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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對自己的錯誤，在認識上多次出現波動。劉少奇在1943年春回到延安，找王明談過多次話。王明想拉劉少奇支持他，不料劉少奇把王明談的話向政治局作了報告。政治局決定由劉少奇、任弼時、王稼祥3人一起同王明談話，王明表示放棄自己的意見，不愿再談。 王明不但想拉劉少奇，還想拉張聞天支持他。張聞天在3月回到延安去看望王明，王明便挑撥說：“這次整風主要是整我們從莫斯科回來的同志的，尤其是你，因為你的教條比我們更多。” 張聞天道：“我們過去确有很多錯誤，應該好好反省，我這次出發同實際接触接触，得益不少。” 王明見挑撥不成，便轉口說：“我以前也想下去工作，但后來生了病。” 李富春同王明談話，告訴他：很快就要召開党的“七大”，所以組織了“七大”代表和高級干部700多人，一起學習，中央政治局也正在開會，討論“六大”以來党的路線問題，特別是檢討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錯誤問題，其中也討論王明的錯誤問題，希望王明認真作出檢討。是時，共產國際已經解散，王明見大勢已去，給毛澤東并中央政治局諸同志寫了一封信，表示愿意接受批評，檢查自己的錯誤。 中共中央召開了六屆七中全會，討論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總結了建党以來的歷史經驗，對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出了結論，著重批評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領導在政治、軍事、組織和思想方面的錯誤，高度評价了毛澤東運用馬列主義解決中國問題的杰出貢獻。 中共中央又制定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即“對敵斗爭；精兵簡政；統一領導；擁政愛民，發展生產，整頓三風；審查干部，時事教育，三三制政權；減租減息。” 用三三制原則建立政權，早在1940年3月就開始實行了，即在建立政權時，在人員分配上，共產党員占1/3，非党左派進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1/3。三三制的目的，是在保證共產党領導的前提下，把根据地建設成為真正的包括一切抗日愛國階層的統一戰線政權，防止少數党員包辦代替。 1941年，陝甘宁邊區政府根据三三制原則，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普選教育，動員全區人民不受財產、性別、職業、民族、文化等限制，以普遍、直接、平等和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選舉。全區80％以上選民參加了投票。按三三制原則改選了邊區政府。林伯渠為主席，李鼎銘為副主席。縣以下各級參議會和政府机關也是經普選產生。 1942年秋，晉西北根据地也根据三三制原則，選舉續范亭、武新宇為行政公署正副主任，林楓、劉少白為參議會正、副會長。1943年初，晉察冀邊區按三三制原則，選舉成仿吾為參議會參議長，選舉宋劭文為邊區政府主任，胡仁奎為副主任。1941年夏，晉冀魯豫邊區按三三制原則，選舉申伯純為議長、宋維國、邢肇棠為副議長，楊秀峰為邊區政府主席，薄一波、戌子和為副主席。華中根据地各縣以上參議會和政府机關，也按三三制原則，建立抗日民主政權。 從1942年起，各個根据地普遍開展了減租減息運動。減租減息是減輕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獎勵資本主義及富農生產。在減租減息中，一般按二五減租和實行年利一分及一分半的利息。在實行減租減息，保障農民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之后，同時實行交租交息与保障地主的人權、政權、地權。減租減息政策的實行，進一步調動了廣大農民抗日、生產積极性。 1941年底，中共中央提出精兵簡政的號召，要求各根据地的脫產人員不得超過人口總數的3％。“精兵”的目的是提高主力部隊的質量，擴大和加強地方部隊及民兵建設。主力軍与地方軍的比例：一般以在山岳根据地二比一、平原根据地一比一為原則。根据軍委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大力發展地方人民武裝和民兵，建立獨立的軍事建制和指揮系統，進一步健全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三結合的人民戰爭体制。在一些敵情比較嚴重的地區，實行全部武裝地方化。精兵簡政一方面節約了財政開支，減輕了人民負擔，同時精干了指揮机關，提高了主力部隊的戰斗力，加強地方兵團和人民武裝的建設，對人民游擊戰爭的發展起了极大的推動作用。 日寇為一舉解決印度支那問題，便提出“更改軍備充實計划”，對在華兵力定額逐年遞減，以便抽調足夠兵力轉向南方作戰。規定在華兵力：1940年11月由年初的85万人減到72万人，1941年減到65万人，1942年減至55万人。但是，日軍已陷入中國戰場的被動和不利的情況，再抽出大量的陸軍和海軍對印度支那展開新的進攻作戰，就遭到因兵力不足、陷于中國戰場苦戰而疲憊的中國派遣軍的反對。他們認為，在窮于應付的不利情況下，縮減和撤退大量兵力，放棄相當的占領區，可能演成不可收拾的慘重的大敗退。因而，日本統帥部企圖立即縮減在華日軍，拼湊南進的11個師團的計划落空。 1941年12月8日，戰火燒到了香港。日軍出動以第38師團為主力的1．5万人裝備精良的陸軍部隊，在海、空軍的配合下，從中國大陸兵分兩路，沿著青山道和廣九鐵路南段推進，突襲新界和九龍半島。從此，這個“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繁華城市，變成了魔鬼世界。 日本侵略軍僅用三天時間，就突破了英國經營了兩年之久的防線，迫使英軍從12日起放棄了九龍半島，退守香港島。日軍炮兵部隊進駐九龍塘何文田陣地，架起遠射程重炮，不分晝夜地對准香港的英軍陣地和炮台轟擊。一部分炮彈落在市中心區，每小時都給數以百計的和平居民帶來傷亡，真是血肉橫飛，尸骸枕藉。12月25日，日軍占領香港。香港總督楊慕琦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 日軍進入香港后，奸淫擄掠，無所不為。路上餓死和打死的人，尸体堆積如山，海上也到處漂浮尸体。香港的社會秩序一片混亂，盜賊蜂起，漢奸猖獗，黑社會分子更趁机劫奪，弄得民不聊生。日軍封鎖了港九交通，日間崗哨林立，入夜實行宵禁，行人經過崗哨要鞠躬并被搜身，婦女倍受凌辱。日本特務机關和漢奸的魔爪也伸向了香港的各個角落。日軍的行徑，嚴重地威脅著港九人民生命和財產的安全，尤其是在港的愛國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面臨极大的殺身風險。一個名叫何久田幸助的日本文化特務，在香港各個影院打出幻燈，點名要茅盾、梅蘭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文化名流到日本司令部所在地半島酒店“會面”。 在香港的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大多是在1941年因國民党頑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時來到香港的。他們原在重慶、桂林等地結社辦報，通過各种途徑揭露和抨擊蔣介石當局消极抗日，積极反共的反動政策，因而遭到國民党頑固派的迫害，在國統區無法立足，為人身安全，先后來到香港，并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來進行抗日、反頑的愛國民主活動，在香港出版各种進步報刊。其中有宋慶齡主辦的《中國大同盟》英文半月刊，范長江、胡仲持的《華商報》，鄒韜奮、茅盾、夏衍、金仲華、沈志遠、胡繩等人的《大眾生活》，茅盾的《筆談》，俞頌華的《光明報》，郁風的《耕耘》，張鐵生的《青年知識》，張明養的《世界知識》，馬國亮的《大地畫報》、范長江、夏衍、黃藥眠的“國際新聞社”，喬冠華、胡一聲、吳金衡、鄭書群的“香港中國通訊社”，夏衍、于伶、金山組織的“旅港劇人協會”等等，一時蔚為大觀。 香港共產党組織負責人廖承志、李少石、潘漢年、劉少文、張文彬、梁廣、尹林平、楊康華等根据周恩來的指示，立即開展緊張的營救工作。他們決定，首先分頭与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取得聯系，設法把他們從香港營救到九龍，然后護送到東江游擊區，再從那里轉送到大后方。是時，國民党頑固派乘日軍攻占港九之机，派正規軍187師和地方反動民團，圍攻我東江游擊區。游擊區受日偽頑夾擊，處境十分險惡。這是一場大規模的秘密營救行動。共產党人和東江游擊隊，同敵人展開針鋒相對的爭奪戰，他們英雄虎膽，神机妙算，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尋找、組織、偷渡，把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一批批地救出虎口。 廖承志等人按照營救方案，先行打通各地的關系。他們從香港偷渡到九龍，爾后去東江、赴韶關，沿途部署營救和接送的任務。 香港地下工作者則緊張地尋找聯絡困在香港的文化人。自日軍攻占香港后，知名的文化人大都分散隱蔽起來，与党組織失去了聯系。鄒韜奮已經六易其居，住進了銅鑼灣燈籠街的貧民窟里，茅盾夫婦也搬了四次家。在茫茫人海中，要找到他們，是很難的，地下工作者先找到了在《華商報》工作的張友漁和在“生活書店”工作的徐伯听，然后在他們幫助下，首先找到柳亞子和他的女儿柳無垢，接著又在羅便臣道找到了何香凝、經普椿，不久又找到夏衍、千家駒、胡繩、鄒韜奮、茅盾、廖沫沙等等。爾后將他們打扮成難民偷渡到九龍。 從九龍半島到東江游擊區，東江游擊隊開辟了兩條路線，一條是從青山道經荃灣、元瑯進入寶安游擊區的陸上交通線； 另一條是九龍至西貢經沙魚涌進入惠陽游擊區的水上交通線。 大批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安全轉移到東江游擊區時，周恩來發來了慰問電。周恩來還專門對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張友漁、韓幽桐、胡繩、吳全衡、于伶夫婦、章泯、戈寶權、沈志遠、劉清楊等數十人的去向，分別作了具体安排。鑒于國民党特務對柳亞子、鄒韜奮的緝捕很緊，周恩來倍加關注，指示南委書記方方指定專人接待和護送，确保柳、鄒等的安全。周恩來要撤退人員：一些去浙江、經滬到蘇北；一些去桂林；一些來渝。他還從重慶派人去桂林，接濟經廣州灣已到那里的夏衍等人。為使營救工作順利進行，中共中央南方局設法籌集了20万元營救費，分別匯給東江和桂林方面。 這場秘密大營救歷時200天，行程万里，遍及10余省市，共營救出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家屬800余人。其中著名人士有：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夏衍、沈志遠、張友漁、胡繩、范長江、劉清揚、張明養、羊棗、千家駒、黎澍、戈寶權、韓幽桐、惲逸群、廖沫沙、金仲華、楊剛、胡風、沙千里、高士其、蔡楚生、司徒慧敏、薩空了、梁漱溟等。 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后，急需一個鞏固的戰略基地，使其太平洋戰爭能順利進行。日本華北方面軍總司令岡村宁次，根据日本大本營的戰略意圖，從1941年起，便在推行“治安肅正”的基礎上，采取“治安強化運動”，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為方針，實行政治、軍事、文化一元化的“總体戰”，妄想确使“匪民分离，掌握民心，确保華北占領”。面對著日本侵略軍的陰謀，毛澤東制定了“廣泛的群眾游擊戰”的戰略方針，來對抗日本的“治安強化”戰略方針。在中國共產党的領導下，各軍區建起了正規軍、地方游擊隊和民兵三位一体的軍事机构，造成了聲勢浩大的人民戰爭。 從1941年6月至1943年5月，八路軍和新四軍在中國共產党領導之下，反“掃蕩”作戰42205次，斃傷日偽軍33．1万余人。但是，八路軍和新四軍也傷亡很大，八路軍由50万人減少到40万人，新四軍由13．5万人減少到11万人。有不少根据地變為游擊區或敵占區，根据地由1億人口減少到5000万人口。 1941年1月25日，日軍趁八路軍外線作戰之机，糾集附近5個縣16個据點數千人，乘黑夜把冀東八路軍后方机關活動地潘家峪團團包圍。拂曉，日軍進村后把全村男女老少驅赶到一個大院里，房頂上架起机槍，院內堆滿柴草。面對赤手空拳的無辜百姓，侵略者大施淫威，邊點火焚燒，邊猛烈掃射，霎時間，1300余村民慘遭殺害。 1942年4月1日，日軍以第27師團主力、獨立混成第15旅團、關東軍、偽滿軍各一部、冀東偽治安軍17個團，共3万余人，對冀東進行殘酷大掃蕩。日偽軍以优勢兵力對冀東根据地實行包圍，繼之逐步壓縮包圍圈，并割斷山區与平原、東部与西部的聯系，然后分區進行“清剿”和“連線合擊”，企圖殲滅冀東軍分區主力。冀東主力除留兩個營協同地方武裝堅持內線斗爭外，其余部隊适時突破敵人封鎖，越過長城進至熱河南部地區，對敵占區交通線展開破擊戰，牽制敵之兵力，迫使日偽軍結束“掃蕩”。 日偽軍尋找我主力決戰陰謀未能得逞，便燒殺搶掠，約有2万群眾慘遭殺害。2万青壯年被抓到東北和日本去當勞工，許多村庄被洗劫一空。日偽軍在冀東基本區建立了許多据點，使根据地1000多個村庄變成游擊區或敵占區。 9月中旬，日軍7個聯隊，偽軍4個團，偽治安軍19個團，以及雜牌軍一部共4万余人，對冀東游擊區根据地發動更大規模的“掃蕩”。八路軍冀東部隊主力先机轉到熱河南部、灤東等敵之側后地區，打擊与牽制敵人，留下一部分游擊隊和党政干部同群眾一起堅持斗爭。日偽軍發現冀東主力外轉后，為了确保偽“滿洲國”的安全，即以优勢兵力反复出擊，還拉夫拉丁，在長城內外构筑3道封鎖線，并在熱河南部地區實行“集家并村”，制造“無人區”和“絕緣地帶”，以徹底割斷長城內外抗日軍民的聯系。 日偽軍在冀東游擊區根据地基本區大肆筑堡挖壕，進行分塊分割，嚴密封鎖、四處搜索“清剿”，殘酷屠殺中國同胞。10月28日，日軍突然將潘家岱庄包圍，在全村縱火燒房，把群眾赶到廣場上，用机槍掃射、火燒、活埋等手段，將全村1280余人殺害，又制造了潘家岱庄大慘案。 1943年初，經過整訓的冀東主力部隊，除一部留在熱河南部山區外，大部分返回基本區。日偽軍慌忙調集6000多人，對突入基本區的冀東部隊發動圍攻。冀東部隊在南青坨消滅日偽軍300余人，轉至遵化蘆各寨地區。日偽軍1万多人層層包圍蘆各寨地區。冀東部隊白天堅守陣地，頑強地抗擊敵人，入夜后迅速突擊重圍，并斃傷日偽軍400多人。戰后，堅持基本區的地方武裝乘机鎮壓漢奸，捕捉特務，襲擊日偽据點。轉到日偽側后的主力部隊連續取得襲擊戰斗的胜利。在長城內外，灤河以東，北宁路以南地區，冀東軍民不斷打擊日偽軍，攻克日偽据點，擴大游擊根据地，堅持抗日斗爭。 冀中軍民的抗日斗爭又是一番气象。他們根据平原斗爭的特點，創造了“爆炸運動”、“地道戰”等游擊戰術。 1942年5月1日，敵人糾集3個師團、兩個旅團共計5万余人，并以飛机、坦克配合，在岡村宁次指揮下，向冀中抗日根据地進行空前殘酷的“五一大掃蕩”。 朱德總司令、彭德怀副總司令給冀中軍區發去電報說：“你們肩負著保衛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光榮任務，這种任務正是和整個華北戰局密切聯系著的。我們正在號召全華北各個抗日根据地積极向敵出擊，配合你們作戰，你們的戰斗不是孤立的，是有著全華北八路軍与華北抗日人民直接支援的。……冀中反掃蕩將是一段异常險惡、异常痛苦的過程，然而這种暫時的黑暗，你們一定能戰胜它。” 5月1日至10日，敵軍5万多人，并配有3個中隊的飛机和數十輛坦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對滹沱河以南、滏陽河以西和石德路以北冀中根据地的腹心地區，形成了一個大包圍圈，以魚鱗式的縱深配合，實行“鐵壁合圍”掃蕩，企圖殲滅冀中軍區主力部隊和領導机關。 冀中主力部隊机動靈活地跳出敵人的合擊圈，使敵軍的罪惡陰謀沒有得逞。 5月11日至30日，敵人對我分區和縣級領導机關，實行“奔襲合圍”，反复掃蕩，結合“清剿”，建立据點、筑碉、修路，實行封鎖分割，摧毀縣區村各級組織，妄想達到“确保占領”之目的。冀中根据地被分割成2670多個塊，敵共建立据點1700多個，修筑公路7500多公里，封鎖溝4000多公里。冀中平原成了抬頭見崗樓，邁步登公路。敵人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無所不為，造成冀中廣大平原地區無村不帶孝，到處聞哭聲的慘狀。 冀中軍區除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游擊隊堅持作戰外，大部主力轉向外線，配合縣區游擊隊靠近敵薄弱點，以襲擊、伏擊打擊敵人。地方武裝則利用地道戰、地雷戰、村落防御戰等戰術同敵軍展開斗爭。 冀中七分區22團兩個連，与趙戶村民兵協同作戰，在5月1日敵軍一部進攻趙戶村時，以猛烈火力阻擊，斃敵40多人，繳獲戰馬8匹。次日敵又來進攻，被我打死打傷20多人。5月8日，敵人發起第三次進攻，結果死傷80多人，狼狽竄回。5月23日，敵人集中1000多人，向趙戶村發動第四次進攻。我兩個連的部隊同蒿無縣大隊一起，同敵展開爭奪戰。敵人首先從南邊進攻，接著便從東南、西南包圍上來，我指戰員同民兵一起，連續擊退敵人數次沖鋒。敵人突破我前沿陣地，我即退守村邊，依房屋繼續抵抗。机槍手邊成杰被敵人炮火掀起的土埋了5次，依然向敵人射擊。敵人沖鋒了10多次，均被我擊退，并留下100多具死尸。下午5時，敵人放了毒气彈，并向街口沖擊，戰士李三子利用房屋牆角工事，向敵人連續投擲了180多個手榴彈，打死80多人，敵人不能前進一步。敵人先后四次進攻趙戶村，留下了300多具尸体，大敗而回。 5月26日夜，日軍110師團駐保定的163聯隊主力，在聯隊長板胜大佐帶領下的2000余名日偽軍，向定縣北町村扑來。縣大隊政委趙樹光指揮縣大隊和群眾武裝迎敵。敵人進至我前沿陣地50米時，机槍、步槍火力齊發，手榴彈和布設的地雷也在敵中間爆炸，四五百名日軍倒在血泊中。敵大隊長持刀督戰，當即被我擊斃。敵人3次沖鋒均被擊退。敵又組織敢死隊，也被一捆捆集束的炸彈炸得血肉橫飛，激戰了10多個小時，我手榴彈和子彈打光，敵人突破陣地。我指戰員被迫轉入地道。是時尚缺乏地道戰經驗，地道內擠滿了群眾，混入地道內的漢奸特務乘机煽動破坏，地道內失去交通和同敵周旋作戰的作用。敵人將各种毒气點燃后投入洞里，又將毛柴點燃投向洞里，將洞口密封，使毒气在地道內蔓延、擴散。千余名軍民慘遭毒害，中毒較輕者爬往洞口，被槍殺或被綁在樹上活活燒死。 冀中軍區從北町慘案中吸收教訓，要求地方武裝和民兵确保地道暢通無阻，充分利用地道打擊敵人，保護自己，各地立即照辦。 5月30日拂曉，深澤、安平等地千余敵人向白庄扑來，駐在該村的200多名八路軍和30多民兵，在副營長指揮下先把老百姓經地道送出村外，爾后戰士和民兵利用房屋和街口工事，同敵人展開激戰。村西口敵人5次發起沖鋒，均被擊退。我30多名戰士帶1挺輕机槍通過地道從村外鑽出來，從敵人的背后進擊，敵人壓不住陣腳，頓時大亂潰退，敵指揮官晉藤聯隊長被擊斃。這次戰斗，我傷亡20余人，斃傷敵人400多人。 次日，敵人把附近大小据點兵力悉數調來報复。我軍決定從地道內轉移，6位民兵自告奮勇掩護。副營長不許。他們卻說：“我們地理熟，打掩護我們是老手！” 6位民兵在通街口的一座地下堡里，打死了沖進村內的20余名鬼子，爾后也安全轉移。敵人占了白庄，卻不敢下地道。直到下午，才把地道挖開了一個口子，向里邊放毒气，投手榴彈，是時，八路軍和民兵早已通過地道，游擊在遼闊的原野里了。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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