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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首都南京所屠殺的中國人，不僅僅是在戰場上當了俘虜的官兵。十二月十七日舉行入城式，日本軍為此而對放下武器、換上便衣而混入在城內市民中間的殘兵敗卒（便衣兵）進行了徹底的掃蕩。凡有士兵嫌疑的人，一個不留地都被抓了起來。他們与當了俘虜的中國兵一樣，在城外遭列了殘酷的集休屠殺。 不僅如此，几万普通市民在日本軍占領后不久，与俘虜一起同時遭到集体屠殺。在日本軍持續不斷地搜捕殘兵敗卒時，又有許多市民受到牽連而遭到屠殺。更有甚者，瘋狂的日本兵處于毫無管束的狀態之下，他們一個個地殺害市民，強奸婦女，破坏和燒毀房屋，并不分青紅皂白地進行掠奪，擺開了慶祝胜利的宴會。日本軍對這些無奈的普通市民所施加的殘暴行為，在下一節中詳加敘述。 第六十五聯隊屠殺俘虜一万五千 前面已作過介紹，同于第十三師團的會津若松第六十五聯隊曾在幕府山下俘虜了中國兵約一万五千人，不久，這些俘虜全被殘酷殺害。 要給一万五千名俘虜提供伙食，不消說，那是十分困難的。据前面提到的十六日南京發布的消息記載，橫田記者告訴一個俘虜、教導隊總參謀沈博施說：“听說今晚能供應伙食。”當時沈參謀回答：“深表感謝。只要能給我配備汽車和警衛員，我陪你們去富貴山炮台的地下室儲藏几百袋大米的地方。如果搞來大米，不消說這里所有的人當然都能解決問題，而且還能提供給日本軍。”但是，儲藏在南京城內這座富貴山炮台內的几百袋大米，最后連一粒也沒有裝進沈參謀以及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俘虜的肚子里。可悲的是，日本軍還借口無法提供給養，把俘虜全部槍殺了。當時，朝日新聞社出版的《日華事變畫報》第十一輯就刊載了一幅兩角部隊抓獲俘虜（部分）的照片，他們集中在一起，都被收容在幕府山下、揚子江岸邊的村庄——上元門的兵營里。這幅照片恐帕就是在屠殺他們的前一天拍攝下來的。 屠殺這一大批俘虜的，也是第六十五聯隊。后來，這個聯隊的隨軍記者秦賢助听到當時情況后，曾在前面提到的回憶錄中這樣說： 屠殺事件從十五日下午就開始了，到晚上達到了頂點。這一天，有一 長隊俘虜穿過南京市區，向太平門走去。其教量多達二万人。……這就是 白虎部隊在南京入城時當作禮物帶來的大量俘虜。俘虜隊伍長得看不到頭， 而前面等待著他們的卻是死亡。 甚至連被稱為“精銳的白虎隊”也屠殺其俘虜，這難道是白虎部隊的 過錯嗎？是所謂富有人情味的部隊長兩角大佐的意圖嗎？抑或是師團長即 萩洲部隊長萩洲立兵中將所選擇的處理方法嗎？ 軍司令部曾向中央（參謀本部、陸軍省）請示了几次，最初發來的訓 電是：“好好謀划！”這一命令很不明确，也沒有關于處理俘虜的方法。 一再請示后，發來的訓電也是“研究后處理！”如何研究好呢？軍司令部 覺得為難，于是第三次請示，得到的命令是“由軍司令部負責處理！”軍 司令部認為中央的態度暖昧。為迎接朝香宮中將而舉行的入城式迫在眉睫， 軍司令部十分焦急。“殺掉吧”，軍司令部就輕易地作出了這樣的結論。 在城內，日本軍已經屠殺了俘虜，并掃蕩殘敵，直至看不到一個中國士兵。 而且，日本軍認為在缺乏糧食的情況下，只有殺掉二万俘虜。 不過，据說兩角大佐畢竟表示了反對。他原來想，為我方抓來的俘虜， 解除其武裝后予以釋放，讓他們回鄉。他這一內心想法是正常的，但其主 張未能實現。他雖說是部隊長，但只是一個聯隊長而已。再說，無論哪一 個部隊在大陸戰線上連戰連胜后，都是驕傲非凡，得意忘形的。結果，什 么都干了（《沾滿了俘虜血跡的白虎部隊》，載《日本周報》，第三九八 號）。 秦賢助認為，兩角部隊屠殺俘虜是在十五日晚上，這個時間也許有二、三天出入。這是因為，前面提列的橫田記者于十六日拍電報發出的消息，假定是在前一天所寫的，可以想見，兩角部隊抓到的大批俘虜在幕府山附近至少呆到十五日。我在過去寫的《南京事件》一書中，估計一万五千名中國兵是在十六日晚上被殺害的，現在看來，事情發生在舉行入城式的十七日那天，或者發生在第二天即十八日晚上。 當時，俘虜穿過城內，出太平門，朝揚子江岸邊走去，由此看來，屠殺俘虜的地方估計是在草鞋峽——靠近下關東北方向，与長長的江岸相連。 在秦賢助的回憶錄中，有一點值得引起注意。那就是關于對二万俘虜的處置問題。 据說軍司令部曾再三請示參謀本部和陸軍省， 而中央態度暖昧，每次都命令“處理”。然而，我認為軍司令部就處置俘虜問題請示中央的說法可能是一种誤傳。可以認為，軍部就處置俘虜問題早己下達了命令，說是要全部“處置掉”（殺掉）。下級無視上級的現象，越來越嚴重。無論干什么事情，軍司令部似乎本來就無意尊重中央的指令。更何況第十三師團所屬上海派遣軍有像長勇那樣的參謀，他曾放肆地說過，屠殺三十万俘虜是他獨斷下令干的。這些情況，我想在后面逐步加以敘述。 關于第六十五聯隊屠殺俘虜的事件，鈴木明采訪尚活著的有關人員，寫了長篇報道，提出了各种各樣的疑點。關于鈴木明的論點，本書將在第二編里作詳細的批判，這里只是簡單提一筆。關于發生上述事件的時間，也將在那里談到。 揚子江邊每晚大屠殺 在揚子江岸邊的草鞋峽和下關，日本軍的屠殺行為好像每天晚上都有發生，同十七日或十八日屠殺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俘虜的情況相似。關于這些屠殺行為，我們听到了許多證詞。其中，內容有重复的，死亡的人數似乎也有夸張之處，但還是對有關資料作一概略介紹。 在揚子江岸邊對俘虜進行大屠殺，看來是從十五日晚上開始的。在這天晚上，有几千名中國人排成不見其尾的長長的隊伍，路過《東京朝日新聞》設在大方巷的分社前面的馬路，被押赴屠殺場所。該報社隨軍記者尾隨著隊伍來到下關，目睹了在那里所發生的大修劇。今井就黎明時在揚子江畔看到的凄慘情景敘述如下： 碼頭上到處都是尸体，一片黑黝黝的，堆積如山。約有五十個乃至一 百個人影在尸体中間蠕動，他們轉來轉去地拖著尸体，把尸体丟入江中。 尚未斷气的人在呻吟著，鮮血在滴瀝，手腳抽搐著，像啞劇那樣，一片寂 靜。這個慘象在對岸隱約可見。碼頭上到處都是血水，道路化為泥泞。血 水在月光下映出一片微弱的光亮。 過不多久，“苦力們”完成了工作，在岸邊排成一行。噠！噠！噠！ 一陣机槍聲。只見他們仰面朝天，翻身扑地，騰空躍起，都一起跌入江中， 就此了結。 當時在場的軍官曾點過死亡的人數，說是“約有二万名左右”（《南京城內的大屠殺》，載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發行的《文藝春秋特輯》）。 關于十五日那天在下關大量屠殺俘虜的情況，我不了解中國方面的有關資料。說不定今井把目擊事件的時間記錯了一天。就是說，事件的發生是在十六日。這一點姑且存疑。 關于今井正剛所寫的手記，鈴木明已對它的可靠程度作了辛辣的批評。對于鈴木明的這一論點， 我將在本書第二編第2節（第三六四頁以下）提出詳盡的反駁意見，希閱讀。 以熊本第六師團的隨軍記者身份而進入南京城的《東京日日新聞》特 派記者五島廣作（隨軍時在熊本分社工作），對《東京朝日新聞》隨軍特 派記者今井正剛撰寫的正文所引記錄，以《六師團的“南京慘殺事件真相” 毫無事實根据》（載《熊本廣播》，一九六六年八、九、十一號）這一論 稿形式，作了這樣的批判：“今井君的南京大屠殺一文是根据‘似乎發生 過’或‘無疑發生過’的傳聞，用推理小說的手法虛构事實，憑興趣出發 寫出來的。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和日本各大學開設新聞講座，今井的文章 在大眾傳播原理和編輯論這些學科的教材中已成為造謠惑眾的典型事例。 与有名的‘伊藤律訪問記’一樣，同是巧妙地進行虛构報道的典型。關于 報道南京入城式的著名文章，像事先考慮的原稿那樣，其胡說八道也不亞 于‘伊藤律訪問記’，對此，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研究室也感到惊訝。” 五島也把今井指責為“急于在特殊報道上立功的蠱惑人心的記者”。 誠然，五島在文中所說的關于報道南京入城式的那篇事先考慮的原稿，是 今井根据時間安排，在前一天寫好后拍電報給總社的“虛构報道”。此事， 今井本人也打過招呼，總社理應知道是“虛构報道”。新聞記者在万不得 已的情況下，寫些像是真有其事的事先考慮的報道和預作推測的消息，這 對五島來說自然也是十分了解的。發表關于南京入城式的虛构報道，這一 點，《東京日日新聞》南京分社無疑也負有同樣的責任。因此，東京大學 新聞研究所如果把今井的報送視為虛构報道的典型事例，那是考慮到對南 京入城式的報道方式問題。關于屠殺事件的報道，是二十年后寫的回憶錄， 不是新聞消息， 因而說它是“虛构報道” 有些可笑。如果一定要說它是 “虛构文章”，那末，既然它所寫的是總社所公認的“虛构報道”，是否 可以認為用回憶錄方式所寫的報道也是“虛构文章”？新聞研究所的教授 們也并不會像五島所說的那樣，斷定今井關于屠殺事件的報道是“虛构文 章”吧！ 下面，就十二月十六日在揚子江岸邊所發生的各起事件，列舉一些有關資料。 首先是中國人魯甦（發生事件時在警察署工作）的證詞，他的證詞收于南京地方法院檢察宮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提出的報告（檢證一七○二）中。 敵軍入城后，將准備退卻的國軍和男女老少難民共五万七千四百十八 人關在幕府山附近的四、五個村庄里，斷水斷糧。凍死餓死者頗多。到一 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夜間，日本軍用鉛絲將幸存者兩個兩個捆在一起， 排列成四行，驅集到下關草鞋峽。然后用机槍對這些人進行掃射，又用刺 刀亂戳，最后在尸体上澆上煤油焚化。燒后，把尸骸一個個都扔入揚子江 中（《遠速》，五十八號，載前引資料集1，第一四一頁）。 据說，魯甦在巷戰時因中炮彈受傷，躲在幕府山附近的上元門大茅洞里，他在“咫尺之遠”看到當時凄慘的情景，因而可以說是“目睹這一慘劇的見證人”。根据他的證詞，除了在幕府山下當了俘虜的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個退卻的士兵外，還有多達四倍于此的軍民被關在幕府山附近的几個村庄里。十六日夜間，他們被机槍掃射，全都死去。但是，將總數定為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有什么資料根据呢？我也覺得有些可疑。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提出的《南京地方法院檢察處敵人罪行調查報告》（檢證一七○六）也認為，當時關在幕府山附近几個村庄里的男女老少有五、六万人（《遠速》，五十八號，載前引書，第一四三頁）。 十六日這一發生事件的時間，有的記錄則說是十八日。南京國防部戰犯審判法庭在對“南京大屠殺案主犯”谷壽夫中將進行判決時這樣說：“同月十八日夜間，复將我被囚幕府山之軍民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以鉛絲扎捆，驅集至下關草鞋峽， 亦用机槍射殺，其倒臥血泊中尚能掙扎者，均遭亂刀戮斃，并將全部尸骸，澆以煤油焚化。”軍民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在下關草鞋峽被屠殺的時間是在十二月十八日晚上（郭岐：《南京大屠殺》，第二二一頁）。可以推測，判決這起事件的根据，很明顯是基于上述魯姓的證詞，但把据查于十二月十六日發生的事件，在判決中改成十八日，這也許有什么根据，暫且注意時間上的差异。 根据梁廷芳大尉（一九四六年）出庭參加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的宣誓口述（檢證一七四三），十六日下午五時左右，當他改穿便衣后躲藏在國際安全區的難民收容所時，日本軍命令他們去下關，同時強行拉走五千個人左右，組成了長達四分之三英里的隊伍，他險些被殺。到十一時左古，槍殺已持續了四個小時，他避開日本兵的視線，和朋友一起跳入揚子江，隱藏在崖下，后來才得救。梁大尉對當時的槍殺情況作證說：“我們到達那里時，在江（揚子江。——洞富雄注）邊附近排成一行，兩邊和前面都有日本兵和机槍，机槍口對准了一排人。還有兩輛卡車，車上裝有粗繩，大家五個人一組，倒背著手被繩子捆綁起來。我還親眼看到，在這些人中間，有許多人先被日本人的步槍射中，后被扔入江中。在那里，包括乘轎車的軍官和其他軍官在內，約有八百個日本人。”從下午七時開始進行槍殺，据說持續到第二天凌晨二時（《遠速》，四十三號，前引書1，第七十二至七十三頁）。 梁廷芳的宣誓口述，沒有講明日本軍從安全區的哪一個收容所里帶走五千名中國軍民，也未明确說屠殺的地方只是在下關。然而，根据南京戰犯軍事法庭對谷中將的判決，指出該收容所是華僑招待所，屠殺的地方是在下關中山碼頭，并知道，同梁廷芳一起逃跑的友人是白增榮。 在梁廷芳的宣誓口述里，既未講清楚五千個人全部是難民，也未講清楚他們同在一個收容所里，但在判決書中，把他們都說成是華僑招待所——收容所里的難民。可是，根据十二月十七日那天《南京安全區難民收容所一覽表》里的記載，在華僑招待所里收容了二千五百個家屬（前引書2， 第一三一頁）。所說的五千個人，不啻是華僑招待所的難民。收容所的人，也許是從安全區內几個收容所里強行拉上的殘兵敗卒及其嫌疑分子，再加上從別處強行拉來的俘虜等的總數。梁廷芳和白增榮可能是偶爾躲到其中一個難民收容所即華僑招待所的難民收容所里的殘兵敗卒。 當時有個日本人親眼看到許多人，估計是殘兵敗卒的隊伍被押往屠殺的地方。這一點，后面將作詳細介紹。他听說，那些殘兵敗卒是“一网打盡的，說有三批”。所謂三批，大概是意味著從三個收容所里抓來的。 ※ ※ ※ 南京雜貨零售商人尚德義，也作為檢察方面的證人出庭參加了遠東國際軍事審判，在下關集体屠殺中，他是幸存者。据他陳述，他住在安全區的上海路華新巷一號。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時左右，他和哥哥、堂兄以及姓名不詳的鄰居五人都被屬于小島部隊的日本兵逮捕，押往下關，那時他們看到那里已有一千名以上普通男子，大約隊下午四時起，日本兵開始對他們進行集体屠殺（《遠速》，三十五號，載前引書1，第四十一頁）。 ※ ※ ※ 關于在下關的集体屠殺，雖時間不清楚，但中國方面提供了几個人的證詞。 當時，孫永成是南京的糧商，曾被駐在下關車站附進的日本軍營房里的伙夫抓去勞動。他說，他在此期間親眼看到在營房附近的堤壩上約有一万名中國人被槍殺，然后被拋入江中（檢證一七一八。《遠速》，五十八號，載前引書1，第一三○頁）。 在下關和草鞋峽交界處有一家英國人開設的和記洋行——大型肉類禽蛋加工厂。一九六五年訪問南京的中國歸來者聯絡會代表團的團員們曾听汪良說，當時有數千名中國人在該工厂避難，被日本軍發覺后，全遭殺害（山岡繁：《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爭受害地區》，第十頁）。這些難民或許被當作便衣兵或公務員而遭殺害的吧。關于屠殺避難于和記洋行的軍民一事，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檢察方面准備的證据——《日本軍在南京屠殺中國居民和解除武裝的軍人以及南京紅卍字會掩埋尸体的實際情況以檢證一七二八。此書面證据未向法庭提出）——中是這樣記述的：“在和記洋行工厂里有數千名、在寶塔橋有數百名當地居民和已解除武裝的士兵當了俘虜。他們被關入煤炭港的倉庫里，門鎖得緊緊的。日本兵用机槍對他們進行掃射，并把煤油澆在尸体上，點火焚燒。他們對在下關老虎山被解除武裝后的數千名中國兵也采取了同樣手段。”（前引資料集1，第三八五至三八六頁） 對于在下關北邊煤炭港（其北邊是寶塔橋，靠寶塔橋的江邊是和記洋行）里發生的大屠殺情況，曾于一九七一年夏為調查南京事件而訪問該地的《朝日新聞》記者本多胜一，也直接從險遭槍殺的陳德貴（五十三歲）那里听到過。据本多說，在煤炭港被屠殺的難民，是收容在和記洋行的市民，他們原以為那一帶是英租界，可能日本軍不會進入，因而才去那里避難。但收容在那里的數千個居民中，有二千名青壯年男子被抓走，并在附近的煤炭港遭殺害。那天晚上，也有許多留在難民區的年輕婦女被強行拉走（《中國之旅》，岩波文庫版，第二四三至二五一頁）。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樣，中國方面關于收容在寶塔橋難民區的人數和被害者的人數， 似乎說法不一。 馬吉牧師 （一譯馬驥、 梅奇——譯者） （Rev. JohnGillespie Magee） （？）在信中就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的情況說：在揚子江岸邊有二万難民， 他們要求前往城內的安全區（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2，第四十一頁。參照本書第一○三頁）。 ※ ※ ※ 最后，介紹一下親自下令屠殺集中在下關的數千名中國兵的當事人的手記。十二月二十一日，當時擔任南京地區西部（包括城內）警備司令官的佐佐木到一少將，在其《進攻南京紀實》一文中，就昭和十三年一月五日的情況記述如下：“依次逮捕在城外近郊繼續不听命令的殘兵敗卒。在下關予以處決者達數千人”（《一個軍人的自傳》，增訂版，第三三五頁）。這難道不是一次就槍殺了數千名散兵嗎？這一記錄特別引人注目。 日本人對十六日大屠殺的證詞 上面所述是中國方面就發生在揚子江畔下關和草鞋峽的大量屠殺事件所提供的證詞。應當認為，這些證詞中也可能存在不少問題，尤其是所講的死亡人數。頗有夸大之處。 關于十六H晚在揚子江岸邊發生的嚴重慘劇， 日本方面也有兩、三個證詞。一個是前面提到的《野戰郵政旗》著者佐佐木元胜，他是在十六日下午進入南京的。他在這一天所記日記的最后部分寫道（〔〕內所記內容，系新版時恢复的）： 回到中山門附近的郵局后，天已漆黑。山森事務官和梅森書記向不愿 意開車的司机兵塞了一些錢，要他朝下關的郵局駛去〔夜已很深，這輛卡 車的司机兵忽地回來了， 說是下關情況嚴重〕 。那天晚上，在下關郵局 〔停車場附近。——洞富雄注〕附近的江邊，響起了激烈的掃射殘兵敗卒 的机槍聲。航行在江上的驅逐艦點著了凄涼的燈，用机槍掃射企圖在濁流 中逃跑的人（上冊，第二一七頁）。 佐佐木從下關的中國郵局回中山門附近野戰郵局，大概途經中山北路附近時，看到有大批殘兵敗卒不知被帶到什么地方去。其悲慘的情景，他描繪如下； “大批苦力連續不斷地走在黑暗的馬路上，他們在荷槍實彈，并裝上了刺刀的士兵帶領下，排成了一列長長的隊伍。他們就是俘虜。我坐在卡車的駕駛室里，探出頭來問那帶隊的士兵，据他說這些俘虜都是換上了便衣的士兵，已被一网打盡，共有三批。很多人佩有日本臂章。有的背負卷起的灰色毯子，腰挂飯碗。有的為了不使自己掉隊，正急匆匆地赶路，他們三人一排，手挽著手，吵吵鬧鬧，猶如野游般地走著。有誰稍許走慢一點，便會不分青紅皂白地遭到士兵的毒打。其中有十五、六個人，看起來像是勤雜工。皎洁的月亮當空升起，今夜如此一大群的俘虜可謂是空前的了。啊，亡國的悲慘！”（上冊，第二一七頁） 佐佐木全然沒有說明他們去何處，這些俘虜恐怕是被帶到下關——屠殺的地方——去的吧。 這天，佐佐木也在南京市東部麒麟門附近看到了大批俘虜，他寫道； “在麒麟門稍許前面一點，靠右手的工路試驗所（原文如此——譯者）廣 場上，蹲著許多穿青灰色衣服的、看上去像是苦力模樣的人。那是解除了 武裝的四千名中國兵。在路旁也有很多中國兵。他們瞪著眼睛，流露出可 怕的目光。在儲集彈藥的馬群鎮，日本軍對兩百名殘兵敗卒進行了掃蕩” （上冊，第二一五頁）。第二天，十七日，佐佐木在紫金山參拜中山陵后， 在歸途中又看到了大批俘虜的隊伍，對此，他只是簡單地寫道：“在中山 門前又遇到了大批解除武裝的中國兵。這是〔七千二百名左右〕大批乞食 者的行列，沒有一個人可怜。”（〔〕內所記內容，系新版時恢复的。第 二二○頁） 佐佐木一個人僅就十六、十七日兩天所見的情況，認為被押赴遭屠殺 的俘虜，似乎也有一万五千名以上（十六日在城內所見的散兵，少則也有 四千名），對俘虜的屠殺是惊人的。 佐佐木關于屠殺中國兵問題所提供的證詞，是根据傳聞。另一個是目擊十六日發生慘劇后的現場的隨軍記者（同盟通訊社）的證詞。這個證詞，如說它是傳聞也可以。松本重治在其《上海時代》一書中記述了不久前從三位原來的同事那里听到的情況。他的同事曾以隨軍記者身份，在南京攻陷后即為采訪消息而在南京呆了几天。他說： 三個人都說，自十二月十六日到十七日所直接看到的，首先是從下關 到草鞋峽，一路上沿江邊一帶都是焚燒過的尸体，約有兩、三千具。大概 是經机槍掃射后澆上汽油燒死的……三個人都是相當老練的記者，他們說 似乎不存在几十万人的“大屠殺事件”，又說，死于非戰斗的情況下的， 大概是一、兩万人（下卷，第二五一至二五二頁）。 上述同盟通汛社的三個記者之一前田雄二，最近寫了一本書，書名叫《在戰爭的浪潮中——從華中到法屬印度支那》。他就十六日那天的屠殺情況，這樣說： 這一夜（舉行入城式的十七日那天晚上。——洞富雄注），我們在野 戰分局再次舉行慶祝宴會。席間，深澤干藏報告了一個惊人的消息。深澤 曾在傍晚獨自一人去下關看看，得知就在下關長江下游有許多尸体，堆積 如山。他走去一看，那堆積如山的尸体綿延很長距离。据說，警備兵如發 現其中有人尚未死去而在動的話就立即把他們殺死。 第二天早晨，我和兩、三個朋友驅車外出。途經挹江門，看到所有尸 体都已被清除掉，因此沒有穿過地獄之門的恐懼感覺。駛過下關，的确像 深澤所說的那樣，在揚子江岸邊的馬路上，大批中國兵的尸体堆積如山， 綿延很長距离。這些尸体像是被澆上了汽油，用火焚燒過的。“好像是用 机槍干的，”被川說，“而且好多啊！” 尸体超過了一千，也許有二千具，是一支部隊士兵的尸体。我們目瞪 口呆了。無論說尸体堵塞了挹江門，還是說在該揚子江岸邊死亡的部隊士 兵怎么會有這种事，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回到城內，我們試著向警備隊的參謀打听。他的說明是；為數不多的 日本部隊在護送大批投降的部隊時，途中反遭襲擊，因而殲滅了他們（第 一二○至一二一頁）。 深澤記者說，他在十七日傍晚看到尸体堆積如山，其中有的還在動，這也像松本重治所說的那樣，可以認為是前一天晚上發生慘劇后遺留下來的痕跡。第二天即十八日，前田記者等人外出后所目擊的堆積如山的尸体，也許与深澤記者所見到的情況有出入。自十三日起，日本軍在揚子江岸邊几乎每天都進行大屠殺，可以認為日本軍在十七日晚上同樣也進行了大屠殺。從下關到草鞋峽，在漫長的揚子江岸邊，肯定到處都是尸体，堆積如山。總之，我認為深澤和前田只是看到發生慘劇后遺留下來的痕跡的一部分而已。 如果十八日那天在揚子江岸邊堆積如山的被屠殺者的尸体，果真僅如前田所看到的那樣，那末，我在前面介紹的几個證詞所說的情況可能多半是虛构的。這無論如何也是不可想象的。 另外，同盟通訊社的記者們說：“在非戰斗的情況下死亡的，大概是一、兩万人。”對這种說法，將在后面進行批判。 揚子江畔的悲慘情景 在下關草鞋峽，有許多遭集体屠殺的中國軍民的尸体被殘忍地丟入了揚子江。到底有几千几万具尸体難以統計。但是在現場，還有大批尸体丟棄在那里。 揚子江岸邊尸体成堆，發生慘劇后遺留下來的痕跡簡直像今世的人間地獄。佐佐木元胜接收了下關中國郵局后，就把野戰郵局遷到那里來。他對當時附近滿是尸体的情況，描繪如下： 在江岸，殘兵敗卒遭机槍掃射后，尸骸成堆，在馬路上、江堤下和江 水邊，尸体重疊著。任何悲慘的情景也無法与之相比。除此以外，還有多 少具尸体被吞沒在長江的濁流中，隨波沖走，不得而知。我曾于關東發生 大地震時，看到了在本所（本所，日本東京市區內的一個地名，低洼地— —譯者）的綠町河岸堆積著許多死尸，但与此相比也是微不足道了。那些 奪去了人的生命的槍彈和刺刀，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尸体呈半裸狀態。有 的〔澆上了煤油后被焚燒〕燒得焦黑。包有草席的酒桶被卸在旁邊，堆積 如山，像慶祝胜利似地。軍隊站在上面放哨。這個場面是戰胜國与亡國的 強烈對比（前引書，上冊，第二二二頁）。 大屠殺看來大多是通過机槍掃射來進行的，但似乎有時甚至也使用了毒气。從鎮江出發沿著揚子江南岸向前進攻的山田支隊（第十三師團屬下）有個輜重兵，他說，“在南京城內還發生過更為嚴重的几件事”，“非常出名，但由于我未曾親眼見到”，所以“不想說”。然而，當部隊离開南京而要開赴安徽省時，曾集結在下關（南京碼頭地區），由于要渡江到對岸浦口，他們便在那里等候輪流渡江。就在這個時候，這個日本士兵在那里看到了悲慘的情景，他說： 更有甚者，我曾目睹了堆積在一個地方的數千名中國軍正規部隊士兵 的尸体。在此之前以及以后，我從未看到這么多正規部隊的戰死者的尸体。 他們死得十分奇特。看上去，他們沒有外傷，其次倒下的位置像是正好爬 到下關的土堤下，待精疲力竭后才斷了气的。也就是說，他們想朝長江方 向逃去，然而這种逃离的方向是不符合常情的。因此，只能這樣推測，他 們不是為了逃跑才爬到江里去，而是要到江里飲水。 “那不是瓦斯中毒嗎？”我們互相議論著。 “是啊，是這樣的。”大伙几乎都同意這种看法（藤原審爾編：《眾 所周知——中國婦女在百万中國派遣軍手下蒙難》，第三十一至三十二頁）。 如上所述，在揚子江岸邊慘遭屠殺后的尸体成堆，但除此以外，還不知有多少尸骸當場被丟入揚子江里。日本軍之所以要選擇揚子江岸邊作為進行集体屠殺的地方，目的之一，可能是為了把尸体葬入于揚子江中。 ※ ※ ※ 記者、作家、評論家、畫家、電影導演等多達一百十多個与新聞界有關的人們，或在攻打南京時隨軍入城，或在稍晚一些時候到達中國首都。當時，在這許多舞文弄墨的人所寫的從軍記中，沒有一篇触及日本軍在南京市內所干的大屠殺事件。我正當這樣認為的時候，卻在前年，看到第一個研究戰爭文學的高崎隆治發表在未來社机關雜志《未來》（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號）上的一篇文章，題目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大屠殺》。從這篇文章中，我了解到詩人西條八十所寫的見聞里有關于其目擊到日本軍進行令人厭惡的大屠殺后遺留下來的現場。西條受讀賣新聞社派遣專事參觀十二月十七日舉行的“南京入城式”。他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出版的《談話》臨時增刊——《支那事變一年史》中，發表了一篇題為《盛大的南京入城式》一文，其中有一節敘述如下： 我們乘的驅逐艦“H——” 駛抵南京下關碼頭時，已是深夜了。至翌 晨九時，我們才獲准上岸。很早起床的人都說是听到對岸激烈的槍聲，遙 見火焰沖天。看來，在舉行盛大的入城式前，為了清除馬路上的尸体和掃 蕩殘敵，士兵們好像忙了一個通宵。 我們乘小艇先來到傍靠在棧橋邊的軍艦“A——”（中略）。 我邊想著邊舉杯喝茶，一面透過船窗望著早晨的長江。寬闊的江面， 江水像隅田川（隅田川，經東京都市街地東部而流入東京灣的一條河流— —譯者）那樣混濁，但沒有看到浮尸。不過，一片油膩的東西漂浮在江面 上，閃閃發光。從未見過的黑色水鳥在軍艦附近江面上，時而浮起，時而 沉下水。 我順著舷梯下了軍艦，上岸（中略）。 我出去一看，見碼頭斜對面有一座高高的板牆。牆內中國兵的尸体堆 積如山。我心想：“已漸漸開始啦。” 我一直往前跑去，來到寬闊的中山北路。那是白楊樹覆蓋的林蔭道， 參加閱兵式的軍隊在不斷地行進著。他們首先要穿過陰暗的挹江門。那里， 在厚得令人吃惊的鐵門背后，堆起丁敵人的沙袋，像揚子江岸邊裝來的草 包那樣，沙袋集中在一起。從這一帶開始，一路上，看到橫躺著很多穿著 當地居民衣服的中國兵尸体以及死去的軍馬。 對于文中所說“已漸漸開始啦”這句話，高崎解釋說，西條八十看到“尸体堆積如山”后慨然地說“已漸漸開始啦”，這無疑意味著屠殺俘虜。這只能認為是西條八十根据自己的判斷預料到將會發生這种事情，或是西條八十從誰那里听說到即將會發生這种事情。如果是這樣的話，屠殺決非偶然發生的事件，所謂“不幸”的事件，似乎只能說是出自于日本軍隊本質的有計划、有意識的殘忍的屠殺。 在上述見聞中，還談到了在舉行入城式的當天，即在十七日凌晨，下關地區響起了激烈的槍聲。西條八十把這一射擊的情況說是“掃蕩殘敵”，其實，那是集体屠殺俘虜。 在南京城內集体處決中國軍民 集体處決中國軍民的地方，不僅僅是在揚子江岸邊的下關和草鞋峽。它遍于南京城內外各地，如果看一看后面列表介紹的關于遺棄尸体的掩哩情況，這個問題就很清楚了。紅卍字會和崇善堂兩個掩埋隊所處理的遺棄尸体，合起來，城內有九千三百四十一具，城外有十四万六千零四十八具。就城內的情況來說，可以肯定，除上述數字外，還有不少尸体已為軍隊自己或市民所掩埋。自然，在這些被掩埋的尸体中，包括許多陣亡者。 下面就城內外（揚子江畔除外）被集体屠殺的情況，列舉几個例子。 新島淳良從南京涉外人員中听到這樣一個事實：從城南光華門逃出來后為紅卍字會和崇善堂兩個慈善團体所收容的一万七千名難民，在那里被就地槍殺（《奪去三十万生命的“南京事件”》，載《東風新聞》，一九七五年七月三日號）。如上所述，在揚子江岸邊也有難民集結所，說是那里收容了二万人（參照本書第一○三頁），那或許就是新島听說的收容所，但我現在已無法查明。 ※ ※ ※ 在城西，集体屠殺的情況有如下几個例子。南京糧商伍長德曾出庭參加遠東國際軍事審判，他在宣誓口述書（檢證二一一九）中，概括地作證如下：“我當時擔任警官，南京陷落后，我和三百名警官一起，把全部武器交給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然后走進當時作為難民收容所的司法部房子里，那里也有許多普通老百姓。十二月十五日，日本兵來到司法部，要把收容在這里的全部難民帶到西大門去。我們一到門口，日本兵就將我們推出門外，每批一百多個人，共分十六批，依次進行槍殺。我想逃跑，便在机槍即將掃射前趴在地上。正當此時，我背后吃了一刺刀，但由于不是致命傷，我假裝死去，才得以幸存。”（《遠速》，三十五號，載前引書1，第四十二至四十三頁） 此外，證人伍長德在南京地方法院也對此作證，他的證詞收入在先前提到的該法院檢察官的報告（檢證一七○二）中，他在證詞中的陳述是：在漢中門現場，慘遭殺害的人達二千多名（在法庭上宣讀時，由于此處省略未讀，因而未在速記的記錄中記下來，現根据譽寫的原資料補上）。所謂西大門，恐怕就是石城門的俗稱。石城門，也叫漢西門（今漢中門——譯者）。漢中門是在民國二十年新辟漢中路時設置的，在漢西門的北部，相距很近。所以，叫西大門（漢西門）外也好，叫漢中門外也好，這一帶就在莫愁湖畔，實際上是同一個地方。 可見，伍長德的證詞似乎有某些錯誤。事件不是發生在十五日，而是發生在第二天，即十六日。被強行拉走的警官，在數字上也有出入。根据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于十八日向日本大使館提交的文件，說是早在十四日已從司法部這個收容所里強行拉走了兩、三百個殘兵敗卒，然而至十六日，強行拉走了五十名穿制服的警官和四十五名志愿警官（并非三百名警官），并從這最高法院的收容所里也強行拉走了四十名穿制服的軍官。當時，同時從上述兩個收容所里強行拉走后被處決的，好像還有全部難民。附在上述文件中的、關于十七日那天的難民收容所一覽表，其中所記這些收容所的難民數都是零（前引書2， 第一三一至一三二頁）。估計是該委員會委員馬吉牧師在給其住在上海的妻子的一封密信中，對此情況記述如下： 午飯時，住宅委員助理里格斯（Charles H. Riggs，一譯李格斯、林 查理——譯者）悲痛欲絕地過來了。日本軍把法學院和最高法院里的難民 全都強行拉走。他們的命運是可以想象的。我們的民警也被拉走了五十名。 里格斯雖提出抗議，但遭到了士兵們的粗暴對待，還被軍官們打了兩布。 難民都經過全身檢查，看看有沒有帶錢，凡是藏在身邊的東西，不論什么， 有時甚至連剩下的一條被褥之類的東西也被搶走。下午四時，職員們正在 開會時，听到附近傳來行刑班的槍聲。這一天的恐怖情景，對可怜的難民 或對我們自己來說，都是無法形容的（前引書2，第三十三頁）。 馬吉牧師（？）又在信中寫道，十五日晚，日本軍從安全區內的一個收存所里強行拉走一千三百名難民， 不知把他們帶到什么地方去處決了。 對此，將在后面（第一二四頁以后）連同有關資料一并介紹。 關于在漢西門外或漢中門外進行大量處決的情況， 前面提到的汪良曾說過；“在漢兩門外的沙地上，每天有數百人，多的時候有數千人被集体槍殺，他們都是被日本軍從城內帶出來的。只有一個人活了下來，他就是現在還活著的見證人殷有余先生”（前引《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爭受害地區》，第十頁）。新島淳良也听說：“數万人分几次被埋入土中后窒息而死。當時幸存下來的伍長德先生，后來在東京審判時站在證人席上”（前引稿）。這里也出現了伍長德這個名字，只要是他的證詞，也許得相信他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的宣誓口述中所說的情況，但又与汪良說的話有出入，因而關于數万人被害這個數字，從現在南京涉外人員所告知的情況來看，似乎可以認為稍許有點夸大。盡管這樣，在西門外的屠殺是相當殘酷的，這從貝茨博士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所寫的手記里看到這樣的文字而得知。貝茨博士寫道：“中國紅十字會的一個負責人請求我們去漢中門外，視察一下在那里的許多尸体……漢中門現在封鎖著。掩埋隊報告說，在那里有遺棄尸体三千具。那些尸体經大批處決后原封未動，或是成排地倒下，或是重疊著丟棄在那里。”（前引書2，第四十六至四十七頁） 關于西門外的大屠殺情況，日本人也提供了一個證詞。日本廣播協會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八時題為《映像的證詞“戰斗的軍隊”》的廣播中，提到過井之脅定二這個牧師。他曾參加了南京攻陷戰。他說，當時，在南京西門外，有三十米左右寬的防坦克壕溝，全為尸体所埋沒，馬拉的輜重車在尸体上碾過。 ※ ※ ※ 新島又報告了這樣一個傳聞：“現在建立五台山体育場的地方，當時系一片荒地，在那里有一万名市民被槍殺了。”五台山位于安全區范圍內。在難民收容所里听得見槍聲的地方，抓來的便衣兵變成了犧牲品，許多普通老百姓被槍殺。這些情況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的記錄中也可見到許多，但這次被槍殺的人有一万名，這個數字似乎也是夸大的。 ※ ※ ※ 關于南京的集体屠殺問題，我大約在十年前得知了惊人的事實。那是通過守山義雄的記錄了解到的。守山義雄和今井正剛一樣，當時以《東京朝日新聞》的隨軍記者身份，在發生事件時在場。德國哲學研究工作者條原正瑛曾听到過守山義雄的談話，他在發表于一九七一年八月號《日中文化交流》上的一篇文章里，作了如下敘述： 在戰爭期間，我以留學生身份逗留在德國，當時，守山義雄（已故） 任朝日新聞社柏林分社社長，我曾從他那里听到日本軍開進南京后發生大 屠殺事件的真相。守山是以《朝日新聞》記者的身份親眼看到那些事實的。 据說，日本軍占領南京后，曾一次把三万數千名中國人——其中大部分是 老人、婦女和儿童——赶入市區的城牆內，從城牆上投下手榴彈和用机槍 猛烈掃射，將他們全部槍殺。當時，在南京城牆內的确尸山高筑，長靴几 乎沒沒在血海之中。据悉，對此慘無人道的行為，甚至還必須以“皇軍”、 “圣戰”之類的謊言來進行報道。守山對新聞記者這個職業感到絕望，并 苦惱了好几天，想折斷筆返回日本（《西方有納粹主義，東方有軍國主義》， 載《日中文化交流》，一五七號）。 根据上述傳聞，這以老人和婦女、儿童為主的三万數千名中國人是從城內逃向郊區避難的市民呢，還是郊區村庄的居民，情況都不清楚。但他們被赶入城牆內后全被槍殺。這起事件實在是令人可怕。如果正像條原所听到的那樣，這种大屠殺在城內一處發生的話，其屠殺的地方估計是在太平門——位于空曠且向東南突出之地——或中山門附近。如果這樣的話，可以認為，這些被害者是住在紫金山后面和幕府山前面的居民，或者是在該地區避難的南京市民，他們是從太平門被赶入城內的。然而，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對這一帶三万多名中國民眾被集体屠殺事件沒有提出證据。為什么就這起事件提供情況的人，除提供間接證詞的守山外，中國方面和日本方面都沒有留下其他任何人呢？人們覺得奇怪。守山的談話是關鍵的，但他已离開人世，因而現在無法質疑，令人遺憾。 雖不能确切池說明，而中國方面也沒有這起事件的有關資料，這或許是已為大家所熟知的事件的一种誤傳。在此，我們想起了前面提到的一個事實：在幕府山附近收容的五万七千余軍民在揚子江岸邊遭到槍殺。所以可以這樣認為，事件是發生在离太平門外不遠的地方，但似乎被誤傳為發生在太平門內了。 然而，即使沒有旁證，還是應該認為，它像修原所听到的那樣，事件的發生也許實有其事。那是因為，盡管這是三十年后作的筆記，但卻是在直接听了參与屠殺的人談實際体會后寫出來的。盡管如此，應當認為三万數千名被害者并非全是無辜居民，其中包括很多俘虜，而且三万數千名被害者這個數字也有問題。 ※ ※ ※ 從傳聞中可以認為，事件是發生在太平門、中山門之間城牆里面的空地上。對可怕的大屠殺的事實已經作了介紹的還有一個人，即《東京日日新聞》隨軍記者鈴木二郎。他親眼見到：十二月十三月，日本軍在中山門附近的城牆上曾對俘虜進行了集体屠殺。鈴木是在南京陷落時入城的，他在城內呆了四天，目擊了日本軍的許多殘酷屠殺的行為。對于上述發生的慘劇，他說； 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令人恐怖的悲慘的大屠殺。俘虜在二十五米 寬的城牆上排成一行，一個個被刺刀刺落到城外。 在城牆上，許多日本兵舉起刺刀，使勁地吆喝著，在向俘虜的胸膛和 腰間刺去，只見鮮血飛濺，陰森森的气氛使人毛骨悚然。 在那里，我又看到了日本士兵〔前一天，在中山路勵志社（今迎賓館） 把我錯當成是中國人〕 企圖刺殺我的一副凶相，我目睹那种慘劇，不久就 茫然若失，當場就呆住了。 可是，就在這一殘酷屠殺的情景中，出現了不可理解的現象，使我無 法忘怀。那就是被刺后跌落下去的俘虜們的態度，他們的表情。 在死神面前，有的露出滿意的微笑，有的時而哈哈大笑，期待著“死 亡的到來”（《我目擊了那次“南京的悲劇”》載《丸》，一九七一年十 一月特大號《日中戰爭全貌》專輯）。 對于鈴木這份手記，山本七平提出了惡意的批評。對此，我代鈴木作詳細回答。 關于在中山門附近屠殺俘虜的問題，有一個士兵在他寫的信中也提到了這起事件的目擊情況，這封信被收錄在數年前岐阜縣郡上郡白鳥町教育委員會出版的《白鳥町陣亡者的信》中。我認為，這封信与前面介紹的擔架兵外賀關次的日記一樣，應作為同時代的資料引起人們的重視。這封信估計是在第十六師團當輜重兵的已故仲（左火右田）靖七寫給他的弟弟的，發信時間是在十二月二十二日，信中這樣寫道： 十二月十三日入城。城門四道，有一尺左右厚的鐵門，堆積了數千袋 土包，六八（原信如此）要搬走它后進入城內，那是要付出很大力气的。 在門外，有五十、一百個中國兵倒在那里，似乎是一百五十余名俘虜兵頭 并頭池排在一起，被日本軍用机槍掃射死的。其中好像混入了中國高級官 員。這好像是九師團干的（第二○八頁）。 隨著攻打南京面發生的對俘虜和殘兵敗卒的屠殺，至十二月中旬大体上結束。但是，這些俘虜屬于什么性質，情況并不清楚，不過在翌年四、五月間，南京還在處決這些俘虜，有人目擊了這些情況（森山康平編：《證詞記錄：三光作戰》，第六十二頁）。 ※ ※ ※ 這里，根据高崎隆治所編近作《非戰之歌》，介紹兩首詩，詩中歌頌了在南京攻陷戰中死亡的中國軍民。 眼前尸体堆積如山，二万生命遭難，毛骨悚然。 這首詩的作者是三田零人，該詩載于一九三八年六月號的《短歌研究》上（第七十八頁）。他目擊了枕藉在那里的二万余具尸体，他們是在日本裝甲部隊——曾痛擊丟下武器后潰逃的大兵團——的机槍掃射下被殲滅的呢，還是日本軍對毫無抵抗的俘虜和殘兵敗卒進行大屠殺？高崎認為是后一种情況。即使是死于前一种情況，這在中國方面來說，也理解為是“屠殺”。不管死于什么情況，它可以看作為大屠殺的一個例子。 另一首詩，是當時的南京憲兵隊崛川靜夫所寫： 棄尸八万，令人惊歎，有口難言。 這首詩收于昭和十五年出版的《南京》這部詩集里（第七十九頁）。高崎就這首詩說：“認為只要未在南京投擲原子彈，就不可能有‘八万’死者等，這是對屠殺的否定，他們說這位憲兵大尉与大宅壯一一樣，也是‘撒謊’。如果說他是‘撒謊’的話，那只是他把實際的數字估計得過低而已。” 長勇夸口說他下令屠殺俘虜三十万 前面介紹了集体屠殺俘虜和殘兵敗卒的各方面資料，現在必須談一談曾夸口說他下令屠殺三十万名俘虜的一個人物。他就是長勇中佐（翌年升任大佐），他在占領南京時，是上海派遣軍的情報主任參謀，兼任華中方面軍參謀。在事件發生后不久，田中隆吉大佐（在事件發生時任關東軍參謀，中佐）曾听長勇這樣說過。田中在他戰后寫的《被割斷的歷史（戰敗秘話）》一文中，談到了這些情況。文章稍許長了一點，卻是個重要的證詞，因此將有關部分全部引錄如下： 昭和十三年四月初，當時我擔任朝鮮羅南的山炮二十五聯隊長。一天， 由于三月發生人事調動，在成興的步兵七十四聯隊長長勇大佐來看我。他 來羅南，是為列席師團司令部例行召開的團隊長會議。 長勇是我的同事，曾在參謀本部的一個課里和我一起工作過，相互熟 悉。他實際上是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的中心人物，他是個赫赫有名的無比 蠻橫的人。他的性格卻不像表面上看來那樣豪放，對世間的毀譽褒貶极為 敏感，頗有強烈的功名心。他最大的缺點是不管正确与否，總自以為是， 什么樣的惡毒手段都施得出來，毫不反省自己，是個行動家。長勇對我總 要讓一步，主要是他在年輕時曾迷戀于女色，我曾幫了他一把。還有，我 的腕力也遠比他強。用此，他不大敢在我面前信口雌黃。 團隊長會議連續召開了三天。在會議期間，長勇住在我的官員住宅里， 我和他生活在一起。我在這段時間，從他口里听到了令人吃惊的事實，那 就是震撼世界的、在南京附近大量屠殺中國人的真相。有一天，他對我說： “在攻打南京時，我在朝香官指揮的兵團里任情報主任參謀。我軍在 上海附近的戰斗中經艱苦奮戰后逐漸取得胜利，轉向進攻，向鎮江附近挺 進。由于在杭州灣登陸的柳川兵團推進神速，大約有三十万中國兵被切斷 了退路，他們丟下武器，向我軍投降。要處理這么多俘虜，糧食方面是個 最大的問題。在事變開始時，我很高興，認為對在通州殺害日本人事件進 行報复的時机到來了。我立即擅自向所屬各部隊發出命令：應全部殺掉這 些俘虜！我利用軍司令官的名義，通過無線電訊傳達了這項命令。命令的 全文當即燒毀。由于這一命令，大屠殺開始了。然而，其中也有逃亡的人， 不能說全都被殺掉。我相信，我不僅由此對通州的屠殺進行了報复，而且 得以告慰已犧牲的無辜在天之靈。” 我怀疑自己的耳朵，并認為長勇所說的話是長勇在胡言亂語，對此并 不相信。 停戰后，我從各方面了解到日本軍在南京附近進行屠殺的全部情況。 而且試對如何進行如此大規模的屠殺的問題作了研究。得出的結論是，我 不得不肯定長勇在朝鮮羅南說的話是真實的。原因是，如此大量的屠殺， 如果不是在軍隊的統一指揮下采取集体行動的話，那是絕對不可能辦到的， 而且這种集体行動只有遵照上司的命令才能進行。此外，友軍柳川平助的 兵團并沒有任何屠殺行為，這就證實了長勇談話的真實性。 長勇是昭和六年三月事件的中心人物，第二年夏天，他來上海看我。 我當時任公使館武官。他洋洋得意地對我談起了屠殺事件的情況，同時” 他以法國大革命中馬拉[1]和丹東[2]自詡。我認為，長勇是個极端愛耍花 招的人，另一方面又十分殘暴，在性格上，同馬拉、丹東等人是一脈相承 的，這是事實。 -------- [1] 馬拉（Jean Paul Marat， 1743∼1793）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著名活動家、 政治家、學者。1793年5月參与領導和鼓動人民起義，推翻吉論特派統治，建立了雅各賓派專政，同年7月被暗殺——譯者 [2] 丹東（George Jacque Danton，1759∼1794），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活動家，公開反對雅魯賓派政府的革命恐怖政策，1794年被捕，不久被處死——譯者 對鎮江附近的俘虜所進行的善后處置，即使人數是大量的，如果冷靜 對待，也是非常簡單的。那就是沒收他們的武器，釋放回鄉。因為戰場是 中國的領土，這樣做非常容易。可是，長男十分殘酷，他借口要對通州事 件進行報复，以致進行大量屠殺。嘗過一次血味的人，只把殺人當作家常 便飯，往往与猛獸沒有兩樣。這些官兵在鎮江附近吮吸了大量鮮血，他們 在進入南京的同時，其殘暴性有增無減。總之，當時震惊世界的南京屠殺 事件，是長勇一個人獨斷獨行引起的悲劇（第四十四至四十八頁） 就是這樣，田中隆吉大約在事件發生后四個月，從長勇大佐那里親耳听到屠殺三十万俘虜之事。誠然，長勇大佐這個人的性格大概是异乎尋常的，可以認為，這些事，他是做得出來的。然而，盡管他多么反常，能相信一個微不足道的參謀可以不通過軍司令部召開的會議，隨便利用軍司令官的名義向所屬師團長下令全部槍殺俘虜嗎？他膽敢這樣說，也許是企圖把屠殺俘虜的責任由自己一人承擔下來吧。不管怎樣，以軍司令官的名義發出了關于屠殺俘虜的命令，我想這一點是肯定無疑的。 田中隆吉听長勇講，長勇自己獨斷獨行地發布軍令，要屬下大量屠殺在鎮江附近被俘虜的中國兵。田中隆吉說，當時他把這看作為是長勇慣常所說的大話，并不在意，但在戰后通過各方面了解到日本軍在南京附近進行屠殺的全部情況后，不得不肯定長勇的話是真實的。而且，他斷定，在鎮江附近吮吸了大量鮮血的那些官兵，在進入南京的同時，其殘暴性有增無減，發生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屠殺事件。這樣看來，田中似乎在戰后才知道許多中國兵早在南京陷落前當了俘虜并被屠殺的事實。盡管如此，我認為屠殺三十万俘虜是過分夸大了。而且大量俘虜出現在鎮江附近，似乎也不符合事實。這恐怕是團中听錯的。在南京陷落前的大量俘虜被殺情況，主要在下面介紹，一般認為屠殺發生在烏龍山以西、南京城內各處、揚子江沿岸各地。 關于長勇大佐的談話和田中大佐之“柳川兵團” 云云，希參照第7節（第二二六至二二七頁）的記述。 在東京審判時未曾提出的大屠殺事件 那時，在作為一個行政區的南京市內，离南京城很遠的地方，也曾發生了几次大屠殺事件，具体時間不清楚。中國方面未曾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提出過此事。我對真相不明，但對這些事件的傳聞情況，為方便起見，介紹如下。 在南京市的東北部有座烏龍山。該山坐落揚子江江畔，山下設有炮台。炮台于十二月十三日為第十三師團的山田支隊所占領。山田支隊以前面提到的會津若松第六十五聯隊和山炮兵一大隊為基干，是由第一○三旅團長山田丹二少將指揮的一支部隊。据說，可能是在占領炮台后不久，在面對揚子江的烏龍山麓，曾發生了屠殺事件。 該事件在日本方面有所傳聞，卻未從中國方面听到与此有關的資料。日本方面的資料， 是由“負責清理數万具被殺于烏龍山麓的尸体” 的山田支隊一個輜重兵（三十三歲）提供的，他就事件所說的詳細談話，收錄在藤原審爾編輯的《眾所周知——中國婦女在百万中國派遣軍手下蒙難》（一九五七年四月，春陽堂出版）一書中，題目是《眾所周知》。這是一篇匿名文章，似乎多少經過藤原加工。這里，有關對尸体處理問題感到棘手而擅自停止處理工作的長篇記述一概從略，僅就記述屠殺情況部分，引錄如下： 去什么地方？目的是什么？一概不得而知，就這樣走了兩里路左右， 突然被帶到烏龍山進行屠殺的現場。到達的時間可能是十時左右。 那里的地勢，一邊是烏龍山麓的高地，從沿山的公路下來到坡地，直 至揚子江江邊，是緩緩起伏的一大片沙灘。在整個沙灘上，到處展現了活 生生的地獄圖——前半夜發生的慘劇。對于死人，我們照理已司空見慣， 滿不在乎了。然而，我們都吃惊地呆住了，以至于一動也不動。 有的說這里燒死了二万人，也有人說燒死了四万人。他們不是南京城 內的市民，而是全無戰斗力的難民——為避戰禍從市區外圍聚集于城內， 日本部隊迫使他們集結在沙灘地帶，有一個多星期切斷糧食供應，一次也 沒有供應糧食和水）在我們清理尸体的前一天晚上，兩個小隊——机槍隊 奉命出動，從公路上向下面沙灘的難民掃射。發出上述命令的高級軍官認 為，對手們毫無防備，他們已一星期沒有進食，因而体力已經消耗，只消 用兩個小隊的机槍就足夠了。但是，他們無視人們在垂死掙扎時發出來的 一股异常大的力量，這是一种估計錯誤。滴水未進的二万人群，對日本軍 發出憤怒的力量是多么厲害啊！這一點，對于剛取得胜利而得意忘形的軍 官們來說是根本無法理解的。 机槍在黑夜中發出吼鳴聲，積郁在難民們心中的怒火突然爆發出來。 他們瞬間意識到机槍噴出火來意味著什么，便高聲吶喊，像雪崩似地沖向 机槍小隊。總之，涌過來的是一大批人群，足以擠滿皇宮前的整個廣場。 人們滿腔怒火地沖了過來，因而兩個小隊——机槍隊轉眼間全被擠垮了。 汽車隊從稍高的公路上看到了這种情況，不得不隨机應變采取措施。 他們丟下了裝在車上的汽油桶，把汽油倒在坡地上，點起火柴并向那里扔 去。 汽車隊的任務原是為了掩蓋罪跡，在應由机槍隊獨力干完的堆積如山 的尸体上普遍澆上汽油，使尸体徹底焚毀，但事實并非如此。可是，這种 以瞬間的果斷蜂擁而來的人群，很快被燃燒起來的猛烈的火篱笆壓了下去， 逃也逃不出，結果全都被殺害了。另一方面，据說友軍的兩個小隊也成了 他們的伙伴。這些話，是當天從一個士兵那里听來的，那天晚上，他就在 這個汽車隊里（第二十六至二十八頁）。 關于上面所說二万或四万被害人數，似乎有點問題，但最重要的是這篇文章所寫的時間有种种可疑點。山田支隊奉命參加南京攻陷戰，十二月十二日田鎮江附近出發；十三日先遣部隊占領烏龍山炮台；十四日占領离南京城不太遠的幕府山炮台，在幕府山下俘虜了一万五千名；十七日舉行入城式，那天晚上將上述俘虜全部殺害；二十日從下關渡江到對岸浦口。這就是當時山田支隊的行動。從這個行動的時間表看，似乎難以想象山田支隊為迫使非戰斗人員集中到烏龍山麓的沙灘上，在一星期時間里不供應糧食，并對他們進行監視。而且，戰斗人員自不待言，就是難民等，可以認為山田支隊也對他們無暇顧及。 然而，也不能斷定長達三千字的有關這一事件的記述，完全是憑空捏造出來的。可能也有某些事實根据。要弄清這個問題，需要有中國方面的旁證材料。但是，我們還沒有接触到這方面的材料。如果第六十五聯隊也留下了一份詳細的戰斗報告，那末，有無事實的問題是可以弄清的，但是否存在這份報告，還不知道。關于該部隊的詳細的戰斗報告，將在本書第二編第2節敘述，希參照。 下面所談，是發生在大致位于烏龍山与南京城之間的揚于江畔的名胜之地——燕子磯及其附近觀音門一帶地方的屠殺事件。就我所知，這方面的資料只有一個，那就是前面提到的汪良在一九六五年向中國歸來者聯絡會的訪華代表團所說的情況。他所說的被害人數及其真偽程度也存有疑問，但這點姑且不談，先听听他所講的： 燕子磯是揚子江岸邊有名的名胜之地，這里，曾匯集了約十万難民。 日本軍從三方面追赶而來，用十挺机槍將他們包圍，几乎把他們全部槍殺 了。据僅有的、幸免于難的人說，當時揚子江的江水變得血紅，留在江岸 的尸体，一直放到翌年春天，臭气熏天，散發到几公里之外。附近一帶都 可聞到這种气味。 從南京城往北二十公里，有個地方叫觀音門。國民党的士兵和難民約 三万人在日本軍的驅赶下，逃到了中央大學后面的樹林中。這是死亡的集 中營。由于日本軍對他們斷絕糧食，所有的人几乎都在饑寒交迫的情況下 死去。后來，日本軍一把火點燃了樹林，焚毀了尸体（前引《訪問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戰爭受害地區》，第九頁）。 這是根据談話記錄下來的，由于不熟悉地理惰況，他把燕子磯和觀音門完全寫成兩個地方，其實兩處相隔只有半公里左右，自然也可以視為一個地點。還有，觀音門是建于明代洪武中的十六個外圍門之一，它与南京城的距离，從和平門算起有七公里左右，從太平門算起也不到十公里，說從觀音門到南京城有二十公里，那是錯誤的。 由于事件是發生在离南京城牆西里內外的地方，應該把它看作南京屠殺事件的一部分較為妥當。而且据說在江岸的燕子磯被槍殺了十万人，在其附近觀音門外的觀音山上餓死了三万人，因而如果這些數字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話，自然可以說是一起被害人數最多的事件。在被害者中，餓死的另當別論，可以推斷，被槍殺的人多半是俘虜。因為要殺害如此眾多的民眾，那是無法想象的。 這一大屠殺事件，為什么未曾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提出？這使人覺得十分奇怪。但不能認為這是編造出來的謊言或誤傳。不過，說什么十万人或三万人，在數字上可能有些問題。不管怎么說，我認為要确認這一事件，需要旁證。 那末，要是發生過這种大屠殺事件，應是哪個部隊干的呢？如果是在南京陷落前后，當然就是前面提到的山田支隊干的了。可是，如在敘述烏龍山事件時所談到的那樣，山田支隊自然沒有時間去干這种事。不，也有這樣一种看法，認為小部隊不是也可以這樣干的嗎？但如汪良所說的那樣，用十挺机槍有效地掃射數万人的龐大集團，那是不可能的。要是這樣的話，這一事件會發生在南京陷落以后。那時，必須提到引人注目的第十六師團。可是，現在對此還沒有任何證据材料。 總之，我認為在燕子磯和觀音門也曾發生過大量屠殺事件，這是無法否定的。然而再說一遍，說是被害的人有十余万，那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就燕子磯所發生的大屠殺事件，鈴木明批判說不可能有這种事實。對鈴木的這种說法，我試在本書第二編第2節（第三三五頁以下）進行反批判。 ※ ※ ※ 根据中國方面的記錄，可以知道，在离南京城以外的地區，還發生了兩起大屠殺事件。一起發生在燕子磯和烏龍山之間的巴斗山附近，另∼起發生在靠近南京城的幕府山背后的沙州。据《首都志》記載，巴斗山位于燕子磯之東，但其間的距离不清楚。現在台灣的郭岐將軍當時曾目擊該地發生慘劇后的情況。郭岐是南京守軍的軍官，他在十二月十三日首都陷落后，曾在南京隱蔽下來，翌年，即昭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乘漁船逃离南京，前往上海。在航行途中，离南京城二、三十里（華里）左右，船駛過巴斗山后面，他立即上岸，這時目睹慘狀，郭說；“遍地都是尸体……臭气四溢，令人作嘔。這些死尸都是軍人。”這一記述。見于《危城脫險記》，收在一九七九年在台北出版的《南京大屠殺》（台北市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一書中，在該書的主要部分《陷都血淚錄》（舊著翻印）中還這樣記述，這些死尸“多達二万余具”，尤其是“從下關到鎮江的揚子江沿岸這一帶偏僻地方，全是這些死尸”（第五十一、二○六頁）。 關于發生在幕府山背后揚子江岸邊的慘劇情況，南京守軍軍官鈕先銘也有敘述。在他寫的《還俗記》（一九七三年，台北市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中，就當時在上元門永清寺（后改名為雞鳴寺）當和尚進行避難的情況，作了詳細敘述。我們可以從這本書中，了解到新的事實，那就是在大灣下的沙州（幕府山背后）——從永清寺起至揚子江支流過去一、兩公里——曾有二万俘虜被屠殺。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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