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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在國民党內逐一戰胜對手后，他躊躇滿志，目空一切。在中原大戰結束后，便決定召開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約法，想當五院院長之上的總統了。不料，胡漢民起而反對，見人大發牢騷，說： “我雖身為中央常委會主席兼立法院院長，在中央不過是一台開會机器罷了。” 胡漢民曾把蔣介石捧上國民政府主席寶座；在蔣桂戰爭中，助蔣扣留了李濟深打敗了桂系；在蔣馮戰爭中，助蔣打敗了馮玉祥，又消滅了唐生智的部隊；在中原大戰中，助蔣打垮了聯軍，使擴大會議倒台。胡漢民在南京替蔣介石撐腰，他早上4點半起身，晚上11點睡，對于任何事情都盡其力去料理。他原想讓蔣介石在外帶兵打仗，胜利后住在風景區醇酒婦人，把國事大政交給自己。而蔣介石什么都管，連國民党中央党部的事也要蔣點頭。胡漢民在1930年11月國民党三屆四中全會上，力主不能由國民會議制定約法，与蔣之親信吳稚暉等發生激烈爭吵。那胡漢民是國民党元老之一，中山先生的戰友与助手，只有汪精衛等人才能与他相提并論，蔣介石的資歷比不上他顯赫。 1931年1月20日，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國民党會議選舉總事務所。他派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親自挑出特務分子，以中央党部代表的身份到各地去監督代表的選舉。可陳氏兄弟給蔣介石帶來了令人沮喪的消息，除蔣系直接控制的浙、蘇、皖、滬以外，絕大多數的選票都將不會投給蔣介石，這就意味著如果蔣介石在國民會議上進行總統選舉的話，那么，蔣介石只能得到32％左右的選票，而68％的選票都將屬于胡漢民。這下急坏了蔣介石。他一惱之下，恣意孤行，以宴請議事為名，于1931年2月28日將胡軟禁于南京湯山。 胡漢民被軟禁后，通過國民政府文官古應芬秘密策動陳濟棠、李宗仁、孫科反蔣。孫科即派醫官鄧真德以替胡看病為名，詢問下一步應怎么辦，胡要孫科在兩廣建立反蔣局面，甚至不惜与汪精衛派合作，以此救他。 蔣介石發覺各方對扣胡反感很大，恐政治上起變化，便急忙大請立法委員吃飯，疏通感情，又极力拉攏孫科。請孫吃飯時，宋美齡十分殷勤，替孫不斷地夾菜，并以親戚的口吻說： “我們是自己人，蔣老了，以后一切，一定要你多多幫助，不可見外。” 蔣介石又叫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張靜江“四老”拉孫。孫科一下子躍為時局的中心人物。 胡被扣，在國內引起大嘩，激起了又一次反蔣聯盟的形成。擁胡的陳濟棠在廣東便當仁不讓地充當了反蔣聯盟的盟主。他于4月22日派人去南宁，向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轉達釋嫌修好，聯合反蔣之意。處在上顧無望、艱難竭蹶中的李宗仁得此佳音，直覺峰回路轉，求之不得，欣然同意。一夜間粵、桂化干戈為玉帛，由敵對而合作。李宗仁即派人去廣州，洽商兩廣合作具体事項。 4月30日，在廣州的國民党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林森、蕭佛成、古應芬聯名通電彈劾蔣介石，要求釋放胡漢民。5月3日，陳濟棠、李宗仁等兩廣將領發出擁護4監委電，并宣布歡迎國民党中央執監委員來粵共籌團結反蔣大計。5月11日，李宗仁在廣西率桂籍將領向全國發出“討蔣通電”，內中除歷數蔣之罪狀外，還有對以往反蔣失敗的痛省，以及此后与反蔣各派“精誠合作”的決心。唐生智等通電響應。 鑼鼓一響，白崇禧、張發奎、葉琪，李品仙等于5月18日抵穗，就組織反蔣政府和兩廣軍事統一問題与陳濟棠等會商。几天后，李宗仁也赴廣州，共策大計。又有孫科率領一批人潛离南京到了廣州，并由他們邀請在香港的汪精衛來粵參加。 5月27日，齊集廣州的胡漢民派、汪精衛派、孫科派、西山會議派和兩廣軍人正式召開了中國國民党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會上通過宣言，決定凡是國民党第一、二、三各屆委員，只要愿來反蔣，一律為非常會議當然委員，并決定另組國民政府，公布了組織大綱，次日廣州民國政府成立，汪精衛被推為首任主席，廣州國民政府發出通電，限蔣于48小時內即行引退。 廣州開府后，陳濟棠与李宗仁相商，將兩廣軍政人事重新作了調整。軍事上，兩廣軍隊一律取消原來稱號，改編為第一、四兩個集團軍（第二、三集團軍乃留以備閻、馮參加者），由陳濟棠、李宗仁分任第一、四集團軍總司令。陳部下轄3個軍，分別以余漢謀、香翰屏、李揚敬為軍長。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則以白崇禧為副司令，張發奎為前敵總指揮兼第4軍軍長、廖磊為第7軍軍長，夏威為第15軍軍長。政府方面，廣東省政府主席由陳濟棠兼，后由國府改委林云陔擔任。廣西省政府主席由李宗仁建議，由黃旭初擔任。由是，兩廣合作反蔣局面正式形成。 蔣介石因非法扣留胡漢民，國內外輿論對他不利，加上蔣在江西“剿共”也一再喪師失地，疲于奔命，若再對西南用兵，恐曠日持久，更加被動，故蔣在种种因素制約下，不敢過分造次。蔣對西南，內定的方針是“和平統一”、“設法疏通，以固國本”，即采取“冷處理”辦法，期望粵桂方面內部分化瓦解，不攻自破。 廣州非常會議外表看來熱熱鬧鬧，聲勢頗大，實際上來粵入盟的人是三教九流，各有所圖，根本形不成團結的力量。盟主陳濟棠野心大，心胸小，一心想借非常會議，逞其“南天王”的私圖，在人事上任用親信，財政上一毛不拔，軍事上虛張聲勢，他為融洽粵、桂感情，提出与李宗仁換帖。李宗仁深知陳之為人，但又不得不回了帖。 李宗仁為了幫助陳濟棠撐住廣州國民政府的招牌，將廣西一應事務交由白崇禧掌管，自己則以國府委員和參軍處參軍名義居留廣州，然而陳濟棠過于私心自用，多疑善變，對李等并不推心置腹，反蔣又三心二意，這使李宗仁頗感不悅。 兩個月后，廣州政府討論對南京行動計划，分歧意見顯見，分成主和主戰兩派，陳濟棠、古應芬為主和派，汪精衛、李宗仁則為主戰派，兩派大開辯論，因主和派勢力較大，气走了汪精衛。汪精衛气走香港后，陳濟棠、古應芬曾試圖与蔣通款，并由廣州國民政辦發出通電，謂“蔣若能以剿共自效，國府斷不加以一兵”。但蔣并不領情。蔣在江西“剿共”時，企圖驅共入粵，以冀收漁人之利。陳、古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轉過頭來再謀与汪、李等主戰派調整關系。李宗仁見陳態度有所轉變，乃出面勸汪返穗，并由汪向陳提出“聯合行動，出兵北伐，為桂軍補充軍餉”諸條件，陳濟棠為維持廣東局面，一一接受。陳四處購買飛机，配置軍火，建造軍用机場，擺出一副与桂軍齊心協力，北上討蔣的咄咄逼人架勢。 即然兩廣擺開架勢，蔣介石也赶緊調兵遣將，正當宁、粵雙方醉心于互相攻訐，不惜一戰時，東北響起了“九·一八”日本入侵的炮聲。 日本陸軍最高軍事決策和軍令統轄机關參謀部，于1931年6月初派出以中村震太郎大尉為首的几名軍事間諜，到中國東北的大興安岭地區進行軍事偵察。 中村震太郎一行由海拉爾出發，經過東北興安岭、索倫山一帶作了一番偵察，對經過地區的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質、水井以及可容駐的兵力等，都筆載很詳。他們在回國途中的興安區余公府附近，被東北軍駐防屯墾軍第3團所查悉逮捕，按照國際法，將中村震太郎等4人處死。 中村等人被殺的消息很快為日方所偵悉。日本帝國主義分子欣喜若狂，認為這是武裝入侵的絕好机會。8月17日，他們隱瞞中村等人的軍事間諜罪行，歪曲中村被殺情況，遂向中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要求懲處肇事官兵，否則將訴諸武力。 中國政府采取妥協退讓、委曲求全的辦法，逮捕了屯墾軍第3團團長關玉衡。然而，日本帝國主義哪肯就此善罷干休。9月，沈陽城的日本人活躍起來，開始動員在鄉軍人重新入伍，并從朝鮮和日本內地向沈陽調兵遣將，日本關東軍司令部遷往沈陽。 張學良在中原大戰后，當上了陸海空軍副司令，在北平安營下寨。正當他“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之時，1931年7月又爆發了石友三反張的戰爭。 石友三是個反复無常的軍閥，他在中原大戰中通電擁護張學良，被張學良任命為第十三路軍總指揮，他親自跑去晉謁張學良，還清張給他委派總指揮部的秘書長和副官長，雙方關系十分友好。 但石友三部駐防平漢鐵路新鄉至順德一帶后，陸續扣留了平漢鐵路的客、貨列車車皮數百輛，机車近20台，組織了運輸司令部，在石家庄到新鄉之間行駛。蔣介石大怒，電示張學良催促石迅速交還所扣之机車和車皮。張學良密電蔣，代石敷衍，同時讓石赴北平商談，勸石交還一部分車皮，以便為其開脫。事畢，石友三向張學良辭行，張善意挽留石多住几天，以待和蔣交涉的結果，但此時謠傳蔣曾密電張學良扣押石。石一貫猜疑成性，誤認為張名為挽留，實為扣押，乃為受蔣之命而耍手段，從此怒火中燒，對張怀恨在心。 石友三返回后，積极備戰，多次寫信向馮玉祥請教，同時派親信到山西同晉軍將領孫楚，以及原西北軍將領宋哲元、龐炳勳、孫殿英、韓复矩、李鳴鐘等人聯系。 馮玉祥即派唐悅良為代表去廣州，同廣州非常會議聯絡反蔣。廣東國民政府根据馮玉祥的意見，任命石友三為廣東國民政府委員、第五集團軍總司令，并匯款50万元作為石部軍餉，要求石在北方發動反張倒蔣戰爭。石友三一一接受。 馮玉祥認為蔣介石此時無暇北顧，應以速戰速決的戰術先打敗張學良，然后同粵方夾攻蔣軍。于是，他親自給舊部將領寫信，要求他們聯合起來，共同出兵打張學良，又与晉軍多次聯絡，敦請一致行動。馮的軍事部署是： （1）石友三部為進攻主力，從平漢線北攻石家庄，然后以大部兵力向保定、北平進攻，并分兵協同友軍攻取天津。 （2）晉軍由張家口及北平迤西，保定迤北出兵援助。（3）韓复矩部由山東沿津浦鐵路北進，攻取滄州、馬厂，然后与石友三和晉軍會師天津和北平。 （4）吉鴻昌、張印湘、葛運隆等部，連同河南民軍，由信陽沿平漢鐵路北上，襲取鄭、汴，東進徐州，解除韓复矩的后顧之憂。 （5）劉汝明、張自忠、馮治安、孫殿英、阮玄武等部由垣曲、晉城等地向東進發，陳兵于平漢鐵路黃河北岸一帶。 以上各軍總兵力約有30万人以上，若能齊心協力，确實能將張學良打垮。 實現這個計划，關鍵取決于晉軍的態度，馮玉祥為此除派人游說外，自己又多次函電敦請。 逗留在大連的閻錫山頗有反張愿望，他勾結日軍，秘密商定由日軍進攻東北，抄張后路，共同打擊張學良的行動計划。 馮玉祥于7月對韓复矩、石友三、吉鴻昌、張印湘、葛運隆、孫殿英、阮玄武、張允榮、劉汝明、張自忠、馮治安等舊部的兵力作了妥善安排和适當調整，加強了領導。 然而，中原大戰之后，馮玉祥的威信下降，舊部將們從保存實力出發，各有各的打算，不像以前那樣順從地听從指揮，而是觀望不前。 石友三野心勃勃，急不可待，又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認為目前反蔣派都無力与張學良、蔣介石較量。他和韓复矩關系深厚，又有默契，若能趁蔣介石無暇北顧之時，先報了張學良想“扣押”他這一箭之仇，把張赶出關外，再將華北連成一片，統兵南下，他石友三便是北方領袖了。于是不顧一切，不等馮玉祥將各方運動成熟，于7月20日在順德誓師，并公開發表了反對張學良的通電，然后即沿平漢鐵路線北進，23日就進占了石家庄，26日已到達保定以南的望都一帶，這才遇到東北軍所布防線的阻擋。 石友三首先發動，各軍卻都是口頭響應，根本沒有一人出兵助戰。宋哲元的29軍剛剛接受蔣介石改編，軍餉剛有著落，雖是馮的嫡系部隊，但卻按兵不動。宋和龐炳勳都有聯晉反蔣的愿望，卻害怕与石友三聯合共事，更不愿出兵援助石友三。 馮玉祥急如星火，几次派人催促。7月23日，他親自致電宋哲元，希望宋認清反張倒蔣的大好形勢，并能將馮的意見向龐炳勳、孫殿英、張人杰、鮑剛等同志懇切而言。因宋的態度，可直接影響龐、孫、張、鮑等部，關系至大。馮電文中尤望宋對龐弟等披肝瀝膽，痛言利害，捐除一切成見，助石反張倒蔣，共同完成這樁當仁不讓之偉業！ 龐炳勳主要是對石友三、韓复矩反复無常，几次叛變馮而投降蔣介石的行徑不滿，直接向馮玉祥表示不愿出兵援助，馮急得坐臥不宁，又急電龐，進一步勸解。龐因与石矛盾難解，終未出兵。 馮玉祥打電報給主持晉軍軍務的徐永昌，鼓動他出兵助石反張倒蔣：“務請我弟排除目前之困難，決定即時發動。”電報發出后，馮又派張允榮等前往太原面見徐永昌，請他下令出兵援石。 張學良的東北軍有20万人，中原大戰時調進關內約7万人。石友三發動戰事，張學良又將7万人的兵力調入關內。7月23日，張學良通電討伐石友三。同一天，蔣介石在南昌行營發表通電：“石逆叛變，實受粵中叛徒50万元之收買。”次日，蔣介石任命劉峙為中央軍的南路軍總司令官，調集10万大軍，由河南沿平漢鐵路跟蹤石友三北進，使石首尾難顧。 蔣介石為迅速解決石友三部，仍以利祿為誘餌，分化瓦解与軍事進攻相結合，對馮的舊部和晉軍將領极力拉攏、收買，极力分化反蔣聯軍。 徐永昌等晉軍將領听到宋哲元已被蔣介石拉攏，圖謀乘机搶占晉、綏二省的傳言，即向閻錫山報告，閻急令停止軍事行動。晉軍中途變卦，徐永昌決定：“擁護中央，整頓內部。”并致電張學良，表示晉方“各將領一致擁護陸海空軍總、副司令”。晉軍又遵照蔣介石指示，襲擊石友三運送作戰物資的鋼甲列車。 韓复矩也違背初衷。蔣介石對韓早有戒備，韓的實力有五六万人，被蔣軍牽制，難以動彈，對石友三愛莫能助。 石友三部6．6万兵力，在蔣介石的劉峙、顧祝同部以及商震部、張學良東北軍的夾攻下，孤軍無援，形勢越來越險惡，被迫于7月31日夜突圍，經深澤向山東方向敗退。沿途潰不成軍，及至山東德州時，人馬已損失大半，后全部由韓复矩收編。 張學良雖然平定了石友三的叛亂，但由于大批東北軍的主力調离東北，致使東北地方防務空虛。石友三叛亂平定后，張學良并沒有立即返回沈陽，也未將東北軍調回，這給日本帝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以可乘之机。 9月18日晚10時許，日本關東軍島本中隊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鐵路線為名，帶領數名部下向柳條湖走去。一面從旁邊觀察東北軍北大營的兵營，一面選了离兵營約800米處往南去的地方，河本把騎兵用的小型炸藥裝置在鐵軌下，并點了火。只听一聲巨響，震動全城。接著又響起爆豆般的槍聲，日本軍隊向北大營射擊，并在坦克掩護下，向北大營發動攻勢，于是在沈陽城“九·一八”事變爆發。 在北大營留守的東北軍僅王以哲第7旅1個旅。事變前，王以哲一再請示張學良，張學良回答說：“蔣（介石）指示不抵抗，一切從外交解決。”事變發生時，在沈陽主持軍政的張學良的參謀長榮臻，立即打電話報告張學良。可是這天晚間，張學良在趙荻小姐陪伴下，正在前門外中和劇院看戲，電話來不及說完，就中斷了。沈陽守軍根据張學良轉達的蔣介石“不准抵抗，把槍放到庫房里”的命令，撤退到東山嘴附近集結，日本軍很快占領了北大營。城內軍警一部分退到錦州，另一部分有不少被繳械，或當了俘虜。 駐北大營的第7旅官兵，面臨生死存亡的威脅，在參謀長趙鎮藩指揮下，奮起抗戰，戰斗十分激烈，一直打到翌日晨3時許，由于傷亡過多，遂決定從南、北兩方面突圍，向東山嘴轉移。 從9月19日開始，營口、牛庄、安東、撫順、風城、海城、本溪、蓋縣等相繼淪陷。直至1932年1月3日，錦州失守，熱河也相繼為日軍所占。在不到4個月的時間內，東北4省全部淪陷。 東北3000万人民從此處在日本侵略者鐵蹄之下，中國官方財產損失170億。張學良父子慘淡經營10余年的北大營，付之一炬。僅沈陽一地的軍械裝備的損失，計有：飛机260余架、坦克60輛、迫擊炮2000門、15生榴彈重炮200門、15生加儂炮200門、輕重机關槍4000余挺、高射炮60門、野炮1000門、步騎槍1．2万枝、軍用公用汽車2300輛、火車及各种車輛5000輛、子彈可供10個師之用。張學良的個人財產損失也极為慘重：大帥府的6個金庫全數丟了，僅金銀一項价值達2．5億元。張學良滿心悲憤，對部下說：“國土不能守，父仇不能報，何面目重見江東父老？我是一個民族罪人了！”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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