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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的１３個皇帝，只有光武劉秀和明帝劉庄是成年人踐祚，其他要不是弱冠登基，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來算數。而且除了最后一個禪位于曹丕的獻帝享年５４歲之外，其他沒有一個活到４０歲。桓帝去世時年３６，靈帝３４，也算得長壽。殤帝，少帝，沖帝，質帝都沒有机會慶祝他們的１０歲生辰。因此洛陽的政局，總是受宦官，女后和外戚的操縱。 公元１５９年桓帝圖大將軍梁冀。他与宦官商量，派近衛軍一千多人突然包圍梁的府第，“收大將軍印綬”，迫得梁冀夫婦自殺。自此外戚的聲勢稍弛，宦官的气焰又張。 然而梁冀是創國功臣梁統之后，他家里已有三皇后，六貴人，七侯和二大將軍，好几個立幼帝的擺布，都是他的安排。桓帝也是他立的，桓帝的第一個皇后，就是梁冀之妹。此人之為“跋扈將軍”，威震中外已２０年。只是這時梁后也已去世，桓帝劉志，做了１２年的傀儡皇帝，終究不甘心，才發動這次政變。只是他想獨立自主這一希望，卻始終沒有實現。在他做皇帝期間，又來了一個“党錮之禍”。很多人以為東漢覆亡之机，出于“桓靈之間”，諸葛亮就將這關系，寫在他的〈前出師表〉里面。 今日我們想确定漢代覆亡的原因，不是從原始資料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得出來的。《后漢書》薈錄了很多當時文件，內中有無數坏人壓抑好人，和好人反抗坏人的說法。我們也可以發問：既有坏人為朝中的獨裁者，如何又有這么多的好人做大官？并且朝中長期間的斗爭不出道德的力量与惡勢力的抗衡，為什么漢亡之后，這种對峙的局勢不能繼續，而引起了一個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局面？ 《后漢書》里的梁冀傳說此人驕侈淫逸，無所不為，但是文內除提出他因立嗣与政敵李固意見分歧之外，竟滑說到他政策之好坏。可是傳里又提出了梁的妻子孫壽，据稱她也有淫行。其原文為“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悉眉，唬妝，墮馬發，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 這几句話無法直接譯為今日的文字。与之針鋒相對，我們只好仿效古典小說的口气如此說：“那娘子倒也生得標致，她有時悉眉深鎖，有時又笑臉頻開，臉上薄施脂粉，兩眼水汪汪的望人。她回眸一笑時，個中消息直到皓齒的骨根深處。好一頭烏絲，挽成一個大包，輕松的斜挂發邊，走起路來，又是足不胜体。總而言之，有了千般百樣妖嬈輕蕩的模樣。” 原文利用作賦的秘訣，采取了几個新創而語意雙關的字眼，用最經濟的手法去描敘复雜的情事，卻又將重复的部門，平行列入，越是意態游离，越符合作者的需要。然則孫壽妖冶与否，和梁冀的跋扈毫不相干，和我們今日想探詢東漢政局主旨之所在，相去更遠。 我們想追究漢朝覆亡的原因，則還要參考以下的背景： 東漢之提倡學術，很有成效。洛陽的太學，有２４０房，１８５０室。至桓帝時太學生稱３００００人。而私人傳授學業的，動輒聚集門徒數百或逾千。可是講授的題材极為窄狹，通常既不出人文，而尤專重傳統政治思想。在“學而优則仕”的條件下，這些學人除了當官之外，缺少發展抱負的門徑。有時讀書也确是升官發財的梯階，做得好的數代公卿，創立門弟。只是這种机緣難得，有的則跌跺仕途，有的為人“賓客”，還有很多自負清高，在讀圣賢書之余，養成一种仗義輕生的風气，不僅自己被窄狹的倫理觀念所支配，還要強迫他人一体以個人道德代替社會秩序，這許多條件都构成党禍的根源。 而民法之不能展開，也是漢代一個深重的弱點。漢法承秦法之后，條文复雜，內容簡陋。尤其對于農村社會中層所集累的資本，始終無适當的處置，又怕小自耕農失田而為游民，因之視“兼并”為畏途。《后漢書》的百官志提及刺史，后版有引證蔡質〈漢儀〉一段作注釋，內中提到西漢武帝遣派刺史的詔書，內中首要的任力即是糾察各處“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而東漢的“司隸校尉”有同監察院長，也是京城附近地區的刺史，更是帶有榮譽性質的官位。很顯然的雖前后３００年，在漢末之被任為司隸校尉的，仍有人認為在奉前詔行事。可是以武帝戰時動員的方案，意義模棱，加于經濟相當發達的承平社會，則必引起糾葛。 當桓帝置梁冀于死地之日，東漢還有６１年的壽命。可是染冀沒有被攻擊頒行不當的法則，則因為當日洛陽朝廷已談不上創造制度或推行政策。縱使邊防發生問題，或有天災民變，也只能臨時對付，有如頭痛醫頭，足痛醫足。朝廷之經常業務，無非禮儀及人事，而人事也不過任免賞罰。梁冀的對頭李固，也是世家出身，官至太尉（軍政部長），他曾建議“權去外戚，政歸國家”。梁冀的党羽也相對的指摘他門下“或富室財賂，或子婿婚屬，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可見兩方已有党爭的趨勢，而重點在個人恩怨利害。 漢朝之沒有立時垮台者，乃是朝廷之下，很多地方官，還在竭忠辦事。《后漢書》的循吏列傳舉出循吏１４人，或以興革農田或以提倡教化獲得稱譽，有好几個一直做到漢亡。和他們相似而沒有在青史留名的必多。即是酷吏列傳的酷吏，以“猛”為“能”，雖說個人的良心和德行有虧，在他們講仍是替公眾服務。只是他們各行其是，這些資料也顯示統一的政府，不能以妥當的法制控制全國的危机。 公元１６５年李膺的第二次被任為司隸校尉，使很多潛在的沖突尖銳化。其背景則是很多人在鄉間放債買田，通常以賓客行之。地方官若加干涉，則發覺這些人的后台老板都是朝中顯要。而最有威權的，則是中常侍張讓，他就是宦官頭子。《后漢書》的宦者列傳說：“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輛。”李膺到任方十日，就抓著張家開刀。張讓之弟張朔，也是野王縣的縣令，被控為“貪殘無道”。李膺親率吏卒在張讓家里將他擒獲，剛一訊問，立即處死。桓帝還責問他沒有請求即行誅殺。李的辯護，不依照法律，完全根据經史，并且強調孔子作魯司寇七日即誅少正卯，他任司隸校尉已十日，實在是行事愆遲。他這一辯因此脫身，以后也迭有浮沉，終于靈帝朝宦官与名士斗爭時被拘入獄被拷死，他的門生千余，也受禁錮。事在公元１６９年。 對這期間發生的爭端，我們決定誰是誰非。党錮列傳里也提出很多名士對宦官實用性賓客集團的誅殺，甚至遇赦的也殺，老母也殺，而一次屠殺好几百人。當時的人還說“紀綱敗廢”，我們則只能強調這是社會進化，法制不能跟著調整只好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結果。況且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并不是促成漢朝瓦解的真原因，他們不過是千百万事實的工具。張讓是宦官領袖，后來与外戚出身為大將軍者何進作對。可是何進還不過是太后的异母弟，張讓則有一干媳婦，乃是何太后的胞妹。所以很多朝政的糾紛，還在家庭里產生。 傳統歷史家寫漢亡，或歸根于桓靈之間的寵用宦官，或歸咎于黃巾賊造反，或歸咎于召董卓的番兵入衛。而其實大規模內戰開始于宦官已被整肅，黃巾已平，而董卓身故之后。公元２００年官渡之戰，則在漢亡之前，已經展開了長期分裂的局面。一方面代表新興地方勢力者袁紹，此人七世祖袁良以學《易經》起家，在西漢時曾為太子舍人，他將學術傳于孫子袁安。袁安舉孝廉，為郡太守，為司空（工部大臣）司徒（民政大臣）。自此沒有一個袁家子孫不是東漢顯官。袁紹自己曾任虎賁中郎將（近衛軍司令）和司隸校尉。袁氏四氏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袁紹進軍官渡，率眾十万，給養自河北以大車万余輛供應。抵抗他的乃是曹操。這時他尚想維持東漢的中央政府。他的義祖曹騰乃是宦官，由黃門從官侍從皇太子（即順帝劉保）讀書。曹操之父曹嵩乃是曹騰養子，而曹操自己也舉孝廉。他的軍隊大都以黃巾降人編成，給養則得于屯田。也就是人員与物資都產生于現存体系之外。 以學閥而為軍閥，這在世界史里是創舉。漢代的覆亡，則證明一個政治体系，對各人私利觀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個簡單的社會，一到情態繁复，各人口是心非，就無法和衷共濟。今日我們讀漢末群雄所作的“檄”，和民國初年軍閥的“通電”無异。這時縱使他們想合作，也找不到一個合作的邏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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