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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達桑、鈴木明和山本七平三人對新聞報道提出的批評 本書第二編正文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寫成的，即從舊著《駁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論》中剔除第一編《“砍殺百人比賽”是虛假報道嗎》，并對第二編《“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嗎》作了若干補充和修改。 舊著第一編對本·達桑、鈴木明和山本七平三人的“砍殺百人比賽虛假說”逐一進行了批判。 這次略去了該編正文，而采用了舊著《序言》以及第一編之第2、3小節中多少有關的報道，對它加以整理，遂成本書第二編之第1小節。 所謂“砍殺百人比賽”是“勇武之談”，說的是上海派遣軍所屬第十六師團M、N兩少尉在攻陷南京戰斗的途中， 從無錫開始砍殺百人比賽，一直砍殺到南京郊外紫金山，兩人都達到了目標，不分胜負。這次比賽過程，已由《東京日日新聞》隨軍記者分四次作了報道。本·達桑一伙人認為這次“砍殺百人比賽”的報道是虛假的。 我認為，這次“砍殺百人比賽”，無論是就其所進行的時間而論，還是就其所發生的地方來說，在敘述“南京大屠殺”時則是大可不必引起注意的事件。然而，對虛假報道論者在其主張中秘而不宣的政治用心，我不能保持緘默，所以對他們三人的虛假報道論作了詳盡的批判。前面所說第一編《駁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論》是對當時刊登在《歷史評論》上的論稿（載該刊第二六九、二七七、二七八號）作了補充和修正，由此匯編而成的。現在這本書，其中有關事實确鑿的部分業已省略，倘若哪位先生有興趣，則請參閱舊著。不過，該書已經絕版，恐怕難以到手。在這种情況下，如是有關鈴木明的論點的，請參閱上述刊登在《歷史評論》上的論稿；如是有關山本七平的論點的，請看本多胜一編的《筆杆子的陰謀》（一九七七年九月，潮出版社出版）中錄自我舊著的拙文。 伊賽亞·本·達桑自稱是猶太人，雖說是國籍不明，卻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日本通。他在《諸君》雜志上撰文批評了本多胜一在《朝日新聞》連載的《中國之旅》，竟道出真正有識之士不多見的、 悖理的話來， 說什么在《中國之旅》中所介紹的“砍殺百人比賽”是由中國人臆造出來的傳說，后來遭到本多胜一的抨擊，被駁得体無完□。正如部分人士所認為的那樣，本·達桑道出如此悖理的話來，看來仍還是一個真正的“冒牌”日本人。之所以這樣認為，那是因為他雖是一個精明的日本通，卻像容易健忘的日本人一樣，不知道外國人本應知道的、臭名昭著的“砍殺百人比賽”一事。 本·達桑甚至說過，如果說“砍殺百人比賽”是“傳說”的說法是錯的話，那“我就收回自己所寫的文章”。然而，他似乎已將此話忘得了干二淨，拋到九霄云外了，今天又舊話量提，開始強詞奪理，說刊登在《東京日日新聞》上的報道本身就是隨軍記者的虛假報道，而它則成了中國方面流傳的“砍殺百人比賽”的根据。爭論的當事人即本多胜一說：“‘知識的衛道士’們、邊作‘學習發表會’式的游戲，一邊信口雌黃，這些人包括本·達桑先生在內，今后恕我不再奉陪了。我想將我生命中有限的時間用在我原先認為最為‘重要’的工作上。”本多胜一已對“砍殺百人比賽” 虛假報道論不予理會了。 在此以后，本·達桑在《諸君》上連載的《關于日本教》這一專題內連篇累牘地展開空洞無物的議論，卻也未能掩飾他的敗局。 此時，鈴木明作為代理人粉墨登場了。本多胜一在一九七二年四月號《諸君》雜志上撰文駁倒了本·達桑的“砍殺百人比賽傳說論”后，便宣布退出論爭。然而，在同期《諸君》上業已刊登鈴木明的《“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一文。至于該篇論文在《諸君》上刊登的前后過程，那就留待以后再作敘述。以此為契机，鈴木明受他人慫恿，為聲援本·達桑而參加了關于“砍殺百人比賽”的論爭。鈴木明對有關人員的采訪報道异常活躍，兩篇是有關“砍殺百人比賽”的報道，繼而兩篇是有關南京事件本身的報道，都相繼刊登在《諸君》雜志上。這一系列追本溯源的采訪報道与第一篇論文不久就匯編成冊，以《“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為題，于一九七三年三月由文藝春秋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本·達桑在《諸君》上連載的《關于日本教》一文，至一九七二年第十號連載完畢。當時，在該期《諸君》雜志上已在刊登山本七平的連載文章：《我所認識的日本軍隊》第三回，題目是《“戰場上的牛皮和無稽之談”的產生》。文章是山本七平以自己的名字撰寫的，他原先自稱是本·達桑的“譯者”。這次，山本七平從他這篇文章開始取代本·達桑對“砍殺百人比賽的報道”進行了批評。這場批評實在是糾纏不休，在每回連載《我所認識的日本軍隊》里都夾帶一些，持續三年之久。 山本的《我所認識的日本軍隊》一文至一九七四年四月才連載結束，是一篇多達二十一回的長篇大論。但是，最后兩回才從正面提到“南京大屠殺”事件本身，表現出一副比鈴木明更甚的、 咄咄逼人的武斷姿態。 他蠻橫無理地斷定：不是“‘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而是“‘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在稍后一些時間，即一九七五年十一、十二月，《我所認識的日本軍隊》改題為《我所認識的日本軍》，由文藝春秋出版社出版。 評論家、作家對虛假論的評价 如前所述，文藝春秋出版社出版的鈴木明著《“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一書， 收編了兩篇有關兩個少尉的“砍殺百人比賽” 的采訪報道，以及三篇几乎說“南京大屠殺”本身就是“無稽之談”的采訪報道形式的考證文章（各篇在收入單行本時，都作了大量增補，如第三稿那樣，徹底作了改寫）。在上述五篇文章中，最初三篇（《“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和兩篇有關“砍殺百人比賽”的文章）在第三稿發表時，曾以《‘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為題，成為文藝春秋出版社大宅壯一報告文學獎的候選作品，評選員是扇谷正造先生等人。這三篇文章，加上兩篇有關南京大屠殺事件的采訪報道，后編成單行本，由文藝春秋出版社隆重出版，并同時獲大宅獎，而且還作了大肆宣傳，似乎單行本本身就是獲獎作品。 在評選員當中，或許也有人因這种精心策划的陰謀而對出版社的安排感到難堪吧。 盡管如此，評選員們選擇了以題為《“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的文章作為獲獎作品，卻是事實。那末，評選員們又是如何評价該作品的呢？ 田井吉見評論說：“該文講清楚了特訊就是娛樂，即企圖通過特派記者的署名文章使后方人民的話題活躍起來的無稽之談。”扇谷正造評論說：“所謂錯誤報道或‘虛假報道’，是怎樣敗坏當事人的名譽這一意義而言，或許會成為促使現代新聞界進行一次反省的基礎。”此外，草柳大藏評价說：“這是一部令人敬佩的作品。”開高健甚至發言說：“這部作品恰好道出了新聞界幼稚、不負責任和諂媚的情況，我最欣賞鈴木明的勇气。就我自己而言，我認為如從正面加以揭露則更好”（以上均摘自《文藝春秋》，一九七三年五月號）。總之，評選員都沒有談及三篇文章中的第一篇，只是提到說“砍殺百人比賽”是虛假報道的兩篇文章。 評選員們或許對鈴木明的追本溯源的能力和文筆功力感到佩服，從而相信“砍殺百人比賽”是虛构的。不過，我以為，他們尚不至于認為“‘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盡管如此，評選員們恐怕難免有輕率之嫌。 除評選員外，平野謙也談到：“我對鈴木明那种刻意求工的追本溯源的態度感歎不已，如向井少尉，此人是作為對南京屠殺事件負有罪責的人而被處決的，作為一個讀者，我認為對他的處決是沒有事實根据的。”（《每日新聞》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晚刊所載《昭和文學論》） 大宅壯一獎的評選員恐怕沒有讀過批判“砍殺百人比賽虛假報道論”的文章，但我讀了評選員的評語，對采訪報道的感人力量之大也感到無比惊愕。評選員們毫無批判地全盤接受了鈴木明的看法，即說“砍殺百人比賽”是臆造出來的。 關于這次獲獎，我想再說一句。我認為，傳說在攻陷南京之前的進攻作戰中所發生的砍殺百人比賽，實際上确有其事。評選員們即使相信“砍殺百人比賽”如鈴木明等人所說是虛构的，卻為何在評語中只提虛假報道論，而選擇了題為《“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這篇文章作為獲獎作品，這又是出于何种考慮呢？雖然采用了《“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這一含糊不清的表現手法，實際上卻讓讀者認為“‘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或者是“無稽之談的‘南京大屠殺’”。在任何人眼里，鈴木明及其幕后人的意圖豈不是昭然若揭了嗎？雖然鈴木明本人斷言，他從未說過“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但這是支吾其詞。當然，也有可能這一標題是編輯擅自加上去的，違背了筆者的意圖。 《朝日新聞》一九七三年五月四日刊載《鉛字的周圍》一文，筆者“東洋佛”也在其《采訪報道的危險陷阱》一文中談到：“如果不存在‘砍殺百人’這起事件，讀者甚至會聯想到‘南京大屠殺’也是無稽之談。這里存在著此類采訪報道所能發揮的危險的作用。”而且，這位筆者為《“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單行本寫了評語。他評論說：“當然，只要看不到歷史的主流，無論羅列多少事實，也發現不了真實。在這方面就存在著采訪報道的陷阱。不過，撿出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材料，而對肯定南京大屠殺的材料逐一表示怀疑，這种作法稍有不慎，便有可能成為歷史的失誤。” 小田實也在与大宅壯一采訪報道獎評選員開高健的對談中批評了著者鈴木明以及文藝春秋出版社。 這次談話刊登在《群像》 一九七三年八月號上。小田實說：“有這么一本書吧，是由鈴木明撰寫、你推荐并獲得大宅壯一獎的《‘南京大屠殺’ 的無稽之談》。那可是一本以部分事實歪曲整体的書喲！本多胜一撰寫的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報道中提到‘砍殺百人’的軍官。不過，那次所謂砍殺百人的事件本身事實上純屬子虛烏有。鈴木明要證明那則報道是捏造出來的。證明到此就行了嘛！可是，我讀了鈴木明那本書所感受到的卻是：他雖積累了极少部分資料，但把整体推到一個方向，其中尤為明顯的是書名《‘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我認為，這是一個糟糕透頂的書名。起書名叫《砍殺百人的無稽之談》也可以，卻人不知鬼不覺地換了書名，成了《‘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我覺得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手法，企圖把沒有砍殺百人比賽一事改寫成沒有南京大屠殺。”菊地昌典對《讀書人周刊》的編輯也說：“我認為，從《‘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這种夸張地起書名的方式中，筆者和出版社的本意已暴露無遺”（《讀書人周刊》，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號）。總之，他們一針見血地說出了鈴木明等人的用心。令人遺憾的是，小田實也全然偏信鈴木明所說“向井少尉為何被殺”的話，斷言“那所謂砍殺百人的事件事實上純屬子虛烏有”。鈴木明的采訪報道真有那么大的說服力嗎，竟使小田實也說出那种話來，我實在感到怀疑。 關于鈴木明及其幕后人的意圖，有一則刊登在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讀書人周刊》上的饒有興味的消息，從中可知個中的情況。据該消息說，當時《諸君》總編輯曾談到：“當時，新聞界對《南京大屠殺》一書議論紛紛。去過南京的人們回來都說：‘事實并非像《南京大屠殺》所說的那樣。’因此，我們便試圖找出事件發生的原委，并作出了安排。”据說，在作出這种安排時，總編輯就指定仍然相識的鈴木明為執筆人。 据上述刊登的消息說，前往中國訪問后回來的人們就日本流傳的南京事件都說“事實并非那樣”，但我認為，恰恰相反，“事實并非如上述消息所說的那樣”。最為主要的是去中國旅行的日本人不可能都想弄清此事。 然而，盡管“事實并非如上述消息所說的那樣”，但《諸君》編輯部不知從何處听到“南京大屠殺實際上是‘無稽之談’”的議論，便認為它會成為吸引人的報道，并作出安排，指定鈴木明為調查該事件的執筆人。這就是《讀書人周刊》刊登的消息內容。由此炮制出來的可能就是鈴木明的第一稿《“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這篇文章，就其作為鈴木明的作品而言，還不能說是有說服力的作品，也不是報告文學作品。 如前所述，本·達桑在《諸君》刊登文章，對本多胜一的《中國之旅》進行了批評，一口斷定“砍殺百人比賽”是由中國人臆造出來的，他的論點被本多胜一駁得体無完膚。不過，這同樣也暴露了該雜志編輯非常輕率。于是，气急敗坏的《諸君》編輯部企圖挽回聲譽，這次便慫恿鈴木明出面，使之不遺余力地就“砍殺百人比賽”問題進行采訪，企圖證明已成為在中國傳聞的“砍殺百人比賽”的根据，即《東京日日新聞》分四次刊登的報道，實際上是隨軍記者的虛假報道。我認為，這就是事情的經過。 這點姑且不論。我認為，鈴木明的長篇大論的采訪報道拋了出來，但有關人的目的還未能達到。但不知何故，僅就“砍殺百人”這個問題，單純地相信虛假報道論的作家和評論家卻為數不少，甚至連《朝日新聞》的書評也對鈴木明的有關人員不在的“調查”深信不疑，令人吃惊。 于是乎，好几位著名的作家和評論家都對鈴木明的“砍殺百人比賽虛假報道論”信以為真。不過，其中也有人再次提到這個問題，他就是平野謙。他在為《每日新聞》晚刊撰寫的《昭和文學論》（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發表）中敘述如下： 說實在的，我是在与我同在一所學校工作的阪東宏先生提醒之下，才 看了《歷史評論》昭和四十七年十一月號、昭和四十八年六月號和七月號 上刊登的洞富雄的論文。因此，我想結合洞富雄的那篇論文，在此記下我 的說明。 我為鈴木明的文章標題所吸引，并擬用該文作為石川達三所著《活著 的士兵》的一份參考文獻，就不知不覺地一口气讀完了它。我對鈴木明的 追本溯源的能力感到欽佩，他認為所謂關于砍殺百人的新聞報道是根据傳 聞寫出來的，是不确切的報道。 我未讀過《諸君》這本雜志，因而也全然不知道該雜志刊登本多胜一 与伊賽亞·本·達桑的爭論文章的過程；也全然不知道鈴木明為這場爭論 所吸引，在同一期雜志上連載了查明砍殺百人事件真相的過程。我就是在 這种情況下，偶然看了《“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并覺得該文章頗 有說服力。 我之所以有這种印象，并非由于鈴木明的文章是第一流出版社出版的。 只是此番看了洞富雄的嚴謹的論文，再次切身体會到認識事實多么不易， 同時也不得不改變認識，覺得片面地對鈴木明的文筆功力感到欽佩是何等 地輕率。 然而，我的這种預感以及危懼心理可以說在那時或多或少已經萌生， 即与其說我通過洞富雄的論文得到了教益，毋宁說對鈴木明的文章感到欽 佩，而鈴木明也著重說明不是否定南京屠殺事件本身，繼而我又讀了佐佐 木元胜的文章，并以它作為我判斷的基礎。總之，對于諸如南京事件這些 錯綜复雜的歷史事件，像我這樣的外行人應當持慎重態度，不要輕率地發 表意見，故在此補充加以說明。 平野說：“對于諸如南京事件這些錯綜复雜的歷史事件，像我這樣的外行人應當持慎重態度，不要輕率地發表意見。”可是，我們歷史學家期待著作家、評論家們毫無拘束地暢所欲言，一直希望大家共同弄清歷史真相。 ※ ※ ※ 僅就“砍殺百人比賽” 而言， 山本七平所著《我所認識的日本軍隊》第七回《煽動報道与專家的義務》和第八回《道出了一切的“白色遺發”》兩篇文章甚為嘮叨，而我卻認為并非是怎么有說服力的文章，這又是為什么呢？像瀧澤克己這樣的人，在其《日本人的精神結构——答伊賽亞·本·達桑》一書中是這樣說的： 如果要對有爭議的“砍殺百人比賽”事件本身說一句話，那就是說它 是虛构的， 事實并非如此。 關于這一點，在山本七平有關這方面的文章 （載《諸君》二月號的《煽動報道与專家的義務》、（載同上雜志三月號 的《道出了一切的“白色遺發”》）已經問世的今天，恐怕已無反駁余地。 而且，如前面所說的，在這些報道偶爾也會鑄成的“失誤”之中，确實潛 伏著非常嚴重的、深不可測的東西。關于這一點，我們對伊賽亞·本·達 桑的警告無論引起多大的注意也不為過分（《日本人的精神結构——答伊 賽亞·本·達桑》，第二六四至二六五頁）。 由此可以推斷，瀧澤也肯定了本·達桑的關于“砍殺百人比賽”的報道是虛假報道的論點。而且，對我們最為關心的問題，瀧澤則表明了他為本·達桑進行辯護的立場。他說：“我深為擔憂，本多胜一的幽默貌似恭維而實為輕蔑。這种表達方式，似乎有點過分，最終只能在我們這些本應互相幫助，取長補短的值得重視的作家中間，進而在全体國民中間，雖能取得必要的成果，但更會招致愈加深刻的分裂和毫無結果的爭執。”他還說：“這并不是說，那樣提出‘砍殺百人比賽’，其間有著伊賽亞·本·達桑已意識到的陰謀。”他說：“總而言之，此類報道几乎絕對未曾在日本的報紙和雜志上刊登出來。這是极為奇怪的。此事本身不論對中國來說，抑或就日本自身而言，也肯定是极其危險的。”可是，他的這番表白總給人一种當面撒謊的感覺。 順筆寫來，雖有不恭之處，但我還想介紹一件事。那就是，在歷史學家中間最終也有人出來，對山本七平就“砍殺百人比賽”的報道所進行的批評，表示無條件投降，不，是無條件地責示贊同。我至今仍還對形勢的“發展”之神速感到惊訝不已。那個歷史學家就是東京大學文學系國史科教授伊藤隆。他對《中央公論》一九七四年五月號上刊登的城山三郎所寫《夕陽在燃燒》一文，撰寫書評說： 《諸君》連載的山本七平就“砍殺百人比賽”問題所作的尋訪報道， 分析精辟，如同教科書一樣，表明了什么是現代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 從“最高學府”的先生處得到這樣“精辟”的贊語，山本也該會格外高興了吧。伊藤隆是一個道地的現代史研究家，而我在現代史研究方面還不過是個初出茅廬的歷史學家。此事倒也無關緊要，但作為歷史學者，伊藤隆對山本的論證說是“分析精辟”，給了他最美好的贊語。因此，我這個歷史學家中的無名小卒，期望伊藤隆或許也能給我對山本七平所作的批判給予某种評語。 以上，我一字未改地采用了舊版本的文章，但是，現將我批判山本論點的時間与伊藤隆贊賞山本論點的時間作一番比較，感到滑稽，我竟會期望得到壓根儿都不敢希冀的“評語”。我想，伊藤隆大概是在一九七四年三、四月份寫下了上述那些評語的。實際上，我對山本的論點所寫的批判文章一部分早在十個月前就已刊登在《歷史評論》上了。我知道，雖然本人文章發表時間已晚，但伊藤隆是在看了拙文之后才對山本的論點表示贊賞的。也就是說，我的“史料批判”已被伊藤隆評定為“不及格”了。不過，我現在還不認為自己是一個不及格的學生。我說明一下，我斗膽將第3節的標題定為《山本七平的“史料批判” 》，便含有批判伊藤隆對山本的論點所作的評語之意。 然而，我卻從另一位東京大學教授公文俊平那里得到了對拙文所作的出乎意料的評价，而我原以為他會對我們的論點采取批判態度呢。 一九七七年九月，潮出版社出版了本多胜一編的《筆杆子的陰謀》。該書收編了譴責山本七平的論點的十五篇論文，批判山本七平砍殺百人比賽虛假說，《駁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的拙文也收在里面。公文教授在《產經新聞》的“直言”一欄里曾提到了此書。他在那里對拙文評論說：“洞富雄的大作銳利，我仿佛看到了歷史學家精心工作的情景，表示欽佩。”（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晚刊） 對批判未予答覆的鈴木明和山本兩人 我在七年前為舊著寫的“前言”中這樣說： 山本七平的批評大多是根据他丰富的軍人生活經歷而作出的。因此， 我很遺憾，沒有他那樣的經歷，不能充分理解他的立論。盡管如此，我還 是逐期看了山本的論文，對其論點一一作了批判。文稿積累起來，便達到 了可觀的數量。我認為，等到山本的《我所認識的日本軍》單行本出版， 看了他對刊登在雜志上的論文加工后的新稿子，我再据此修改自己的稿子 予以發表，或許這才是正确的步驟。因此，拙文一直未能成書。另一方面， 著名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都出來，高度評价了山本關于“砍殺百人比賽” 是虛假的論點。目睹這种情況的發展，我再也不能坐視了，所以才決定將 這篇拙文与剛在雜志上發表過的、批判伊賽亞·本·達桑和鈴木兩人論點 的文章合在一起，公開發表，請大家批判。 看了鈴木明最近出版的《證詞：中國、台灣、沖繩》一書的“后記”， 据他說，在昭和四十八年三月出版他的《“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一 書時，“同情与反駁同時以迅猛之勢出現”。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該書所收的几篇采訪報道當初在《諸君》雜志上刊登時，我就對它的內容 遂一進行了批判，因而我寫的“反駁”自然是長篇大論的了。然而，時間 已逾兩年，尚未得到鈴木“再反駁”。据上述“后記”所說，鈴木的想法 似乎是“對于反駁我的人們，我根本無意‘再反駁’。所謂作品，所要寫 的盡在其中，自己不必加上注解或予以辯護”。因此，我對“再反駁”的 期待自然要落空了。別人進行了批判，但對隨之而來的論爭末予應戰。要 是論戰了，就不能進行以后的更重要的工作，因而拒絕論戰——這种想法， 似乎是對自己的工作和能力感到自負的人所共有的。 不過，我相信，鈴木明的著作是需要討論的史書，其內容是不錯的， 是政治性發言。盡管鈴木明將他的采訪報道說成是‘作品”，私下里想讓 它保持原貌，但我作為鞭策衰軀挑起論爭的當事人，總覺得自己閒得無聊， 無處容身。因此，我在編纂單行本之際，無奈只好對舊著稍作若干加工， 批判的對象仍還是兩、三年前的。雖說如此，我還是深感遺憾。 雖說鞭策衰軀，若是將此拙文公開發表，与鈴木明和山本七平那些年 輕有為的作家爭一日之長短，這當然又是承擔了難以胜任的工作。每想到 要開始進行棘手的工作，從內心感到誠惶誠恐。不過，我曾經寫過有關南 京事件的專著（《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四月新人物往來社出版），甚 至編纂了關于這起事件的史料集（日中戰爭史資料8、9《南京事件》1、2，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河出書房出版），不知不覺地成了一個不倫不類的“專 家”，而且還感到有几分使命感。我已意識到這是一條不可回避的、必須 勇往直前的道路。 在這种情況下，我所寫的《駁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一書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出版了。然而，晚三個月，即同年十一、十二月，山本七平所寫《我所認識的日本軍》單行本姍姍來遲地公開出版了。批判山本論點的拙文收錄在本多胜一編、一九七七年九月出版的《筆杆子的陰謀》一書中，當時我在為該書寫序言時，就山本的新著談到： 其內容与雜志上刊登的雷同，根本未作修改。我所指出的事實錯誤也 原封不動地保留著。因此，盡管有些顯而易見的事實錯誤，但它依然是譴 責并攻擊別人的材料。這又是為何呢？ 山本的書或許是在我的那本書出版時已經排版了，不能更改，一因而 就原封不動地出版了。盡管如此，我認為至少也應當在后記之類里寫上片 言只語。這樣做，難道不是作者在受到批判后所應盡的責任嗎？他竟然無 視這种責任，無視別人的批判，若無其事地將內容有明顯錯誤的著作公諸 于世，這是何等的傲慢啊！ 鑒于這些情況，我認為，對基本上是收編在自己著作中的文章多少作 些加工，作為本書的一部分，以此向山本再次提出問題，這是我應有的權 利，而且這樣做也是我的義務。 此書寫成后，已有五年多了。但是，《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一書似乎還是照初版的樣子一再重版，而我的批判當然是一直未被重視。因此，我認為，在這本拙著里將舊著中批判山本的論點加以修改和補充，再次收縮進去，依然是我的“權利”，也是“義務”。 ※ ※ ※ 另一方面，鈴木明十年來對“砍殺百人比賽”和“南京大屠殺”問題一直保持沉默。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的《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也以初版的紙型一再重版。 可是，鈴木明在一九八二年十月號《文藝春秋》上刊登了《敬告〈人民日報〉總編閣下》一文，打破了多年來的沉默。這是因為日本文部省的教科書調查官提到了鈴木明的《“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和松本重治的《上海時代》，對筆者就“南京大屠殺”事件中的被害人數的說法挑挑剔剔，而《人民日報》的記者此時點了他倆著作的名，譴責“兩書是為軍國主義涂脂抹粉”。鈴木明的文章就是對此所 作的回答。可是，他這篇文章僅就“南京大屠殺”而言，別無新意，只是企圖蒙騙不甚了解事實真相的群眾而且。在這篇文章里，他如獲至寶似地提到了在南京國際委員會的《南京地區戰爭受害情況》中所看到的受害市民統計數，而這些統計數是不能照搬照抄地使用的。 對于鈴木明、山本七平兩人的說法，高崎隆治在《將南京事件化為虛無的邏輯結构》 和《空中樓閣的幕后》 兩篇文章里提出了一些問題，批判其“欺騙性”。《將南京事件化為虛無的邏輯結构》 刊登在《現代的眼光》 一九七三年十月號，《空中樓閣的幕后》則收編在一九七七年九月出版的本多胜一編的《筆杆子的陰謀》里。因此，務希讀者看看這兩篇文章以及本書。 另外，在《筆杆子的陰謀》里收有關于“砍殺百人比賽”的報道，即前《東京日日新聞》記者淺海一男所著《新式進軍號不怎么響亮》以及前《東京日日新聞》記者鈴木二郎所著《我作為當時的隨軍記者》，在說什么虛假報道云云時，這兩篇文章是必讀的。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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