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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中央紅軍8．6万余人，于1934年10月12日從紅色首都瑞金的西紅梅坑地區出發，開始了歷史上著名的戰略大轉移——万里長征。參加長征的有林彪、聶榮臻的紅一軍團，彭德怀、楊尚昆的紅三軍團，董振堂、李卓然的紅五軍團，周昆、黃蘇的紅8軍團，羅炳輝、蔡樹藩的紅9軍團。中共中央机關和軍委机關編成兩個縱隊，軍委縱隊以葉劍英為司令員，中央縱隊以李維漢（羅邁）為司令員兼政委，鄧發為副司令員兼副政委，2個縱隊對外稱“紅星縱隊”。 盡管李德和博古等對紅軍西征的保密工作搞到神秘化的程度，但蔣介石卻很快摸准了紅軍的行動方向，調集几十万大軍，設置了4道封鎖線，企圖將紅軍一网打盡。 第一道封鎖線設在江西的信丰、安西、安遠一線，橫擋紅軍去湘西的通路，防守部隊是陳濟棠的粵軍。蔣介石任命陳濟棠為南路軍總司令，但他對“剿共”并不積极，既怕紅軍占領他的地盤，又怕紅軍走后，蔣介石的中央軍乘机而入廣東。粵軍在南線前進的速度像蝸牛般緩慢，始終未构完碉堡封鎖線，只有點而未綴成線。陳濟棠又采取“外打內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一面向蔣介石謊報軍情，虛張聲勢，擺出一副打的架勢；一面卻极端秘密地暗派高級參謀楊幼敏向紅軍作試探性的“不再互犯”之談判。 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立即派潘漢年、何長工為代表与楊幼敏等談判，雙方達成協議。 10月21日，主力紅軍發起突圍戰斗，從龍布至韓坊間，展開全線總攻擊。粵軍部隊得到陳濟棠的示意，稍事抵抗，即全線撤退，讓出中間大道。這場戰斗，雙方都做出攻防之勢，但都是假打，槍彈都是朝天上放。紅軍大隊渡過信丰河，自南康、大余間橫渡章水，越過贛州、南雄間的公路，進入粵北。蔣介石的第一道“鋼鐵封鎖線”被突破。蔣介石對陳濟棠的不積极“進剿”態度，怒斥為“借寇自重”。然因疲于“圍剿”紅軍，一時也只能徒喚奈何。 11月8日，紅軍從汝城以南之天馬山到城口突破了由何鍵部防守的第二道封鎖線，沿著湘粵邊界繼續前進。 11月13日至15日，紅軍又突破了由何鍵和陳濟棠部共同防守的湖南酃縣至宜章的第三道封鎖線，占領臨武等縣，渡過了瀟水。 爾后、紅軍兵分兩路，一路前出道州，一路前出江華、永明，直奔湘江東岸。蔣介石急調40万大軍，利用湘江天險，构筑第四道封鎖線。企圖將紅軍全殲于湘江兩岸。 博古、李德不顧敵眾我寡之勢，命令紅軍硬攻硬打，企圖奪路突圍，把希望寄托在渡過湘江去同2、6軍團會合上。紅軍占領宜章后，本應立占全州，以策應大軍渡河。但因紅軍身負重擔，行軍遲緩，致使敵軍先行占領全州，构筑了陣地。 紅軍從11月25日起，在全州以南湘江東岸，与敵激戰7天。為保衛中央縱隊過江，竟使用大軍作甬道式的兩側掩護，雖然于12月1日突破敵人的第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卻付出了慘重的代价，各軍團均遭受重大傷亡，5軍團的1個師、3軍團的1個團和8軍團被打散的部隊行動慢，未能渡過湘江，其中一些人后來轉到湘南去打游擊，大部分則壯烈犧牲，8．6万余人的部隊，銳減到3万多人。 賀龍、任弼時、關向應領導的紅2、6軍團為策應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在川、黔、湘邊界發動了強大功勢，連克永順、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縣城，并包圍常德，威脅長沙、岳陽，聲威大振。 中央紅軍突破湘江封鎖線后，沿大苗山脈北上，仍然准備和紅2、6軍團會合。但擺在紅軍面前的敵情越來越嚴重了，蔣介石看准紅軍的意圖，集結重兵，張開网口，妄圖將紅軍殲滅。 中央三人團的情緒极為低落。年輕的博古面臨湘江戰役的慘敗，面臨軍內發出的對他和李德的一片怨恨聲，十分惊慌和苦惱。他哭喪著臉，從設在隱蔽棚里的司令部內鑽出來，面對困難的處境，一籌莫展。他知道自己作為中央領導人的政治責任重大，不自覺地掏出腰間的勃朗宁手槍，朝著自己的腦門上左右比划著。 1軍團政委聶榮臻恰巧走過來，惊奇地看到博古那种反常的舉動，立即上前勸阻說： “你冷靜一些，別開玩笑，這不是鬧著玩的，謹防走火！” 博古苦笑著收起手槍。 与博古相比，李德則是目空一切，自命不凡。他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推到客觀條件上，繼續保持那种獨斷專行、蠻橫粗暴的作風，堅持硬打硬拚的戰略，要求紅軍按照原計划西征，不自覺地投向蔣介石設置的网袋。 周恩來既不像博古那樣沮喪，又不像李德那樣魯莽，他小心翼翼地堅守在崗位上，通宵達旦地工作。他傾听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的意見，考慮著改變原來計划，采納毛澤東提出的行軍路線。 紅軍出發長征前，毛澤東來到瑞金，找到周恩來。周恩來向他講了戰局，并把主力紅軍准備西征的計划告訴他。毛澤東回到住所，心情郁悶不樂。 紅軍出發時，毛澤東被編在中央縱隊里。博古、李德清楚知道，如果再不讓毛澤東這位有极高威望的紅軍創始人出來，他們就有帶不出紅軍部隊的可能。讓毛澤東出來，他們又不愿把他和其他領導人編在一個隊里，于是就把毛澤東和他的十几位警衛員以及馬夫、挑夫、擔架員等，編成一隊。毛澤東的愛人賀子珍和其他女同志一起被編在衛生部休養連里。 毛澤東每次到了宿營他，立即讓警衛員用門板搭起辦公桌。他在馬燈下打開地圖工作。毛澤東無論受到什么樣的打擊都不同党、同革命事業分開。這一輩革命家大都有這樣的品格。 毛澤東從敵人的報紙上發現貴州省的敵人防御力量單薄，他又找軍委總司令部的偵察參謀核實了這种情況，于是便向中央提出了放棄与紅2、6軍團會合，轉向貴州，擺脫敵人的戰略計划。這個正确的建議，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于是，毛澤東便找政治局委員、紅軍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談心。王稼祥在紅軍長征后，特別是湘江戰役紅軍由8万多人減少到3万多人，他開始考慮路線是否正确的問題。毛澤東覺察到王稼祥思想的變化，主動做他的工作。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圍剿”戰斗中負重傷，躺在擔架上行軍。毛澤東向他詳細地分析了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 王稼祥同意毛澤東的分析。毛澤東接著向王稼祥說明了自己對改變紅軍被動局面的計划。王稼祥不僅贊成毛澤東的計划，而且認為有必要改變中央的領導狀況，產生了由毛澤東出山擔任軍隊最高領導職務的思想。王、毛都認為有必要召開一次會議，總結一下中央在軍事上所犯的錯誤。他們兩人統一思想后，決定去作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的工作，爭取張聞天的支持。 王稼祥先找張聞天交換了意見，接著，毛澤東去找張聞天。 張聞天原來极力為王明“左”傾路線張目。但在1934年4月的廣昌戰役紅軍慘遭失敗后，他批評了博古，和博古大吵一通，兩人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深。而張聞天因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后，在与毛澤東的接触中，逐漸轉變了對毛澤東的看法，兩人的意見日趨一致。 毛澤東主動要求在宿營時和張聞天、王稼祥住在一起，便于彼此談心，交換意見。在通道縣的縣溪鎮南的一個住宅里，毛澤東向張聞天分析了軍事形勢，指出博古、李德有時也包括張聞天在內的“左”傾錯誤，批評他們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沒有采納他的正确意見。 張聞天接受了毛澤東的批評，同意改變紅軍長征路線，并表示立即去找博古，提出立即召開一次會議，討論部隊轉向貴州的問題。 張聞天的轉變舉足輕重，因為他在政治局的地位僅次于博古和周恩來，曾是博古最親密的伙伴。 毛澤東再一次找到周恩來，陳述了自己的意見，得到周恩來的支持，周恩來在進軍通道縣的途中，已間接听到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醞釀改變紅軍行軍路線的問題，要求在通道縣開會研究。他同時听到紅軍將領朱德、彭德怀、林彪、劉伯承等的不少意見，于是便和博古商定，在通道縣召開一次緊急會議（即“飛行會議”）。 12月12日，周恩來在通道縣的“恭城書院”主持召開了飛行會議。會上，毛澤東用大量的材料分析了敵情，說明部隊去与2、6軍團會合，必將折楫沉舟，唯一的生路是轉向防御力量薄弱的貴州，爭取變被動為主動。 王稼祥、周恩來、張聞天等支持毛澤東的意見。李德堅決反對，他用粗暴的態度和毛澤東、周恩來爭吵，甚至借口“有病”而退出會場。博古開始堅持紅軍去湘西的路線，但他因軍事失利，灰心喪气，最后只得同意先去貴州的建議。會議決定到貴州后再開會討論到底是否去湘西的問題。 紅軍在12月15日攻克了貴州的黎平。在這期間，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找人談話，做了許多說服工作。18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了政治局黎平會議。博古在會上提出，軍隊來到貴州，已避開追擊的國民党部隊，可以沿6軍團舊路入黔東轉湘西，然后一直向北，實現与2、6軍團會師的計划。李德因瘧疾發作，沒能參加會議，博古的意見代表了李德的觀點。毛澤東力主放棄去湘西的意圖，將部隊拉到黔北以遵義為中心的地區，在黔川邊區建立新的根据地。如有可能，部隊還可以入川，同四方面軍會合，与川陝之交的紅軍協同作戰。多數人同意毛澤東的意見。會上還提出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路線問題，認為部隊到了遵義，再召集政治局會議，對軍事路線好好地進行總結。 黎平會議后，朱德、周恩來立即執行會議決定，對部隊進行了整編，緊縮机關，充實戰斗部隊。因8軍團在過湘江時，損失慘重，且戰斗力弱，不但不能獨當一面地作戰，反而要主力軍團掩護他們。長征出發時部隊有1万余人，過湘江后只剩下1000多人，因此軍委決定將8軍團与5軍團合編為5軍團，由董振堂任軍團長，李卓然為政委。將中央縱隊和軍委縱隊合并，改稱中央軍委縱隊，由重任軍委總參謀長的劉伯承兼任司令員，陳云任政委，葉劍英為副司令兼總司令部4局局長。王稼祥因傷，他的政治部主任職務，由李富春代理。黎平會議后，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實際上被取消。 部隊在黎平休整了3天，12月20日，中央紅軍便分兩路迅速西進，繼續向貴州深入，直向遵義進發。這一行動，大出蔣介石的意外，何鍵在湘西的4道碉堡封鎖線置于無用，蔣介石在湘江以西消滅紅軍的計划，化成泡影。 紅軍從黎平出發后，接二連三地占領了錦屏、劍河、台江、鎮遠、黃平、余慶等地，一路繳獲和購買很多布匹，使全軍的服裝煥然一新。部隊的那种強渡湘江前后的沮喪、疲勞狀態全部消失。 紅軍前衛部隊進抵烏江南岸的猴場，准備跨越天險烏江時，博古、李德又提出不過烏江，回頭与2、6軍團會合。中央政治局又在猴場召開會議，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再次否決了李德、博古的意見。 會后立即組織強渡烏江。烏江古稱天險，南岸要下10里壁陡的石山，才能到達江邊；北岸又要上10里的陡山，才能走上通遵義的大道，烏江在兩岸峽壁間流過，江面雖不寬，只有250米，可流速卻達每秒1．8米，是一條奔騰的急流。紅軍先強渡過去1個營，打垮了黔軍副軍長侯之擔1個旅的守江部隊，架起浮橋，分3路分別從回龍、江界、茶山關順利渡過烏江，守敵一部被殲滅，殘敵向遵義倉皇逃竄，紅軍乘胜追擊，順利地占領了湄潭，隨即經瓮安向遵義進逼。 部隊渡過烏江之后，毛澤東發現警衛班的一名戰士的鞋子行軍跑掉了，另一名戰士的鞋子夾在石逢中，拖出時撕破了，他便把自己的床單撕成兩半交給那兩位戰士，用它打草鞋。兩位戰士不肯，毛澤東笑著說： “沒床單舖床是小事，你們沒有鞋怎么能走到遵義呢？快拿去打草鞋吧。” 戰士眼含熱淚呆呆地站著，在毛澤東再三催促下，才把床單撕成條條打草鞋。 在行軍途中，毛澤東先后找了朱德、彭德怀、林彪、聶榮臻以及其他紅軍領導同志談了話。這些同志很了解毛澤東，他們了解第五次反“圍剿”的具体情況，毛澤東同他們交換了意見，開始思考和總結失敗的教訓。 紅軍先頭部隊一軍團第2師第6團于1935年1月6日逼近遵義，并以迅雷之勢，奇襲了遵義城外敵人的一個据點，全殲敵人。紅6團偵察排全部穿上俘虜的服裝，化裝成敵軍，由俘虜兵帶路，來到遵義城門前，詐開城門，紅6團全部人馬隨即進入遵義城。遵義守敵措手不及，黔軍3個團由北門倉皇遁走。紅2師派出部隊追擊，攻占了兵家必爭之地的婁山關，緊接著又打開桐梓，占領了松坎、綏陽等地。 1月8日，紅軍總司令部進駐遵義。次日，中央軍委縱隊進駐遵義。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等進入遵義南門時，群眾在路兩旁敲鑼打鼓，手舉三角彩紙小旗，高呼：“歡迎朱德、毛澤東總司令！”“歡迎中國工農紅軍！”“中國共產党万歲！” 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住在一幢獨立的樓房里，毛澤東安頓下來后，立即找張聞天，然后找王稼祥，3人議定，由張聞天執筆3人共同起草一份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毛澤東提醒張聞天認真研究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的各种材料，并將自己搜集的材料交給張聞天。 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城內召開，參加會議的人員及他們的党內外主要職務是： 政治局委員 （以姓氏筆划為序） 毛澤東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 朱 德 中國工農紅軍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 陳 云 全國總工會党團書記、長征開始時為5軍團中央代表、軍委縱隊政委、遵義警備司令部政委。 周恩來 政治局常委、中國工農紅軍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長征時的“三人團”成員。 張聞天 政治局常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 博古（秦邦憲） 政治局常委、中央局領導者，長征時“三人團”成員。 政治局候補委員： 王稼祥 中國工農紅軍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鄧 發 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 劉少奇 全國總工會委員長、中共福建省委書記、長征開始時8軍團中央代表。 凱 丰（何克全） 共青團中央書記、長征開始時9軍團中央代表。 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 劉伯承 紅軍總參謀長、軍委縱隊司令員、遵義警備司令。 李富春 中央候補委員、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 彪 1軍團軍團長。 聶榮臻 1軍團政委。 彭德怀 中央候補委員、3軍團軍團長。 楊尚昆 中央候補委員、3軍團政委。 李卓然 5軍團政委。 鄧小平 中共中央秘書長。 軍事顧問李德、翻譯伍修權也參加了會議。 9軍團長羅炳輝、政委蔡樹藩因在遵義東北湄譚、興隆一帶擔任警戒，未能出席會議。5軍團長董振堂在党內沒有擔任負責職務，也未出席會議。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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