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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先生的《万歷十五年》，１９６２年在中華書局出版不久，我就讀了這本著作，并深深地為這新穎的題材和寫法而吸引。但是同行中也有不少人對該書頗有微詞，按照大陸史學界傳統的看法赺其實也是在５０年代以來𨪜，這很難算是學術著作，沒有大量的引文和資料，沒有條分縷析的章節，通篇是大白話，不過是一本通俗小冊子，上不了專家的案頭，當然更不勞專家去評論。 然而就是這樣一本薄薄的，裝幀簡單的小書，銷售額逐月上升，在史學著作發行普遍不佳的情況下，這本書像是闖出來的一匹黑馬，不容得人們不正視。怎樣評价這本書一度成為明史學界頗有爭議的話題。記得在南開大學第一屆社會史的討論會上，我与明史老前輩鄭光挺教授坐在同一飯桌，他對此侃侃而談，大意是明末是中國歷史上新舊交替而又极其重要的時期，作者能把這一時期關鍵性的人物、典章制度和复雜的政治文化現象，融會貫通，系以一年，抒發自己的見解，以簡約流暢的文筆，描述了王朝末世的社會狀況，是有功力的。當下《歷史研究》的編輯就向鄭老約稿，表示要支持一下這本書，鄭老指向我說：“你約她寫。”我因為手中忙于他事，不便承諾，雖經多次催促，也未能啟動。 雖然我沒有就該書寫評論，但非常關注這本書的社會反響，眼看一版再版，由簡裝而精裝，其銷量十多年不衰，可謂創下了歷史著作出版的新記錄。尤其引人興趣的是，《理論信息報》在８０年代曾經刊載，在作家中進行“最近讀什么書”的調查，有５個作家列出近期閱讀的書目，各人都不相同，連當時在文學界最走紅的作品，也只有１個人次；唯一的例外是《万歷十五年》，同時出現在兩個作家的書目中，其概率是三分之一，比其他作品每种只占五分之一來說，高出了一倍，而且是跨了學科。雖然這只是短時段的抽樣調查，不無局限性，卻對史學界提出了一個帶有挑戰性的問題：大陸已出版的歷史著作何啻成百上千，在此調查中沒有一本打進作家的閱讀書目，只有《万歷十五年》有此幸運𪄴 在史學家們喋喋不休爭議這算不算學術著作的時候，讀者卻作了自己的選擇，而且不是文化層次低的，是作家。如果對歷史有興趣的文化精英都不垂青國內的史學著作，那這些著作又給誰看𪄴邵燕祥先生有一次對我說：“看了你的一篇學術論文，寫得不錯，能有几個人看哩𪄴”我訕訕地回答：“大約就是同行吧”。“同行中有多少𪄴”“也就搞相同課題的人。還要有机會看到這一雜志的，十几個、几十個，不會多。”作為一門在古代顯赫一時的歷史學，在現代讀者愈來愈少，已是不爭的事實。這反映史學的社會功能，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生了變化。是人們對歷史喪失了興趣𪄴 不盡然。改革開放以來人們閱讀的內容愈來愈多元化，但是選擇的多元并未沖淡對歷史的興趣，影視中最走俏的是歷史劇，不論是正說還是戲說，都擁有廣大的觀眾，如果這方面的問題不在讀者，那就要請作者反思鸎在《万歷十五年》受到讀者普遍歡迎的時候，在圈內叫好的卻不多，至少在８０年代是如此，正就了中國的一句老話“牆里開花牆外香”。要知道在极“左”思潮泛濫的時候，史學是個重災區，不僅是“評法批儒”搞亂了思想，更重要的是階級斗爭絕對化的影響和空疏學風，把本來是有血有肉，生動活潑的歷史，變成僵化的八股，干癟的教條，使人望而生煩。這一狀況遲遲沒有改變，８０年代初學術界流行一句順口溜：“解放了的哲學，活躍的文學，繁榮的經濟學，沉默的史學。”如實地反映了改革開放初期的史學，在文史哲經四大學科中處于滯后的局面。《万歷十五年》在這一時期出版立即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反映了民眾對教條化的史學讀物早已厭倦。且不說別的，就是將一個王朝的盛衰濃縮到一年的這一研究方法，在國外屢見不鮮，而在大陸３０年見所未見；以人物為主線，從政治事端、禮儀規章、風俗習慣描繪社會風貌，就引人入胜；在論理中有故事有情節，具体生動，不落俗套，使讀者興趣盎然。我想，如果不是《万歷十五年》而是其他歷史著作捷足先登大陸，只要有類似的特點，也一樣有轟動效應。 然而可悲的是，在讀者以自己的選擇表現好惡傾向的時候，史學界的同仁并非都能由此促進史學觀念和研究方法的變革，甚至有囿于成規，對《万歷十五年》置以不屑。讀者的選擇与研究者的价值判斷兩向背反，這在５０年代、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歷史學的高度意識形態化，使史學讀物成為政治讀物的一种，又有誰敢在史學問題上与政治較量，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李秀成、海瑞等等許多歷史問題的論爭，從一開始就是作為政治問題提出的，民眾只是被動的接受者，難以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和選擇。改革開放促進了民眾自我意識的覺醒，對《万歷十五年》傾注的熱情，反映了民眾渴望史學變革的愿望，而圈內的史學工作者卻滯后民眾的需示，造成“牆里開花牆外香”，這可稱為“黃仁宇現象”，這一現象又是在特定的條件下產生的社會文化現象。 事實上，《万歷十五年》并非是黃仁宇先生的力作，在這以后大陸相繼推出他的《中國大歷史》、《資本主義和二十一世紀》、《納遜河邊談歷史》也未引起如期的反響。但是《万歷十五年》發行的常胜不衰，反映了大陸至今還沒有取代它的同類著作，是大陸缺少行文論史的高手𪄴當然不是。是史學工作者無視讀者的需求𪄴也不是，從六七十年前史學大家顧頡剛的《秦漢的方士与儒生》、張蔭麟的《中國史綱》等名著成為雅俗共賞的上品來說，國內史學界并不缺少學術著作通俗化的傳統，為什么現在的同類作品反而難如人意𪄴這既不是作者和讀者的問題，那就要考慮，是不是學術導向有所缺失或偏差𪄴 自然科學界已有這樣教訓，出重金懸賞优秀的科普讀物，經年無人問津；鼓勵、邀請著名科學家寫作科學人文著作，更是門庭冷落。如果說自然科學以大自然為研究對象，面向讀者并非是專業方向的話，社會科學界以古往今來的社會為研究對象，面向社會的需求理應是天經地義的任務，而社會科學界連自然科學界的這一步也未做到。如果說是全不理會，也不是，試看時下的有關社會生活的歷史讀物，熱熱鬧鬧，花花哨哨，仔細一琢磨，這全是市場運作，靠市場驅動并不錯，但市場的急功近利，又肇致此類讀物低水平的簡單重复。要提高這類著作的水平非要有經年累月的積累和研究不可，這又缺乏國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和鼓勵。以与民眾最貼近的社會風俗史研究來說，至今尚未進入國家社會基金資助的范圍，在中國史學史上有關風俗通、風俗論的佳作迭出，東漢的應劭，清初的顧炎武，都以一代大師之才寫出傳世之作，至今此類題材反而視為另冊，豈不是咄咄怪事𪄴看來史學研究資助的重點仍然拘守于政治、經濟、思想、中外關系等傳統范疇，而這一范疇已形成研究課題和寫作体裁、風格的既定框架，很容易框定作者寫作才能的發揮，因為違背這一程式的往往不被學術性所認可，橫跨在作者頭上的無冕之王——職稱，更是一把殺手鑭。种种導向都限制了從這一領域的開拓和深化。 市場經濟的發展推動了新一代文化市場的發育，９０年代大眾文化崛起，以銳不可擋的態勢，改變了精英文化与大眾文化的傳統定位，史學著作也失去神圣的光環，從資政濟世的高閣，下移到平民百姓的書桌，甚至成為茶余飯后的消閒讀物。史學研究者從“代圣人立言”、“帝王師”，淪為民眾的一枝筆，這對專事研究王朝盛衰，社會發展規律的大抱負、大事變、大業績的治史傳統是個挑戰。史學著作從治國經邦到閱世知人的轉化，不僅要開拓前從未涉獵的領域，也在改變研究課題的方向，芸芸眾生的穿衣吃飯，婚喪嫁娶，消閒娛樂，登上了大雅之堂。在讀者、作者和市場作出這樣選擇的時候，科學研究基金尚未能跟上這一迅速變化的趨勢，以鼓勵和資助的方式提高此類著作的含金量，把這類民眾最關心的課題棄之市場運作。而市場急功近利的操作，短平快地成批生產，使得這類作品缺少學術研究的基礎，數量愈多，質量愈差，好作品難得一覓。出版熱點与研究熱點的分离，在市場經濟中是可以理解的現象，但長此以往，在學術界有地位的，不是社會需要的，社會需要的又未必是學術界看中的，這何以提高大眾讀物的水平𪄴《万歷十五年》正是從這一方面滿足了讀者的需要。 在８０年代初未能踐約的書評，想不到在黃仁宇先生逝世后，又受到約稿。１８年過去了，回顧這一歷程，“黃仁宇現象”實際上是對史學界的警示，學術研究應該走出狹小天地，從面向上層和少數精英到面向非專業化的讀者，實現為社會服務功能的轉化。 网易(07/10/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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