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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四軍前委向中央上報了“七大”決議案及其文件；毛澤東也給中央寫了几封重要信件。8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給紅四軍前委的信，對紅四軍党的“七大”提出批評，強調紅軍不僅是戰斗的組織，而且更具有宣傳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紅軍必須采取比較集權制，党的書記負責任絕不是家長制，主張事事都拿到支部去討論去解決，是极端民主化。中央要求紅四軍派領導干部去上海匯報情況。 陳毅便經上杭、龍岩、廈門、香港赴上海。朱德代理前委書記。陳毅在上海很快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接上頭。李立三同陳毅曾一同赴法國勤工儉學，一同被押送回國，他听了老同學關于紅四軍“七大”的情況匯報，表示盡快向政治局報告，并要求陳毅盡快寫5個書面材料：《關于朱德、毛澤東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關于朱德、毛澤東紅軍的党務概況報告》、《關于朱德、毛澤東爭論問題的報告》、《關于贛南、閩西、粵東江農運及党的發展情況的報告》、《前委對中央提出的意見——對全國軍事運動的意見及四軍本身問題》。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專門舉行秘密會議，听取陳毅的匯報，出席會議的有總書記向忠發及政治局成員李立三、周恩來、項英、關向應。陳毅作了全面而詳細的報告后，政治局決定以李立三、周恩來、陳毅3人組成委員會，起草對紅四軍的指示文件，交政治局通過。 李立三、周恩來、陳毅多次交談和討論后，由周恩來代表中央委托陳毅執筆起草《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政治局于9月28日討論通過了《指示信》，陳毅便受中央的委托，回紅四軍去向有關同志做好解釋說服工作。 陳毅于10月中旬回到紅四軍，立即同朱德見面，首先詢問毛澤東的近況，朱德告訴他毛澤東養病尚未回來。10月初，召開了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會上有許多支部提議請毛澤東回來主持前委工作，彭祜、郭化若起草了一信請毛回來。毛回信說不能回來，他反對敷衍調和、模棱兩可的“陳毅主義”，不打倒“陳毅主義”，他不回來。 這些話對陳毅震動很大。陳毅在上海期間，在同周恩來、李立三的交談中，已認識到自己有調和折中的錯誤，他主觀愿望雖然是為了維護党內團結，但沒有支持正确的主張，實際上是壓抑了正确主張。他這次回來，就是為了糾正這种錯誤傾向。因此，陳毅說：“毛澤東所說的‘陳毅主義’是非無產階級的東西，我自己也要和同志們一起打倒這個‘陳毅主義’。” 陳毅詳盡地向朱德介紹了党中央對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央充分肯定了毛澤東關于工農武裝割据的思想，并要求紅四軍前委和全体指戰員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毛澤東仍為前委書記。當天夜里，前委召集會議，由陳毅正式傳達中央的指示信。會后，陳毅派專人把中央的指示信送去蛟洋給毛澤東，并附自己一信，請毛澤東回前委主持工作。 毛澤東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視員謝漢秋陪同下，心情舒暢地從蛟洋到達汀州。毛澤東表示愿意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陳毅誠懇地向毛澤東作了檢討，詳細介紹了上海之行，并轉達了李立三對毛澤東的問候。毛澤東說：“‘八大’時我因身体不好，情緒不佳，寫了一些傷感情的話。” 毛澤東同陳毅的感情已經和好如初。毛澤東開始作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准備工作，他深入部隊調查了解情況，傾听戰士們的意見，從一個部隊到另一個部隊，召開戰士座談會，分批會見紅四軍的各級指揮員，虛心傾听他們的意見，誠懇地同他們交談，啟發他們的覺悟，他還走訪了一些農村，征求農民對紅軍的意見，听取他們的批評。 毛澤東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為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准備了文件。12月下旬，紅四軍在閩西上杭縣古田村召開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會，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古田會議”。 會上，毛澤東作了政治報告，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關于糾正党內的錯誤思想問題的訣議，即《古田會議決議》。毛澤東在這里把主觀主義同單純軍事觀點、极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殘余等等錯誤思想一并提出，加以分析和糾正。指出這些錯誤思想的根源是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自由散漫性，它的結果將會削弱以至完全毀滅党的戰斗力，使党擔負不起斗爭的責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敗。指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和人民群眾相結合，必須擔負起打仗、籌款和做群眾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務，必須用無產階級思想來進行軍隊和党的建設。 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陳毅、林彪、伍中豪、譚震林、羅榮桓等為前委委員，毛澤東為前委書記。 會后，紅六軍成立，黃公略為軍長，陳毅為政委。 1930年2月7日，毛澤東在吉安東固的陂頭村主持召開了中共紅四軍前委、紅五軍軍委、紅六軍軍委和贛西南特委聯席會議（稱為“二七會議”），將紅四軍前委擴大為4、5、6軍共同的前委。選舉毛澤東、朱德、彭德怀、黃公略、陳毅、鄧子恢、滕代遠、郭貞、曾山、王怀、方志敏、潘心源、劉士奇、譚震林、張鼎丞、袁國平、李文林等為前委委員，毛澤東、朱德、曾山、劉士奇、潘心源為常委，彭德怀、黃公略為候補常委，毛澤東為書記。 “二七”會議后，又成立了紅十二軍，伍中豪為軍長，鄧子恢為政委。 1930年3—8月，在中共中央常委、組織部長、軍事部長周恩來去莫斯科期間，中共中央的實際領導工作落到李立三肩上，李立三便在全國推行了他的暴動計划和“左”傾理論。 是時，中國共產党仍處在幼年時期，蘇共和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又干涉過多。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党第六次代表大會上，蘇共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上出現了一种錯誤傾向：由反對机會主義而變成反對知識分子。布哈林在報告中責備了張國燾和瞿秋白，說他們是“大知識分子，要讓工人干部來代替他們”。“六大”選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和候補委員3人，他們是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項英、蔡和森、李立三、徐錫根、楊殷。由于過分強調領導層的工人成份，做過船工和碼頭工人、大革命時期擔任過湖北省總工會委員長的向忠發被選為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但向忠發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能胜任，無法起決策作用，党的實際領導工作由周恩來擔任。由于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很快被撤了政治局委員和常委職務，蘇兆征于1929年2月病逝，李立三由政治局候補委員和候補常委，被補為政治局委員和常委。 1929年8月下旬，不幸的事件發生：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農委書記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彭湃，政治局候補委員和候補常委、中央軍事部長楊殷等，因叛徒告密被捕犧牲。 中共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周恩來接任了中央軍事部長。他為了准确及時地掌握敵人的情報，要求陳賡負責，并通過各种社會關系，打入國民党的党政軍警憲特務机關，及時了解國民党特務机關對共產党秘密机關准備進行破坏的各种動向。共產党在早些時候已建立了第一個反間諜關系：陳立夫的親信、國民党中央駐滬特派員楊登瀛（鮑君甫），提供了不少情報。1929年末，又派遣了李克農、錢壯飛、胡底打入國民党的高級特務机關，錢壯飛還擔任了國民党中央組織部党務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書，對保衛党中央作出了巨大貢獻。 周恩來去莫斯科，是因為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矛盾已發展到十分尖銳的地步。共產國際在1929年初夏派了1個德國人和1個波蘭人到中國來，組成遠東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常委開會，會前或會后都要由向忠發、周恩來、李立三同他們商議。是時，蔣桂戰爭后剛掌握廣西軍政大權的俞作柏、李明瑞醞釀反對蔣介石，尋求同中國共產党建立聯系。中共中央派鄧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廣西，同俞作柏、李明瑞接洽，領導當地党的工作，准備武裝起義，并在這個基礎上發動了左、右江起義，建立了紅七軍和紅八軍。遠東局指責中共中央“勾結軍閥”。在富農政策問題、游擊戰問題上，雙方發生爭論。遠東局主張一定要把反富農問題寫上党綱，又認為游擊戰爭一定會失敗。周恩來等不同意這些意見。遠東局沒有同中共中央商量，便接受共產國際第十次全會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斷言中共中央犯了右傾錯誤，即：一是富農問題，二是“勾結”俞作柏問題，三是在赤色工會問題上動搖。這對中共中央震動很大，政治局派向忠發、周恩來、李立三同遠東局討論這些問題，連續開了兩天會議，不但沒解決任何問題，反而談得很僵。政治局決定派周恩來去莫期科，直接向共產國際反映中共中央的意見。 周恩來一走，向忠發便依靠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的李立三。李立三又因周恩來离國，代表周參加組織局的工作，這樣，李立三便成為中共中央的決策人物。 李立三本有“左”傾急性病，他夸大革命的主觀力量，認為全國范圍內的直接革命形勢已經到來。他在政治局會議上作《關于目前政治任務決議案草案》的長篇報告，說：“有首先在這一省或那一省爆發革命高潮而馬上普遍到全國的可能。” 政治局根据李立三的報告，通過《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隨后，党內“左”傾錯誤繼續發展，并部署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李立三此時還拋出“會師武漢、飲馬長江”，奪取一省或几省革命胜利的全國總暴動計划。 在這一計划下，紅軍的編制一再擴大。 朱德、毛澤東的部隊編為紅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毛澤東，總參謀長朱云卿，總政治部主任楊岳彬。下設第一、三軍團，每個軍團下轄3個軍： 第一軍團 總指揮 朱 德 政委 毛澤東 參謀長 朱云卿 政治部主任 楊岳彬 紅三軍 軍長 黃公略 政委 蔡會文 參謀長 周子昆 紅四軍 軍長 林 彪 政委 彭清泉（后為羅榮桓） 參謀長 陳奇涵 政治部主任 李 濤 紅十二軍 軍長 羅炳輝 政委 譚震林 參謀長 林 野 政治部主任 譚 政 紅二十二軍 軍長 陳 毅 政委 邱達三 第三軍團 總指揮 彭德怀 政委 滕代遠 參謀長 鄧 萍 政治部主任 袁國平 紅五軍 軍長 彭德怀 政委 張純清 政治部主任 吳溉之>> 紅八軍 軍長 何長工（前為李燦）政委 鄧乾元 政治部主任 袁國平 紅十六軍 軍 長 孫荷寵 政委 黃志敬 政治部主任 吳天翼 賀龍、周逸群等受中共中央派遣，在湘西發動起義，建立了紅四軍，并建立了湘鄂邊革命根据地。1930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除留一部堅持湘鄂邊斗爭外，主力去鄂西同孫德清、曠繼勳、周逸群的紅六軍會合成立紅二軍團，下轄2個軍： 第二軍團 總指揮 賀 龍 政 委 周逸群 參謀長 孫德清 政治部主任 柳克明 紅二軍 軍長 賀 龍 政委 朱勉之 紅六軍 軍長 曠繼勳 政委 段德昌 在鄂豫皖邊區，原由潘忠汝、吳光浩、曹學楷、戴克敏等人建立的中國工農革命第七軍，于1928年7月改編為紅軍第十一軍。潘忠汝、吳光浩先后犧牲。1930年3月，紅十一軍根据中央指示，改編為紅一軍： 紅一軍 軍長 許繼慎 政委 曹大駿 副軍長 徐向前 政治部主任 熊受暄 方志敏、邵式平、黃道等人在閩浙贛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在1930年7月成立紅十軍： 紅十軍 軍長 周建屏 政委 邵式平 方志敏為中共贛東北省委書記。 中共中央派張云逸、鄧小平、葉季壯、袁任遠、賀昌等去廣西發動武裝起義。1929年9、10月間，俞作榆、李明瑞反對蔣介石，李明瑞師主力進攻廣東陳濟棠，不久失敗。俞、李轉靠共產党，其軍隊警備四大隊由張云逸率領開赴右江，李明瑞、俞作榆率領警備五大隊開往左江。是年12月11日，張云逸、鄧小平以警備四大隊和教導隊一部為主力，在右江百色發動起義，成立紅七軍。 張云逸為軍長，鄧小平為書記。1920年2月，李明瑞、俞作榆在龍州以警備五大隊為主力，舉行起義，成立紅八軍，俞作榆任軍長，何世昌為政治部主任，李明瑞為紅七軍、紅八軍總指揮，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何昆、李超時等在蘇北地區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成立了紅十四軍： 紅十四軍 軍長 何昆 政委 李超時 參謀長 薛衡競 此外，在廣東的東江地區建立了紅十一軍，海南地區成立了紅軍瓊崖獨立師；劉志丹、謝子長也在陝甘地區建立了革命武裝。 李立三為首的党中央命令朱德、毛澤東率領紅一軍團，在1930年6月攻打南昌、九江，彭德怀、滕代遠率紅三軍團攻打長沙。 紅三軍團于7月27日乘敵軍防守空虛的机會，攻克了長沙。但因敵眾我寡，不久便退出長沙。 朱德、毛澤東率紅一軍團主力從長沙出發，7月20日到達永丰，爾后攻克樟樹，西渡贛江。一路發展革命力量，擴大革命根据地。毛澤東、朱德根据敵我實際力量對比，改變原有部署，不去執行立三路線，決定不攻打南昌，而是率領部隊向湖南瀏陽挺進，接應從長沙撤出來的紅三軍團。 敵軍戴斗垣獨立旅妄圖阻擋紅一軍團前進，血洗瀏陽、萍鄉、宜春、万載等縣廣大革命根据地，開進了文家市。朱德、毛澤東率領1軍團星夜兼程，經奉新，來到万載縣的黃茅，准備殲滅戴部。 毛澤東、朱德一到駐地，便在地圖前研究戰術，布置紅軍攻打文家市。 文家市東西兩面是山，整個鎮子成長形狹帶。戴斗垣旅的3個團和1個營以及當地地主武裝，共4000余人把守文家市。 朱德、毛澤東命令紅一軍團兵分3路圍攻文家市，凌晨4時，紅軍發起總攻，紅軍兩個排先后兩次沖鋒，都被敵人的重机槍壓下來。 朱德、毛澤東命令部隊組織突擊隊，集中短槍、手榴彈，匍匐前進，奪取敵人机槍。80名短槍隊員在火力掩護下，迅速奪取了敵人的重机槍，控制了制高點，紅軍以泰山壓頂之勢，沖進了文家市，很快結束了戰斗，全殲敵軍，繳獲輕重机槍、步槍、短槍2000余枝，敵旅長戴斗垣自殺斃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命令紅一方面軍攻取長沙。但猛攻不克，圍攻月余未下，紅軍處于失利地位。 毛澤東以极大的耐心，說服軍內干部和中央代表，撤退了圍攻長沙的部隊，改變方針，分兵攻取茶陵、攸縣、醴陵、萍鄉、吉安等地。 8月下旬，周恩來和翟秋白先后從蘇聯回到上海，幫助李立三糾正錯誤。 9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評。全會批評了李立三的“左”傾錯誤，補選了中央委員，改選了政治局。補選的中央委員有李維漢、賀昌、陳郁、鄧發等，候補委員有朱德、陳云、林育英、陳譚秋、惲代英等。新的政治局委員是：向忠發、周恩來、翟秋白、項英、張國燾、關向應、李立三；政治局候補委員是：李維漢、徐錫根、盧福垣、羅登賢、溫裕成、毛澤東、顧順章。 几天后，政治局會議上，決定由向忠發、周恩來、徐錫根3人組成中央常委；并決定在紅一方面軍控制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央蘇區，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任弼時、朱德、吳振鵬、余飛等組成蘇區中央局，負責指導全國各地蘇維埃區域与紅軍工作。中央局以周恩來為書記。由于周恩來一時難以离開中央，派項英先去，并暫時代理書記職務。在項英未到之前，暫以毛澤東代書記。紅一方面軍的一切政治軍事指導統集于中央局。 蔣介石于1930年8月，便在全國各地設立了鎮壓革命的机构，在鄂豫皖邊區設立“綏靖”督辦公署，以李鳴鐘為督辦；在冀魯豫設立“剿匪”總指揮部，以韓复矩為總指揮；在江西設立“清鄉”督辦公署，以孫連仲為督辦；在湘鄂贛邊區設立“清鄉督辦公署”，以王金鈺為督辦；在湘鄂西邊區設立“清鄉”督辦公署，以徐源泉為督辦；并以武漢行營主任何應欽代行總司令職權，統轄湘鄂贛3省反共軍隊，籌划對革命根据地進行軍事“圍剿”，特別是對贛南紅軍主力進行圍攻。 10月23日，蔣介石急忙從中原大戰前線赶到漢口，親自主持召開湘鄂贛3省“會剿”會議。 12月9日，蔣介石抵達南昌，立即召集“剿匪軍事會議”，策划第一次“圍剿計划”。他調動朱紹良的第六路軍、魯滌平的第九路軍、蔣光鼐的第十九路軍，以及航空隊，重點進攻贛閩中央根据地。這3支軍中，以第九路軍為主，由魯滌平任總指揮，督率張輝瓚之第18師、譚道源之第50師、羅林之第77師、公秉藩之第28師，負“圍殲”之責。同時，在南昌成立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由魯滌平兼行營主任，統一監督作戰地區的党政事宜。第六、十九兩支路軍分由隴海及廣東入贛“協剿”。 蔣介石自恃在數量上和物質上的优勢，又掌握戰略上外線作戰的有利形勢，因而低估了紅軍的力量，沒等蔣光鼐部的后繼部隊集中完畢，就開始進犯。蔣指定12月16日為進攻日期。他將攻擊軍戰略展開于吉安、吉水、永丰、樂安、南丰一線。 毛澤東、朱德胸有成竹，分析敵情，持重待机，將4万紅軍分布在宁都、黃陂、小布地區，并在源頭地區設下埋伏，布置了一個大口袋，并和一方面軍總机關几次從小布到源頭撤來撤去，誘惑敵人鑽進來，給他們以殲滅性打擊。 蔣軍不知朱德、毛澤東“誘敵深入”之計，以為紅軍必堅守死抗。蔣軍公秉藩師于12月20日猛扑東固，東固卻寂然無聲，紅軍早不在了，公秉藩卻通電告捷，說已擊潰紅軍，殺俘多少，云云。蔣介石得電，即來電嘉獎。 次日，前敵總指揮張輝瓚率部逼近東固，适遇大霧，誤認為公師為紅軍，即行強攻；公部以為張部為紅軍，疑中伏擊，亦還擊固守，雙方激戰4個小時，死傷甚重，是時大霧已散，始知誤會，但公秉藩認為張輝瓚系功不相讓，事出有意，即率部自由行動到固富，脫离張的指揮。 張輝瓚亦負气不再与公聯絡，留下1個旅守東固，自己率兩個旅向龍崗冒進，對發生的事，越想越气，大罵豈有此理。張部到達龍崗，見四野寂然，不似有敵情的樣子，于是判斷紅軍最近也要在50公里以外，便极松懈。次日又東行，1旅在前，剛行五六里，山上突起一槍，紅軍主力四面殺來，成聚殲之勢。張輝瓚所率1旅及師直屬部隊毫無反應。紅軍迂回直取龍崗，張輝瓚部如痴如呆，未來得及進入陣地即被全殲。張輝瓚被活捉。這一仗俘敵9000余人。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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