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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在湖北慘殺革命党人，湖北、上海兩地革命党人對黎怀有深怨巨仇，送以綽號“黎屠夫”。他們不甘坐視，紛紛醞釀誓欲將黎推倒。逃到上海的何海鳴在《民權報》上發表文章，號召与黎元洪反動政權作斗爭。在上海活動的革命党人顧斌、顧開文、羅子常、羅子達等到鄂設立秘密机關，稱“振武會”。總机關設在武昌城內札珠街13號，顧開文為司令長，顧斌為干事，又設分机關3處，還有許多小的秘密机關不下10處，聯絡有志為張振武复仇的革命党人。他們一方面鼓吹社會，揭露袁、黎勾結，鎮壓湖北革命党人的罪行，謂“袁、黎不死，即不能真正享共和之幸福”；另方面積极与軍隊中党人聯絡，希圖乘時暴動。 駐扎城外南湖之馬隊第2標積极響應，計划于10月10日武昌起義周年紀念日起事。 黎元洪戒備森嚴。9月23日，憲兵隊在嘉賓樓拿獲党首1人，漢口亦獲大頭目黃某，立即正法。南湖馬隊恐事机泄漏，決定提前于24日夜12時起事，卻不料24日下午城內的總机關被黎元洪的密探偵破，黎當夜派憲兵1營包圍札珠街13號，將顧斌、顧開文、羅子常、羅子達等8人抓捕，將二顧二羅4人在都督府前斬首示眾，其他4人監禁20年。 南湖馬隊2標得悉城內机關被破獲，即有第2營管帶集合全標官兵演說，道：“机關已破，不如趁此時攻進城內。”聲稱有某標某營可為接應，決不至于失敗。2標標統周某亦和之，遂率全標官兵出。先攻起義門，希圖乘敵不備，斬關而入，但第4師師長蔡漢卿已奉黎元洪令，事先在起義門埋伏，并在城牆上以重炮向馬隊轟擊，擊死數十人。馬隊后隊即往扑保門進攻，那里有第1師師長黎本唐把守。蔡漢卿亦率軍出城夾攻，馬隊官兵腹背受敵，雙方激戰3個多小時，至天明，馬隊3營僅剩1營，退回南湖本營，鳧水死者甚眾，僅存的400余人，猶敢恃險抵抗。黎本唐、蔡漢卿率軍追隨圍捕，直至中午1時始逃散。對于被捕之馬隊官兵，有的被就地處決，有的被解至都督府或司令部正法，有的被解至閱馬場殺害，標統和2營管帶均被正法。 次日，黎元洪下令巡查城內各軍，遇有馬隊2標中人，格殺勿論。又令軍警稽查散兵，捉獲即殺，不問口供，尸体丟進長江，連姓名、罪狀均不宣布。此役死于戰斗中的馬隊官兵200余人，湖中泅水死者數十人，被“正法”者數十人，共300余人，此外，有部分并未參加起事的馬隊也被誤會，指為亂兵，四圍合攻，當場槍殺200余人。蔡漢卿率軍到南湖，又誤會炮隊參与起事，斃炮隊數十人。 馬隊2標失敗后，又有馬隊1標革命党人繼起，密謀再舉，結果被拿獲，又處決數人。9月25日到10月中旬，又陸續破坏“振武會”机關10余處，數十人被處死。此外，在武昌周圍各縣：襄河、沙洋都有振武會活動，荊門、當陽等縣亦有振武會分支七星會組織，均遭破坏，多人被殺。加上零散被搜捕殺害者，死者當在1000人以上。軍法局收禁的人犯達500余人，以至人滿為患。這次被殺的革命党人，基本上是國民党員，即原來文學社系統的革命党人，經過這次殺戮，幸存下來的极少。 黎屠夫電告袁世凱，輕描淡寫地說：“正法5人，其余均棄械逃潰，暴動業已平定，現在省垣人心安謐。”他雖然這么說，但內心十分恐慌，特電袁世凱要求從直隸、江西、江蘇、安徽4省派軍到鄂駐扎，以資鎮懾。袁世凱立即抽調北洋軍1000余人到漢口，駐南湖馬隊附近，又命4省派軍隊援鄂。直隸、江西、江蘇各派1營陸續到鄂駐扎。 黎元洪還采取了多种防范措施：設立鄂軍稽查處，加強對革命党人的秘密偵訊；下令禁止軍人參加政党、社團，已入者務須脫离，尤禁參与秘密結社或開會，違反者，則惟該管上官是問；加強警戒，各軍隊按照區域添班逡巡，每晚發特別口號，在險要地點酌設快炮、机關槍，巡警廳、消防廳分途巡邏街道，晚9點鐘以后戒嚴。10月5月以后，又下緊急戒嚴令。 首義周年紀念日前几天的武漢，气氛异常緊張，人民均有恐懼之色，群以國慶日為不祥之日，必須度過此日，方可安枕。 10月10日，紀念會場設在前清万壽宮，宴會廳設在抱冰堂。兩個場所附近皆駐軍隊，旁架机關槍，預防變亂。參加會議的人限制极嚴，各行政官署、局、所、學堂、軍隊只准派2名代表入場，其他一概不准入場。袁世凱這日發布大總統令，授黎元洪為人勳位，特派哈漢章前來參加武漢的紀念會，并帶來授与黎元洪的嘉禾勳章1枚，以及紀念祭文一道。黎元洪佩戴此嘉禾章，在首義周年紀念會上演說，他贊頌一番“中華民國共和立憲政体”誕生，然后便把民國成立1周年“國基未固，民生未宁，秩序未复，紀綱未振，風俗未淳，奸宄未戢”等等現象歸咎于堅持革命的党人。又把辛亥革命的功勞完全歸于袁世凱：“元洪得有今日，武昌得有今日，中華民國得有今日，皆我大總統旋乾轉坤，与各都督宣戰議和。” 黎元洪演說之后，惟恐革命党會有非常舉動，匆匆离開會場，連國慶宴會也未敢參加。 首義紀念日在机槍、大炮保護之下過去，但局勢遠未平定。1913年陰歷年關，又發生“同志乞丐團”的反黎活動。同志乞丐團的主力是退伍軍人。他們謀生乏術，日食維難，曾上書黎氏求籌生計，亦被置之不理。于是以胡某等為首，聯合被迫遣散而生活無著的起義官兵組成同志乞丐團，設立事務所，印發傳單，共謀乞丐生涯。臨近舊歷年關，同志乞丐團向各暴富戶告貸年費，于是各“偉人巨子公館咸有破衣無褐輩”要求資助，此去彼來，絡繹不絕，甚有成群結隊硬索巨數，不予不走。 黎元洪惟恐聚眾，茲扰來府，別蓄隱謀，即派人攜銀1．2万元，交給該發起人按名遣散。同志乞丐團拒卻不受。該團參与革命党人活動，組織秘密机關，准備發難。黎偵悉后，督飭軍士警察日夜奔馳，皆以捕亂党、抄机關、搜軍械為事。捕獲之人皆由軍法處秘密處死。城內宣布戒嚴，每日下午2時即閉城門，除軍警、憲兵外，又加派正式軍隊2營公駐各街巷；并加派楚材號軍艦逡巡武漢。特飭警廳出示禁放鞭炮，甚至不准商舖停貿閉市，不准舉辦慶祝活動。以至商民無不嗟怨共和反不如專制之自由也。 黎元洪即使這樣防范，仍不能安枕。由于歷次反黎斗爭均以軍隊為主，他對鄂軍隊已不信任。同志乞丐團人數甚廣，他不敢繩之以法，又苦于無法安置，便電請袁世凱設法維持，于是又一批北洋軍進入湖北。 湖北革命党人几經鎮壓，党人被殺得寥落殆盡，稍有學望節操之士，則去之唯恐不速。南湖馬隊事件后，軍務司正副司長蔡濟民、吳醒漢辭職离去，黎元洪在革命党人累累尸骨上，逐步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以后又進一步倒向袁世凱，為袁氏北洋軍統一全國出力。 孫中山离開北京之后，不再過問袁世凱的政治，而一心扑在中國的鐵路建設上，他為考察日本實業和解決經營鐵路的經費問題，于1913年2月，与夫人盧慕貞及其子女孫科、孫婉、英文秘書宋靄齡，乘坐山城丸號輪船离開上海，前往日本。 南京臨時參議院《臨時約法》規定，要在其施行10個月內，需根据臨時參議院制定的國會選舉法，進行國會選舉。袁世凱由于迫不及待地急切登上大總統寶座，要求臨時參議院盡快制定出國會組織法和國會選舉法。臨時參議院在袁世凱的催促下，于8月3日通過了《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和《參議院議員選舉法》、《眾議院議員選舉法》，袁世凱以臨時大總統的名義，及時予以頒布。 《國會組織法》首先确定國會由參議院和眾議院組成，其次規定參議院由以下几方面議員組成：1、各省省議會每省選10名；2、蒙古選舉會選27名；3、西藏選舉會選10名；4、青海選舉會選3名；5、中央學會選8名；6、華僑選舉會選6名，總計議員274名。眾議院以各地方人民選舉議員組成，其名額：各省取人口比例主義，每80万人選議員1名，但由于全國人口尚未普查，普查也非一時所能辦到，所以各省名額實際分配采取前清諮議局額數1A3為標准，總計議員596名。 國會議員“選舉法”規定實行限制選舉制。所謂限制選舉，除年齡、居住期限有所限制外，最主要的是財產限制、教育限制、性別限制。具体規定是：凡有中華民國國籍的男子，年滿21歲以上，于編制選舉人名冊以前在選舉區內居滿2年以上，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有選舉眾議員、省議員權：1、年納直接稅2元以上；2、有价值500元以上不動產；3、小學以上畢業；4、有与小學以上畢業的相當資格。其中1、2項為財產資格限制，3、4項為教育資格限制。 限制選舉使一般貧苦大眾被排于選舉之外。相當一部分工商資產者由于無田產，又未能在小學畢業，也失去了選舉權。其次，無視女界要求，拒不承認女子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以唐群英為代表的“女子參政同盟會”，為爭取政治上男女平等，從南京到北京掀起頗有聲勢的女子參政活動，接連兩次上書臨時參議院，指責參議院不承認女子選舉權，是違背約法，蹂躪人權，不以女子為人，堅決要求補定“女子選舉法”。一部分參議員同情，大部分參議員拒絕，未經討論，女界要求即被打消了。 “選舉法”雖然對選舉資格作了种种限制，但各省登記的選民仍有4000万以上，占總人口4万万的9．98％，約每10人中便有1名選民，這較清末諮議局選舉則增加24倍以上選民。“選舉法”放寬了選舉資格，使更多的人獲得選舉權，畢竟有了點民主气氛，多少体現了民主共和精神。 國會選舉自1912年12上旬開始，到次年3月基本結束。 還在國會選舉籌備階段，各党派就已秣馬厲兵，為全面競選作准備，宋教仁擔任了國民党代理理事長后，為了使國民党在國會選舉中取得多數席位，號召党員：介紹党員，以有選舉權者為標准，蓋党員愈多，人才愈眾。多一党員則將來多一選舉權，并可多得一議員，政治上始有權力。宋教仁還說： “我們此時雖然沒有掌握著軍權和政權，但世界上的民主國家，政治的權威是集中于國會的。所以，我們要停止一切運動，來專注于選舉運動。我們要在國會里頭獲得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党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的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應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 共和党也視國會選舉為最注重之事，決心傾力以爭。統一党于選舉一事，同樣不甘落后，它聲稱：“無論用何項手段，總以不使國民党取胜為是。”民主党雖成立最晚，但它以選舉胜利激勵党員說：“出而組織內閣，出而為各省省長，掌握政權，亦何所不可。” 各党激烈地競選，而又不是通過宣傳政見，而是倚仗行政手段控制選舉，那選舉便不可能在完全“合法”范圍內進行，以至明搶暗奪，愈演愈烈，出現了种种“怪狀”和“丑聞”。諸如浮報選民，競相效尤；拉票、冒投，還有比拉票、冒投更為新奇的，就是“列名指定”，真是無奇不有；搶票、毀票，時有發生；金錢收買，變本加厲；手持手槍，威逼脅迫；那些預料不能取胜的政党，最后使出拒不到會，以為抵制。“選舉法”固然有違法、舞弊情事，得向地方、高等審判廳起訴的明文規定，但司法机關通常為一党把持，很難做出公正裁決，起訴、審判，几若虛設，無法有效地制止舞弊行為的發生。 國會選舉開始，人們普遍歡欣鼓舞，認為“吾國今日之國勢已如是，強弱興亡，在此一舉”。但五花八門的選舉作弊現象，使許多人大失所望，也引起不少選民的反感。但是，盡管暴露出上述种种污點，卻并非所有選民都不珍惜自己的權利，因此卷入了唯党是爭的漩渦，當選議員者，也不都是出于非法手段。有數千万選民參加的國會選舉，客觀上又是全國范圍內的一次民主大演習，使人民平等、人民有權利決定國家事務的觀念得到進一步傳播。 宋教仁擔任了國民党代理理事長后，成為該党最引人注目的人物。為了把中國建成一個獨立富強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他第一步是領導國民党奪取國會選舉胜利，組織完全政党內閣。1912年10月18日，宋教仁离京南下，布置各省選舉事宜，同時順道探望离別8年的老母和妻子。不久，傳來國民党初選告捷的消息，他興奮不已，又匆匆告別親人，繼續出游。他經長沙到上海，后又到杭州与南京，到處會見國民党人，到處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他的演說沒有謾罵，沒有恫嚇，表現了一個政治家“平心論事的風度”。他的演說，抨擊袁世凱政府，反复宣傳國民党的政見，滿怀信心地准備組織國民党內閣，實行他的政治抱負。宋教仁的活動，博得了各界的支持。 在參眾兩院初選和复選中，國民党獲得了壓倒优勢的胜利。在眾議院的596個席位中，國民党獲得269個，占45．1％，共和、統一、民主党為154個，占25．7％。在參議院的274個席位中，國民党獲得123個，占44．9％，共和党、統一、民主党為69個，占25．2％。國民党雖未能達到超過半數的地位，但所占議席數，遠遠超過了其他任何政党。國民党競選的胜利，使全党一片歡騰。但是，在國會如何開法？憲法如何制定？國民党人同袁世凱勢力展開了激烈地爭論。 《民權報》在上海組織歡迎國會團，發表《歡迎國會團宣言書》，倡議國會自行召集，先開預備會議于上海，再舉行成立會于南京，認為這樣可以保持立法机關的安全，預防北京的干涉，使議員可以自由議定憲法，選舉總統。 袁氏一聞此說，即張皇失措，日夕焦慮，求所以消弭之策。首先出來替袁世凱說話的是原同盟會會員孫毓筠。他發表反對遷移國會的通電。說自行召集國會，自行擇定國會地點，即是變更國都地點，欲假國會之力，迫政府使必遷南方而后已。自孫、黃入都后，南北意見已洽，今倡此議，徒今南北人心又生一重惡感，影響所及大有全國分裂之憂，小則亦起亂公安之漸。 針對孫毓筠的通電，激進派進行批駁，雙方又展開了激烈的論戰。 袁世凱使出种种手段，力圖取消“國會歡迎團”。他暗中指使馮國璋通電進行威嚇，說：“該團員競肆其無意識謬論，冀破坏我民國初基，其罪既不容誅，其心尤不可問。國璋嫉惡如仇，愛國如命，凡有敢簧鼓其僻辭邪說，冀以動搖國本、盅惑人心者，惟有執法以隨其后。” 袁世凱親自上陣，電令程德全取消“國會歡迎團”，并通電各省：“謂人心甫定，倘再動搖，演成分裂局面，不啻自求滅亡。” 有人問袁：“上海歡迎國會團一事，甚為危險，總統當有以防其漸。” 袁答道：“這都是瞎鬧，本可以不理他們，他們若真干起來，則穩健派必齊到了北京，其余暴烈派主張南都者，必不肯來，就一概不要他，一概除名，令各地方另選。如果他們不服，我自有辦法。” 上海歡迎國會團成立后，曾派出代表到各地活動，并得到各地革命派的激烈進步分子的熱烈響應，繼上海歡迎國會團之后，在北京成立了國會地點研究會。袁世凱想盡辦法，破坏歡迎國會團。利用金錢收買，允以官爵加以引誘，是袁世凱的一貫手法。袁通過孫毓筠用巨款收買了北京國會地點研究會赴上海代表石寅生，讓石寅生到上海去活動，解散歡迎國會團。由于國民党穩健派不支持歡迎國會團的活動，它們的目的便不能達到。 憲法如何制定問題，袁世凱一再聲明，他反對制定限制總統權力的憲法；國民党人則反复論述，憲法為一國基礎，一字之出入，或關系于國本之安危，一語之增減，或關系于國民之消長，決不可忽視。袁世凱無視國會組織法“憲法由參眾兩院各選同數委員起草議定”之規定，企圖另行成立憲法起草机构，以便加以操縱控制。在袁的授意下，江蘇都督程德全發出通電說： “夫憲法必由國會起草，表面雖似合共和原理，而實質上其弊甚大，因為國會中立法事件，极為紛繁，再益以最重之憲法草案，其不能得寬閒之時間，靜一以求之，是可斷言者。” 他主張由各省都督聯合呈請大總統向參議院提議，仿美國各州推舉代表之例，由各省都督，各舉學高行修識宏才俊之士2人，一為本省者，一為非本省者，集為憲法起草委員會。草案既立，然后提交國會，再行議決。 程德全的通電，遭到國民党的猛烈抨擊，但得到許多都督的通電贊同。袁世凱便利用這些通電，宣布成立憲法起草委員會，國務院選定李家駒、汪榮寶、楊度等為委員。 袁世凱的這一舉動，立即遭到國民党的反對，北京國民党本部否認憲法起草委員會。不僅國民党否認，連一向支持袁世凱的黎元洪也不贊成設立憲法起草委員會。 袁世凱鑒于成立憲法起草委員會确實沒有法律根据，便將起草委員會改稱討論委員會。這事又遭到國民党人的批駁，激烈抨擊袁世凱有心劫奪，必欲將僅存一線之立法權摧殘之無余而后快。袁世凱又將憲法討論委員會改稱憲法研究委員會，但仍遭到批駁。 國民党与袁世凱勢力的爭論，不限于憲法的起草權，而且涉及憲法的內容。袁世凱先是一再表示反對限制總統權力的“弱國憲法”，后來又明白地提出，憲法必須規定“國務總理及陸海軍總長委任之權，為總統專有，方能為正式總統之候補員。”為适應袁世凱的要求，云南都督蔡鍔、江蘇都督程德全、貴州都督唐繼堯、四川都督胡景伊、直隸都督馮國璋、山東都督周自齊、河南都督張鎮芳、陝西都督張鳳翽八省都督，致電袁世凱，提出制定憲法的4條要點，為袁世凱張目。這4條是：1、組織內閣無須取得國會同意；2、大總統任期7年以上；3、大總統有解散國會之權；4、大總統有不可裁奪之法律權。袁世凱接此電，喜出望外，立刻交給憲法研究會作為議題。 這個消息發表后，國民党人立即發表文章抨擊，指責8都督逢迎袁世凱，實為無理取鬧。國民党根本不承認什么憲法研究會，聲言研究會的經費應該由都督自己拿出，所研究的結果，不得向國會饒舌一句。 袁世凱沒有達到目的，由于輿論界的批駁，使各省所舉憲法起草委員，其自好者皆電京辭不就職。這樣袁世凱始終沒有能建起一個“學高行修識宏才俊之士”的班子。袁世凱所成立的那個有楊度、汪榮寶、李家駒等人的“旋起旋滅”的憲法起草委員會，也始終沒有得到參議院的通過。袁世凱得知參議院將他提出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大綱案”打消的消息，大怒：“若正式政府成立，選舉余為大總統，國會新訂憲法對大總統責任權限過于苛刻，沒有意外干涉，余不認其咎。” 除國會如何開法，憲法如何制定之外，還有選舉誰做正式大總統問題。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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