立三要他公開發表反蔣政權、擁護共產党的聲明，宁可用各种筆名在各种灰色報刊雜志上發表曲折的雜文，這是為什么？當年左翼激進青年不理解魯迅，連斯沫特萊也批評魯迅不積极參加左聯的具体活動，但富有經驗的馮雪峰當場就駁斥說，魯迅的地位不是別的作家可比的，他的存在（于左聯），就是（左聯的）一個偉大的力量。馮雪峰顯然比那些青年人和外國人更懂得中國的特殊國情和保護文化名人的重要。在魯迅死后，他曾一度想去主動接近知堂，爭取知堂，這些成功的和沒成功的計划，都顯示出馮作為一個政工人員的卓越眼光。我想魯迅當年与周揚那樣一批既有熱血又有野心的興風作浪青年之間的隔閡肯定會發生的，而今天的巴金所面對的是比當年魯迅、蔡元培更加無奈的環境，他只能選擇自己最有利也有效的工作方式來表達他想表達的東西。 當然還有第二層意思的忽略和隔閡，就是現代人不怎么關心一個過去時代的老人的真實思想和話語內涵。90年代知識界流行過許多新的偶像和新的話語，這自然是不錯的，但因此而完全忽略了今天的社會正是從歷史陰影里走過來的，而對以前鼓舞時代的精神武器完全采取不屑一顧的態度，只能使今天的思想建筑于流行的旋風之中。我隨便舉巴金曾經信仰的學說并非無的放矢。前不久我請一位很著名的理論家來學校講演當前世界學術的走向時，他激情地論述了全球化的過程中，第一世界的大國如何剝奪第三世界的資源，他有一句話我印象很深，他說，現代經濟學家統計，當代世界所生產的財富早已足夠讓全人類過比較健康的生活，問題在于大國對第三世界的剝奪，制造出發展主義的假象，導致消費的過剩与能源的危机。 我這樣概括可能是太簡單了一點，但其理論的核心思想我卻覺得非常熟悉，正是二十年前我讀克魯泡特金的理論著作時獲得的啟發。為什么今天流行的最新理論學說，竟与一百多年以前的無政府主義的空想相吻合呢？由此產生聯想，巴金早期著作里所反映的反對一切形式的強權壓迫与維護個性的絕對自由的內涵，即使在今天也沒有真正的過時。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強國的權力話語已經從政治經濟道德到生活欲望無孔不入地滲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里，統治著我們的思想与行為，任何一個時代都沒有像今天那樣讓人們感受到民族与個体真正地無路可走，而這時代里真正能屬于個人的，大約只有清醒的個人生命的意識--一种永遠處于社會文化邊緣一角的生命的真實本相。還有一件事更堅定了我的這一想象，就是去年我讀到台灣一位另類女作家洪凌的小說，她的小說世界里聚集了形形色色的反叛社會道德的生命現象，而她自覺地給它們冠上了一面旗幟：施蒂奈爾和蒲魯東的"安那其"。我不知道洪凌是否純粹出于游戲舉出了這一旗幟，但我的內心由此而感到震撼。我想洪凌的感受也許是很寂寞而且孤獨，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理論學說多似牛毛，但只有很過時的無政府主義的理想，才是一個永遠与財富、權力和國家机器無關，永遠与受到侮辱和受到損害的人們守候在一起，永遠与個性主義的孤魂野鬼糾纏在一起的理想。無政府主義是一种思想上的烏托邦，任何烏托邦的最終目的都是不能轉化為具体政治行動的，正因為它無法實現，所以只能通過其精神力量融化到人們的具体日常性的倫理行為中，在人生的崗位上，點點滴滴的發揮著作用。巴金的小說由30年代的鼓吹反抗与恐怖主義到40年代同情小人物的尊嚴的轉換，正反映了這一烏托邦的理想主義由實際的政治理想轉換成日常的倫理理想的軌跡。我們如果剝离巴金小說里所謂"反封建"的裝飾性外衣，他的小說所隱藏的另一層更為深刻的意義，仍然能感動今天和未來的人們。 二、崗位 我在上一節本來是要討論巴金先生的信仰，因為這涉及到巴金先生是否保持人格的一貫性以及關于"說真話"的問題，結果似乎仍然沒有能得到肯定性的結論。但這并不离題，因為看一個人有沒有自己的信仰主要不是看他的言論，而是看他的行動。無政府主義在長期被鎮壓的過程中逐漸蛻變為一种日常的倫理行為，即強調自我道德完善。所以，像畢修勺先生自覺把無政府主義精神解釋為"只知耕耘，不問收獲"的人格力量，并貫穿到他的翻譯和研究工作中去。吳朗西先生把只講奉獻、助人為樂都視為無政府主義的原則，貫穿到辦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具体工作中去。這樣的轉變不是從1949年開始的，早在30年代無政府主義作為一种政治運動已經在中國消失，無政府主義者發生分化，比較上層的人士都參与了國民党政權的建立，如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張靜江等，而處于社會下層的青年無政府主義者都分散到邊緣地區，積极從事理想主義的教育、出版等工作，在社會上确立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崗位。 關于這些想法，我過去在巴金傳記与其他一些文章里都已經說過，不必再重复。本節要討論的是，巴金作為一名作家，他的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如何被体現出來？在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里，一直有兩种价值取向交替著發揮影響，我把這兩种价值取向歸納為廣場意識与崗位意識。前者常常作為傳統士大夫的廟堂意識的補充，它企圖將現代社會中的廟堂權力与民間權利相溝通，來推動社會的改進和發展。"五四"以來，陳獨秀、瞿秋白、魯迅等激進的知識分子和30年代流浪型左翼知識分子基本上是走這條道路，巴金早期作為一個自覺的無政府主義者自然也是廣場上的一員，啟蒙与西化是他們的主要思想武器；而另外有一批知識分子，或是作家或是學者，他們自覺地确立了自己的工作崗位，理想的"崗位"決不是用強調專業來掩蓋對現實的怯懦，而應該是既包括職業又超越職業，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也往往通過自己崗位上的工作來体現。這兩种意識可以說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傳統的兩翼，當民主空間比較大的時候，廣場意識可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如果民主空間比較小的環境下，崗位意識所發揮的實際作用更加大些。作為一名中國作家，他的崗位意識當然不僅僅体現在文体上創造美侖美奐的境界，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美的創造中寄予知識分子的良知与精神作用。巴金走上寫作道路之初，對文學如何結合這兩种功能顯然是認識不足，這也給他帶來了深刻的痛苦，他常常抱怨自己無法從事實際的社會運動，他希望到廣場上去呼風喚雨，實現"安那其"的理想。這些煽動性的作品雖然在當時產生過很大的影響，但也暴露了他內心的浮躁和偏執。到30年代中期，他的朋友吳朗西等人創辦文化生活出版社，請他回國當總編輯，切實的崗位才使他有了把無政府主義的理想与具体的文化工作結合起來的可能，由此恢复了知識分子的自信。他的自信不但体現在從事出版工作的熱情，也逐漸体現在文學創作上，《憩園》《寒夜》等作品達到了思想性与藝術性較高的結合。 應該說明的是，這樣一种由廣場向崗位轉化的道路并不是巴金獨特的道路，而是中國社會民主空間越來越小的產物。魯迅就是在切實的知識分子的實踐中，總結出一條特有的道路。他棄小說而重雜文的寫作，正是為了更好地發揮廣場上的戰斗作用，同時又把自己的工作范圍嚴格設定在文化批判領域，這就是他与郭沫若見异思遷的品行的不同之處，也是他先拒絕李立三，后又拒絕周揚的根本立場。魯迅晚年擺脫了周揚等左聯領導集團的控制后，自覺團結了一批嚴肅認真從事文化事業的青年作家和編輯，其中主要就形成了以巴金和胡風為代表的兩個知識分子群体。很顯然，如果魯迅不是因病早逝的話，中國知識分子將會在匯聚了各种風气的上海發揮极為重要的戰斗作用，而且其生存与斗爭方式將明顯區別于《新青年》開創的廣場的傳統，也區別于因怯懦于現實環境而躲入書齋的傳統文人的方式，形成一种知識分子崗位意識的价值取向。不幸的是魯迅去世了，隨著抗戰的爆發，巴金与胡風兩個群体，一個以文化生活出版社為陣地，一個以《七月》《希望》為旗幟，各自開拓著魯迅的道路，即在具体的知識分子崗位上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但并沒有可能在魯迅的傳統基礎上更前進一步。更不幸的是，這樣一种知識分子的生存与工作方式后來也被殘酷地中斷了，巴金胡風在后來的歷史中各有不同的表現，也有不同的遭遇，直到80年代他們以不同的面目重新出現在千瘡百孔的中國文壇上。這時候的巴金已經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他唯一能繼承魯迅而做的工作，就是寫作《隨想錄》。 三、《隨想錄》 巴金先生對歷史的反思主要貢獻于80年代，也就是他寫作《隨想錄》的年代。我們不能离開那個時代背景來理解《隨想錄》。在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雖然也是政治權力更替的產物，但畢竟動搖了統治中國几十年并被實踐證明是有害的所謂"极左路線"的地位，知識分子當時還無枝所依，積极參与到反"左"和反"文革"的現實斗爭中去是唯一的選擇。 我當時就寫過評論《隨想錄》的文章指出過：巴金在起先寫作中并沒有主動提出什么新的思想，他只是以崇高的地位和影響來不斷支持比較异端的文化現象，反對權力者對异端的迫害，這本身就需要足夠的勇气和智慧。后來他感受到壓迫越來越嚴重，就以"說真話"來為自己辯護，從消极意義上拒絕与權力者的某些行徑合作。這在激進的年輕人的眼睛里可能不是什么英雄創舉，甚至受到輕視，但對于從歷史陰影里走出來的老一代知識分子來說，"說真話"几乎是一個維護良知与操守的武器，"不說假話"成了他們的衡量自己人格標准的最后底線。在80年代很多次危言聳听的政治風波中，巴金始終不像曹禺等人喪失人格去迎合權勢，客觀上就豎起了知識分子獨立思考，自由言論的旗幟。在寫作《隨想錄》的最后一個階段里，巴金一口气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批判"清除精神污染"，以及為胡風、葉非英等冤案抗議的文章，使《隨想錄》的境界提升了一層。我注意到有些指責文章提到了巴金對胡風一案的曖昧態度，其實早在1981年，胡風冤案剛被提出的時候，巴金就在《和日本〈朝日新聞〉駐上海特派員田所的談話》里對此開始反省，直到1986年寫《怀念胡風》時才真正地表現出正義的聲音。這里固然包含了复雜的客觀因素對巴金的壓力，但同時也足見忏悔之沉重和表達之困難。像唱歌一樣地到處表態忏悔之情是官僚周揚的方式，而對沉默中的知識分子來說，有些太沉重的思考，難道不需要有足夠的時間和必要的條件嗎？將來如果有人將《隨想錄》与其寫作時代聯系在一起加以研究，會發現這是一部迅速反應時代話題、又具有高度策略性的政治文化百科全書，巴金一向說話坦率淺易，但在《隨想錄》里卻充分表現出高度的言說技巧与策略，或說是魯迅雜文里所謂"奴隸語言"的再現，暗示、象征、曲折迂回、欲言又止的文風鮮明地烙上了那個時代的印記。可惜，這些言說藝術在网絡操縱下普遍粗鄙化的90年代文化氛圍里很難被人注意到，因此，誤解与隔閡就在所難免了。 有的批評者把80年代的《隨想錄》与90年代的《思痛錄》相比，我覺得這是沒有意義的比較。且不說80年代共名狀態下的二元對立的肉搏式思想斗爭与90年代無名狀態下的多元話語并存的環境不一樣，巴金先生作為一個統戰對象与韋君宜先生所處的地位也不一樣。巴金先生反思的只能從他身邊的事件引出教訓，表達良知，而韋君宜先生則是從權力圈子里倒戈出來，她的所知范圍自然更有揭示內幕的价值，而且以她的資歷和党內地位來說，她也毋須用"奴隸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態度。但是，任何人的覺悟都有一個發展過程，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在80年代巴金先生吞吞吐吐地為胡風鳴冤的時候，當時主持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韋君宜先生正是阻止《新文學論叢》發表胡風先生用生命的最后一點心血寫出來的長達五万言的《〈胡風評論集〉后記》的當事人之一。我這么說絕沒有貶低韋先生的意思，我對《思痛錄》也是充滿敬意的，只是我想，即使是韋先生的肺腑之言，也不是想說就能隨時說出來的，也是經過了內心激烈的自我斗爭和最后之覺悟。我們討論問題應該盡力做到知人論世，不能脫离現實環境的制約，以青年人的急躁心態來輕易作出孰是孰非的結論。 巴金先生晚年對文化的主要貢獻就是寫作《隨想錄》，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巴金先生內心深處的信仰与力量。當然我也感到惋惜，由于巴金先生的高齡和重病，以及客觀環境的限制，已經無法使他在80年代的思想基礎上有更進一層的突破。事實上這也不僅僅是巴金先生個人的悲哀，總的來說，80年代思想界起過重要作用的知識分子群体力量到了90年代几乎是廣陵散絕，自有另一批新的偶像与戰士來領風騷，這是時代風气的變遷所致。我們不可能要求一個九十多歲重病在身的老人永遠与青年人一樣沖鋒陷陣，何況，在90年代的經濟与政治的雙重壓力下，以思想界領袖或青年斗士自居的人們是否真的在沖鋒陷陣，退一步說，是否都能像巴金先生那樣真誠地對待歷史和自己，也是值得怀疑的。《隨想錄》當然會有局限，正如任何前人創造的精神成果在急劇變化中的現實中國環境里，都會有其局限一樣。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來對待前輩的創造。我總以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是靠一代代知識分子有意識的培養和積累得以發展的，即使從本世紀初的嚴复章炳麟算起，也不過是百年光景四五代人，所謂百年積德，真正的"德"，在我們這個時代里是极其薄弱的。我們現在無法創造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前輩們的精神遺產繼承過來，加以清理，他們做到了的我們有責任發揚廣大，繼往開來；他們沒有做到的，我們有責任勉力做去，點點滴滴，都是在前輩知識分子的努力、苦難和教訓的歷史陰影里走過來的。而由于忽略与隔閡，就用狂妄的審父甚至弒父的態度來對待前輩的精神遺產，雖也能稱快一時或不失為一种后生可畏的進步，但是自斬其根自斷其流，這樣的"進步"也終將會成為曇花一現的現象。近兩年有學者提倡"魯迅精神譜系"，我不很贊同這樣的片面說法，但我是理解倡導者心態的，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者很難离開魯迅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戰斗傳統來思考問題，但是我又想，魯迅的精神傳統不應該成為几座孤立的獨秀峰，而是一道源遠流長的精神河流，它既涇渭分明，又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即使流淌到今天，也不能成為少數精英們的專利，它還應該能夠化解怨毒暴戾之气，淹沒無聊閒碎之音，使每一個真誠的知識分子都可能融化為其中的一點一滴，而貢獻自己的所有。也只有在這樣的立場上，我們來討論巴金的意義才是有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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