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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春，陳獨秀又同妻妹高君曼結婚。高君曼略識文字，思想新穎，与陳獨秀頗相得，關系漸趨親密，進而發生愛情。他倆人同居，結為伉儷。這引起了全家的反對，嗣父認為這种大逆不道的事，比陳獨秀干革命還難以容忍，罵他敗坏門風，揚言今后不許他倆踏進陳家大門。高家也認為兩姐妹同嫁一人為禮教所不容。陳獨秀和高君曼卻不顧家庭的反對和輿論的指謫，決然自行成婚。 陳獨秀在1907年至1911年9月的將近5年時間內，很少參加政治活動，也沒有發表政論性的文章。他把大部分時間用于研究學問，寫了許多篇古体詩，有不少詩在報刊上發表。 1911年12月，安徽臨時議會選舉孫毓筠為都督。孫抵達安慶就職，正式成立安徽軍政府，并電召陳獨秀返皖任都督府秘書長，陳獨秀返回安慶。 孫毓筠是少爺出身，任都督后，不大理政事，在都督府內問事最多的是陳獨秀。陳獨秀認為推翻清政府不過是革命的第一步——破坏，今后建設的事更重要。但他過于急躁，常為改革的事与人發生口角。每逢開會，會場上只听他一人發言，還總是堅持己見。他主張改善人民生活，反對任用舊官僚，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但是，他的政治抱負沒能施展。 1912年4月，陳獨秀主動辭去秘書長職務。他在安徽大學堂舊址，重辦安徽高等學堂并任校長，后因陳獨秀再次擔任都督府秘書長，便聘馬其昶任校長，自任教務主任。次年因學生鬧事，被赶出學校。 由于安徽形勢复雜，孫毓筠無法維持。陳獨秀于1912年6月去浦口，勸柏文蔚回安徽。 柏文蔚回安徽接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長，任命陳獨秀為都督府秘書長。他們將行政机构加以充實、整頓，盡量安插革命同志，以保存行政之純洁性。 1913年6月，袁世凱免去柏文蔚都督職，委任孫多森接任皖督。陳獨秀堅決拒絕与孫多森共事，在孫來上任之前即請辭職，未待批准，留書徑去。書中有舊病复發，迫不及待等語。所謂“舊病复發，迫不及待”，是指封建專制勢力的复辟，不可一日与居之義。7月中旬，陳獨秀离開安慶去上海。 几天之后，二次革命爆發，柏文蔚再任安徽都督，并宣布獨立，興兵討袁。陳獨秀也由上海返回安慶，再任都督府秘書長。 柏文蔚的部下龔振鵬駐軍蕪湖，殘殺無度，且將討袁計划密告袁氏大將段祺瑞。陳獨秀等到蕪湖時，因當面痛斥龔振鵬，均被龔繩綁，擬即槍決。陳獨秀臨危不懼，怡然自處，很從容地催促道：“要槍決，就快點罷。”后幸有張永正旅長以兵力相救，才免遭毒手。 10月21日，倪嗣沖發出通緝令，捉拿革命党人，第一批名單20人，陳獨秀被列為第一名“要犯”，陳獨秀旋即逃往上海。 陳獨秀逃往上海，儿子陳延年、陳喬年逃至鄉間躲避。軍警便抓走了陳獨秀的侄子陳永年，并抄了他的家。 陳獨秀逃到上海后，本擬閉戶讀書，以編輯為生，但書業銷路不景气。寒士賣文為生，已為天下至苦之境。而今賣文也無以為生。他急欲學習世界語，為日后謀生之計，寫信給日本的章士釗，問他能為覓一良教科書否？ 1914年，亞東圖書館出版了陳獨秀編輯的《英文教科書》和文字學著作《字義類例》。前者銷路不好，后者更是學術專著的冷門貨，這兩本書所得的稿費并不能使他擺脫生机斷絕的困境。 1914年7月，陳獨秀又東渡日本，進東京的雅典娜法語學校學習法文，同時幫助章士釗編輯《甲寅雜志》，他窮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無數虱子在內存活。 陳獨秀學識淵博，懂日、英、法三國文字，工宋詩，寫隸書，對舊學很有根底，新學造詣尤深。他才思敏捷，筆鋒犀利，長于政論文，但不善演說。他雖然多年飄泊他鄉，可鄉音未改，操濃重的安慶口音。 亡命東京的革命党人章士釗、熊克武、李根源等人，都不愿加入孫中山新創立的中華革命党，他們于1914年8月間另組一團体“歐事研究會”，參加該會的還有李烈鈞、胡瑛、殷汝驪、林虎、程潛、程子楷、陳炯明、李書城、沈鈞儒、張耀曾、柏文蔚等，陳獨秀也加入其中。歐事研究會沒有進行什么活動，倒是《甲寅雜志》產生了很大影響。 《甲寅雜志》的主編是章士釗，發行人是王貫生，主要撰稿人除章士釗、陳獨秀外、還有在早稻田大學讀書的李大釗，以及高一涵、易白沙、張東蓀、梁漱溟、蘇曼殊等人。陳獨秀以文會友，也就在這時結識了李大釗、高一涵和易白沙，他們后來都成為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人士，李大釗又成為同陳獨秀齊名的中國共產党的創始人。 李大釗，字守常，原名耆年，字壽昌。1889年出生在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那里是廣闊的冀東平原的東端，瀕臨著浪濤澎湃的渤海，緊靠著改道前的灤河。李大釗家的住宅座落在村子中間的高地上，遠眺著一望無垠的田野。 李大釗的父親是一位讀書人，早年患了肺病，23歲就去世了，留下怀孕的妻子。李大釗的母親因感傷過度，在生下他以后不到16個月，也相繼逝世。李大釗自小孤苦伶仃，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無兄弟，又無姐妹，為一垂老之祖父撫養成人。 李大釗的祖父李如珍，也是一個讀書人。他在東北長春、万寶山一帶開過雜貨舖，有90多畝地，因為沒有儿子，將侄儿任榮，即李大釗的父親過繼為嗣子。李大釗出生時。他已經70多歲了，就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孫儿身上，他對孫儿既十分寵愛，又管教非常嚴厲，一心要把李大釗培養成為能光宗耀祖的讀書人。 在祖父的督促和教育下，李大釗從3歲起，就學著認字，祖父白天教，晚上問。四五歲時，開始讀《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李大釗從小讀書异常勤奮、刻苦，學習見長，幼儿時代便以才思敏捷、能文善詩著稱于鄉里。 李大釗7歲時，祖父送他到本村谷家的學塾跟單子鰲讀書。李大釗跳過了蒙學階段，直接讀“四書”。 李大釗讀了3年書后，單子鰲便向他的祖父提出： “這孩子學業优良，我已經教不了他，請另請明師吧！” 祖父便把李大釗送到本村趙家書館跟秀才趙輝斗讀書，又轉至井家坨的舉人宋家讀書。 李大釗10歲那年，祖父給他完了婚，妻子叫趙紉蘭，長李大釗6歲，以大姐的身份操持家務，看管大釗讀書。 1905年，李大釗考入永平府中學。他原是報考秀才的，赶上清朝政府改良教育，廢除科舉，興辦學堂，他便上了新學。 李大釗在永平府上了兩年學，祖父去世了，家里的財產被姑母和一個本家叔叔揮霍殆盡。他本打算到通都大邑繼續求學，但不僅難以實現自己的愿望，又面臨著失學的危險。井家坨宋舉人見他將來必有大造化，表示愿資助他到外埠深造。但李大釗見宋舉人因做官而得到不義之財，斷然拒絕他的幫助。 妻子趙紉蘭辛苦艱難，典當挪借，支持李大釗上學。1907年，李大釗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在那里上了6年學。 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的舉辦人是湯化龍、孫洪伊。在教師中有革命党人，對李大釗影響最大的是史地教員白亞雨。白亞雨是同盟會京津保支部重要成員。他學識淵博，待人熱情誠懇。他認為，一些立憲派人要求清政府召開國會，是与虎謀皮，無濟于事。每慷慨陳辭，歌荊軻易水之歌，其聲郁抑蒼涼，听者皆涕泣相向。他的革命思想不但影響了李大釗，也團結了一批有革命傾向的青年，辛亥革命爆發后，他在京津和灤州、張家口一帶奔走，從事運送軍火、聯絡新軍等活動，終于發動了灤州起義。他領導了灤州起義，起義失敗后被捕，就義前義正辭嚴地說： “我死不足惜，倒是你們今天做清政府的奴隸，明天要做外人的牛馬，難道不覺得痛心嗎？” 他立而不跪，昂首宣稱：“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 李大釗深受感染，立意革命。為求索新的救國之途，他于1913年冬去北京，同中國社會党北京支部負責人陳翼龍交談，毅然加入中國社會党，并負責組建天津支部，為中國社會党評議員。 李大釗在學校里擔任法政學會編輯部長，負責出版《言治》月刊。他在《言治》創刊號上發表的《大哀篇》中，感慨激憤地抨擊袁氏政府的“共和”，仍舊是“以暴易暴，傳襲至今，敲吾骨，吸吾髓；北洋軍閥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飾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此輩肥而吾民瘠矣。專制都督之淫威，乃倍于疇昔之君主，民之受其患也重矣。以致農夫失其田，工失其業，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煢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災乘之。人禍臨之，蕩析离居，轉死溝洫，尸骸暴露，餓殍橫野。所謂民政者，少數豪暴狡獪者之竊權，非吾民自得之權也；幸福者，少數豪暴狡獪者掠奪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1913年夏，李大釗畢業于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應邀赴京城創辦《法言報》，同時考察、觀注中國時局的變遷。袁世凱當時瘋狂地鎮壓京城的革命勢力，強行解散社會党，并槍殺了社會党北京支部負責人陳翼龍，逮捕一切社會党人。李大釗聞訊潛出京城，避居故里樂亭縣祥云島。 他為了繼續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遂將自己的名字改為李大釗，字守常。因釗字一解為勉勵，一解為“燕之北郊”。他以燕北慷慨悲歌之士自命，勉勵自己与時俱進，擔負起救國救民的責任，并在《文豪》等文章中寫下了不畏艱厄、矢志革命到底的雄心。 正當李大釗大聲疾呼“中士不造，民德淪喪，天理人紀，蕩然無存”，欲“喚醒眾生于罪惡迷夢之中”之時，北洋法政學校舉辦人湯化龍、孫洪伊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欲在學校中挑選李大釗等三名优秀的畢業生，送往日本留學。李大釗歷經深思熟慮，遂決定東渡求學，繼續尋求拯救祖國的出路。他告別了年長的妻子和頑皮的儿女葆華和星華，在海河畔的碼頭登上東去的客輪，涉過大海，在日本橫濱港登陸后，驅車直奔東京。 李大釗在東京考取了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他住中國留學生青年會公館，在留學生中結識了許多朋友，時常同他們談論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問題，探討對宇宙和人生的看法。于是，由李大釗發起，成立了中華學會，學會既是學術組織，又是政治團体。李大釗与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三年級留日學生司徒复興結為好友，他們兩人一見如故，談興不衰，司徒复興向李大釗感慨地介紹了孫中山先生的近況。 司徒复興參加了孫中山在東京召開的中華革命党第一次大會，會后，他秘密地向李大釗宣講旨為“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的党章，并征詢其愿否入党。李大釗以先深研各國政情、求索各种主義，后決定救國之途為詞婉言謝絕了。 李大釗在日本讀書之余，研究了不少主義、學說，但一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又深感所研究的主義、學說，不能解救中國于危厄之中。自從20世紀初葉，日本早期工人運動著名領袖辛德秋水翻譯《共產党宣言》，在日本的高級知識分子中已經開始研究、傳播歐洲新起的馬克思主義，并公然宣稱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自我解放的理論武器。李大釗在國內參加中國社會党，已接触了中國社會党創始人江文虎的無政府主義，但他不相信無政府主義能解決中國的問題。這時，李大釗已熟練地掌握了日、英兩种文字，他出于強烈的求知欲望，從圖書館內借來了辛德秋水翻譯的《共產党宣言》和歐洲其他的社會主義書籍，利用業余時間，埋頭攻讀。 李大釗又通過司徒复興的介紹，認識了早稻田大學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教授河上村夫。河上村夫又是日本理論界知名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一位著名的漢學家。多年來，他和孫中山的忠誠朋友宮崎寅藏相交素篤，并与黃興、宋教仁為摯友。他在教學之余，支持宮崎寅藏創辦的《革命評論》，配合同盟會机關報大造輿論。清廷退位之后，他被宮崎寅藏不惜傾家蕩產，為孫中山討伐袁世凱籌募經費、招聘人員購進武器的義舉所感動，自己主動為孫中山討袁從日方刺探有關情報，時刻關注著中國的民族革命。 河上村夫同樣熱情地接待李大釗。他握住李大釗的手，興致勃勃地說：“歡迎，歡迎！我真誠地歡迎中國第一個想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生來做客。” 河上村夫簡單地詢問了几句，已經知道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還不甚了了，需要給以啟蒙式的幫助。當李大釗把讀《共產党宣言》記下的疑難問題，像連珠炮似的發出提問時，他又感到這位初次相識的中國留學生態度嚴謹，不是僅僅背誦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崇尚空談的書呆子，而是一位學以應用，時時、事事聯系中國實際的人。 几經交談，河上村夫教授喜歡上了這位中國留學生，他斷定：李大釗將是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和傳播者。于是，便把自己的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日文書籍送給李大釗閱讀。 袁世凱敲響复辟帝制的緊鑼密鼓之后，在留學日本的學生中間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反對复辟帝制的留學生義憤填膺，公開串聯，主張在留學生中間發起一場革命行動。他們為了喚醒中華民族的魂靈，主張寫出激昂的文字，司徒复興對發起革命行動有興趣，他也很有組織能力。李大釗則贊成河上村夫的見解，他赶寫了一篇富有政治遠見的討袁檄文—— 《國情》，并投寄給《甲寅雜志》。 《甲寅雜志》主筆章士釗從郵件中突接這篇論文，讀之，惊其溫文醇懿，神似歐公，察其自署，則赫然李守常也。他既不識其人，朋游中亦無知者，不獲已，撰言复之，請其來見。 章士釗寓居東京小石川林町一斗室中，書齋兼臥室，如有親朋相訪，自然又要充做會客之地。室中布置得很合主人的身份——淡雅、幽靜。章士釗的妻子叫吳弱男，出生于望門大戶，清末民初的上層官僚、政客，尤其是自袁世凱而后的歷屆北洋政府的閣僚，几乎無人不和她家有瓜葛。其父吳保初，与譚嗣同等人齊稱海內四公子；其叔父吳長慶曾官至廣東水師提督之職，在率部慶軍渡海駐朝鮮之際，曾一手提攜事后成為竊國大盜的袁世凱。吳弱男長于名門望族之室，自幼在三從四德的桎梏下長大，雖精于文墨，且又和反清的名士聯姻，但仍然恪守封建倫理道德，終于成為賢妻良母主義的倡導者。 這天，陳獨秀不宣便直進章士釗的寓所。章士釗匆忙起身，熱情地請陳獨秀落座。他們兩人一見面便談起孫中山發動討袁“三次革命”，陳獨秀冷然作笑，說： “中山先生書生气十足！起初，雙手把辛亥革命果實奉獻給袁大頭，現在又想把這個獨夫民賊從大總統寶座上拉下來談何容易？這不正應了請神容易送神難這句俗話了嗎？” 章士釗表示贊同陳獨秀的意見。他順手把李大釗的《國情》一文遞給陳獨秀。陳獨秀僅僅看了標題《國情》二字，便抬起頭淡然地問： “是寫何國之情？” 章士釗旋即把《國情》一文的內容概述一遍，并表明自己贊同《國情》一文中的觀點。陳獨秀沉痛地說： “打倒了皇帝，爭來了多少民主？又得到了多少自由？沒有！一點也沒有！！一個國家沒有民主，就不會有進步，更不能產生真正的革命！中華民族落得了這般愚昧、無知的地步，怎能不亡其國？！” 陳獨秀把《國情》文章往桌上一放，情緒低沉、頗有些悲觀地說：“行嚴，此類稿件我不看了，你贊同就發吧！說句极而言之的話：一個沒有民主、自由的國家，還不如亡了的好！”遂起身告辭，怏怏不快地离去了。 陳獨秀剛剛离去，李大釗便輕輕地叩門。 章士釗把李大釗迎進門來，客气地問道：“先生，您是……” “李守常。”李大釗謙虛地答道。 章士釗十分高興地請李大釗落座，并向李大釗介紹了自己的妻子吳弱男。歷經短暫的交談，雙方都打消了初見時的拘束感，很快就進入了十分融洽的交談。 當章士釗知道“守常”是李大釗的字，他沉吟片刻，甚是疑惑不解地問： “《國情》一文，你為何不署其名，而用其字？” 李大釗听后面帶難色，他看到章士釗那种誠摯神態，方說出真情： “先生名曰士釗，我投文《甲寅雜志》，何敢与先生釗釗齊名。” 章士釗見李大釗敦厚、純朴，又有著真知灼見，更加有了好感。他稱贊《國情》一文的觀點，說李大釗是行文的高手，又指出《國情》文中具有政治家的遠見灼識，說到此文結束處：“求國情于外人，竊恐此憾終難彌耳。”他有些興奮地說：“這就把美國人古德、日本人賀氏著文的本意，袁大頭复辟稱帝的野心昭然于天下了！” 李大釗有些惶恐不安，他十分謙和地說：“先生過獎了，過獎了！我只不過是痛感國情之危難，民族之厄運，說了几句堅持共和，反對帝制，以及喚醒國民，共同反對袁世凱复辟帝制的話而已。” “這就很了不起！因為你是首次撰著論文，向國人發出警告的有志之士。”章士釗又問：“守常先生，昔日，你是同盟會會員嗎？” “不是！但一直在追求孫中山先生所踐行的革命理想。” “在這個問題上，你我是不謀而合的！”章士釗講了自己雖和孫中山先生情好极篤，但因個性持重，不适于從事群眾運動，未曾參加同盟會。章士釗接著說：“最近，中山先生提出謹防日本政府趁歐戰之机，借口對德宣戰，侵占我國的領土主權。對此，你以為然否？” “我贊成中山先生之說，但是我認為更要提醒國民，防止袁世凱借机賣國，達到他复辟帝制的目的！” “所見极是，令人頓開茅塞，望你余暇多多為《甲寅雜志》寫稿。” “先生過謙了！為國為民，我自當盡力。” “先生心胸豁達、敏捷，今后希望常來舍下敘談救國大事。” 從此，李大釗同章士釗建立了友誼，李大釗也成了《甲寅雜志》的主要撰搞人。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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