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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直到1930年11月6日，才收到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政治局開會討論了國際來信，承認在批評李立三錯誤問題上有調和態度。12月1日，周恩來在中央机關工作人員會議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線的報告。其實，李立三的“左”傾錯誤，是在共產國際“左”的思想指導下發生的。是時，中共中央對于共產國際是唯命是听的。 曾積极鼓吹立三路線的王明等人，對立三路線的錯誤沒甚揭發。他們對揭發李立三的錯誤沒有興趣，而是猛烈地攻擊三中全會后的中央，要求由國際組織臨時的中央領導机构。羅章龍和一些受過三中全會錯誤批評的干部，也要求召開緊急會議，來解決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問題。周恩來等到處解釋，舌敝唇焦，風潮仍無法平息下去。 12月中旬，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以國際代表的身份秘密地來到上海。他分批會見了王明、博古以及羅章龍、徐錫根等，同王明密談几次后，決定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召開四中全會，全會的中心是反右傾。米夫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嚴厲指責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政治局在米夫的壓力下，于12月6日決定撤銷對王明、博古、何子述、王稼祥4人的處分。米夫又逼迫政治局發出全盤自我否定的通告。中央無法再繼續工作下去而陷于癱瘓。 王明、博古、羅章龍等因未得到權力并不就此罷休，他們更加乘勢猛攻，大吵大嚷。羅章龍于1931年1月1日主持制定了《全總党團決議案》，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職權，由國際代表領導組織臨時中央机關，速即召集緊急會議”。并提出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的，向忠發、項英、關向應、鄧中夏、賀昌、羅登賢等亦須离開領導机關，施以嚴重的處罰。 羅章龍畢竟不是米夫的門徒，米夫只是想讓羅章龍把水攪混，而不讓他摸魚。米夫同他的得意門生王明、博古等商議后，由王明等出面，左右開弓，一面繼續猛烈攻擊中央，一面又指責羅章龍、何孟雄等為右派，并要求召開四中全會。鬧騰一陣子后，米夫出來講話，說他已報告國際，決定召開四中全會，并起草了《中共四中全會議案》。米夫提議由王明擔任江蘇省委書記。政治局對那個屢犯錯誤的年輕人王明并不放心，沒有完全接受米夫的意見，決定由尚在蘇聯的劉少奇擔任江蘇省委書記，劉歸國前由王明代理。同時決定將博古補為團中央委員，參加團的中央局工作。 瞿秋白、周恩來覺得他們在處理立三問題上既已錯誤，就應該團結反對過立三錯誤的人來執行國際路線。他們推荐何孟雄等去見米夫，并在討論四中全會補選中央委員名單時，提出了何孟雄。米夫因何孟雄不是他的門徒而拒絕。 瞿秋白、周恩來對三中全會的問題承擔了責任，提出退出政治局的要求。米夫因他的門生王明等都缺乏實際工作經驗，決定在瞿秋白、周恩來二人中保留一人，王明早已要對瞿秋白進行報复，米夫決定瞿秋白退出。瞿秋白對周恩來說： “你還要背著這個擔子。”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全會只開了15個小時，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召售14名中央委員、8名中央候補委員和王明等15人非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共計37人出席會議，他們是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關向應、羅登賢、徐錫根、李維漢、任弼時、賀昌、余飛、顧順章、溫裕成、王克全、羅章龍、陳郁、史文彬、張金保、王鳳飛、陳云、周秀珠、徐蘭芝、袁炳輝、王明、沈澤民、王稼祥、陳原道、韓連會、何孟雄、徐畏三、沈先定、顧作霖、夏曦、肖道德、邱泮林、博古、柯慶施、袁乃祥。六屆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共36人，出席這次會議的只有22人，且王明等15人非中央委員，不但出席了中央全會，而又有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是一次很不正常的中央全會。 會議由向忠發作了政治報告。經過討論后，由米夫作為國際代表作了結論，然后進行改選。米夫在發言中挖苦說：“恩來同志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 會議通過了共產國際遠東局提出的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成員名單。瞿秋白、李立三、李維漢3人退出政治局。李維漢、賀昌兩人退出中央委員會。王明不僅被補為中央委員，而且成為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建議：既然王明和几個同他持相似觀點的人進入了中央委員會，是否也可以選一些有不同意見的人參加，米夫沒有同意。周恩來在四中全會期間，同瞿秋白一樣被置于“被告”席上。有人提出周恩來也應退出政治局，并單獨交付表決。因多數人不同意未被通過。 四中全會后，中央在米夫、王明等人操縱下，決定由王明擔任江蘇省委書記，并派遣大批中央代表到各地去。派夏曦去任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派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為中央代表團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去，等等。還制定了《中央巡視員條例》。于是，“欽差大臣”滿天飛。這些“欽差大臣”握有尚方寶劍，權力极大，因而給蘇區和紅軍帶來災難。從這時起，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在中央領導机關內開始了長達4年的統治。 米夫在四中全會之后，在中國又停留了半年時間，中共中央的一切重大問題都由他一人決定，沒有任何討論余地。在中國共產党內，經過這場突然襲來的軒然大波以后，中央的威信被剝奪殆盡，党內思想极度混亂，小宗派活動到處都是，情緒嚴重對立，正常的党內討論已難于進行。羅章龍等正在醞釀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正在准備成立第二江蘇省委，不少党員一時不知所從，全党面臨大分裂的威脅。顯然，無論是手握重權的國際代表米夫，或是米夫的得意門生王明等人，都無法駕馭形勢。在這种情況下政治局決定：向忠發、周恩來和剛剛從蘇聯回國的張國燾3人為中央常委，周恩來兼任中央軍委書記，并負責蘇區工作。米夫和王明同意這樣的安排，只作為權宜之計。王明公開放風說：“這只是為了實際的工作便利和給他們以改正錯誤的机會。” 周恩來清楚地看到：如果他不出來穩定局面，撒手不管，党就會出現大分裂。于是他忍辱負重，代表中央同羅章龍、王克全談話，嚴厲批評他們，要他們立刻停止活動，認識錯誤。周告誡他們說：“分裂和反對党的行為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王克全、羅章龍的情緒已十分激動，他們不听周恩來的勸告，態度蠻橫地大吵大鬧。周恩來要他們慎重考慮，限三五天內作出答复。羅、王仍然不理睬。 1月27日，政治局作出《關于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及党籍的決議》，并決定開除王克全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羅章龍、王克全在党內畢竟沒有那么大的勢力，對他們處分之后，党內局勢稍稍穩定下來。 但是，蔣記國民党特務嚴重摧殘共產党組織。党的重要干部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因受叛徒出賣，于1月7日在上海東方旅社被捕，2月7日被殺害。 4月，多次發表文章支持王明的政治局常委張國燾和陳昌浩被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去工作。中央派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保衛局局長顧順章送張國燾、陳昌浩去鄂豫皖根据地。不料，顧在途經武漢時、被國民党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科長、特務頭子徐恩曾逮捕后叛變。顧順章原是上海工人，他長期負責党的保衛工作，了解党的重要机密极多，清楚只有极少數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机關和許多中央領導人的住址，也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顧順章的被捕和叛變，因遠在武漢，中共中央沒能立刻獲悉。顧順章向徐恩曾建議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將中共中央机關和主要領導人一网打盡。這個极端机密而重要的情報，幸虧被打入國民党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任机要秘書的地下党員錢壯飛獲悉，錢立刻派人連夜從南京赶到上海，報告中央特科負責人李克農、陳賡轉報中央。 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周恩來立即采取果斷措施，在陳云、聶榮臻、陳賡、李克農、李強等人協助下，銷毀大量机密文件；迅速將党的主要負責人轉移，并采取嚴密的保衛措施，把一切可以成為顧順章偵察目標的干部，盡快轉移到安全地帶或撤离上海，切斷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關系；廢止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中共中央、江蘇省委和國際机關一夜之間全搬了家。 國民党特務在顧順章引導下在上海進行了大搜捕，一一扑空。但是，顧順章供出被捕后關押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的惲代英，惲代英被捕時化名“王作林”，未被識破。顧告密說王作林就是惲代英。惲代英本是黃埔軍校第4期政治教官，黃埔軍校同學錄上有他的照片，經查對，王作林果真是惲代英。敵人對他勸降失敗。1931年4月29日，敵人將惲代英押赴刑場，惲代英犧牲時年僅36歲。 顧順章被徐恩曾留在中統特務机關工作，他不僅使惲代英喪命，而且帶領4個武裝便衣特務分子，又在香港將蔡和森抓獲。蔡和森被用鐵釘釘在牆上，仍不屈服，又被刺刀刺進胸脯，鮮血噴涌而亡。 這一番折騰后，留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只有向忠發、王明、周恩來、盧福坦4人。王明成天惊魂不定，他曾躲到尼姑庵住了一段時間，后又到上海郊區一個療養院隱居。中央決定改變工作方式，很少召開政治局會議和常委會議，采取分頭負責的辦法。 但是，這种狀況沒有維持多久，又發生了更嚴重的事情：總書記向忠發歷來生活作風不好，跟妓女楊秀貞姘居。向忠發和楊秀貞搬家后，將女佣解雇。顧順章以重賞收買女佣，暗帶特務分子去誘捕向忠發。向忠發見勢不妙，從后門逃走。中央考慮到向忠發處境很危險，決定他立即离開上海去中央蘇區。周恩來一再叮囑他在离開上海前不要外出，但他不听警告，不守紀律，擅自在臨走前去楊秀貞的新住所過夜。次日清早，向忠發從楊秀貞那里出來，到靜安寺英商“探勒”汽車行叫出租汽車，忽地一群人一擁而上，將他捉住送往捕房。 周恩來立刻組織人營救，但向忠發在兩天后即叛變了，還把周恩來在小沙渡路的住處供出。敵人派人去搜查，周恩來和鄧穎超都已撤离。敵人仍不死心，派人在他家守候。向忠發又帶領敵人去逮捕瞿秋白等，落了空，然后又帶領敵人去破坏中央机關，亦落了空。蔣介石一气之下，下令將向忠發處死。 中央机构工作人員不得不更加嚴格地隱蔽起來，互不往來。在這种情況下，中央決定停止工作。中央決定周恩來去中央蘇區工作。王明像惊弓之鳥，不敢在上海隱居，又不愿去中央蘇區過艱苦生活，決定以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資格去莫斯科。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在上海的都遠不足半數。于是由王明提議經共產國際東方部批准，指定博古、張聞天（洛浦）、康生、陳云、盧福坦、李竹聲6人組成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為常委，博古負總責。在這之前，博古、張聞天還不是中央委員，他們靠著王明，一下子成了政治局常委，真是一步登天。王明的宗派主義，管中窺豹，可見一斑。 被蔣介石特務机构先后捕獲的中共高級干部叛變革命的，除顧順章、向忠發外，還有徐錫根、余飛、王克全等。特務頭子徐恩曾利用叛徒加強特務工作，他們利用顧順章開辦叛徒訓練班；設立“設計委員會”，搜羅叛徒參加其特工，利用叛徒站馬路、坐茶館指認共產党員，乃至重用叛徒，吸收叛徒參加其領導机构。 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李竹聲、盧福坦后來也被國民党特務逮捕。盧福坦被捕后很快叛變。盧福坦是山東淄市人，工人出身，他叛變后加入了國民党中統特務組織。 10月中旬，王明离開上海，前往莫斯科。王明在臨行前，再三關照博古，囑其万事都得請示共產國際，決不可擅自行動，更不得听信他人。博古乃是王明宗派之人，又是教條主義者，絕對服從王明。王明看准了這點，才指定博古負總責，由他自己在莫斯科掌舵。 12月上旬，周恩來离開上海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在那里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央局由周恩來、毛澤東、項英、任弼時、朱德組成。 中央革命根据地卻是另一番景象。朱德、毛澤東領導的紅一方面軍粉碎了敵人的第三次“圍剿”后，中央蘇區得到迅速擴大。在贛南已有跨18個縣的范圍，面積縱370公里，橫270公里，在閩西，有以長江為中心的4個縣范圍的蘇區。贛南和閩西形成了相當規模的中央蘇區。人民為了保衛政權，踊躍參軍，一方面軍已有6万人的隊伍，地方部隊有獨立師、獨立團以及民兵等。 中央蘇區因交通阻隔，王明的“左”傾政策一時尚未為人知。1931年4月，中央代表3人團任弼時、顧作霖、王稼祥來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宁都召開了中央局擴大會議，傳達了六屆四中全會，從此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政策開始在中央蘇區推行。從此之后，中共中央分別在8月和10月兩次給中央蘇區發來指示信，對中央蘇區的工作多方指責，与此同時，中央不斷派代表“加強”中央蘇區的工作。 11月1日，在中央代表團的主持下，在瑞金召開了中央蘇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把毛澤東的正确主張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极嚴重的一貫右傾机會主義”；攻擊毛澤東在改造紅軍方面不積极執行中央的指示，紅軍還“沒有完全脫离游擊主義傳統”，“忽視陣地戰”；因而，要求集中火力反右傾。會議撤銷了毛澤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由項英接任中央局代理書記。 接著在11月7日（即俄國十月革命14周年紀念日）舉行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和人民委員會成員由選舉產生，結果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項英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和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張國燾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副主席；成立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為副主席。撤銷了紅一方面軍總部，紅軍部隊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排擠了毛澤東對紅軍的正确領導。 周恩來來到中央蘇區后擔任中央局書記。 遠在上海的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在1932年1月9日作出《中央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与數省首先胜利的決議》，要求紅一方面軍攻占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周恩來同毛澤東交換了意見，毛澤東不同意這种“左”傾冒險計划。周恩來代表中央局給臨時中央致電，表示進攻中心城市有困難。 臨時中央复電采取了折中辦法：要求紅一方面軍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選擇一個城市攻打。中央局多數主張打贛州，毛澤東不以為然，他說： “敵人以优勢兵力据堅防守贛州不易攻克，而且我軍攻打贛州，敵人很快會從南北兩路調兵援贛州，我軍將處于險境。” 但是，攻打贛州的命令下達了。毛澤東為革命前途憂心忡忡，他的健康狀況极差。中央局作出決定，要他去東華山一個古廟里休息。 一個多月后，項英帶著警衛員突然來到毛澤東所住的古廟里，毛澤東預感到有什么事情，開門見山地問：“你這時候來，有什么事嗎？” “周恩來同志讓我請你下山去，領導打贛州的戰斗。”項英簡短地向毛澤東介紹了贛州久攻不克，部隊傷亡慘重，敵人援兵又到，紅軍處境危險的情況，軍委決定請毛澤東出山領導戰斗。 毛澤東听完后，敏捷地站起身來說：“我馬上就下山，你先走一步，我隨后就來。” 項英走后，毛澤東立即命令警衛員收拾東西，准備下山。 天空烏云翻滾，暴風雨就要來了。毛澤東的夫人賀子珍要他等雨過后再下山，毛澤東堅定地說： “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不能等了。” 毛澤東冒著滂沱大雨，打著傘，帶著警衛員急匆匆地下山去了。 主攻贛州的是彭德怀的第3軍團，計1．4万人。而贛州守敵1．8万人，且贛州東有貢水，西有章水，北有贛江，只有南面是陸地，城牆高達2丈，易守難攻，素有“鐵贛州”之稱。紅軍以頑強的精神苦戰1個月不克。1932年3月初，敵方援兵陳誠部主力第11師突入城內，第14師隨后開到，敵軍增加了約2万人的兵力。紅三軍團腹背受敵。 毛澤東從東華山急急忙忙來到瑞金，立即致電朱德，要求3軍團在1、5軍團的支援下迫使敵人退入贛州。爾后，毛澤東連夜奔赴贛州前線。 毛澤東來到江口前線指揮部時，3軍團已經解圍脫險了，与敵人隔江相望。 毛澤東到了駐地，立即參加中央局擴大會議。會上圍繞著是“撤軍”還是繼續攻城問題，開展了激烈的爭論，兩种意見相持不下。 毛澤東力主撤軍，他說：“進則攻堅不利，敵人卷土重來，我軍無回旋余地。我們的目的不在于進攻中心城市，而在于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把敵人調出城來聚而殲之，是對紅軍最為有利的上策。贛州已經是座孤城，這個包袱讓蔣介石背著。” 毛澤東的意見被眾人接受了。 江口會議決定：彭德怀率3軍團向贛江西岸出擊，稱為西路軍；毛澤東率領1、5軍團向閩西發展，稱為東路軍。 毛澤東指揮1、5軍團攻克了武平、上杭、龍岩，3戰3捷。為了誘殲敵軍張貞部的主力，紅軍馬不停蹄，人不歇腳，以閃電般的速度，乘胜向漳州進發。 漳州是閩南的商業中心和軍事重鎮。張貞得知龍岩失守，急忙調主力師去天寶，扼守高山要隘，阻擋紅軍攻占漳州。 毛澤東來到前沿陣地，察看了地形。這一帶群山起伏，敵人在通往天寶山路兩旁的山峰上派重兵把守。擔任主攻任務的1軍團2師發起數次猛攻，未見效果。毛澤東發現左側后的高山上沒有敵人，便一面命1軍團派部隊占領那個山頭，從后面包抄敵人；一面令2師繼續從正面佯攻。 敵人在前后夾擊的情況下，很快被擊敗，左右兩翼的敵人見勢不妙，紛紛退入天寶城內。 毛澤東命5軍團插入天寶与漳州之間的要道，切斷天寶城內敵人逃向漳州的退路，而后命令1軍團向天寶城發起猛攻。 龜縮在天寶城內的敵人，已成惊弓之鳥，在1軍團的猛烈沖擊之下，沒有堅持几十分鐘，便棄城向漳州方向逃竄。他們沒有料到，5軍團已在前面截斷了他們的退路。 敵軍在紅1、5軍的夾擊下做了俘虜。 漳州城里的敵人得知天寶失守，急急忙忙點燃了彈藥庫，夾著尾巴逃跑了。紅軍進入漳州時，彈藥庫還在爆炸之中。 毛澤東在閩南完成了開辟革命根据地和籌款、籌物資任務之后，于6月轉旗向西，胜利回師。 毛澤東在回師途經龍岩時，聞訊西路軍的3軍團在湘贛邊區擴軍40個營，但在回師根据地時，被敵軍在南雄、烏徑、信丰一線切斷了道路，敵人企圖在那里圍殲3軍團。于是，朱德、毛澤東不辭勞苦，帶領東路軍長驅西進，晝夜兼程，前往增援。 東路軍經過酷暑下的長途行軍，赶到廣東的南雄縣，同陳濟棠的粵軍20個團在水口地區遭遇，進行了一場异常激烈的惡戰，將20個團的粵軍擊潰。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水口戰役。水口戰役使粵軍全部退出贛南根据地，在很長時間內不敢輕舉妄動，對于紅軍爾后的北線作戰很有利。 8月初，中央局和紅一方面軍在興國附近的竹壩分別召開會議，通過對紅一方面軍整編和紅軍殲滅樂安、宜黃、永丰之敵的決議，會議接受周恩來的建議，任命毛澤東為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作戰指揮權屬朱德總司令和毛澤東總政治委員；在前方組織軍事最高會議，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組成，以周恩來為主席，負責處理前方和后方的行動方針、作戰計划。周恩來赴前線后，蘇區中央局書記由任弼時代理。 朱德、毛澤東指揮紅一方面軍佯作向西行動，主力卻隱蔽地急行北上，連續行軍1星期，于8月15日抵達招攜、東韶一線，同敵軍相持。第2天出敵不意地突然發起進攻。17日攻占樂安，20日攻克宜黃，23日占領南丰。紅軍速戰速決，异常迅猛，連克3城，俘敵5000余人，繳獲了包括迫擊炮、机關槍等在內的大批武器、彈藥和物資。 這一戰役之后，紅軍撤退至東韶、洛口一帶休整，尋机再戰。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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