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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亞樓接見了畢鳴歧等人，對他們說：“為了保護天津這座工業城市，我軍誠心誠意希望和平解決天津問題，只要你們自動放下武器，我軍可以保證你們的生命財產安全及行動自由。否則，我們將按原計划攻城，并對首要分子嚴懲。現在，我當著你們4位的面重申：天津的守敵要在1949年1月11日8時前放下武器！” 1月10日，4位代表第2次出城，要求放寬期限。劉亞樓准其推到12日18時前放下武器。次日，4位代表第3次出城，聲稱：“陳長捷基本同意放下武器，但兩位軍長有些猶豫，要求攜帶輕武器回南方去。” 解放軍方面的代表當即予以駁回，要其認清時局，當机立斷，放下武器，并再次告訴他們：“我們說到做到，勿謂言之不預。” 解放軍又通知來平津前線司令部談判的傅作義代表，要傅作義命令天津守敵于13日12時前開出城門，听候處理，否則14日攻城。傅作義反命令陳長捷：“只要堅定地守住，就有辦法。” 陳長捷唯傅作義馬首是瞻，他發瘋似地吼叫：“我們要效仿斯大林格勒戰術，逐屋抵抗，堅守三四個月！与天津共存亡，必要時把天津全部燒毀！” 1月14日上午10時，總攻開始了！天津城西，李天佑的第1縱隊、劉震的第2縱隊；城東，鄧華的第7縱隊、段蘇權的第8縱隊；城南，詹才芳的第9縱隊一齊向天津攻擊。天津的大地開始顫抖，炮彈在吼，連綿不斷。從天津和平門兩側至天津北站九里寬的地段上，炮彈如冰雹般地襲擊敵人的防御工事，頃刻之間泥土飛揚，黑煙沖天，敵軍碉堡被炸得四下崩塌，鐵絲网、木樁、砂袋、凍土塊全炸得飛上了天，敵陣地地雷也被引爆，地面到處是坑，鐵絲网炸成一段段地東歪西扭。敵軍炮火被壓制住，根本無法還擊。 經過1個多小時的炮擊，西城和平門圍牆工事和堡壘火力點，已大部被摧毀，并在西城42、43號碉堡之間，炸開一條數丈寬的大缺口，解放軍將士隨即向著縱深奮勇進擊。天津護城河此時結了冰，那蔣軍原以為護城河不會結冰，每日放水，結果每放一次水便結了一層冰，冰愈結愈厚，河上已能行人。蔣軍所恃的安全帶，一下子不安全了。解放軍從護城河冰上越過，向敵軍陣地進擊。 敵86軍東陣地多處被解放軍突破。劉云瀚派兵增援反扑，沒有成功，解放軍又突破62軍的預備陣地，陳長捷急派總預備隊保安師增援，被解放軍一擊即潰，敗下陣來。 解放軍從東西兩面插進來，城南又被解放軍猛擊，各個突破口都展開了惡戰。雙方短兵相接，展開白刃戰。蔣軍坦克出動，立即遭到解放軍反坦克炮猛烈轟擊。擔任主攻任務的第1縱隊分左右翼分頭向市區猛進。巷戰、街壘戰十分激烈。蔣軍從街心碉堡里噴射出交叉火力，封鎖道路，從高樓上擲下手榴彈，從窗口拽出炸藥包，用立体封鎖方式抵擋解放軍。解放軍編成3人一組、4人一隊的戰術隊形，交替掩護，穿插分割，進行逐屋逐街的爭奪。戰至黃昏，第1縱隊左翼進到市中心區。 黃昏之后，蔣軍紛紛向金湯橋靠攏，越擠越密，互相殘踏，盲目掃射。解放軍架起平射炮，將敵人的橋頭碉堡摧毀，擊斃敵師長，占領了金湯橋。 解放軍西路2個縱隊和東路2個縱隊在金湯橋胜利合師，天津市的蔣軍被攔腰斬斷，敵陣地被分割成數塊。 15日上午8時，解放軍向敵警備司令部大樓發起攻擊，用炸藥將司令部大門炸開，沖進院中，同敵人逐屋爭奪，很快占領司令部大樓。陳長捷已轉到地下室，兩名解放軍戰士跟蹤而至，大吼道：“別動！舉起手來！” 陳長捷有气無力地說道：“我們繳槍！我們繳槍！”爾后向全体守城蔣軍下達了“繳槍投降”的命令。 警備司令部附近便是廣播電台，解放軍進去之后，對正在廣播的播音員說：“小姐、先生們，可以休息了！”几個小時后，這個電台換了另一种聲音，它向全國宣布：“天津解放了！” 天津戰役共進行了29個小時，共殲敵13万多人，打死打傷1．1万人，生俘陳長捷、秋宗鼎、劉云瀚、林偉儔等將領，繳獲各种炮1100多門，輕重机槍3500多挺，步槍5．4万多枝，汽車800余輛。 天津解放了，黃克誠以軍管會主任的身份，走進天津。他不騎馬，也沒坐車，而是步行。他身邊沒有工作人員跟隨，只有1個警衛員在身后，黃克誠身上棉軍裝和戰士們一模一樣。他在軍管會辦公室對大家宣布：“我黃克誠進天津時穿著這身衣服，有一日出天津時還是穿著這身衣服，保證原封不動。” 困守在北平的傅作義此刻內心矛盾重重，他曾經是抗日愛國將領，后來又是華北“剿匪”總司令。他不滿蔣介石的獨裁賣國，排除异己，与蔣有較深的矛盾，但蔣介石把華北60万軍隊交給他統領，他便通電全國：“如果共產党能胜利，我傅某甘愿執鞭！” 早在1948年初，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劉仁，就指示北平地下党通過各种社會關系接近能影響傅作義的人，促使傅作義起義。 在共產党物色的去作傅作義處工作的地下党員中，有傅作義的大女儿、中共地下党員傅冬菊，這時也從天津大公報社調來北平。在這些地下党員中，杜任之起了很大的作用。杜任之的公開身份是太原綏靖公署秘書、山西大學教授，同傅作義是同鄉，又是老交往，關系頗深。他的胞弟杜敬之是傅作義的軍醫，又被傅提升為軍醫處處長。1948年夏，杜任之便奉命由太原來到北平試圖動員傅作義率部起義，但沒有得手。他便退后一步，通過傅作義的恩師劉厚同去做傅的工作。 劉厚同年近7旬，是辛亥革命的老前輩，他在人們心目中有不可撼動的地位。他曾擔任過甘肅省軍政部長兼總招討使，現在是傅作義的少將參議，出謀划策的人。劉、傅關系深厚。傅作義當年單槍匹馬在奉軍撤退時能夠出任天津警備司令，蔣閻戰爭閻錫山逃到大連后，傅作義能夠出任綏遠省主席，后來傅作義脫离閻錫山轉向蔣介石，皆因劉厚同的高參起了作用。 杜任之通過他人介紹，和劉厚同一見如故。但涉及敏感問題，杜不得不十分謹慎。他含蓄地問劉：“在目前形勢下，傅將軍是否會另作它圖？” 劉厚同不直接回答，反問道：“杜先生所說形勢是指什么？” “國軍在各個戰場上節節敗退，共軍掌握了越來越多的主動權，這是人所共知而且無法否認的事實。” 劉厚同也持這种觀點，便說：“國共軍政形勢發展到今天，我早已料到了，我曾多次對宜生說過，政治是軍事的根本，未有政治不修明而軍事能得胜利的，南京政府政治腐敗，蔣介石的所作所為，不合人民心愿，違反歷史潮流，必然失敗，依我看，南京政府維持不到一年半載了！國民党江河日下，這是不可逆轉的。” “既然看清了形勢，按劉老和傅將軍的關系，何不勸他放棄目前固執的主張，另走一條生路和中共和談，和平解決北平。識時務者為俊杰。這樣，傅作義本人也不失為一個英雄！”劉厚同道：“宜生是一個倔強的人，宁肯殺頭也不肯投降。至于和談的問題，他也曾想過。他的意見是，按照中共組織聯合政府的主張，用辛亥革命的方式，由他傅作義通電全國，主張和平，同時先在華北實現和平，然后促進全國和平，重新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組織聯合政府。” 傅作義本著這种愿望，于1949年1月17日，通過他的長女、中共地下党員傅冬菊以及彭澤湘、符定一等轉電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 毛澤東先生： 我不愿再打內戰了。為了保衛北平的古跡，為了人民的生命財產免遭損坏，我愿意接受毛主席的領導，接受和談。請求派南漢宸先生來談判。我手下現在還有几十万軍隊，200架飛机。過去我幻想以蔣介石為中心來挽救國家于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現在我已經認識到這种想法、做法是徹底錯誤了。今后我決心要以毛主席和共產党為中心來達到救國救民的目的。 傅作義于1948年12月11日派出《平明日報》社社長崔載之、采訪部主任李炳泉（中共地下党員）作為談判代表，李炳泉又是地下党推荐，是傅作義和共產党兩方的聯絡代表。傅作義讓他們2人攜帶電台一部及報務員、譯電員乘車秘密出城。他們來到三河縣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劉亞樓接見了他們。崔載之談了傅作義的談判條件：組織華北聯合政府或華北行政委員會。劉亞樓則回答說：“解除武裝是前提條件，絕不允許保存軍隊，更不同意發通電成立華北聯合政府。”雙方條件相距甚遠，談判無法進行。 崔載之回到北平之后，傅作義便命參謀長李世杰：“你好好准備打吧，雙方條件差距太遠，根本不能談！” 李世杰道：“我們是軍人，在未實現和平之前，自然隨時准備打仗。但打仗容易，談和難，談和需要更大的勇气。希望總司令慎而思之，不要感情用事。” 正當傅作義猶豫不決之際，他的王牌35軍被殲，他悲痛欲絕，哀歎道：“這下我的政治生命完了！我現在成了一只斷了翅膀的鳥，只剩下墜毀、埋葬自己了！” 他的恩師劉厚同走進來，口气堅定、不容置辯地說：“不！只要脊梁不斷，就永遠不會趴下，你的舊政治生命完了，可以開始新的政治生命。蔣介石現在日暮途窮，自顧不暇，大局已不可為。他要你率部南下，是拿你當替罪羊，利用你來挽救他的危亡。可是能挽救得了嗎？你如果南下，只能使北方子弟兵与他同歸于盡。況且現在北平陷入重圍，南下已出不去了。同時，你要回綏遠也不可能了。時至今日，万不可三心二意，胡思亂想。現在我們与中共和談的資本雖然遠不如過去，但和議一成，北平免遭戰火破坏，城內軍民生命財產得以保護，這可是深得人心的大事啊！” 傅作義的另一位老朋友、前北平市長何思源也規勸說：“傅先生是發奮有為、勵精圖治的，但是，你畢竟是葉，所依附的根已經腐爛了。所以，你無論如何努力也無所作為，局勢變化太大，你不如趁此机會脫离腐根。抗日戰爭期間，我在山東，對全局情況不甚了解。到了北平，我接触到的事情多了，看的也透了。覺得自己從一個低台階攀上了高台階。我現在知道跟蔣介石走下去是一條絕路。所以，完全可以這樣說，不是蔣先生撤了我市長的職務，而是我何思源脫离了老蔣的羈絆！” 傅作義請何思源去南京探听消息。何在南京下榻李宗仁住處。何、李是莫逆之交。他們几乎每夜都談得很晚，時而樂觀，時而傷感，但更多的時間是一籌莫展，茫茫然然。何思源返回北平后對傅作義說： “現在南京政府四分五裂，勾心斗角，蔣介石還想靠殺人來穩住天下，這當然只是他一相情愿。他已經管不了我們，你應該徹底挖根。万万不可搞南京那些政客、党棍那一套。對和談不能再猶像觀望，已經到了當机立斷的時候了。” 杜任之奉北平地下党組織之命，和劉厚同老先生一起告訴傅作義：“不要心灰意冷，立功可以贖罪。共產党光明磊落，有路線，有政策，一向是說話算數的。共產党絕不會像蔣介石那樣不講信用。只要接受和平條件，和平解放北平，對國家、對人民就是一大貢獻，是會得到中共的寬待的，如果一再拖延，解放軍圍城已久，不能再等待，一旦城破，豈不是罪上加罪。” 傅作義這才鼓起勇气，于12月23日給毛澤東發了電報： 毛先生： 一、今后治華建國之道，應交由貴方任之，以達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為求人民迅即得救，擬即通電全國，停止戰斗，促成全面和平統一。 三、余絕不保持軍隊，亦無任何政治企圖。 四、在過渡階段，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爛地方，通電發出后，國軍即停止任何攻擊行動，暫維持現狀。貴方軍隊亦請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細節問題請指派人員在平商談解決。在此轉圜時期，盼勿以繳械方式責余為難。過此階段之后，軍隊如何處理，均由先生決定。望能顧及事實，妥善處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張及政治風度，諒能大有助于全國之底定。 毛澤東接電大喜。他電示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要派一位可靠之人，通過傅作義親近的人引見，當面對傅作義講清： 1、目前不要發通電，此電一發傅即沒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屬都可能受到蔣系的壓迫，甚至被解決。同時，我方也不能接受傅作義的這种做法。 2、傅一直追隨蔣介石反共，我方不能不將他和閻錫山、白崇禧、胡宗南等一同列為戰犯。我們宣布他為戰犯，他在國民党軍隊中的地位更立即加強了。他可以借此大作文章，表示除与我們堅決打下去再無別的出路。而實際上，則与我們和談，里應外合，和平解放北平，或經過不很激烈的“戰斗”解放北平，使我們有理由赦免他。 3、允許傅編1個軍。 4、傅給毛的電報已經收到，毛認為他的做法不切實際，應按上述辦法辦理。我方才能接受。 5、談判代表崔載之態度很好，歡迎今后再來聯絡以傳達雙方意見，但我方希望傅作義能派出有地位、能負責的代表同崔一道來談判。 6、傅沒有去南京參加軍事會議是對的，今后也不能再去，否則有被蔣扣留當張學良第二的危險。 林彪、羅榮桓、聶榮臻委托李炳泉進城，通過崔載之等人引見，當面向傅作義陳述6條意見。傅作義解除了一些顧慮，決定派少將處長周北峰為代表，邀請民主同盟副主席張東蓀教授一起去談判。 周北峰早年留學法國，后任山西大學法學院教授，是傅作義的同鄉，又是談判老手，他曾代表傅作義到延安和賀龍、肖克商談過合作問題，毛澤東、朱德也接見過他，后來多次擔任傅作義的談判代表与八路軍談判。 張東蓀曾在1916年擔任過北洋政府參議院秘書長，不久任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1930年起任燕京大學哲學教授。 周北峰、張東蓀2位教授驅車出西直門，過万牲園，在白石橋下車后，穿過火線，到了海淀鎮西南角的一個院子，對上了“找王東”的暗號，由解放軍的一個干部陪同，乘吉普車到了西山的一個小村庄，見到程子華，由他派吉普車把他們送往薊縣。 聶榮臻會見他們，并問他們：“傅作義將軍這次談判有誠意嗎？” 周北峰道：“我看傅先生已經看清了形勢，這次叫我來主要是看解放軍對和平解決的條件。” “條件很簡單，我們要求他停止抵抗，不過你是單談北平問題呢，還是傅統轄的全部部隊和地區一起談？” “我是奉命來談全部問題的，包括平、津、塘、綏的一攬子和談。” 稍許，聶榮臻猛然問道：“歷史常常很有意思地走回頭路，不知傅先生是否還會采取當年守涿州的辦法，在北平來個困獸猶斗、負隅頑抗？” “不會，不會。這次叫我出城商談，我看是有誠意的。這是大勢所迫，人心所向，只有這條路。當然在具体問題上還可能費些周折。” “那很好。請你電告傅將軍希望他這次要下定決心。我們的意見是，所有軍隊一律解放軍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區化。在接受這個條件的前提下，對傅部的起義人員，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在張家口、新保安、怀來戰役被俘的軍官一律釋放。 傅總部的高級干部一律予以适當安排。” 次日上午10時，林彪、羅榮桓、聶榮臻、劉亞樓等來到周北峰、張東蓀的住處，和平談判正式開始。 林彪首先發言：“周先生，你昨天与聶司令談的，我們都知道了。今天我們几位一起同你見面，想請你談一下傅先生的打算、要求和具体意見。” 周北峰道：“昨天夜間我已同傅先生打了電報，說我們已安抵薊縣，并与聶司令員見了面，約定今天正式商談。傅复電很簡單，只有‘談后即報’四字。” 雙方在6天內進行了3次會談。劉亞樓把《會談紀要》整理出來。紀要的最后一句話是：所談各項務必于1月14日午夜前答复。林彪、羅榮桓、聶榮臻都在紀要上簽了字，周北峰也簽了字。輪到張東蓀時，他說： “我不簽字了，我是民盟成員，代表不了傅將軍，只能在中間當個調解人和見證人，這次我不回城了，返回燕京大學后就起程去石家庄拜見毛主席。” 周北峰回到北平，向傅作義作了報告，并把《會談紀要》交給他，傅作義看后并不說話，在屋里來回踱步。 是時，前來相助的前東北軍將領馬占山說： “我看你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刀把，我出個主意：你把寶珊接來，叫他幫你分擔點，看怎辦好？” 鄧、馬、傅是抗戰時期的結拜兄弟，互相倚重，私交很深，傅作義欣然應諾，派專机去包頭接鄧寶珊來。 鄧寶珊民國初年就是國民軍宿將，久負聲譽。他對蔣介石反共政策不滿，同中國共產党保持友好關系，他曾去過延安，毛澤東請了李鼎銘為他治病。鄧應邀參觀了邊區軍民大生產成果展覽，出席了邊區勞模大會，并以來賓身份致詞，贊揚邊區軍民生產的成績。抗戰期間，鄧任八戰區副司令長官，駐守榆林，同中共相處甚好，有兩党關系中有魯子敬之稱。 1948年8月，傅作義邀請在三原家中靜觀時局變化的鄧寶珊擔任華北“剿總”副司令，鄧因有与傅商談今后出路的打算，便順從傅的安排，駐節包頭，并將新11旅從榆林調到包頭。 傅作義把鄧寶珊當作最能信賴的人物，派專机把他接來北平。鄧對傅說，只要你決心和平解決，其他一切具体問題，包括你個人前途問題，都由我去談判解決。這一番話解除了傅的后顧之憂。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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