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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７世紀的初唐，可算得是中國歷史上令人振奮的一段時期。６３０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長推戴為“天可汗”。當日高祖李淵已退位為太上皇，仍在凌煙閣置洒慶賀。上皇自彈琵琶，皇帝則當眾起舞，這种場面，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茲后唐軍又攻占西域諸國，使中國威勢達到蔥岭以西，与波斯及印度接触。在唐初只有高麗能對中國作堅強的抵抗，但是高宗朝終克平壤，置安東都督府。 并且唐朝武功之外，繼以文治。國都長安東西６英里，南北５英里。現代西安市的城緣，還只有其面積１／８。而且整個城市按計划興筑，全成分為１１０個方格，南北馳道竟有５００尺寬，無疑的在當日已經打破世界諸种紀錄。 因為各國朝貢使節眾多，各种服裝离奇，中書侍郎顏師古即于貞觀三年（公元６２９年）請以畫師作“王會圖”紀念盛況。茲后終唐之世，波斯來使十次。日本的“遣唐使”，更是規模宏大。起先每次還只遣派三五百人，后來每次兩千人，除了正副使外，還有大批留學生和“學問僧”。其中有些人員，在中國一住就是几十年。他們回國之后，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歷史中仍稱“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則為“班田”。奈良和平安（現在的京都）則是照長安設計興建，只是范圍遠遠不如，而且還沒有依計划完成。長安有朱雀門街，奈良和平安的南北馳道，也稱“朱雀大路”。鄧之誠根据《新唐書》《舊唐書》的記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触的“諸族”，共有四十八“國”。內中“朝貢”的二十九，“納士”的六，“歸附”者五，“和戰不常”及“畔附不常”的四，“聘問”的二，“來留學”者一，“和親”者一。這樣也可以表示胜朝的盛事了。 因此唐朝在中國歷史中，最屬“外向”。并且初唐時，朝廷信心堅強，也能對各宗教一体扶植，不加阻撓。玄奘往印度取經歸，太宗親自詔見，并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資助他的翻譯工作。茲后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時來華翻譯經典的不下數十人。其他景教、襖教、摩尼教也都在長安設有寺院，其教正長老，也由政府不分軫域，授以官位品職。L.CarringtonGoodrich之《中國人民簡史》引一現代學者的觀察稱：“長安不僅是一個傳教的地方，并且是一個有國際性格的都會，內中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達旦人、西藏人、朝鮮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處，這与當日歐洲因人种及宗教而發生凶狠的爭端相較，成為一個顯然的對照。” 打開這局面的，當以太宗李世民的一人的力量為多。或許因為他本身帶有少數民族血統之故，因此無論胡漢，他一視同仁。這作風對有唐一代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李世民自己對侍臣說：“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則過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因之唐代番將特多，也經過趙翼的《陔余叢考》書內提及。 李世民１８歲慫恿父親李淵發難，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業，大部由他策划。并且他自己作戰時身先士卒，弱冠時已經能指揮十万人以上的部隊，擔任獨當一面的軍事政治工作。說他毫無差錯，未免過當，但是從各种資料看來，他籌算周密，并且自己經常在最危險的地方出現，例如以數騎在陣前与敵將答話，因之樹立了他個人的威望，能夠高度發揮他的領導力量。 ７世紀初期是帝王將相樹立功業的黃金時代。“第二帝國”的粗胚胎，胡漢混血，從小自耕農作基礎的范疇業已創建就緒。即算楊隋將之濫用，從技術的角度看來其高壓政策仍在長期的歷史上有組織的功效。況且經過煬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廝殺，人心望治，有如魏征所說：“譬如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李世民在這時候勤于听政，勇于就諫，是以徹底的運用了机緣，而達成歷史上的“貞觀之治”。据稱“東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戶不閉，行旅不繼糧，取給于道路”，最為歷史家艷稱。西方的漢學家對中國的皇帝向來批評的多，但對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一致的恭維。公元６２８年，李世民出宮女三千余，令之“任求伉儷”。６３３年縱獄囚應死者３９０人歸家，命令他們秋后自來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詩，歌頌太宗德政： 怨女三千出后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然則李世民被人恭維，并不是完全一致。“死囚歸獄”早就被傳統歷史家指責不近人情，似乎有意安排，制造名譽。近人呂思勉則更指斥太宗“其人究系武夫，且家世漸染北俗，故驕暴之習，亦難盡免。”明朝的万歷皇帝，被指責為昏君，卻對臣下稱：“唐太宗脅父弒兄，家法不正，豈為令主？”于是在經宴（文學之臣在皇帝面前講解經史，事后設宴的節目）時不許進講《貞觀政要》；也就是將唐太宗李世民２２年御宇的事跡，全部剔出于歷史之外。 以今日眼光看來，公元７世紀，歐洲進入中世紀舊稱“黑暗時代”的期間不遠，日本也剛受大陸文化的影響，貞觀之治牽涉一套政治上的組織力量，當日在世界上無出其右。然則這种組織，沒有确切的法治根柢，到底不能持久，其与唐代的影響，容以下各節述及。 現在就從太宗以道德成就為標榜這一點看來，可以窺見李世民的真實性格；并且這史實也使我們看清中國政治体系，雖然初期早熟，但它本身有它的弱點，因此一千多年后不能保持它的領導地位，而為西方及日本占先。 李世民是李淵的次子，他与長兄建成、三弟元霸、四弟元吉同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元霸早死，建成和元吉也參加唐初討伐群雄戡定中原的戰事，只是功勞与人望，都不及世民。李淵稱帝后，立建成為太子，元吉和他接近，這樣就造成兩方的隔閡与猜忌。中國傳統寡頭政治的弱點，基于統計無法著實，將民間無數的爭執公平處理，尤其不是行政系統技術能力之所及。于是只能使皇權极端化，事實上的青紅皂白不問，只要裁判的力量出諸“圣旨”，又有“天命”作背景，則不公平亦為公平，不合理亦為合理。這樣操生殺予奪的大權，并且動輒以至善及极惡的名義獎懲臣下，使皇帝的寶座成為一個极危險的位置。一到繼承發生問題，更是變亂的淵藪。本書已經前后敘述父子叔侄姻親自相殘殺的事例多起，有時候當事人為從屬党羽把持，即想置身事外，亦不可得。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种歷史重演的悲劇。 李世民与長兄建成、四弟元吉的构隙，牽涉到這樣的背景。他自己交結朝士，后來又控告他兄弟“外結小人，內連嬖幸”謀害他，見諸《舊唐書》（《舊唐書》在五代時根据唐朝文獻編撰，近于官方歷史。《新唐書》成于宋時比較客觀）。事實上他与他的僚屬在玄武門設伏，謀殺建成及元吉。建成由世民親自張弓發箭射死，元吉則死于他部下手中。但是葬日“太宗于宜秋門，哭之甚哀”。建成与元吉各有子５人，也“并坐誅”。這事發生的時候太宗自己才２８歲，他的１０位侄子，很可能多少尚在孩提之中，如何被叔父攬獲一并處死，則沒有在史書內詳細敘述。兩個月后李淵退位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于東宮。 用傳統道德觀念闡解這段歷史，常有不著肯緊之感。例如司馬光作《資治通鑒》時，就指斥李淵不對，李建成不對，而李世民也不對。并非他的見解謬誤，只是這种意見今日看來，已算卑之無甚高論，用不著歷史家著書辯說。而且這“玄武門之變”業已發生，太宗李世民自己尚不整個掩蓋事實，１０００年后万歷要避免貞觀一朝的往事，也是不著實際。況且又４００年后，万歷皇帝在歷史上的地位更不能与唐太宗相比擬。 近代心理分析學者，認為一個人的性格，可以分作三部分：所謂id者，可稱為“生理之自我”，在這种原始的條件下，不較分寸，也無忌諱。只是這中國人所謂之“禽獸行”不能在群眾生活中适用。所謂super-ego者，也可稱為“社會之自我”。凡人在孩提時受父母這教養，就范于社會的習慣，對本身欲望加以各种自知的及不自知的束縛，這种控制的力量出自社會自我。所謂ego者，則可譯為“心理之自我”，也就是生理之自我受外界接触感化的成果，一方面尚有某些原始的欲望，一方面則對自己賦予一种社會价值。這种种构成各人個性的程序复雜，包括壓制，轉變目標，自然其說，品性升華等等离奇的方式，多時其本人雖經過种各机械作用而不自知，或雖知而不愿剴切承認。 唐太宗及貞觀之治，最便于用這种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釋，李世民是一個容易性情沖動的人物。他曾要盧祖尚任交趾鎮撫，盧已答應就任，回頭又向皇帝推辭，李世民邀請再三，盧堅不受。世民一怒之下謂，我對你還不能驅使，如何能夠駕馭天下，當時斬盧于朝堂。所以呂思勉說他“驕暴之習，卒難盡免”，不是沒有根据。可是他既有弒兄脅父的行為，又曾讀圣賢書，不能無愧于中，且受良心譴責，因之更要表彰他种种行為，無非自衛。至于他和兄弟間要走此极端，則是他總戎律，“惟以撫接賢才為務”。既登九五之尊，則更要表彰他之不得已卷入悲劇的漩渦，只因為他有作堯舜之君的才華和能力。是以魏征系前太子洗馬（秘書及顧問）据說有教唆李建成圖世民的策划，他也將魏征接收過來，倚為顧問，才表示他始終寬宏量大。以后魏征在貞觀一朝向皇帝諍諫二百余事，多時違犯太宗意旨，反被优容。《資治通鑒》有這樣一段記載： 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死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征每庭辱 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 不賀！”上乃悅。 可見得太宗之受諫，不一定是以受諫為目的，而是表揚自己虛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門面。而魏征也說太宗“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也与這追逐名譽的動机有關。魏征也自知處境的危險，他曾對太宗說：“愿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因為忠臣沒有好結果，良臣則“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彼此共存共榮。 將唐太宗李世民放在神經病醫生的臥榻上，不是本書的目的，敘事過于瑣碎，尤与縱談“大歷史”的宗旨相違。只要有了這些背景上的分析，使我們知道唐朝之設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仍去三權分立之理想至遠。太宗仍是大權獨攬。而且下層机构不能构成選民區，皇權凝聚于上，中國亦無分權之可能。唐太宗洽遇時會，７世紀這初第二帝國這組成時，既有北魏以來之均田、租庸調、府兵，又有隋朝開設的南北運河和考試制度，上下都草創，內外的威脅既除，皇帝的行動比較自由，太宗將他執行專制皇權時，稍微參酌眾議，因之其皇權比較合理化，對唐宋間保持其繼續開放繼續增長的趨勢，有真切的貢獻。但是他的作為，不能做机构上的固定。 這些事跡也使我們了解以道德作執政標准的危險。這也不是說道德本身不好，可以不要。中介人類性情复雜，道德名義后面的真象不可捉摸。民國初年的軍閥發通電時，無不以拯國救民為職志，其重點則是“我”為其拯救者，要是反對“我”，則是叛國殃民。也等于羅蘭夫人在法國革命時上斷頭反前給歷史留下一段見證：天下很多犯罪的事，都以自由名義行之。也等于五四運動時所要打倒的并非孔子，而系“孔家店”。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白的承認性惡，反能造成政治体系的“制止与平衡”，使一個現代的國家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尤其值得我們反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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