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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月3日晚，孫中山率領親信將領及少數警衛部隊，親登同安、豫章兩艦，駛到中流砥柱炮台指揮開炮，向督軍署所在地觀音山轟擊，同時命令朱執信促李耀漢、李福林等同時發難，許崇清、鄧鏗、羅翼群協助陳炯明響應舉事。孫中山親發數炮，又督促炮手續發70余發。除李安邦巡艦不時向長堤桂軍机關掃射外，陸上部隊全無響應。陳炯明認為此舉“冒險”、“輕率”，按兵不動，袖手旁觀。滇軍雖經大元帥參議劉德澤運動，但因第4師師長方聲濤、旅長朱培德、張維新等极力反對，亦不能行動。其他部隊則表示中立，徘徊觀望。莫榮新先得密報，接受其參謀長郭椿森的獻計，采取“不理睬”政策，電令熄滅燈火，不許還擊，同時打電話到海珠的海軍總長辦公室，請程璧光迅速進行調處。 程璧光一向反對廣東內部破裂，他不同意炮擊觀音山。他接到莫的電話后，急忙派海琛艦向豫章艦、同安艦傳達“停止炮轟，開回省城”的緊急命令。這兩艘軍艦起事后得不到陸軍的響應，勢孤力薄，又接到上級長官的命令，只得開回省城。 炮擊觀音山的第二天，各界要人及國民党一些元老們，對這一事件主張進行調解。孫中山向桂系提出5個條件： （1）承認軍政府為護法各省的最高領導机构。 （2）承認大元帥有統率軍隊的全權。 （3）承認廣東督軍由廣東人選任，必要時大元帥得加以任免。 （4）被捕民軍代表交軍政府處理。 （5）廣東外交人員由政府任命。 莫榮新表示，1至3條須向陸榮廷請示；其余兩條修改為“須得軍政府同意”。這等于一條也不接受，但是，莫榮新故作姿態，裝出一副息事宁人的樣子，親自到大元帥府向孫中山道歉問疾，并答應接濟元帥府衛兵月餉2万元，又循孫中山之意，派羅誠為廣東交涉員，且受軍政府任命。 1月9日，孫中山在大元帥府招待軍政及工商各界代表，說明炮擊觀音山的事實經過，揭露桂系的真面目，指出軍政府成立以來，由于地方當局采取不合作的態度，以致形同虛設，貽誤討逆戰机。他表示這次炮擊觀音山，莫督軍既未還擊，又能接受條件，軍政府有了生路也就不必苛求了。 時人稱孫中山炮擊觀音山為“炮打莫榮新”，既打擊了桂系軍閥的囂張气焰，也提高了軍政府的威望。 但是，軍政府越來越陷入困難境地。陸榮廷和唐繼堯采取“虛与委蛇，敷衍中央”手段，不愿就任元帥職務，以便把孫中山架空，讓孫中山在廣州有府無軍，有政無權，當一個光杆大元帥，使軍政府形同虛設；繼而密謀策划另立西南各省聯合會議，与軍政府分庭抗禮。 1月15日，西南各省護法聯合會議在廣州成立，推岑春渲為議和代表，伍廷芳為外交總代表，唐紹儀為財政總代表，唐繼堯、程璧光、陸榮廷為軍事總代表。20日，莫榮新等13人聯銜通電公布《中華民國護法各省聯合會議條例》。 孫中山開始對陸榮廷、唐繼堯等成立西南聯合會議的目的并不清楚，后來才得知西南聯合會議的幕后操縱者是蟄居上海的岑春渲。岑暗与馮國璋勾結，不僅插手南北和談，而且暗以西南聯合會具備南方政府之雛形。有了這個西南聯合會，他就可以排斥孫中山而充當西南各省的盟主。李烈鈞也密電唐繼堯透露說：“岑意只好由聯合會議推為軍事總代表，將軍政府無形取消。” 這個獨立于軍政府之外的西南聯合會議的出現，終于使孫中山逐漸清醒，表示反對。孫公開宣稱聯合會議于約法無根据，為“督軍團”之第二。章太炎也通電怒斥岑春渲等為“倪嗣沖第二”。忠于孫中山的滇軍第3師師長張開儒也指出：“組織名雖為聯合會議，其內容實為合議政府。”由于孫、章等人的及時揭露，各省代表、非常國會以及各界有識之士的一致反對，加上伍廷芳、程璧光拒不受職，西南聯合會議終于流產了。 西南聯合會議剛收場，改組軍政府之議又起。在岑春渲的策划下，政學會國會議員楊永泰、郭椿森、湯漪等采取威脅利誘手段，聯合吳景濂、褚輔成等倡議改組軍政府。程璧光不明真相，表示贊同，并以調解人身份，在孫中山与陸榮廷之間极力疏通。但是，程璧光又被孫中山說服。 陸榮廷看到，孫中山有海軍總長的支持，想擠走他不易，于是密令莫榮新設法除掉程璧光。2月26日這天，正是龍燈會，程璧光在廣州海珠碼頭被刺殺。 4月10日，國會非常會議開會，出席者60余人，由于桂系和政學會議員運動的結果，贊成改組軍政府組織案的達40余人。居正、鄒魯、馬君武等反對改組，屢欲起立發言，均遭無理禁止。田桐在滬上書孫中山，報告在滬議員反對改組軍政府，聯名致電非常國會，提出挽留大元帥。 次日，孫中山邀全体國會議員至軍政府，發表義正詞嚴的談話，表示：“今日余個人對于改組一事根本反對，即于改組后有欲以余為總裁者，亦決不就之，惟有洁身引退也。” 5月4日，國會非常會議召開，出席議員80余人，贊成改組軍政府者40余人，超過半數4票通過。孫中山當即命居正將大元帥辭職咨文送交國會，并通電辭職。 5月7日，留滬國會議員林森、田桐等27人，通電要求挽留大元帥孫中山，不許其辭職，并要求延期改組軍政府。但留粵國會非常會議竟于18日三讀通過軍政府組織法12條，變大元帥制為政務總裁制。 20日下午，國會非常會議舉行總裁選舉會，出席議員120余人，選舉結果，孫中山及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林葆懌、陸榮廷、岑春渲7人當選。隨后，陸榮廷、唐繼堯推岑春渲為主席總裁。 孫中山眼見軍政府實權已被西南軍閥所篡奪，遂于21日在胡漢民、朱執信等人的陪同下离廣州赴上海。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了。 孫中山在赴上海途中，特意前往大埔三河壩粵軍總司令部視察。 孫中山寄望于陳炯明的援閩粵軍。陳炯明率領20營粵軍開到汕頭后，便抓緊時机，招兵買馬。對20營進行整頓，補充青壯，裁撤老弱病殘，又收編了一些地方團隊。孫中山派許崇清、蔣介石、吳忠信、蔣國賓等中華革命党骨干到該部任職，并絞盡腦汁地設法為部隊籌款。經過三個多月的苦心經營，援閩粵軍擴充為5個支隊，2個預備隊，共1万余人。在孫中山看來，在南方，唯一的出路是粵軍在福建謀一立足之地，保留并壯大這一支護法軍隊。5月中旬，粵軍進攻閩南，已迭獲戰果，攻占了閩南武平等地。孫中山甚為欣慰。 孫中山對陳炯明面授机宜，勸他冒險進攻。粵軍的主要軍事負責人都從前方赶回司令部，听取孫中山的指示。孫中山還不辭辛勞，親自去松口、梅縣、潮安等地巡視慰問，勉勵粵軍將士牢記護法職責，奮勇殺敵，以完成革命事業。 5月31日，孫中山、胡漢民、朱執信与譚人鳳相遇于三河壩，适有捷音報到，永定已被攻下，汀州望風而降，下洋亦經占領，所得子彈甚多，同拍掌稱快。 孫中山到上海后派徐謙在廣州代表他出席軍政府的政務會議。唐紹儀也因不在廣州而派陳策代表出席。岑春渲任主席總裁，實際上實現了以岑代孫的計划。岑春渲是桂系的代理人，改組后的軍政府成為桂系操縱的傀儡机關。 桂系不但要推翻孫中山的地位，而且要消滅在他的旗幟下的粵軍和滇軍。粵軍遠在潮汕一帶，桂系一時無從下手，首先想解決在北江的滇軍師長張開儒。張開儒任軍政府陸軍總長，曾以陸軍總長名義在各縣設立招兵机關，招收民軍開進省城，編為陸軍部警備隊，桂系早已視為眼中釘。緊接著軍政府改組案成立以后，莫榮新突然發表命令，解散陸軍部警備隊，通令各縣解散陸軍部所設招兵机關，并且誘騙張開儒來省接洽公務。張開儒在西村車站被捕。同一天，張開儒的秘書長兼陸軍次長崔文藻也在西濠酒店被捕。當天張、崔就被槍決了。 莫榮新膽敢槍決張開儒，也因為唐繼堯有密電。唐曾經電調張開儒率軍回滇，張開儒拒不奉命，唐繼堯改派鄭開文接任師長，張開儒又拒不交卸。 國民党左翼議員在非常會議提出動議，指出廣東督軍莫榮新無權捕殺陸軍總長張開儒。但另外一部分議員認為，督軍有權懲辦鎮守使、師長。張兼任南韶連鎮守使和滇軍第3師師長。國民党左翼議員的動議不能成立。 南軍据岳州后，連扰鄖陽、通城、蒲沂等處，聲勢甚盛，亟待援師。而此前，滇、黔、川護法聯軍占領重慶，赶走了四川督軍周道剛和長江上游警備總司令吳光新。北洋軍閥決定命直系“虎變將軍”曹錕為攻湘軍總司令，皖系將軍張敬堯為攻湘軍副司令，率三路大軍殺向湖南。曹錕又命吳佩孚為前敵總司令。 吳佩孚系山東蓬萊人，原是前清蓬萊秀才，流落京華，窮途末路之時投靠了北洋，依附曹錕，辛亥革命時已官升為標統。張勳复辟時，受命“討逆”，任前敵總司令。這次南征之前，被曹錕任命為第3師師長。吳孚佩已露頭角，他在未來10年內，對中國歷史有較大影響。 吳佩孚率領大軍，所向披靡，一直攻下長沙。這次戰爭，皖系將領作戰時屢遭失敗，全賴吳佩孚一路向南挺進，若論功行賞，頭功應歸吳佩孚。可是段祺瑞竟任命了在征南戰爭中沒有寸功的皖系將領張敬堯為湖南督軍，時人稱“直系打仗，皖系做官”。吳佩孚十分不滿，攻克衡陽后，突然勒兵不前，第3師全体軍官一齊向中央請假。 曹錕本是直系具有舉足輕重的人物，但他偏又是個“兩栖動物”，他雖屬直系又与皖系保持良好關系。他先前領銜与長江三督軍聯電停戰主和，但后經皖系大將徐樹錚的拉攏，并許以“副總統”尊位，他便一下子由主和派變成了主戰派，并充當盟主，在天津曹家花園，与倪嗣沖、張怀芝共同主持了督軍團會議，討論并制定了攻湖南的計划。曹錕在會上表示：“我愿戰至最后一個！”時人嘲諷曹錕，說他大人虎變，贈他一個雅號，名曰“虎變將軍”。 曹錕先前与馮國璋有秘約，待打下長沙，殺殺南軍的威風后，即停戰議和，而皖系允諾他做副總統之約，又成泡影。他攻克長沙后，向段祺瑞索餉。段祺瑞只好派交通總長兼財政總長曹汝霖向日本大借外債，又与日本簽了12條軍事秘約，出賣國家主權，允許日本軍隊進駐我國東北地區。 曹錕拿了錢，按兵不動。徐樹錚認為布販子出身的曹錕是無足輕重的，只要拉攏好吳佩孚，就不愁進兵了。1918年5月27日，徐樹錚跑到衡陽拜會吳秀才。吳巧与周旋，并答道：“我是軍人，上面如有命令，但有‘服從’二字。” 徐樹錚興沖沖回北京向段祺瑞報告。段听了很高興，為了拉攏吳佩孚，忙任命吳為“孚威將軍”，与督軍官階相等。 曹錕听說他的直隸督軍一職獎勵給徐樹錚，便稱病回天津調養。他在天津老站剛下車，便遇見了炳威將軍陸建章。陸奔走贛、鄂，運動議和，他建議曹錕召集各省督軍在天津開會，討論西南和戰問題。 曹錕通電請各省督軍到津會議。几乎所有主和派政客麋集天津，反對南北戰爭的呼聲甚囂塵上。 徐樹錚回到天津，發現陸建章在幕后活動，大怒：“如果我不能讓這個屠夫閉上臭嘴，不久，所有的督軍都會起來反對我們了。” 徐樹錚約陸建章到奉軍駐津司令部談軍事情況，卻暗中埋伏武弁，及待陸建章入內，用手槍當場把他打死。 段祺瑞得知徐樹錚擅將陸建章槍斃，且惊且喜，便下一道令，說陸建章身為軍官，竟敢到處煽惑軍隊，勾結土匪，現已被徐樹錚拿獲槍決，按照懲治盜匪條例，均應立即正法。 這邊卻惱怒了一代名將馮玉祥，馮乃陸建章外甥，听得舅父遇害不禁嗚咽道：“舅父屈死在小徐手中，殊不甘心。小徐靠了老段，橫行不法，暴戾恣睢，我若不為舅父報仇，如何對得住姻戚？但眼下我部下不過數千人，尚難輕動，不如從緩為是。” 段祺瑞為促使曹錕出兵南征，任命曹為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成為民國以來最大的地方官。但是，吳佩孚已在衡陽与南軍將領暗中往來。9月26日，湖南戰線南軍將領譚浩明、譚延闓、程潛、馬濟、李書城、韋榮昌、張其鍠、林俊廷、陸裕光、赴恒惕、林修梅、賁克昭、馬鋆、宋鶴庚、廖家棟、魯滌平、王得慶等，北軍將領吳佩孚、李奎元、楊春普、馮玉祥、張宗昌、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張學顏、張福來、潘鴻鈞、張克瑤等發出聯名通電主和。 直系頭子馮國璋代總統任期一年已滿，理應卸職另選。段祺瑞皖系軍閥的“合法倒馮”鬧劇便又緊鑼密鼓。大總統改選之前，為排斥馮國璋，操縱新國會的選舉，派徐樹錚与政客王揖唐共商組織安福俱樂部，并取款80万給王做活動經費。不久，皖系一手經辦的安福系議員為主体的新國會在北京開幕。安福國會以安福系的王揖唐、劉恩格為眾議院正副議長，接近安福系的梁士詒、朱啟鈐為參議院正副議長。 馮國璋感到欲連任總統不可能，但他也不愿讓段祺瑞登上總統寶座，便暗中囑使同党設法阻段。長江三督李純、王占元、陳光遠及吳佩孚，隱承馮意，一再通電主和斥戰，南方政府通電支持。 段祺瑞感到南方未平，而北洋派內部又如此分裂，若把馮國璋逼下台，豈肯甘休？于是他決定不謀下屆總統職位。最后采取折中辦法，讓比較超脫的徐世昌出來任總統，馮、段兩人愿一起下野。 10月10日，徐世昌正式就職，便按照馮、段預約，下令免段祺瑞國務總理之職，任命舊僚屬錢能訓為國務總理。 馮、段同時下野。馮國璋在与段祺瑞的斗法中，是個失敗者，從此，馮回到老家河間，不再出山，不久病亡；段祺瑞名義上不做總理，當個參戰督辦，但照舊在幕后操縱政局。直系中的曹錕、吳佩孚逐漸成為代表人物，直皖斗爭仍在激烈進行。 徐世昌不甘心做個傀儡，他上台后，即以“文治”標榜，除了任用自己的一幫“文人”外，就是主張南北議和。英、美、日、法、意五國也出面“和平勸告”。10月23日，社會名流熊希齡、張謇、蔡元培、王寵惠、慶蘊寬、孫寶琦、周自齊、張一麟、王家襄、谷鐘秀、丁世嶧、王芝祥、王克敏、徐佛蘇、文群、汪有齡、王祖同、梁善濟、籍忠寅、李啟甫、汪貽書、王人文、林紹斐、由宗龍通電宣告成立“和平期成會”。徐世昌是個善于用謀的軍閥政客，他審時度勢，樂得順應國人所愿，以總統名義下了和平令。 几經周折，終于在1919年2月20日，南北議和會議在上海舉行。北方代表有：朱啟鈐、吳鼎昌、王克敏、施愚、方樞、汪有齡、劉恩格、李國珍、江紹杰、徐佛蘇等10人，以朱啟鈐為總代表；南方代表有：唐紹儀、章士釗、胡漢民、繆嘉壽、曾彥、郭椿森、劉光烈、王伯群、彭允彝、饒鳴鑾、李述膺等11人，以唐紹儀為總代表。 段祺瑞操縱安福國會，又挂著參戰督辦的頭銜，掌握著軍事大權。北方議和代表們多系安福系人，他們出發時，段就囑咐說：“和談只許失敗，不許成功。” 南方代表團提出停止參戰借款、陝西戰事，取消參戰軍、公布中日密約等問題。 由于北方缺乏誠意，南方代表團遂宣布從26日起停止正式會議，改為談話會。28日，唐紹儀向北方代表團提出要求陝西停戰及撤換陳樹藩等三項質詢，限48小時答复。北方代表團致電北京政府請示，未得回答，于是于3月2日向北京政府提出總辭職，會議中斷。 吳佩孚与長江三督呼吁重開和談，全國也出現了搶救和平之聲。美、英、法、意四國公使，也聯合勸告北京政府恢复和談。北京政府只好回電慰留北方和談代表。4月1日，陝西停戰。4月7月，南北和談重又恢复。 重開和談，爭論的焦點是國會問題，南方代表要求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國會。北方代表則要維持安福國會，南方代表根本不承認安福國會，于是北方代表從4月29日起，裝病不到會。 就在這時，國內爆發了偉大的“五四”愛國運動。“五四”運動由北京大學學生首先發難，領導“五四”運動的領袖是陳獨秀、李大釗等人。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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