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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深、黃紹竑不甘心失敗，暗中調兵遣將，組成東西兩路夾擊廣州。張發奎、黃琪翔把第四軍主力調至東、西兩江，以圖一鼓作气戡平廣西。張、黃主力西調，造成了廣州城的空虛。第4軍軍長黃琪翔出征前，將廣州軍務委托給第四軍參謀長葉劍英，讓他代行其事。廣州城內只剩下教導團、警衛團和其他少數部隊。共產党趁廣州防務空虛，于12月11日發動了“廣州起義”。在西江前線的張發奎猝不及防。 原來那第二方面軍教導團是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組建的，內有100多名未暴露身份的共產党員。8月4日，教導團奉命從武漢抵達九江。張發奎突然下令要全團繳械，進行“清党”。許多學員怕遭到屠殺，紛紛离隊。葉劍英利用同張發奎、黃琪翔的老交情，兼任了教導團團長，教導團改稱第二方面軍第4軍軍官教導團。葉劍英親率這支革命武裝力量，沿贛江南下，9月中旬教導團進到廣東南雄時，葉劍英先往廣州。 葉劍英來到廣州時，中共中央已決定發動廣州起義，是時，周恩來、葉挺、惲代英、張太雷、聶榮臻等相繼轉往香港，策划廣州起義。隨后，周恩來去上海党中央工作，其他人留下負責廣州起義的領導工作。葉劍英應召秘密去香港同惲代英等見面，回廣州后便以第四軍參謀長的名義，調教導團進駐廣州北較場四標營。為了避免他人疑忌，葉劍英辭去了教導團團長職務，并向張發奎建議由楊樹淞代理團長。教導團地下党組織吸收了100多人入党，全團1300余人，絕大部分傾向革命，其中有共產党員200多人，3個營長都是共產党員。 中共廣東省委要葉劍英設法把第四軍警衛團拉入起義隊伍，新編警衛團只有少數人是地下党員。葉劍英以廣州城防空虛為由，向張發奎提出擴編警衛團的建議，正中張發奎下怀，張便問：“誰來當團長？” 葉回答道：“听說有個瓊州人姓梁，北伐打仗很勇敢，忘記叫什么名字了？” 張發奎立即說：“是梁秉樞吧！這個人我認識，就把他調來當團長。” 這樣，中共地下党員梁秉樞便當上了警衛團團長。隨后，共產党員張詩教、陶鑄等也被安排在警衛團擔任領導職務，還吸收了省港罷工的工人糾察隊員300多人。 11月26日，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等由香港秘密到達廣州，當晚召開省常委會議，決定12月12日舉行起義。12月4日，張太雷在黃花岡召集教導團、警衛團、黃埔軍校特務營等的200余名共產党員和積极分子開會。7日，又秘密舉行工農兵代表大會，發動起義。不料，工人赤衛隊設在小北街的大安米店的武器轉運站被敵人偵破，老板被捕后供出實情，教導團也有反動分子告密。汪精衛得到報告后，連夜派其妻陳璧君回粵，面告張發奎立即鎮壓暴動。汪精衛又連發3電，要陳公博、張發奎、朱暉日火速解散教導團，查封工人赤衛隊總部。共產党已組織廣州工人赤衛隊3000余名隊員准備參加起義。 12月9日，黃琪翔匆忙從前線返回廣州，參与策划武裝鎮壓起義軍。公安局長朱暉日主張大施屠殺，葉劍英极力反對，擔保教導團沒有赤化；黃琪翔也不贊成屠殺主張。張發奎雖然沒立即動手，但他密調黃琪翔部隊從西江赶回，准備鎮壓廣州起義。 在此千鈞一發之際，中共中央派葉挺來廣州負責廣州起義的軍事指揮。葉挺在12月10日從香港來到廣州，當晚即投入緊張的起義部署。領導廣州起義的領導班子成員有張太雷、葉挺、惲代英、葉劍英、楊殷、周文雍、聶榮臻等。 12月11日凌晨3時半，沉睡的羊城被槍聲惊醒。教導團分3路出動：東路由葉挺親自率領第二營，乘坐汽車直扑沙河鎮、燕塘，解決步兵團、炮兵團部，又回師黃華路，攻擊造幣厂和文德路上的敵第12師后方留守處；北路教導團第三營，攻擊觀音山和省長公署；中路由徐光英率領教導團第一營和工人赤衛隊第一聯隊，攻擊東較場、廣九車站和公安局。警衛團首先處決了參謀長唐繼元和兩個反動連長，以第三營主攻，分頭攻打駐肇慶會館的第四軍司令部、仰忠街第4軍軍械庫。黃埔軍校特務營在王侃予率領下，處決了几名反動軍官，從黃埔島乘渡船過江，去攻占魚珠炮台。埋伏在國民党軍政机關附近的各路工人赤衛隊向攻擊目標出動，徐向前指揮第6聯隊首先沖進警察局，把睡夢中的一個班全部繳械后，再沖向下一個進攻目標。 起義軍占領觀音山下的公安局后，便在那里設立軍事委員會指揮部，廣州起義軍改稱工農紅軍；工人赤衛隊為第一軍；海丰農民軍為第二軍；教導團、警衛團為第三軍。葉挺為工農紅軍總指揮，葉劍英為副總指揮，徐光英為參謀長。 武裝起義的槍聲驅散了羊城的黑暗，迎來了新的黎明。工農紅軍占領全城，立即成立工農民主政府，即“廣州公社”，推選蘇兆征為主席（張太雷代），黃平為內務兼外交委員，楊殷為肅反委員，周文雍為勞動委員，彭湃為土地委員（趙自選代），陳郁為司法委員，何來為經濟委員，張太雷為海陸軍委員，惲代英為秘書長。 逃到珠江南岸的張發奎、黃琪翔、陳公博、朱暉日等，匆忙赶到肇慶和江門等地，調集軍隊，開始反扑，逐漸對廣州形成合圍之勢。張發奎乘坐“寶璧號”軍艦，黃琪翔乘坐“江大號”軍艦，指揮海軍炮擊長堤。英國軍艦“摩軒號”、“莫麗翁號”，美國軍艦“沙克拉號”，都派出陸戰隊登岸，日本海軍陸戰隊也在西堤強行登岸。英軍又調水兵2000人，法軍調水兵400人，日軍調水兵300人，共守沙面。新軍閥和帝國主義聯合起來，圍攻起義軍。 12日上午，敵人攻占了觀音山的一些山頭。張太雷由西瓜園返回的途中，不幸中彈犧牲。李福林的第五軍也從珠江南岸進犯江北市區。傍晚，敵人已搶占了市內的主要据點，市內的反動分子乘机搶劫、放火，一時火光沖天，起義軍被迫撤出廣州。起義主要領導人分散轉移，有的去了香港、九龍，有的從香港轉赴上海党中央，有的奔向東江。一部分武裝連夜撤退到廣州以北的花縣。張發奎、李福林等對起義者和人民群眾進行了慘無人道的血腥屠殺，市內和河南前后被殺者達七八千人，汪精衛打電報來說：“去共務盡。”宁可錯殺一千，不能走漏一個。 撤退到花縣的1000余人，改編成紅四師，選葉鏞為師長、袁國平為党代表、唐澍為党委書記、王侃予為政治部主任。這支革命部隊經過長途轉戰，于1928年元月來到海丰縣城，同紅二師會合。 廣州起義失敗后，全國各地出現了反蘇、反共、反人民的白色恐怖。桂系派兵搜查了漢口蘇聯領事館，大捕共產党人，武漢大學也被搜查，前財政廳長詹大悲、教育廳長李漢俊被槍決。各地蘇聯領事紛紛下旗回國，工人罷工和民眾集合游行均被禁止。 國民党右派和桂系利用廣州起義，向汪精衛集團發起攻擊，稱此為“汪派与中共合演的雙簧戲法”。吳稚暉等借題發揮，一口咬定汪精衛就是共產党，監委鄧澤如提出拿辦汪精衛集團的主張。汪精衛見勢不妙，即避往醫院，拒不見客，白崇禧親往法租界聯系，部署捕殺汪精衛等，顧孟余、陳公博、甘乃光、王法勤、王樂平、潘云超、陳樹人等的住處受到搜查，各省在右派主持下的國民党省党部，也涌現出一片反汪和討伐張、黃的聲浪。 汪精衛集團勢孤力薄，處境非常尷尬，不惜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耳光，用廣州分會的名義免去張發奎、陳公博、黃琪翔、朱暉日職務，改任繆培南為第4軍軍長。汪精衛自知站腳不住，离滬赴法。黃琪翔也引咎下台，离粵赴法。 張發奎電蔣介石，表示擁蔣，愿以党員資格補過將來。李濟深和桂系的目的是奪取廣東地盤。在西江的黃紹竑、東江的陳銘樞、陳濟棠兩路進兵廣州。這樣一來，北伐中兩支聲名赫赫的勁旅——“鐵軍”和“鋼軍”，在五華、岐岭等地殺得天昏地暗，雙方傷亡均以万人以上。桂軍雖胜，元气大損。張部被擊敗后，退入江西，被蔣派人收容，真可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陳公博、張發奎不得不离開廣州，桂軍重回廣州，李福林解職赴滬。黃紹竑到廣州后，仍用代理分會主席及代理第八路軍總指揮名義，下令通緝汪精衛、陳公博等。 桂系想抬出胡漢民出山，与蔣抗衡，南京一時擁胡之聲大起。蔣便蔽護汪精衛集團，擴張自己的力量。關于處分粵委一案，決定接受中央監委會意見，汪精衛、陳公博、顧孟余、甘乃光4委員停止出席四中全會，留待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處分；陳樹人、王法勤、王樂平、潘云超等委員照常行使職權。蔣介石左袒粵委，引起胡漢民、孫科、伍朝樞等与蔣介石之間的极大矛盾。胡乃一偏狹之人，一方面對蔣袒汪不滿，一方面也不愿為桂系所用出面抗蔣。故以“出國考察”為名，与孫科、伍朝樞等一起去了土耳其。西山派元老許崇清、張繼、謝持、居正等也發表了對蔣憤憤不滿的宣言后，相偕去了日本，轉赴歐洲游歷。 蔣介石的兩個政敵汪精衛和胡漢民相繼退出政壇，李宗仁不便再獨自与蔣對著干。四中全會要在南京召開，在宁的駐軍是親桂的周鳳歧部。李、白料想蔣介石等未必敢貿然入宁。不料，蔣早有胜算，命賀耀祖部開回南京，把駐南京的桂軍全部赶往漢口。 蔣介石隨即由滬抵宁。并于1928年1月9日發出复職通電，謂“自8月退職后，糾紛益盛，不容計私人得失，繼續舊職”；全体將士要“勿口誦心違，棄党攜式。”李宗仁心縱不悅，也雅不愿作徒招反感，而于事無補的笨事。而白崇禧仍不甘休，与程潛一起在武漢發出通電，以反對粵委員出席會議為名，抵制四中全會召開。李宗仁以“調和”姿態，致電武漢的白崇禧、程潛：“如大眾贊成粵委員參加，彼不反對，于蔣絕對服從。”李、白用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辦法息事宁人。 1928年2月4日，國民党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開張，決定恢复蔣介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改組國民党中央委員會，改組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蔣介石兼任國民党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譚延闓任國民政府主席。党權和軍權重新落入蔣介石之手。 蔣介石在會上提出“整理党務案”，其內容是停止各省省党部的一切活動，由中央派成立党務指導委員會進行整理，結束聯蘇政策，停止民眾活動，嚴厲取締工農武裝。表明蔣介石全面背叛了孫中山的革命三民主義，徹底走上反革命道路。 在中央政治會議上，李宗仁等提出“分治合作”主張，蔣介石采取“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手法，以中政會主席的名義給各主要軍事實力派領袖以政治分會主席名位，除划定江浙一帶為中央區外，國民政府統轄的其余地區分為四塊，即廣西、廣東屬廣州分會，分會主席為李濟深；湖南、湖北為武漢分會，分會主席為李宗仁；河南、陝西、甘肅屬開封分會，分會主席為馮玉祥；山西、綏遠、察哈爾屬太原分會，分會主席為閻錫山，同時确定政治分會在所轄區域有權處理党政軍一應事務。這樣就滿足了各實力派領袖据有地盤的欲望，這實際是暫時保留軍閥割据的局面。 蔣介石到徐州以布置北伐為名，一腳踢開了何應欽，調為有名無實的總部參謀長，而將第一路軍改編為第一集團軍，下設3個縱隊，自兼集團軍總司令，以劉峙、陳調元、賀耀祖分任第一至第三縱隊總指揮。下級軍官已被蔣拉攏，何應欽不敢抵抗，只得遵令交卸。 蔣電邀馮、閻2人到徐州舉行軍事會議，馮、閻均托故不到，僅派代表參加。蔣感到拉攏馮最首要，屈駕前往開封与馮相會，先是檢閱了馮部軍隊，又由老將馬福祥建議，蔣、馮交換蘭譜，“義結金蘭”。蔣寫給馮的“安危共仗，甘苦同嘗，海枯石爛，生死不渝。敬奉煥章如胞兄惠存。譜弟蔣中正謹訂。”馮寫給蔣的帖子是：“結盟真義，是為主義，碎尸万段，在所不計。敬奉介石如胞弟惠存。譜兄馮玉祥謹訂。” 蔣介石回南京后，軍事委員會補任蔣、馮、閻3人為第一至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第四集團軍總司令一職，蔣初有意讓譚延闓擔任，但譚手中只有魯滌平一個軍的實力，根本無力駕馭桂軍。“八面玲瓏”之人譚延闓，向以“文甘草”著稱，深知擔任此職定為桂系所不容，堅辭不就。蔣也顧慮到此舉激怒桂系會引起不良后果，還須借重桂軍出兵完成“二次北伐”，尚須竭力避免与李、白沖突，乃將此職給予了李宗仁。然而李宗仁已窺破蔣的心思，對蔣并不買賬，遲遲不就任第四集團軍司令職，目的是欲取其時尚由程潛控制著的湖南。 湖南位于桂、鄂之間，為新桂系連接桂、鄂之通道，是桂系垂涎之地。湘省大權因討唐生智時与程潛有約在先，程潛任湘鄂臨時政務委員會主席，控制湖南。程潛為國民党資歷深長的元老，為人恃才傲物，對李、白決不會俯首貼耳，因此湘、鄂兩省矛盾不斷發生。照說程滿身任湘、鄂臨時政務委員會主席，有權過問鄂省党務諸事。然而，湖北派桂系鄂籍大將胡宗鐸、陶鈞卻不經程潛同意，在鄂自設整理党務委員會，驅赶前來改組湖北的政務委員會党務委員，并假借名義向程潛請愿。程潛為避矛盾，一再退避三舍，表示“余對党務毫無成見也，鄂民眾既熱烈擁護党務整理委員會，可立即前往接受。”但內心對桂系之跋扈已十分不滿。李宗仁擔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兼武漢政治分會主席，主持兩湖善后，程潛對此二任命皆有不滿。程潛主湘也成了桂系的一塊心病。 程与桂系的矛盾雖為蔣所察，蔣固不愿讓湘省落入桂系手中，但對主湘的程潛同樣极不相信。倘若借桂系之手，先整垮程潛和他在湘的第六軍，又能換取桂系出兵，對蔣顯然有利，于是蔣對桂、程矛盾故意不作表示，暗中卻為擴大矛盾推波助瀾，桂系因之更加有恃無恐。 5月19日，李宗仁設下圈套，通知程潛來漢開會，并讓白崇禧偕程由長沙赴武漢。當時程的左右因程潛与桂系不睦，要程對此行加以提防，程未介意。21日，程潛出席李宗仁召開的武漢政治分會會議。席間休息，李宗仁將程請至4樓，在程毫無防備的情況下，將程扣押，而后即以武漢政治分會名義致電南京，稱：“程潛素行暴戾，好亂成性，西征后更跋扈飛揚。把持湘政，本日特別會議，決將程潛監視，請即明令免其本兼各職。” 蔣介石接電后，即同意免除程潛本兼各職，撤消湘鄂臨時政委會，并著程潛听候查辦。對湘省權位的空缺，蔣介石提出由譚延闓之親信魯滌平接充。李宗仁扣程后本就心虛，又擔心拒魯引起湘人反感，未便馬上反對，只得暫且容納。但李宗仁便將自己的勢力大肆向湘省滲透。程潛在湘勢力，在蔣、桂西方面的壓力下，遣散的遣散，收編的收編，第六軍再度被肢解，從此未能再起。 湘省問題解決后，李、白向蔣提出，擬以由原唐生智部新編的3個軍為主力，桂軍第十三、第七軍各抽1個師，由白崇禧任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統一率領北上。同時又提出河南雜色部隊移防豫西，騰出鄭、漢路線，由桂軍北上部隊接管，蔣為桂軍早日北上效命，一一應允。 蔣介石北伐，他的對手便是奉、直、魯聯軍，統稱為“安國軍”，以張作霖為大元帥，下轄7個方面軍，共40万人，由孫傳芳、張宗昌、張學良、楊宇霆、張作相、吳俊升、褚玉璞分別擔任軍團長。張作霖做作戰迎敵總動員，號召全体將士各呈虎威，奮勇向前，一舉打垮蔣介石。 蔣介石發布了北伐全軍總方略：以消滅奉、魯軍閥，即行肅清直、魯、熱、察、綏境內反動軍隊之目的，決命第一、二、三集團軍各部隊，于4月某日開始攻擊。 3月31日，蔣介石率部渡江北伐。4月1日，蔣介石進駐徐州。4月7日，蔣介石發表《渡江北伐誓師通電》說：“党國存亡，主義成敗，人民禍福，同志榮辱，在此一戰。全軍同志，万眾一心，嚴守紀律，服從命令，不惜犧牲，竭盡責任，發揚精神，達成使命，誓除奉、魯軍閥，完成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不愧愛國救民，毋負民眾期望，慰我總理及已死諸將士在天之靈。” 蔣介石審度當時敵我態勢，北伐全軍戰線，右自海州經徐州、曹州、大名、彰德，遙接井陘、龍泉、繁峙、雁門之線，不下兩千公里，自東南直至西北，各地戰況不一。 蔣介石對于北軍和各省雜牌軍仍然采取見官升一級的招降辦法，不論槍支多少，一律封官鼓勵，因此各軍有名為一軍而實力不足一旅的，浮報名額、侵吞軍餉的情況普遍存在，和北洋軍閥毫無二致。由于政權財權并未統一，兵額擴充過多，南京政府面臨入不敷出和軍餉困難的問題，于是發行流通券1600万元，軍需公債1000万元，此外還有軍政人員減薪以及硬性攤派二五庫券等問題發生。國民党卸下革命外衣，拋棄反帝、反封建任務，北伐戰爭實際上變成了南北新舊軍閥爭權奪利的戰爭。 國民党的作戰計划是：以第一集團軍沿津浦線北進，循泰安、濟南、滄州而直驅天津。第二集團軍則任京漢路以東，津浦路以西地區作戰任務，自新鄉向彰德、大名、順德一帶，右与第一集團軍左与第三四集團軍聯系，會攻京津。第四集團軍則循京漢路，經鄭州、新鄉，向正定、望都一帶集中，為第三集團軍的后援，直搗保定和北京。第三集團軍沿京綏線及京漢線以西地區前進，同各集團軍會師京、津。 北伐軍采取“聲西擊東”之計，國民党北伐軍全部兵力約70万人，在津浦線上的張宗昌的魯軍，早在馮玉祥部進行的豫東、豫北戰役中挫傷了銳气，精銳部隊基本上已被馮軍殲滅，元气大傷，士气低落。因此，与蔣軍作戰只一天多時間，即4月12日，全線撤退。蔣軍輕易取胜，沿鐵路追擊前進。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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