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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党人幫助馮玉祥及時地在甘陝等地頒布了治理條例，改革了地方行政机關，扶助了工農運動。共產党員在陝西省的政府机构、教育部門和群眾組織中占了很大比重，中共中央、北方區委、粵區党委也先后派來了200多名共產党員到國民軍中擔任重要職務。 劉伯承在國民軍中有很高的威信，國民軍中流傳著兩句話：“听過劉伯承演一次講，當得關過3個月的餉。”馮玉祥稱贊劉伯承“辦事极有精神，每日工作18小時，整日孜孜不倦，……我即無法不欽佩他。” 共產党人宣俠父先后在劉郁芬、孫良誠、吉鴻昌部擔任政治部領導工作；陶新畬、劉志丹、方廷禎分別擔任孫連仲、馬鴻逵、石友三部政治部主任。史可軒任總司令部警衛師師長，鄧小平擔任中山軍事學院政治部主任。王一飛、蕭明等人，隨軍擔任軍事政治工作，為培養高級軍事干部，作出了艱苦的工作。 國民軍的宣傳工作，主要是在共產党人主持下進行的。李大釗派共產党員蔣听松去包頭為國民軍辦《西北日報》。后改為《中山日報》，中共北方區委又派賈午擔任報社領導人。 北伐軍肅清江西之敵后，蔣介石立即命令駐守汕頭的何應欽所指揮的第一軍第3師和第10師的東路北伐軍，沿東海沿岸進攻福建。由于孫傳芳將主力部隊全部投入江西戰場，福建空虛，東路軍未經激烈戰斗，便先后占領了永定、漳州等地。1926年12月18日，何應欽兵不血刃進駐福州，占領了福建全省。 在北伐軍接連取胜的時候，張作霖于1926年11月14日在天津蔡園召開了一次大規模的軍事會議，奉魯軍閥將領們會集在天津。吳佩孚、閻錫山的代表，以及孫傳芳的代表都出席了。 張作霖以會議主持人的身份首先發言，他說自己沒有當總統的野心，當前的問題是團結北洋派，先軍事后政治。會場气氛相當沉悶。張作霖問孫傳芳的代表：“你們那里還有多少軍隊？”他得到回答說：“還有5万以上。”這顯然是騙人的鬼話，張作霖很不愉快。 孫傳芳了解到會議的情況，急急忙忙從南京來到天津，直接闖進會場。張作霖吃了一惊，孫傳芳向他深深鞠了一躬，說： “我對不起大帥了。” 張作霖邀請他坐到自己的旁邊。孫傳芳向會場抱拳致禮，誠懇地說：“過去我們有什么誤會，那都是兄弟之爭，沒什么大不了的。在這里，我給大家賠禮道歉。我們北洋派現在應該重新團結起來，共同對付南方赤党。” 他的話贏得了一片掌聲。孫傳芳又表示，他決心不回任了，把浙江、江蘇和安徽都交給部下去料理。 張作霖一拍大腿，大聲道：“大丈夫處世光明磊落，豈肯乘人之危奪人地盤！” 孫傳芳又道：“事到如今，就別再說什么地盤不地盤了，我情愿回浙江，讓出江蘇來請魯軍接防，魯軍總部設在南京，以便指揮前方。” 張宗昌十分激動，大吼道：“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不要把我張宗昌當成是不講義气的小人，我的軍隊開到浦口后，換乘輪船前往前線，決不經過南京。” “這是各位看得起我孫某人，不過，為了統一指揮起見，目前應組織一個討賊軍統率辦事處，推舉雨帥為全國討赤總司令，本人愿听候調遣。”孫傳芳說罷，目光掃射各位將領。 眾人贊同孫傳芳的建議，會場气氛頓時變得极為活躍。會議公推張作霖為聯軍總司令，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閻錫山為副總司令，楊宇霆為聯軍總參謀長。 張作霖組織了安國軍總司令部，并把總司令部遷到北京，改稱大元帥，又重新組織了內閣。 張作霖為了拉攏閻錫山，任閻的駐京代表田應璜為內務總長，又派人將副元帥印信送到太原。 此時的閻錫山已看到國民党營壘的強大，由聯合直奉軍閥轉而聯合國民党。奉系軍閥對此深為不安，曾多次壓迫，要閻協同繼續對馮玉祥作戰。馮玉祥已公開投入國民党陣營，閻錫山認為對馮作戰，無异作茧自縛。于是他玩弄兩手政策：一方面极為敷衍張作霖，一方面迅速与馮玉祥和南方國民党人挂鉤。閻派代表与馮玉祥多次磋商，終于在山西趙村成立了國民軍与晉軍的聯合辦事處。 1926年11月30日，閻錫山致電張作霖，推戴他為安國軍總司令。 閻錫山派趙戴文去廣州，1927年1月底，蔣介石提請廣東政府任命閻錫山為國民革命軍北路總司令。6月，閻錫山改換青天白日旗，晉軍改為國民革命軍北方軍。 中共中央与共產國際遠東局舉行聯席會議，對國共合作的形勢及政策、策略作了研究，認為要發展農民運動，就不能再維持廣東中派政權。不維持中派政權有3條路可走：一是迎汪倒蔣；二是汪蔣合作；三是使蔣成為一個左派，執行左派政策。會議經過討論之后，感到第一個辦法太危險，現時正在北伐，一旦去蔣，影響不好，而且繼蔣而起的唐生智等，亦不可靠。他們現在雖然反蔣，恐去蔣后，行動比現在之蔣還右。第三個辦法進行亦多困難。比較最好的是取第二辦法，即迎接歐洲的汪精衛回國复職，汪蔣合作。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的眼睛緊緊地盯住蔣介石、汪精衛、唐生智等，完全忽視共產党自身的力量，及國民党左派和工農武裝力量。 迎汪复職的主張提出后，蔣介石即派胡公冕到上海見陳獨秀，請C．P勿贊成汪回，汪回國后將為小軍閥所利用和蔣搗亂，陳獨秀回答說： “是在下列3個條件之下贊成汪精衛回來的：一是汪蔣合作，不是迎汪倒蔣；二是仍維持蔣之軍事首領地位，愈加充實，擴大蔣之實力作更遠大之發展，決不主張別的軍人擁汪以倒蔣；三是不主張推翻党務整理案。 陳獨秀主張軍權歸蔣，党政大權歸汪，而共產党呢？陳獨秀說： “我們的人力務全用在民眾方面，万勿參加政府工作，共產党必須立腳于在野党地位。” 党權、政權、軍權都一概不要，這個政策在共產党里得到貫徹。中共中央要求江西一些擔任地方行政職務的共產党員，必須辭職，或者退党。 迎汪复職的目的是削弱蔣介石的專權，不僅國民党左派擁護，那些出于個人權力欲的右派分子也樂于接受。國民党中央委員會和各省代表聯席會議，通過了迎汪复職案。 陳獨秀的迎汪复職，純屬為他人作嫁的政策。因為共產党沒有軍權、政權和党權，共產党夾在汪精衛和蔣介石之間，當均勢一旦破裂，為他人作嫁者往往會成為兩方的犧牲品。 1926年11月8日，廣州國民党中央政治會議作出遷國民政府及中央党部于武漢，并派出外交部長陳友仁、財政部長宋子文、交通部長孫科、司法部長徐謙、蘇聯顧問鮑羅廷，以及國民党中央執行委員宋慶齡、吳玉章、王法勤等60余人，先到武漢籌備。 12月2日，宋慶齡、鮑羅廷等一行60多人乘船途經南昌，蔣介石身著戎裝，滿面笑容地前來迎接，他顯得非常謙恭、熱情，和大家一一握手，表示歡迎。但實際上，蔣介石反對遷都武漢，竭力主張遷都南昌，他提出的理由是：政治應与軍事配合，党政中央應与總司令部在一起。蔣介石的真正用意是企圖把党政軍控制在自己手里。他對每一個到南昌的國民党中央執行委員都積极做工作，并試探他們的態度，希望他們能同意自己的意見。 其時南昌的局勢并不穩定，商店因拒收蔣介石濫發的“軍用鈔票”而關門，并宣布罷市，組織抗議游行，原來准備在南昌召開的中央軍政會議不得不轉移到廬山舉行。 12月7日在廬山開會，鮑羅廷、宋慶齡、鄧演達等堅持加強團結，鞏固后方，開展工農運動，進行社會改革和從政治上改組軍隊等革命主張。蔣介石和一些右派對此根本不感興趣，蔣感興趣的是增加軍費，加強對軍隊的控制等。會上通過了盡快召回寄居海外的汪精衛回國复職的決定。盡管蔣對迎汪复職不滿，但他見眾人意決，便不露鋒芒，順從大家的意見。 先遣人員到達武漢后，立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在國民政府未遷到武漢之前，由宋慶齡、陳友仁、吳玉章、徐謙、蔣作賓、鮑羅廷、孫科、宋子文等組成“中國國民党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作為遷都前的臨時党政最高權力机關。 1927年元旦，國民党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在武漢設立政治會議武漢分會，徐謙、宋慶齡、宋子文、孫科、陳友仁、蔣作賓、陳銘樞、唐生智、鄧演達、王法勤、李宗仁、劉驥、董必武等13人為委員。國民政府正式宣布遷都武漢。 而蔣介石卻在1926年12月31日，利用國民党中央執行委員會代理主席張靜江及國民政府代理主席譚延闓途經南昌之机，宣稱國民党中央党部及國民政府已遷至南昌，并截留經過南昌的國民党中央執委和國民政府委員，擅自召開國民党“中央政治會議臨時會議”，決定中央党部及國民政府暫移南昌，企圖挾天子令諸侯，使國民政府成為他的囊中之物。 1927年1月3日，武漢政府舉行國民政府北遷和北伐胜利的慶祝大會，蔣介石則致電武漢稱，根据南昌國民党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以及北伐軍發展情況，主張國民政府暫設南昌。武漢复電不表贊成。宋慶齡、陳友仁、蔣作賓、唐生智等聯名致電蔣介石說： 初列鄂都，時局頗困難，但因人民政府之信用，得將時局改造日趨穩定，外交地位順利，軍事消息日升，財政大有起色，最近占領英租界之舉，內順民心，外崇威信，務希堅持到底，不獨戰爭必須身先士卒，政治亦然。 中央領袖必須親臨政治沖激之地，始能戰胜敵人。 蔣在宋慶齡等人的敦促下，同時也為了來武漢窺探虛實，伺机達到其遷都南昌的目的，于1月12日來到武漢。 鮑羅廷對蔣說道：“蔣介石同志，我們3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的事情，你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農工、反對C．P的這种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他的。” 蔣介石見遷都武漢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他只得表示擁護。蔣介石不能如愿，稍留即去。 蔣介石回到南昌，先后兩次在歡送中央党部國民党政府遷鄂大會上講話，說：“武漢是全國的中心，也是政治變遷的策源地。我們党部和政府到了武漢，一定比在南昌發展得更快。我們今天可以代表在南昌的同志，明白的告訴譚主席和各位委員：我們的政府雖然遷到武漢去了，我們在南昌的同志對于擁護政府，擁護党的熱忱，比現在還要增加几倍。” 遷都武漢，出乎蔣介石的無奈，他深知起主導作用的是共產党和國民党左派，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1927年1月，蔣介石指使張靜江、陳果夫、段錫朋等占据國民党江西省党部及許多縣党部，把共產党員和國民党左派排斥出去，又用國民党省、縣党部的名義，派出大批流氓充當所謂“農民運動特訓員”，到處勾結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組織假農會，摧殘和鎮壓農民運動。還收買流氓、地主及一切反對派，組織AB團（反共團体），作為反革命活動的骨干。 蔣介石背叛革命的趨向日益明顯，他一面通過宋子文、王正廷、吳稚暉、李石曾等勾結西方帝國主義，一面派黃郛、戴季陶、張群等進行勾結日本的活動。2月11日，戴季陶由漢口秘密到了上海，15日化裝為日本人，用日本人的假姓名，鬼鬼祟祟地溜到日本。 各帝國主義卻也看中了蔣介石是可以利用的新工具，便派大買辦虞洽卿秘密到南昌，准備用借款6000万元收買蔣介石充當反共、反人民的大劊子手。戴季陶向日本當局要求援助，其交換條件是答應鎮壓上海工人罷工。 蔣介石秘密命令北伐軍把“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改為“和平奮斗救中國”，作出同帝國主義和好的姿態。 2月20日，蔣介石成立了以西山會議派李烈鈞為主席的江西省政府。3月6日，蔣介石密令槍殺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共產党員陳贊賢。17日，在九江收買手執刀械的流氓數百人，搗毀執行三大政策的國民党九江市党部、總工會、第六軍政治部，殺害市党部干部3人、總工會干部1人，重傷第六軍政治部干部9人。工人糾察隊捕獲行凶流氓數十人，复被蔣介石的衛兵全部劫去。 在蔣介石的指使下，AB團糾集流氓打手組織了暗殺机關，西山會議派、反革命分子和土豪劣紳橫行一時。 蔣介石借總理紀念周之机，多次在南昌總部會議上發表反共演說，道：“現在共產党員，事實上有許多對國民党党員加一种壓迫，表示一种強橫的態度，并且有排擠國民党員的趨向，使得國民党党員難堪。這樣，我便不能照從前一樣的對待共產党員了。如果共產党員有跋扈強橫的事實發生，那我一定要糾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們。” 武漢國民党左派領袖舉行高級干部會議，決定實行民主，反對獨裁，提高党權，扶助工農運動，并准備召開國民党第二屆三中全會對這些問題作徹底的解決，并決定由徐謙、鄧演達、吳玉章、孫科、顧孟余等5人組成行動委員會。 國民党二屆三中全會本訂于3月7日召開，蔣介石托由南昌來武漢的譚延闓、陳公博帶來口信，要求把會期改到12日，他才能到會。但大家認為法定人數已足，不能大家等一人，為了給蔣介石一個机會，把7日的會改為預備會，正式會議改為10日召開。蔣介石見形勢對己不利，始終沒有到會。 出席國民党二屆三中全會的代表33人，有中央執行委員宋慶齡、何香凝、譚延闓、徐謙、吳玉章、林伯渠、惲代英、于樹德等18人，候補執行委員毛澤東、董必武、鄧演達等11人，候補監察委員李宗仁等4人，會議選出譚延闓、宋慶齡、徐謙、孫科、顧孟余等5人為主席團。會議通過《統一革命勢力決議案》、《統一党的領導机關決議案》、《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對全体党員的訓令》、《對全國民眾宣言》等，重申了孫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和堅持國共合作的革命原則。 全會斥責了蔣介石搞個人軍事獨裁的錯誤，批評了蔣介石以軍治党、以軍治政的傾向。決定將一切軍事、政治、外交、財政等大權，均集中于党，确立中央常務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的集体領導制度，取消國民党二屆二中全會決定的設常務委員會主席的制度，將權力集中于常務委員會領導。并規定總司令為軍事委員會委員之一，裁撤中央軍人部。這次全會選出了以汪精衛為首的9人常委會，汪還兼任組織部部長，汪未到任前，由吳玉章代理。 這次全會實際上撤銷了蔣介石國民党中央執委常委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和中央組織部長、軍人部部長職務。同時任命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蘇兆征為勞工部部長，譚平山為農政部部長，宋慶齡為衛生部部長，孔祥熙為實業部部長，顧孟余為教育部總長。 4月6日，武漢國民政府分別任命蔣介石、馮玉祥為國民革命軍第一、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在第一集團軍下設立4個方面軍，以何應欽、程潛、李宗仁、唐生智分任總指揮，以限制蔣介石濫用總司令職權。 在漢、潯對立中，蔣介石變本加厲，磨刀霍霍，加快了公開叛變革命的步伐。但其時蔣介石的實力畢竟有限，尤其是軍事方面，能由他支配的僅第一軍和一些雜亂的反正部隊，而漢方卻擁有除蔣介石以外的几乎全部國民革命軍的主力。 李濟深的第四軍是一支在訓練、裝備、軍紀各方面都堪与黃埔軍媲美的粵系部隊，其將官又多為軍校畢業生，李濟深因与胡漢民有師生之誼，被認為是胡的人，李對蔣介石以“党軍”自居、地位權力上升過快而不滿，便在國民革命軍中以陸大、保定、陸中、陸小4校同學的名義，互相聯絡，壯大聲勢，以期在軍界結成一個可与蔣的黃埔軍相匹的勢力。廣西的李宗仁、黃紹竑与李濟深私交甚厚，所部又多為4校生，与四軍的將官有著同窗、學友、師生之誼，也有意依靠4校同學發展自己的勢力，故一拍即合。廣東軍界便產生了一個以粵、桂兩系軍人為主，稱作“四校同學會”的組織，因該會多保定生，也稱為“保定幫”。該組織在軍界影響迅速擴大，及至唐生智投歸廣東，使保定幫的實力更為加強了。 蔣介石為了拉攏李、黃、白廣西軍人，下了一番功夫。他對李宗仁恭維備至，禮遇甚重，不但在軍火和軍費上給李宗仁大力援助，并逾格擢任白崇禧為北伐軍前線代總參謀長，更施出与李宗仁“互換蘭譜，結為异姓兄弟”的手段。蔣給李的帖子上寫著四句誓詞：“誼屬同志，情比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李宗仁也逢場作戲，依樣畫葫蘆，照樣手書一帖奉還。 武漢克复后，李濟深部開始分化，以第四軍第十師為基礎，新編了第十一軍，原師長陳銘樞為軍長。前方第4軍軍長陳可鈺去日治病，由張發奎繼任軍長，由于陳銘樞与蔣接近，又被武漢國民政府去職，第11軍軍長由張發奎兼任。張發奎視汪精衛為精神領袖，所部被視為“左”派依靠的基本軍事力量，已明顯有脫离李濟深部的傾向。 唐生智最初投歸廣東時，因得四、七兩軍之助，唐部勢力借重北伐在兩湖得到迅猛擴大，唐部第八軍不到半年，便擴至第八、十二、十七、三十五、三十六計5個軍。這使唐生智感到無須再与四、七兩軍拍擋也可獨立發展，也只有這樣，才能在兩湖獨占鰲頭，實現他做“兩湖王”的美夢，故對同為保定幫的四、七兩軍勢力都有意加以排除。 在蔣介石發起遷都之爭時，唐生智、張發奎其時均戴上“左派軍人領袖”桂冠，其他軍人領袖，如程潛、朱培德等，由于對蔣介石權詐專橫、私心自用不滿，其時也都站在漢方一邊，聲討蔣以軍馭党，以軍控政的獨裁行徑。在宋慶齡領銜，發出致蔣電反對遷都南昌主張時，國民革命軍的几位軍長都列名其中，李宗仁態度雖然不十分明朗，但也挂名其后，同時又私下給南昌的蔣介石拍去一電，勸蔣在遷都問題上讓步，暗示蔣：“党務問題上，一埃軍事告一段落，再行嚴密整理。”李与蔣通契，表示在反共問題上与蔣一致。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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