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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書內“秦皇漢武”經常互相銜接。而且一提到漢武帝，又离不開“好大喜功”的評价。今天我們看他的紀錄，不能否定他是一個特出的人物；但他的功業，仍要在長期的歷史上評判。最重要的一點，則是他所開創的局面，后人無法繼續。所以我們讀他的傳記，一定要上与“文景之治”相陪聯袂，而下面“從霍光到王莽”，更与他一生有不可分离的關系。 漢武帝劉徹，出身离奇。他的母親王氏進宮前已婚，曾嫁作金家婦，生有一女。她的母親亦即是未來皇帝的外祖母，強將她從金家奪回，進与皇太子，是為景帝。劉徹生于公元前１５６年，至１４１年登基，實足年齡當不過１５歲。茲后他在位５４年，在中國歷史上兩千多年來是享國最長的君主。這紀錄直到１８世紀才為清朝的康熙打破。 從各种資料看來，劉徹的膽子大，也富有想象力，如他常化裝微行，几遇不測。他打算進攻西南夷，就在長安附近鑿地作“昆明池”，以便習練水軍。在其他范圍之內他也不拘形跡。例如他母親曾再婚，又有金氏女，人家都隱匿不敢提及，他听到此事，就公然親自尋訪他的半姊，并賜她名號田宅。他的皇后衛子夫曾為歌伎，他寵愛的李夫人，曾為娼女。漢武帝也不是一介蠻夫，沒有文華辭藻的雅致。他的宮廷里，既有正派的儒生如董仲舒，也有恢諧人物如東方朔，更有名士如司馬相如。我們再看他悼李夫人的賦（班固稱武帝自作），“秋气潛以凄淚兮，桂枝落而銷亡”。而且他又似乎看見李夫人的形影，作詩：“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來遲！”則又可以想象他不是沒有情感的人物。 劉徹未曾在戰場里實際指揮作戰，但是每有重要戰事的部署，今人所謂“戰斗序列”的安排都是由他自己作主。而且他也知人善用。衛青是衛子夫的弟弟，霍去病又是衛青的侄子，都以外戚創立不世軍功。霍光与霍去病為异母兄弟，茲后更成為漢朝宮廷里的中樞人物。只有李夫人之兄李廣利被任為貳師將軍，作戰不利降于匈奴才算是武帝任人的最大失策。武帝對待臣屬，也視人而定。他可以在廁所里見大將軍衛青，也可以平常燕居的服裝接見大臣，只有右內史（助理机要秘書）汲暗老是据事直言，皇帝偏偏怕他，非戴冠整容，否則宁退避帳中，不去見他。后來因淮陽地方難治，召拜汲暗為太守，汲暗辭不肯就，皇帝就說：“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他也就知道僅以此直言忠臣的名气，就不須特別振作，也可以把這地方處理得很好。后來汲暗在淮陽１０年，死在任所。 可是漢武帝也有一般專制魔王的毛病。他一巡視各地區，當地太守或因供應不周，或因境內配置不如法，紛紛避罪自殺。到他在位后期，朝中也為恐怖政治所籠罩。親信的大臣如丞相及御史大夫也因小事互相傾軋，失敗的只能以身死解脫。皇帝自身即相信神仙，亟求長生不死。他偶一臥病，就相信有人以巫蠱害他。“蠱”音古，以三個虫字擺在一個“皿”字之上，乃是根据民間傳說，巫者將毒虫毒蛇，放在一個器皿之中，讓它們互相吞并淘汰，最后一個碩果僅存的怪物，是為蠱。巫者即操縱著這精靈，用咒詛符錄削制木人埋蠱地下諸等方式謀害敵對。公元前９１年，劉徹生病，左右傳說宮中有巫蠱牽涉皇后及太子劉据。原來武帝嚴刑峻法，太子仁慈，常有平反。執法大臣深怕劉据一日嗣位，對他們不利。而水衡都尉（管宮殿附近林園）江充，又是“直指繡衣使者”（特務頭目）更加离間。劉徹在別宮養病，即皇后皇太子請問皇帝，也不得達。皇太子忿怒之余擒住江充將他處死，于是長安紛稱太子謀反。因之兩方都召集軍隊，保皇党与皇太子党在京城大戰五日，“死者數万”。結果皇太子兵敗自殺，皇后衛子夫也自殺，衛青則已前死。武帝后來悔悟，建“思子宮”，又作“歸來望思之台”。 ４年之后，武帝臨危，才立一個８歲孩子劉弗陵為太子，是為昭帝，而皇帝也將太子的親母弋夫人賜死，其原因是“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而霍光等即被托“行周公之事”。 為什么一個如此精明強干万机獨斷的君主，到處置立嗣繼統的時候，如此愚暗而沒有主張？甚至父子以兵戈相見，貽禍軍民？這斷不是劉徹和劉据兩從間單獨的問題，而与武帝所一手布置的西漢帝國有關。 武帝劉徹承文景之后，繼續中央集權。公元前１２７年飭諸侯推恩分子弟邑，令各條上。１２２年又由削藩引起淮南王和江都王反叛，削平之后，“列侯豪杰死數万”。公元前１１２年又因諸侯供奉皇室的酬金成色不合及不如額，奪爵者１０６人。自高祖以來封侯者至此罷免殆盡。而武帝用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理財，不能被我們輕率地視作“商人參政”。他們并沒有利用商業組織及商人資本去增進政府的功能，也沒有利用政府威權去扶助商業之發展，以便擴大茲后的財源。而鹿幣算緡平准均輸等無一不是臨時籌款的辦法，用作軍需的消耗。這樣一來，皇帝高高在上統制約五千万到六千万的人民，當中沒有一個有效的中層机构或根据地方沿革，或倚賴經濟利害，作上下間的樞紐。即太守刺史也無非皇帝的代表，各地選舉孝廉，也仍只能承奉中樞的意旨，因此皇帝的作為，更只能擴充及保障自身的權威。這种情形，表現著中國傳統君主專制的一個最大弱點。 錢穆曾說：“中央恭儉無為之治，不能再掩塞社會各方之活气。”漢武的辦法，那是利用一种運動，代替組織之不足。如果各地參差不齊，又無法扶植他們作不均衡的發展，則全面動員，經常活動，也可以算作一种出路。有人就說他“鷹擊為治”。他自己也曾對衛青說：“一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等如今人所謂“將問題外界化”。 只是漢武平定南越，進兵朝鮮，加兵于西南夷，用張騫通西域，凡是本于歷史地理上中國傳統威力能及之處，都已到達，或已超過。而他八次攻匈奴，也已用盡人武部兵力。游牧民族与漢民族作戰，有中國不能企及之處，在于他們平時戰時，都是騎兵，無須動員。他們進攻或剽竊，經常獲得戰果。中國之征匈奴，有如御史成進所云，“從之如搏影”。公元前１１９年劉徹之攻匈奴，可算是漢軍一大胜利，但是如時人所說，“千里負擔饋囊，率十余鐘致一石”。以致出塞官私馬１４万匹，輜重不計，入塞不滿３万。到武帝末年，“兵革數動，民多買复，及五大夫，千夫，征發之士益鮮”。也就是很多百姓早已出錢免役，到征兵時連下級軍官軍士級以下的人員都不容易湊數了。 武帝的力量全靠這對內中央集權對外經常征伐支持。他治下之道不拾遺，乃是在嚴格捕盜法令下，一次株連几百人以至近千人的威勢下逼成，如此已半個世紀。一到他的運動發生困難，他的組織上的弱點也容易給人看穿。在這時候發生繼承問題，不僅他自己感到為難，他的臣下左右，也都在私下竊議自身禍福。迷信与誤會，以及劉徹劉据個性之不同，再加以官僚間動輒人事僵化的趨向，只更助成其家庭悲劇。 然則中國政治上的初期早熟，不待經濟与法制的組織力量之展開，已如前述。漢武帝登极之三年，即公元前１３８年，“河水溢于平原，大饑，人相食”的事實，已出現于官方紀錄。也就是表現著自然的力量無可推避，因治水与救荒，中國即須組織大帝國對付，武帝本紀內也常有憂水患憂災荒的敘述。而北方綿亙兩千多里的國防線与“１５英寸雨量線”吻合。線之西北，經年雨量不及１５英寸，無法經營農業，只是游牧民族出入之處，這威脅也強迫中國統一對付。劉徹用衛青霍去病“度幕”（貫穿沙漠地帶），不失為軍事史上的壯舉，只是他想消滅匈奴的希望，卻無法實現。茲后１５英寸雨量線間兩方的廝殺，還要繼續約２０００年，直到康熙帝以新式火炮打敗噶爾丹迫他自殺，才解除了游牧民族騎兵的优勢，可見得歷史并非全是人為，我們２２００年后敘及秦皇漢武更無法忽視天候地理因素之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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